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美国经济发展50年之比较——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美国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世界GDP水平为衡量标准，麦迪森认为“1950 年对于测度战后成就是一个有用的起点”，因为我们可以确定地说那时世界经济已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但具体到某个国家，又有其个别性。就美国而言，即使在战时（1939—1944）GDP水平也较战前（选定1938年为标准）高； 而日本则到1951年才恢复到战前水平，所以本文选取的时间段，是两国政治、经济发展已较正常的1953年以后，以排除造成巨大波动的战争因素。
本文以日本和美国经济发展作比较，除了由于两国是当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对世界经济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之外，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50年来两者经济都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相比较起来，更具有鲜明的反差，而且恰恰说明了两种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产生的完全不同的效果。
本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经济增长迅速，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人均实际GDP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1913—50年）为1.6%。当时英、法、德、意都分别只有0.8%、1.1%、0.3%和0.8%，日本也仅为0.9%，同时，其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1.6%（1913—1950），几乎是1870—1913年的5倍。而到了1950—1970 年这一“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美国经济虽然增长率也在提高，升高到人均实际GDP 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2.4%， 但较之当时迅速发展的欧洲和亚洲都显得相对逊色和低迷，英、法、德、意的人均实际GDP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5%、4.0%、5.0%和5.0%，正在崛起的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地区等也达到了5%—6%，而最引人注目的日本更是达到了8.0%。 曾有人预言，以1963—73年的速度发展，日本将于1985年超过美国人均收入，并于1998年在总产出方面超过美国，赫尔曼的《正在上升的日本超级地位》和沃格尔的《日本第一》都预言不久的将来国际地位的倒转。然而，事实上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亚洲奇迹”也没有以一种简单的趋势延续，日本确实在经济地位上有所上升，但却是以比趋势预测低得多的速度，1973—92年日本人均实际GDP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降为3.0%， 年均GDP增长率也只有3.7%，1993年以后基本处于无实际增长状态。1997 年联合国的一项报告统计预言1998年日本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只能增长1.5%，而目前经济学家们预测只能达到0.23%；与之相反，美国的经济一直稳步增长，在保持低通胀的情况下（1983—1993年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均每年复合增长率为3.8%，当时英国、意大利分别为5.2%、6.4%， OECD国家平均为5.2%），持续人均实际GDP年均复合增长率1.5%，和GDP年均增长率2.5%（1973—1994），同时， “1984—1993年失业率实际上低于欧洲的平均水平”。1990年以来日本金融危机，英法经济萧条，墨西哥的“龙舌兰酒效应”，泰国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世界各国经济频繁波动与萧条的状况下，美国经济还能持续、稳定的发展，事实上，联合国在1997年的这份报告中预测，即使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还将达到2.5%左右，而根据1998 年第一季度的情况经济学家们预测会达到3.0%以上。
一、对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研究
现代经济学家对经济的量性增长和质性发展的划分、区别和联系进行了不断的争论，为了深入比较日美两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研究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发展途径所产生的不同经济增长效果，本文不再区分质与量的情况，而将所有经济要素量上和质上的进步统称为经济增长。
经济学理论说明，如果初始生产率水平低的国家能够提高投资率，增强人力资本，为输入外国技术而开放其经济，那么它们将从落后的机会中获益。日本在1950—73年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格外顺利，其原因在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配置良好，难怪克鲁格曼在他的著名论文《亚洲奇迹的神话》中断定：“这种增长源于投入品的快速增长：就业的增长、教育水平的提高、大量的物质资本的投资。”（当然，同时我们也要承认，50、6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不同于70、80年代的新加坡、不像其他“东亚小龙”，其增长有高投入增长和高效率增长两种因素，关于这点我们将在下面论述。）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学家们也逐渐相信日本的潜在产出的增长率不超过3%， 而且这样的增长率必须以很高的投资率来保证，几乎是美国GDP的2倍。任何国家所拥有的和所能得到的投入物总是有限的，当这些有限的可以开发的资源都被开发了以后，经济就进入一种很难再加快增长速度的低迷期（这一点可由现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来证明）。日本经历了1950—73年“黄金年代”的高速增长，其大部分可投入品已投入生产循环，此后投入品减少是造成日本经济发展速度减慢的原因之一。建立在投入增长基础上而不是单位投入的产出提高上的经济增长最终会不可避免地遭遇收益递减问题，这样的投入推动型增长是有限的。
众所周知，维持一国人均收入的增长只可能是每单位投入产出提高的结果，即经济增长的质性表现，先进技术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即技术要得到高效和广泛的利用必须作出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调整，技术进步是其潜在的必要条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允许的来源。正如各种观点的经济学家都已承认的那样，新产品与新工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源泉，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与竞争的推动力。
美国经济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的辉煌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利于其技术进步速度的极大提高。在1913—50年期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增长2.5%，比1870—1913年的1.9%大大加速了，新的增长率比1820 年以后的世纪中英国的增长率快两倍以上。更进一步，这种加速伴随着物力资本存量比19世纪更稳健的增长。具体表现在，首先，与1820—1913年相比，1913—50年美国以更大的新投资投入机器设备。这类投资具体表现为技术上的变化比建筑上的变化更快，机器设备由于技术过时而被更早地废弃的事实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1950年资本存量中机器设备平均年龄是6.4年，而建筑的平均年龄是19.3年。其次， 也由于反托拉斯法迫使美国公司为了生存而投资于研究与开发，得到相应的大大加强。1913年左右，美国制造业大约370个研究单位雇用了33500名左右的研究人员，到1946年，有2303个研究单位几乎雇用了118000人。1946年美国制造业每1000个工资收入者中就有4个科技工作者，是英国的5倍。
1950—1973年期间，美国经济相对西欧及日本等国的增长速度要低出3到4个百分点，而日本则出现空前高的增长率，这让我们有机会对日美经济模式及其规律性进行深入探讨。日本有这么高的增长率一方面是它的生产率起点低，以至于它可以在追赶中获得大量的红利，而不会受生产率前沿所限制，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增长不仅有量性增长，很大一部分是质性增长，只是它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建立在模仿创新的基础上。它通过不断的复制在美国发展起来的消费模式、技术和组织方法，追赶美国的生产率。60～70年代日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在钢、汽车、电子、数控机床，近年来又在计算机方面，大部分是在最初进口技术的基础上，取得了世界“最好实践”的生产率水平，表现了明显的“后进优势”。与日本正好相反，美国处于生产率前沿，朱留斯·瓦尔夫在1912年提出，库兹涅茨在30年代和40年代也反复提起：由于我们已发掘尽较容易的发明，待发现的所剩无几，而未知的则难以深入，因此，我们可能已到达技术进步减慢的那一点。朱的预言未必十分准确，但美国的经济增长减缓确实与技术进步减慢有必然的联系。所以索洛在1993年指出，由于“反求工程”当前已太发达，美国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自主创新，最后反而不如日本模仿创新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好、成本低，盈利落入日本手中。
但一项技术革新，到底产生什么效果，在不同时期，因创新的不同内容，对不同性质的创新是不尽相同的，也不会是简单的趋势延续。保尔·大卫1991年曾指出，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很难测定，但一旦被测定出来，将引导美国进入生产率反弹。90年代以来，正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推广，美国出现了“知识经济”的胚胎，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与之对应的是，由于知识产品周期较短，“反求工程”的速度往往跟不上其变化的速度，模仿创新进入了很被动的局面。日本在模仿创新上的投入是全部技术开发投入的2／3，自主创新只占1／3，而美国正好相反，经济实力和科技能力的限制使日本自主创新要想迅速发展成为不可能。综上分析，这应是日本经济在90年代以来无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
二、对两种模式的简单模型分析
对于经济增长量性和质性模式（即投入推动型增长和效率提高型增长），经济学界已作过充分的研究。本文试图讨论的经济增长模型是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两种经济增长模式。
在模型讨论之前，我们先设定在相同的时期，所有同种产品的销售价格是相同的。这点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当今和未来，其经济意义非常显著。为讨论方便，我们将成本分为两类：技术成本和管理成本。一般认为成本是发起或消化此创新所需的科技知识的成本，而管理成本则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固定资产投资成本，二是为操纵技术并成功地把它带进市场所需要的获得经验的成本，三是克服任何与厂商周围一般基础和其他经济与体制条件有关的“区位劣势”的成本。然后对应于产品的导入、成长、成熟三个阶段的生产周期，我们将生产活动分为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大规模生产三阶段。在导入阶段，由于是创新阶段，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和科技投入，技术成本相对来说是非常昂贵的，而固定成本投入较少，产品较少，不存在剧烈的竞争，只需适当地表现其功能就能成功地打入市场，需要的相关技能和经验也最少，需要的地方优势水平可能相对以后的进入者来说较高，但总体上来说，管理成本在导入阶段最低。进入成长阶段后，相应地我们认为模仿创新成为可能，也正是模仿创新对产品的不断改进、推广，使产品真正进入成长阶段，此时，技术成本相对自主创新阶段显得要低。这也是大多数厂商选择模仿创新的原因，而生产的增加，加大了固定资本的投入，产品基本定型，市场受到考验，重点转移到生产工艺方面，需要的相关技能和经验增大，同时对地方优势的需要水平开始减弱，就总体来说，管理成本开始增大。产品最后进入成熟阶段，这时候我们认为技术基本公开，是进行大规模生产的阶段，技术成本变得最低，而大规模生产要求大量的固定资本，产品大量增多，竞争激烈，企业经营的关键转为抓住市场占有率，所以需要的相关技能和经验最大，同时对地方优势的需要进一步降低到最小，总体而言，管理成本变得最大。技术成本呈递减趋势，管理成本则呈递增趋势，这样作为技术成本和管理成本之和的总成本就是一条U 型曲线，总成本线的最低点就是我们认为经济单位盈利最大的点，引申到国家也就是经济增长最大的点。国家是选择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以求获得最大经济增长（一般不大可能在大规模生产阶段），则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产业的具体技术成本和管理成本而定。
50—70年代，美、日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前者是依托自主创新提高生产率的模式，后者是依托模仿创新提高生产率和加大投入品相结合的模式，而给后者带来经济繁荣的主要因素则是模仿创新。有的学者认为，1957—1971年，日本的8.81%标准增长率中，4.86%来自全要素生产率，3.95%来自要素投入。对这段时期的经济现象进行考察，发现日本的管理成本要比美国的管理成本小得多，这一点也一直被公认为日本企业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的关键。正是由于管理成本的不同，造成美国的经营成本在自主创新阶段达到最低点，而日本的经营成本则模仿创新中达到最低点，至于美日之所以分别选择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有各自的经济、技术条件及制约。美国经营成本的最低点要大于日本经营成本的最低点，说明了为什么当时美国经济增长要比日本来得小，来得慢。
但这里面隐含的一点假定是必须注意的，即产品的导入、成长、成熟三阶段周期对应于生产活动的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大规模生产三阶段周期的设定。这一设定是有条件的，只有在产品的创新周期足够长，远远大于“反求工程”时，使得模仿创新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并操纵这一技术，并且和自身优势结合起来，才能生产出更优质更经济的产品来。50～70年代的创新产品大部分集中在重工业行业、重加工行业，其产品周期长，一个技术掌握以后，可以有较长时期的模仿红利。日本当时就是这个红利的得主。当产品的创新周期短到“反求工程”速度跟不上产品更新速度的时候，产品的三阶段已无法与我们设定的三阶段生产活动相对应，只剩下自主创新阶段，这时，只有自主创新的国家才有资格进行该项产品的生产活动，而其他没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则来不及模仿，也就无从生产该项产品。80—90年代以来，处于生产率前沿的产品转向计算机、信息产业。这是一项瞬息万变的技术，其产品周期非常短，而且正在不断缩短。以计算机为例，基本上每年更新一次，而且周期越来越短。在美国出现这种“知识经济”胚胎，自主创新大有用武之地的同时，日本经济碰上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模仿找不到方向，经济失去增长点，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到1997年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自1974年石油危机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三、 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产生的不同经济周期及对世界经济周期的一种设想
如果说以计算机、信息产业的出现来证明模仿创新经济模式不如自主创新有效是种特例证明，那么我们也应看到两种经济增长模式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的经济环境中各有利弊。自主创新可以促成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而过多的模仿创新则会造成过度投资，最终导致商品的供过于求、信用危机的严峻化，萧条也就到来了。
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察看一下美国的经济周期和日本的经济周期。自1929年的经济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和萧条，一直保持平稳的增长，而日本则恰恰相反，出现了惊人的快速跳跃，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持续的低迷状态。从1953年到1994年美国和日本的GDP增长率的变化，我们发现日本的经济周期比美国要短得多， 这段时期美国基本上没有出现经济周期性变动，而日本则是数度起落。再从波动幅度来看，日本的经济波动远远大于美国，1968年日本出现了－59%的增长率，而1969年则有239%的巨大增长率，当然1969 年猛增的一部分是由于1968年的基数太低，但不能否认其变动之大是30年代以来各个发达国家之最。再看自1992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增长又是一个罕见的“零增长”状态，而在此期间，美国的GDP增长率最高为12%， 最低为1-1%，落差只有13.2%，日本则是它的22.6倍。
日本的经济增长变动为什么会这么迅速与猛烈？
随着经济循环在全球范围内运作、技术引进和国际扩散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实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的“动力器”，它们进行发明创造，首先实现自主创新，给世界“造血”，而后进追赶国家则接受“输血”，它们应用推广这些发明，并加入自己的特色，实现模仿创新。实现自主创新的国家得到了超额利润，并且在接近平均利润之前退出市场，进入下一个创新周期，所以它们经历的是技术周期而不是经济周期，经济在稳定中有所发展；而进行模仿创新的后进国家在得到了平均利润的同时，却也导致了过度投资，承受了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后果。世界经济周期形成了一个畸形的循环，与熊彼特的经济周期新模型相比，熊彼特模型中的经济是一个“复苏—创新—繁荣—危机—萧条”的周期，发达创新国家经历的是“复苏—自主创新—繁荣”的周期，实现的是一种平稳中增长的发展方式。而后进模仿国家则由于模仿创新的介入，忽略了复苏这一资本、技术积累的过程，直接进入“模仿创新—繁荣—危机—萧条”这一不完全的循环周期，经济的增长和衰落变化速度快，变化幅度大，实现的是一种突飞猛进的增长和急剧衰退的萧条相交替的发展方式，而整个熊彼特经济创新周期是在这种割裂的双循环中完成的。美国和日本正是这两种循环方式的典型，两种经济增长方式在不同时期都可以达到各自的繁荣，但分别承受的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是不同的。
再从90年代以来连续不断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来看，结果更是明显：90年代以前，墨西哥一直被奉为落后国家经济追赶发达国家的楷模，就是由于它实行开放经济引入大量的先进技术（包括组织制度的创新），进行初级的模仿创新，利用了本身有利的资源，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积压了大量商品并造成过度投资和供过于求。1994年，墨西哥由于急于加入美加的北美自由贸易区，遂模仿发达国家全面开放商品市场，超越了其经济的承受能力，从而造成国际资本的逃离和国际收支的赤字，最终爆发了金融危机，并产生了“龙舌兰酒效应”，危机持续发展。同样，1997年爆发金融风暴的亚洲各国，多是被奉为亚洲模式样板的“亚洲四小龙”之列以及“新亚洲四小龙”，它们都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大量进行模仿创新，经济迅速增长，而又都在一个高潮过后引发了金融危机，跌入了经济低谷，这说明我们应该对世界经济格局和现代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深入思考了。
结合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问题，目前我国大多数产业只能采取模仿创新（而很多企业甚至连模仿创新也没实现，只是单纯引进机器设备或因循守旧、不愿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投资）和增加投入的发展模式，这关系到将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发展程度。同时，要警惕模仿创新所产生的经济周期的大幅度波动，逐渐从某些国家意义重大的和进入壁垒相对较低的产业开始自主创新，并特别注意金融、贸易等国家经济制度和组织形式方面的模仿创新的危害，坚持从国情出发，借鉴世界先进的技术和组织制度，从世界经济体系的高度来衡量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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