渴望创造的主体论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者论文,主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1)02-0243-07
一
人的存在，以其是否努力可以辨其价值，而努力的人总希望有所创造，这在文学领域更是普遍的现象。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就走上了一条不断追求有所创造的艰难道路。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回眸这一历程的时候，便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到刘再复的身影。无视其存在或将其妖魔化，显然是不明智的。即使对变化中的刘氏有着这样那样的不满，我们也不能忘却起码的历史事实。这一事实是，时代的机遇与文化的交汇，特别是刘再复本人的切实努力，使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作为理论批评家的刘再复，同时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诗人。深沉的理性和浓挚的激情，在刘再复的“内宇宙”中既成全了他的理论，也成全了他的诗，使他显示了一位诗人型学者的“存在”特色。
依其主要的求索内容，刘再复探索前行的足迹大致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是作为青年学子的求知阶段。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刘再复由大学步入学术机构，在时代动荡中经风雨、见世面也受熬煎，其真切的经验和体验对他后来的“文学的反思”助益很大。二是作为鲁迅研究新秀名世的学者阶段。大约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刘再复或与他人合作，或独立撰写，出版和发表了几部有影响的著作和多篇扎实的论文，使他在“鲁学”领域迅速崛起，同时他也从鲁迅那里得到了丰富的思想启迪，影响到此后探索的方向。三是作为文艺理论批评家驰骋文坛的创造阶段。大约从80年代中期到末期，刘再复集中关注着文学作为“人学”的奥秘，并给予了深切的探询。他的《性格组合论》和《论文学的主体性》，便是他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连同他在此期间所写的其它相关的学术论文或批评文章，以及他与林岗合写的专著《传统与中国人》，都在积极建设的意义上，确立了一个有着深刻理性和充沛激情的理论批评家的形象。他既属于文学，又超越了文学，是对文学与人学的双向交叉建构，也是刘再复作为一个理论批评家走向“自我实现”的主要成就，为他在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写下了光彩的一页。四是作为漂泊中的文化人阶段。从那个80年代最后一个年头的夏日至今，刘再复仍然在文学园地耕耘不止，既是一位行吟诗人，又是一位在更为宏阔的理论领域进行探索的思想者。他在世界华文文学界的评论与活动，积极的作用仍是主导的方面，即使在大陆学界也还是有着一定的影响。不过本文关注的主要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批评实践，拟从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角度，给予必要的总结和反思。
刘再复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坛上的出现，并非出于历史的偶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刘再复，是新时期文学理论渴望更新和创造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重要人物，同时也是中西文化碰撞融汇中促使“人学”崛起和深化的一个不惮于前驱的学者。他承受着开放时代的风云际会，在广阔的文化背景或人文思潮的影响下，选择、裂变、融通和创造，展开他一步一个脚印的理论追求和批评实践。他在质询僵化的文艺理论和创作上的贫瘠这种“文革”综合症时，便强烈地意识到了鲁迅美学思想的重要意义；他在潜心研探鲁迅美学思想时，又强烈地意识到了“性格组合论”这种课题的重大学术价值；而当他刚刚完成《性格组合论》的写作时，又将更为宏大的课题“论文学的主体性”置于了自己的案头。在这种套环滚动式的加大加快的学术演进中，人们在领略和品鉴这位求索者的辛勤劳姿与思想果实的同时，分明也能看到变革时代的特定氛围对他施加的巨大影响，催他奋进，马不停蹄，但也使他行色匆匆，慌促乃至浮躁，留下了不少遗憾。
二
刘再复对文学批评活动持有神圣的信念，执奉的是“有为”的文学批评。他在1984年12月为《评论选刊》写的祝辞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当我意识到评论工作者负有审美再创造和自身再创造的双重使命时，我才深信自己的评论有益于文学；当我超越小生产的眼光而向世界投以开放性眼光时，我才深信自己的工作有益于社会。”综观刘再复的批评观念和活动，他所追求的这种“有为”的批评，虽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与其观念方法的更新、思维及批评空间的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学者称20世纪是科技飞跃、人文张扬而导致方法纷呈的“方法世纪”。不过这种情形在中国的“五四”时期初显露端倪之后便陷入了沉寂。直到姗姗来迟的“新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波浪式展开，人们才终于迎来了方法论的热潮。从实际情形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发展到1984年，已经达到了相当活跃的程度，并在方法更新的意识强化方面表现了出来。这时的刘再复，对此亦可谓是既得风气之先又领风气之先。他不仅热情地评价林兴宅运用系统论方法研究阿Q的论文，而且自己在探究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时，也较好地运用了系统分析和结构分析的方法。相应的两篇文章《用系统方法分析文学形象的尝试》、《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发表后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刘再复在1984年的几个座谈会上，都从方法的更新和思维的拓展的角度做了鼓舞人心、启人心智的发言。他一再强调要改变文艺工作者的异常心态，呼唤心灵的自由，更新方法观念，拓展思维空间，力主培养评论家的开放性的世界眼光和建设性的文化品格。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写于1984年底的《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一文中。在综评中，他对80年代初以来的文学批评及研究方法的变化趋势作了四点概括，即由外到内，注重对文学内在规律的研究；由一到多，注重从多种角度来观察文学这一有机整体，并用多向多维的思维方法代替单向线性的思维方法；由微观分析到宏观综合，注重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对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进行系统的宏观分析；由封闭体系到开放体系，注重吸收外来文论和其它学科的思维方法来考察文学。在1985年这个“方法年”里以及此后的“余热”中，刘再复的方法意识更加趋于深化，批评主体的自觉意识显示了更高的追求，这就是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展开对“文学的反思和自我的超越”，在以“人”为思维中心的理论体系中，积极择取各家各派的能为我用的思想方法，借以获取深层次的思维空间的充分拓展。为此，他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努力。
其一，更加积极地倡导方法的更新，探讨方法更新和实践的规律，寻求拓展思维空间的具体途径。这种努力意向，鲜明地体现在刘再复一系列或长或短的文章中。如《文学的反思和自我的超越》、《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古老题材的新发现》、《杂谈精神界的生态平衡》、《思维方式与开放性眼光》、《研究个性的追求和思维成果的吸收》等，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或语境，反复阐发和强调了方法更新和思维拓展的必要性、重要性。正是新的文化与理论背景，使他获得了新的方法、新的参照，看到反思文学的必要，看到人的主体性存在，提出重新阐释文学、保持精神生态平衡、开拓思维空间和建构研究个性等一系列重要的文学命题，在激活思维、促进创作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1](PP.148-149)。
其二，积极组织和团结文艺理论批评界的同仁，为切实推动我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前进，作出自己的贡献。人们在考察一位理论批评家的业绩时，常常就他的论著本身进行判断，这是有道理的。但对那些同时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理论批评家来说，则是不够的甚至是有失于公正的。一位理论批评家只知关起门来搞自己的东西，成果或许多些，但较之于那些既搞研究又担当领导职务的“两肩挑”的人来说，实际贡献未必更大。因为后者能够在组织活动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往往是难以估量的。刘再复的情形正是这样。他在于80年代中后期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期间，脚踏实地地做了不少工作。这对他个人的科研写作有时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由于时间紧张，行文匆匆而又时或限于概评，就多少影响到他自我设计的科研进程和成果的质量。但他担当所长期间对全国文学理论批评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作用，却是有目共睹的。尤其在倡导方法的更新和思维的拓展方面，可谓是不遗余力。在各种会议上，他经常热情洋溢地为此“鼓与呼”或作出种种建议和安排。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就是由他倡议并主编了《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历史已经或仍在证明，刘再复和他的同仁们为“文艺新学科”所做出的贡献，确是功德无量。
其三，积极从事文学批评，在观念方法的更新、思维方式的变革乃至语言符号的置换等方面，身体力行，致力于自我的超越。刘再复在一些综述、序文之类的文章中，尤其是在一些探讨文学方法、思维规律的文章中，倡导过许多具体的文学批评方法、诸如系统论方法、比较文学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原型批评方法、模糊数学方法、符号学及语言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文艺美学及接受美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等，他曾经热情地向读者大力推荐一些学者运用新方法取得的成果，这些都在较大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这些文章中注入的他个人在新方法、新思维引导下产生的新观点、新思路，对读者的启示作用最为明显。如他对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反映论给予了激烈的抨击，这既体现在他80年代初期写的《关于“文学任务”的思考》等论文中，也体现在他80年代中期写的《文学的反思和自我的超越》等一系列的论文中；既体现在他对老舍、俞平柏、张天翼、何其芳、王蒙、刘心武等作家的评论中，更体现在他那比较精纯的理论探讨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中。就对新方法的化用而言，刘再复对系统分析方法、心理学方法和模糊数学方法等，有着相当成功的实践，尽管是局部性、随机性的化用，但对拓展思维空间和超越自我局限，在当时显示出了某种优势，并起到了一定的表率作用。特别是当他初步建构了以人为思维中心的开放的辩证的方法体系和思维空间的时候，其总体上的人文主义批评特色也就愈益鲜明。这种特色独具、个性张扬的批评实践，在他的深评巴金的《随想录》、概评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以及重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关论文中，都有着成功的也是充分的体现。而在他理论建构的代表作《性格组合论》和《论文学的主体性》中，则达到更高的理论境界，进入了更为广阔的理性自由的思维空间。从刘再复的批评实践和理论建构中，人们不难发现他对祖国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的巨大关切，进而更可以发现，他的关切早已越出了文学而进入了以思辨和逻辑见长的人学，在深刻的层面上更加关心着人，尤其是中国人的命运。在刘再复这里，所谓方法的更新、思维的开拓，都归本于对人的更新、对人的开拓。这就是对现代文化哺育下的真正现代人的积极设计和热情呼唤。在这里浓浓地凝聚着刘再复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使他自然而然地汇入了超文学的20世纪末叶的人文主义思潮。
三
刘再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批评家和学者，他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创新型的文学理论家。综观其探索文学理论的思想轨迹，便是从性格组合论进至文学主体论。其最有代表性并卓具影响的思想成果，便是专著《性格组合论》和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而合著的《传统与中国人》则是前二者潜蕴的超文学意向的延宕和呈露。
《性格组合论》是刘再复由研究鲁迅转向主要探讨文学理论的一个起点，主要写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他对“性格组合”问题的思考则始于撰写《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时期。来自于鲁迅思想的启迪，使他的理性和激情再次融汇起来，他决心将前贤对人物的直观描述，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构筑相应的理论体系。同时他也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课题的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即对反拨多年来中国文学在写人上的单调和苍白、将人置入神本主义或物本主义的模式而造成的“人的失落”现象，具有相当急迫的现实针对性；并且对文学与人的内在联系和人物内在的性格世界，能够在人的本体论的层面上进行理论把握，从而构成对既有文艺理论体系的突破。这样便形成了他相当鲜明的求索意向，他说：“我觉得无论从事文学研究还是文学创作，都应当研究人，研究这种世界上最复杂、最瑰丽的现象，可称为‘第二宇宙’、‘第二自然’的瑰丽现象。”[2](P.508)
从探究“人”这一莫大的命题而言，“性格组合论”只是这一母题的子题。刘再复探究这一子题的动机，固然直接导源于鲁迅对《红楼梦》的一段评论，即说曹雪芹打破了“叙好人完全是好，叙坏人完全是坏”的写人传统。但其动机的形成及其复杂性，却必然会使人们想到更为悠久和宽广的中外文学史的启示，以及新时期日趋浓厚的反思理性导引下的时代氛围、时代精神的孕育，同时也不可忽视在“文革”中也曾陷于迷误之中的刘再复对自我心灵的自省和理解。解开“人之谜”，这是古希腊神庙上的神谕，对人类来说更是一个永恒的困惑和诱惑。但就每一个试欲破译“人之谜”的个人来说，却无不与他个人真切的生命体验相关。从人类既有的思想库存来看，意识到人自身的复杂、看到人之性格世界或内宇宙的风云变幻、气象万千，也绝非是从刘再复开始的。但此种可被视为人类原型母题的“人之谜”的凸现，却总会在历史的、尤其是文艺的某种情境中，引起有心人的注意，给予其重新的思考。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就是这种再思考的产物。这是基于现实的需要性之上的，刘再复显然不是在搞什么“纯学术”。他在《关于〈性格组合论〉的总体构思》中便明确指出，既往的文学观念中存在三种片面性：不准讲人的本体论；仅注意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敢涉入人的深层心理世界。正是针对这些严重的偏颇，刘再复踏进了人的本体研究，提出了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意在“促使我们的文艺创作向人性的深层挺进，更辉煌的表现人的魅力”[2](P.509)。而就“性格组合论”的构成来看，则是以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为理论核心的相对自足的理论体系，具体涉及了六个密切相关的命题：关于文学史上人物性格塑造历史的考察；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在若干基本结构类型；人物性格二重组合的实现过程；人物性格二重组合的哲学依据；人物性格二重组合的心理基础。这显然是相对完整的性格组合论的系统展开。作为性格组合论的中心命题，“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是其来自有、屡验不爽的，并有着相当充分的哲学依据和心理基础。这种原理指出，从性格结构上说，典型不是单一化的，而是具有包含着肯定性性格因素（如善良、勇敢等）与否定性性格因素（如残酷、怯弱等）的二极性特征，众多性格元素无限多样的有机统一或对立统一，形成了人物性格世界的张力场，并在一元二重组合的过程中，构成真实而生动的复杂形态或圆形（或凸圆形）的人物典型性格，从而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对人物性格世界的新考察，具有着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多重眼光，尤其是对人物性格的深层精神结构有穿透性的把握，确实在总体上突破了此前深受极“左”思潮影响下的典型论（如阶级典型论和共性个性复合论等）。其论述的细密、深邃和新颖也令人刮目相看，是新时期文学理论领域富于建设性的一次扎扎实实的拓进，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对人的集中关注，势必导向对人的主体性的整体探索；对作品人物主体性的潜心考察，势必诱发出对整个文学主体性的浓厚兴趣。于是，刘再复从性格组合论侧重于对对象主体的研究，扩展到整个文学主体性的研究。这种研究方向的确定，除了刘再复本人学术个性方面的“内因”之外，至少还有这样几个“外因”值得注意。一是来自新文化、新文学传统中对人之主体性予以关注的人文思潮的影响。其中，又尤以鲁迅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立人”思想以及真善美统一的美学思想，胡风继承鲁迅并结合文学实际而大力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钱谷融、巴人等对“文学是人学”的初步探索，和李泽厚的主体论哲学、美学思想等，对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影响较大。倘若没有本民族20世纪以来的这条思想史的“长线”，大概也不会有刘再复这位“跳远能手”。有人曾谓诗是带着枷锁的跳舞，那么，刘再复的主体论则是带着这根“长线”的跳舞。其中，由于刘再复与李泽厚是好友并直接受其思想的影响，基本上可谓是与时共舞，舞姿的优劣之处也颇接近。二是来自外来人文思潮的影响。在新时期开放的人文环境中，刘再复对西方关于人的种种学说有着广泛的涉猎，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原著思想的积极吸取之外，还对当代西方各派的思维成果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对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德国的接受美学和萨特存在主义的自由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歌德的人格论文艺观、韦勒克的文艺内外规律说以及西方现代哲学主体论等，也有程度不同的借鉴和化用。没有这种对西学的“开放眼光”和“整合创造”，也就不会有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三是新时期兴起的反思文学、重估历史并趋于“内化”的文学思潮的影响。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进入80年代中期的文学观念已经明显发生了变化，如从“阶级的文学”观进到“人的文学”观，从对文艺“外部规律”的执着进至对文艺“内部规律”的探幽，从对文艺“反映论”的皈依进到对“主体论”的热恋，等等。这种渐成气候的新潮对身处新时期文坛漩涡中心的刘再复来说，自然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旨在重估中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探索失败原因和发展途径的文学思潮中，不少人实际已经先后不同地注意到了作家主体的作用，对创作论、创作心理、直觉和潜意识、“内向化”等有关问题的讨论，就是一种突出的表现。
正是在各种因素积累、结合的基础上，刘再复形成了自己对人与文学关系的整体性思考，凝缩成《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1985)一文发表。文中明确提出，文学研究以人为思维中心，就是要给人以创造主体性的地位，给人以对象主体性的地位，给人以接受主体性的地位，并对这三个主体的概念及内涵给予了简略的论述。这篇文章仿佛是一个提纲挈领的预告。不久，刘再复的近5万字的长文《论文学的主体性》问世了[3]。很快便引起了争论，同时也掀起了一次理论批评的探索热潮。人作为万物之灵长，其所建构起来的主体性是其超生物的生命体系中的硬核，是人之为人的类本质。刘再复对此执信不疑。他说：“主体，就是指人，指人类。主体性是指主体当中那些真正属于人的特性。用更科学的语言表述，主体性是指主体自身所拥有的、并且体现于对象世界的人的本质力量。”[4]当他将这种对主体、主体性的基本理解在文学领域生发开去时，主要从三个方面予以论述。其一，论述了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前提，认定人的主体性包括实践主体性和精神主体性，而文艺创作的主体性也包括两层基本内涵，一是文艺创作要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把实践的人看作历史运动的轴心，看作历史的主人；二是文艺创作要高度重视人在历史运动中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其中尤其要看重主体中情感的创造功能。其二，比较详细地就对象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这种“三分天下”的情形及各自的内涵和实现途径，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认为对象主体的实现，是首先要赋予文学对象结构中人的主体地位，其次则要求作家尊重人物的这种主体地位，不以物本主义和神本主义的眼光，把人物变成任人摆布的东西和没有自由的偶象。据此，他提出了一个创作中的“二律背反”公式。创造主体的实现，体现了作家内在精神主体的运动规律。从心理结构角度看，要求作家超越人的低层次需求而升华到自我实现需求的精神境界；从创作实践角度看，则要求创造主体具有超常性、超前性和超我性，由此进入充分自由的状态，并自然而然地获得高度的使命感，包涵着深广的忧患意识和人道精神。接受主体的实现，表现在人于接受过程中发挥出审美创造的能动性，主要通过两个基本途径：一是通过接受主体的自我实现机制，使欣赏者超越现实关系和现实意识，获得心灵的解放，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自觉本质；二是通过接受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激发欣赏者审美再创造的能动性。而批评家作为接受者的高级部分，除上述外，还要实现两个超越：在充分理解作家的同时超越作家的意识范围，通过同化和顺应两种机能超越自身的固有意识，实现审美的和自身的再创造，获得接受主体性和创造主体性的双重性质。其三，通过对反映论文学观和现实主义的历史考察和反思，指出其历史的合理性和被凝固化之后的片面性，说明了全面探讨主体性的目的和意义，即摆脱机械反映论的文学观念的束缚，重建我国新时期现代文学理论体系。
从《论文学的主体性》可以看出，刘再复已由方法更新、思维拓展的鼓动提倡，进至更高层次的理论实践；已由《性格组合论》对文学对象主体的集中关注，进至对文学主体的全面多维的主体观照。其探索前行的思想主脉，便是竭力彰显文学主体论。这从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角度来看，应运适时，文思独运，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此前固然有像胡风那样的文艺理论批评家，比较多地涉入了文学主体论，但由于太牵就于当时通行的现实主义而造成了自身理论的不彻底和自相矛盾。相比较而言，刘再复则要彻底得多、系统得多。虽然他们在遭逢非学术的批判和打击上有些类似，但从理论上看，刘再复的文学理论更具有建设性和当代性。在具体阐述文学主体性的思想时，尽管不及《性格组合论》那样充分和缜密，但许多具体的论述却深刻精当（这连他的论敌也基本承认），对理论的发展和创作的实践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其中尤其是对机械反映论文学模式的拆解和颠覆，对文学主体的非自觉性所具有的创造潜能的重视，对情感或心灵感受的审美创造性以及对批评家个性的强调，等等，都相当精彩、独到，具有较大的启发性。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刘再复文学理论所具有的“超文学”的“人论”倾向及价值。如果说他在《性格组合论》中，以“人”为中心的思维已使他侧重于冷静的观照，着意于透析人之性格世界的真相，说明人是什么，那么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中，则在全面观照人之主体性的同时，相对侧重于在理想图式中阐释人的本质，在说明文学主体应当如何如何之时，在深潜的层面上，更着意于说明人应是什么。这就把“文论”和“人论”紧密地结合了起来，相互生发而成“人文之论”。亦即从“人论”出发，集中关于“文论”，在话语推衍中又从“文论”潜回，更加深切地关注“人论”，由此形成了时代感很强并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文之论”。这种“超文学”观的存在，势必会促使他对“人论”本身产生愈来愈浓厚的兴趣。如此说来，他领衔撰著的《传统与中国人》等“人论”专著，就不是偶然的了，其使命感导致的参与意识与某种政治的交锋也便毫不奇怪了。从渴望更新文论视野，到希求改造社会人生，刘再复的种种努力，是很难被人们遗忘的。
四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刘再复是一位渴望创造的主体论者，其对创作主体、对象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相对界定和论述，都维系于渴望创造创新的根本目的。也正是因为有此支点，他才会有那样的胆识和激情。可以说，强烈的创造冲动，包括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冲动，恰是刘再复全力投入研究、写作及文学活动的主体性根源。他的理论批评与其诗文一样，都包含着他自己的体验与情感，由此他也走上了强化“自我意识”的自我实现之路。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刘再复以《论文学的主体性》为代表的文学理论，只是在特定语境中的有限言说，自然难免有不足之处。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理论建构存在不足。刘再复依据的主体论本身带有西方古典哲学色彩，对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平衡注意不够，同时侧重于一般主体性而忽视特殊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对马克思主义主体论与中国人实际的结合尤其不够[5]，所以他在强调全方位回归文学自身、回归文学主体的时候，在一般主体性层面将文学主体“三分天下”而各予分说，对“三主体”之间的复杂万状的关系以及任一主体内部运作过程中的自我分化、裂变乃至异化的情形，就明显阐述不够。在强调“内宇宙”的瑰丽神奇（实际并非总是如此）时，却多少忽略了对“外宇宙”与“内宇宙”之间复杂关系的论述，于是对更大的存在系统即“天人合一”的系统缺乏更具说服力的把握，以致在科学人文主义的追求方面留下了遗憾。如今，当文艺生态学的绿色之思更多地为我们所关注的时候，当我们感到了“人道僭妄”的时候，这种遗憾无疑还要加剧。其二，理论倾向亦有负面影响。对人之主体性的强调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当时对人与文再获“解放”的主导作用是积极的。然而物极必反，对“自我”、“人性”及“自我实现”的持续推崇，使主体一般性遮蔽了主体特殊性，对新时代呼唤的新主体缺乏正确认识，使不少人的“自我”中心意识逐渐膨胀起来，在个人性、自由和爱（一般主体性内涵）的话语包装下，暗渡陈仓，踏上了极端个人主义的不归路。这实际也从另一方面压抑了人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创造性，即使自以为是创造，也不会得到普遍承认。表现在文学上也是如此，因为狭隘的自我实际很难在文学上有重要的创造。其三，激情与理性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具有诗人气质，冷静的思考便相对不足，观点上亦容易出现反复，同时伴随对“内宇宙”或人之主体、个性的理想主义信念，刘再复在具体批评实践中有时也出现了过于浪漫的臆想，他对新时期后十年文学的乐观预测，就早被后新时期文坛事实所证明，基本是一个美丽的梦幻。其四，表达方式存在问题。他在“整合”运用一些新观念新方法时，尚未臻于圆熟之境，一些论述过程的中介环节被忽略，诗意渲染也使一些概念语词欠清晰准确，甚至在具体论述中有时也不自觉地模仿了那种机械反映论文艺观守持者的独断口吻，给他的理性与激情复合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的形象，添上了复杂的色调。比如他的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相对来说，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新时期文论方面的力作或“拳头产品”，然而也还是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疏漏乃至偏颇之处，可以指谬和商榷的地方可谓不少。不惟如此，它与刘再复自己构想中的《文学主体性导论》这部专著的要求[4]，也明显有着较大的差距。
凡此种种，也表明要批评刘再复，确实并非无话可说。但这种批评理应是学术性的、建设性的，要具有增益性或再造性，而非爆破歼灭式、扫地出门式的，因为“大批判”只能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如果说好的文学作品自应具有一种“召唤结构”而能诱发再创造的话，那么好的文学理论批评也应如此。刘再复的文学理论批评，从主导方面来说，就是如此，对其进行总结、反思，当对新世纪文论的重建亦不无裨益。
收稿日期：2000-02-16
标签：文学论文; 主体性论文; 刘再复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人物性格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性格组合论论文; 鲁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