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初级阶段理论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指导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级阶段论文,试论论文,指导意义论文,少数民族地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前提和重要基石，又是这个理论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精辟的部分。这个理论科学地回答了超越“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起点问题，从而解决了当代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历史地位、基本特征和基本任务作了全面阐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十五大报告在总结十三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特别是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新论断，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学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全国一样，民族地区的改革也进入了攻坚阶段，面临着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大课题。在此重要关头，能否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威力，使其成为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新起点，是关系到民族地区发展前途和改革命运的问题。本文拟对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和该理论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指导意义作一粗略探讨。
一、民族地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阶段
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历史发展看，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时间不长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就全国而言的，多数民族地区则是从封建社会，甚至于是从奴隶社会、原始社会跨越几个社会形态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从现状看，虽然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各项事业有了很大进步，但是总的说来，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也是就全国而言的，民族地区则更加落后。因此，与全国一样，我国的民族地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光这样认识还不够，还应当更深入一些，即应当进一步判定民族地区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哪一个小阶段，才能够更加有的放矢地指导民族地区的改革发展。
那么民族地区究竟处于什么阶段呢？虽然民族地区本身的发展也不平衡，有高有低，但总的来讲，还处于摆脱贫困的阶段，从综合指标上说，可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阶段。
十五大报告在具体阐述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任务时，指出初级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等等。这里所说的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等等提法，对民族地区来说，都是更加贴切的。
具体说来，80%的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的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云南、贵州、西藏、广西等八省区，大部分都处于我国的西北、西南地区，是远离我国经济中心地带、自然条件最差、最贫困的地区。1993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400元以下的贫困县共有175个，八省区和民族自治地方有131个，占74.8%。1992年底全国未解决温饱问题的8000万贫困人口中，八省区和民族自治地区占4000多万人。（注：参见《全力推进“攻坚战”——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备忘录》，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其中纯粹的自然经济基本上只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在这些地区，有的地方甚至“无电影、无电视、无报纸、无医疗”。
二、立足起始阶段的实际，进一步搞清楚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承认民族地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阶段，决不意味着把发展水平估计得越低越好，也不是为落后辩护，而是为了正确认识民族地区的实际，进一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在民族地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评价初级阶段理论的地位时，江泽民同志说：“邓小平在谈到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时特别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在我们党的文献上，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把初级阶段理论与邓小平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联系了起来，从而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提供了锐利的武器。这个论断就是宣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答案，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探讨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联系起来，更加突出了初级阶段理论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邓小平理论就是关于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理论。
十五大报告提出了党的基本纲领，对初级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做了更加具体的规定。这是对初级阶段理论的最重要的新贡献，大大丰富了我们党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实际上是在回答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以及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问题。它凝结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成果，是我们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的结果。其可贵之处在于，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就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新经济政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新观念、新看法是最可宝贵的一样。
不难看出，基本纲领所勾画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在原则上是一致的，但内容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这里，把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目标，并且把它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起来。既然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处于初级阶段起始阶段的社会主义更应当有自己的规律性，有自己建设和发展的特点。比如十五大报告讲到，“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这里所说的“有的地方”，不仅是指发达的经济特区，而且也包括落后的民族地区。民族地区在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时，既不能照搬外国的，也不能照搬国内发达地区，只能依据民族地区的实际办事。
三、准确把握民族地区主要矛盾，加速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思路
民族地区的矛盾尽管千头万绪，但是贯穿初级阶段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矛盾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应当指出，我们国家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会存在着社会生产落后与人民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而民族地区社会生产落后，不仅仅是从上述意义上讲的，还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说的，相对于内地说的，相对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说的。正是在这三个意义上说的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构成为我国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因此，民族地区必须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的中心，用发展来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
邓小平1987年关于西藏问题的一次谈话，集中体现了他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思路，那就是：坚持民族平等，加快民族地区发展，逐步缩小同国内发达地区的差距，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他说：“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进来”，关键在于使少数民族“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7页。）江泽民于1998年7月在新疆考察工作时也提出“应该多方设法加快新疆地区的发展，使新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下个世纪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注：见《人民日报》1998年7月11日。）
与全国一样，民族地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无论是解决反分裂，解决体制改革，反腐败，还是人口问题，环境问题，都不能离开发展这个根本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要把各少数民族的注意力、热情和才智，集中到民族地区的发展上去，只要我们争得这一条，我们就稳如泰山。
在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主要矛盾的同时，当然也必须充分注意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解决好其它的矛盾。江泽民主席曾经说过，民族宗教无小事。我们一定要根据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处理好各种矛盾，保持民族地区的稳定。江泽民认为：“综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最好的。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们的民族政策也是最成功的。”（注：见《人民日报》1998年7月11日。）我们要一如既往地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要按照党的十五大确定的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逐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现代化建设的支持力度，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要找准国家大政策与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结合点，实行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切忌“一刀切”、“齐步走”。民族地区更要注意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排除一切破坏稳定的因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
四、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性质，着眼于转变
十五大报告在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时，从九个方面论述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这九条着重强调的是从落后、不发达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转化，强调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把初级阶段理论的性质明确了，即它不是安于落后、保护落后的理论，而是承认落后、逐步改变落后的理论，着眼点在于转变。认清初级阶段理论的性质，对我们正确把握这一理论至关重要。十五大号召的“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也是着眼于转变的。
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在精神状态方面的差距也是相当惊人的。民族地区在全国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地区，它是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进入社会主义的。民族地区往往集山区、边疆、贫困、落后为一体，山高坡陡、交通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加上大多数地区没有经历过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造成了生活期望值低而安于现状的观念，封闭、狭隘和守旧的意识，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的思想，缺乏社会参与的心理等等。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习惯于慢节奏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善讲效益，不善讲时间，也不善勤俭节约和安排生产生活，不爱惜生存环境，浪费现象普遍存在。观念和精神状态上的差距虽不如经济差距直观，却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差距，是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严重障碍。
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和谐论”，也是不利于民族地区发展的一种观念。这种“理论”认为，民族地区落后的自然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与民族群体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谐一致，按照现有的方式令其自然发展，还可以有效地保持民族文化，而过分地强调现代化和发展生产力，会很快导致文化的消亡。形成这种看法的背景是，近些年不少研究现代化问题的西方学者，重新估价曾全盘否定的前现代文明中一切有价值的遗产，那些到过我国民族地区考察的西方人很赞赏我们这里的自然与和谐。实际上，西方人是从一种特定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国家出现了危机，即所谓“发展性危机”(developmental crisis)，这种危机与前现代化时期由于发展停滞引起的危机不同，是由于发展过度而出现的危机，引起经济、政治、社会思想等方面的严重失调、失衡、失控。但是对于正处于现代化启动阶段的我国民族地区来说，我们主张的这种类似于我国儒家追求和谐与秩序的理性或价值观，非常不利于我们现代化的启动，一个国家已经高度现代化或面临现代化危机之时，重新估价理性和价值观的意义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强调的可持续发展，决不是低生产力水平上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而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条件下的协调。牺牲环境实现现代化将得不偿失，但牺牲现代化去保持环境将被开除球籍。
至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观念滞后更是严重的问题。比如一些民族地区至今仍一味地要求在高度计划体制中才能存在的一些优惠政策，与市场经济发生了抵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出现偏差；面对日益社会化的大生产和正在形成的全国统一市场，感到茫然，重生产、轻市场的思想一时难以转变过来；存在着严重的“等、靠、要”思想，面对全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一些民族地区却仍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要特殊的照顾政策上，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思想不够。观念在社会变革中起着先导的作用。邓小平曾一再要求我们“解放思想”，“换脑筋”，这不仅是要求人们换掉错误的认识，也是要求人们换掉不恰当的价值观念。民族地区的干部群众一定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十五大报告中吸取养料，自觉地转变观念，比较快地从几千年自然经济和几十年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价值观念中摆脱出来，逐步树立创新意识，开拓进取意识，市场经济意识，现代时间观念，效益与效率观念，等等，为改变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而努力奋斗。
五、发展教育是改变民族地区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
与十三大相比，十五大在概括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和任务时，增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的内容。这一条在初级阶段理论中的分量是很重的，它的增加，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的认识深化了。“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这一对现实的估计是非常符合实际的。十五大报告深刻地认识到了改变这种现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把科教兴国的战略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近年来民族地区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行动也有了很大的进展，一些贫困地区开始办出了高效益的教育。但是，必须指出，邓小平和党中央这些可贵的思想并没有引起民族地区所有的干部和群众的充分注意，没有被完全接受，教育被忽视的现象仍普遍存在。而严峻的现实是，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与发达地区、与内地相比，差距非常之大。从基础教育状况看，1995年每千人中拥有初中生的人数全国平均水平为232.98人，而在西北、西南民族地区，每千人不足100名初中生的民族有23个。（注：参见《全力推进“攻坚战”——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备忘录》，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国家要求在2000年前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实际上相当多民族地区的县是为“普六”努力，边远贫困的民族乡甚至是艰苦地做“普三”、“普四”的工作。因此，对民族地区来说，进一步提高对教育的认识，把它作为改变民族地区面貌的关键，切实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尤为重要，尤其紧迫。
世纪之交，随着世界经济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移，知识将成为决定性的资源。无知是最大的贫困，教育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贫富的标准。
民族地区的干部和群众就是要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教育的使命，使教育在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实现工业化和向知识经济转移方面发挥它应有的特殊作用。
民族地区虽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阶段，但我们也只能勇敢地去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我们既要立足于民族地区的实际，又要有远大的眼光，要有前瞻性和跨世纪的思考。正如十五大所强调的“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管各地区条件如何，现在都得在教育内容中加进高科技的内容，而是要切实实行教育改革，着重培养有知识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合格人才。首先着眼于让民族地区的人才能把国内外高技术运用过来，引导出自己地区成功的技术进步。
人们有理由相信，各少数民族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能够使广大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事业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