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民族价值观与阶级价值观的整合——1936年春夏之交的“国防文学”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左翼论文,春夏论文,阶级论文,国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是一个国际阶级，即所谓“无产阶级无祖国”。无产阶级有着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价值诉求，它追求在世界范围内解决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所以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联合起来”①。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1930年代，“世界”和“全人类”的思想，一直是中国左翼所信奉重要价值维度。陈独秀在给《新青年》的题词中写道：“我们的任务——世界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列强”。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时就奉行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ism)国际主义；并以自己是国际政党(共产国际)为荣，强调自己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种世界革命的情怀，可以追溯到五四知识界流行的世界主义思潮。当时最流行的口号之一是“改造中国与世界”。青年毛泽东在与新民学会的通信中写道：“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以我的接洽与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的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②有学者认为：“从政治革命转向社会革命，意味着从国内革命转向世界革命。世界革命并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世界资产阶级。早期中共党人蔡和森即认为，社会革命为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外国资本家早已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国际的资本阶级，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样一种世界革命逻辑，与中国救亡图存的目标正相吻合，故而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诉求。无论是‘前五四’的思想启蒙，还是‘后五四’的社会革命，均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系谱中的一环。”③在革命文学家蒋光慈的叙述中，他的革命者在对敌人进行复仇的时候，也想到全人类：“对于一二恶徒的怜悯，就是对于全人类的背叛”；菊芬本来家世富庶，她“为着被压迫的人们，为着全人类”④。 中国左翼利用阶级性，向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吁求价值支援，并把自己作为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能够在李大钊等人热情洋溢的政论文章中，感受到世界主义的热情。这种世界主义的价值虽然不是普遍的人性论，但是从阶级的层面，获得了一个普世性。这种普世性，非常类似于某一特定宗教的普世性价值观。它摒弃了国家、民族的界限，它以跨国家、跨民族的特点为族群界定的对象。它虽不普适于所有人群，但是，其跨国家民族的特性，仍然可以称为一种有限的普世性。在政治领域中，这种普世性的世界主义比较明显，如中共的“保卫苏联”的口号。而中国左翼文学创作中的世界主义价值观，虽然不多，但是还是时有体现的。如胡也频的小说《到莫斯科去》就体现了这样的价值观。中国左翼作家后来经常引述捷克作家伏契克在其《论英雄与英雄主义》一文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伏契克说：“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了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⑤ 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它虽然是一种普世性理论，但也考虑到了基本的民族问题。因为民族界限是现实的，而国家界限也是如此。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注意到的：“马克思在他那篇令人难忘的对1848年革命的阐述中，竟然没有说明那个关键性的词语的意义：‘当然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必须先处理和它自己(Its own)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关系。’”⑥安德森进一步问道：“我们又怎样解释‘民族资产阶级’(national bourgoisie)这个词被用了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却没有认真地从理论上使‘民族’这个形容词的相关性合理化。如果以生产关系来界定，资产阶级明明是个世界性的阶级。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这个词在理论上是重要的。”⑦显然，马克思注意到了阶级的民族性问题。但是，1920年代前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直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世界阶级看待，也一直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超民族的价值观。就中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文学”来说，尽管它一开始就高举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因为它兴起于“五卅”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人运动，但是，在革命和“革命文学”的价值理念中，民族主义却是位居其次的，因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普罗革命文学”(尤其在理论上)所奉行的也是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价值观。 但是1930年代中后期，由于日本侵略危险的日益迫近，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深，这不但促使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不能不将民族主义价值观念整合进入自己的世界主义价值观，也促使中国的普罗文学首先从理论上将民族主义整合进入自己的阶级价值观念。这整合的节点，应该是“国防文学”的论争。 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文学史上，1936年春夏之交曾发生过“国防文学”论争，过去经常将其称为“两个口号”的论争，即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与鲁迅、冯雪峰等人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间的论争。“国防政府”和“国防文学”的口号，是由周扬等人在中国国内率先提出的。在1936年春天“左联”解散以后，针对“国防文学”口号，当时发表意见的不仅仅只有鲁迅等人，还有中国托洛茨基派和中国国民党人，只不过他们没有提出针锋相对的口号而已。在这场论争中，鲁迅等人，中国托派和国民党人，所发表的言论大都针对“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因此，称之为“国防文学”论争是比较合适的。之所以被称为“两个口号”之争，其实是由鲁迅的特殊的文学史和政治史的地位造成的。 历史尽管充满了诡秘的叙述，但是真相永在。我们不能苛求身处特殊语境中的历史人物，但是，我们却可以还原历史的真相，并通过历史真相的还原，分析他们真实的动机及其历史效果。对于“国防文学”之争，过去我们只纠结于鲁迅与周扬之间的纠葛，只纠结于鲁迅与托派之间的纠葛，其实都不全面。我们认为，应该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也即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地”看问题，全面分析其中涉及的三个主要方面——周扬派、鲁迅派和托派，他们各自提出的主张，提出主张的动机；特别是应该结合当时民族危机的历史语境，考察有关各方的观点立场在民族危机下的价值意义，以及这一论争在中国左翼革命文学价值结构演变中的意义。 一、“国防文学”口号的民族主义立场 “国防文学”口号193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的提出，有着复杂的国际和国内政治文化背景。 “国防文学”的口号首先提出于当时的苏联，有着国际主义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诉求。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苏联也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日本在蚕食中国华北的同时，其战略却发生了改变。在中日签订《塘沽协议》后，日军战略重点转向准备对苏作战和防范英、美，德日结盟，日本积极准备进攻苏联。苏联处于日本和德国的两面夹击之中，于是，共产国际动员世界各国共产党“武装保卫苏联”。共产国际在动员各国共产党武装保卫苏联的同时，苏联在国内提出了“国防政府”的口号。苏联及其领导人斯大林提出的这一动议，也就是反侵略的战时政府。国防政府建立战时征集机制，动用一切的人员、物资，为保卫国家服务。苏联的“国防政府”，既是一个国家机器，又是一个民族共识机构。由于苏联当时并没有其他的民族分裂势力，也没有阶级分裂力量，因此，这个“国防政府”其涵义相对比较单纯。 “国防文学”的口号是为了适应这种战时动员机制而提出的。苏联文学管理组织“赤卫海陆军文学同盟”于1930年代提出了“保卫文学”的口号，汉语也可以翻译为“国防文学”。“赤卫海陆军文学同盟”有着强烈的官方背景(当然当时的苏联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组织)，所提出的这个口号，当然也是为了用文学的形式，达到保卫民族和国家的目的。口号的提出者，具有显著的国家立场。在苏联甚至还创办了一个专门的《国防文学》杂志。 “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显示政府要运用文学的传播和动员功能，以达到对于整个民族的动员，甚至煽动。这个所谓的文学概念，其实是一个苏维埃体制下的政治向文学领域延伸的概念。换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是文学为了向政治靠拢，而对于政治概念的复制。文学概念与政治概念的一体化“整合”，是苏联文学理论的一大特色，它反映了苏联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 “国防政府”同时也是1930年代中期苏联对华的一项外交政策。苏联在1927年之后支持中共发起了对于国民党政府的“阶级斗争”，但是，进入193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德国对于苏联的侵略危险日益加剧，德国的盟国日本也正积极北进，准备由中国东北进攻苏联。为了避免双线作战，它亟须开辟中国战场，拖住日本。同时，为了这样的目标，它需要缓和或暂时搁置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凝聚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因此，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国防政府”的意见。于是，苏联通过共产国际，转而支持中共与国民党政府达成暂时的妥协，并组成统一战线性质的“国防政府”，以中国的抗日战争来缓解日本进攻的威胁。 苏联这一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对于中共来说，由于它与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和它所信奉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也自然演变为中共的国际主义义务。这与中共此前所信奉的国际主义是一致的。但“国防文学”在中国的引进，也有着中国当时的民族政治背景。当时，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正日益紧迫。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1932年3月，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关内进攻。1935年1月中旬，日军制造“察东事件”，后成立“华北自治委员会”。民族危机一方面空前加剧，抗日情绪正如野火般蔓延，另一方面由于日军的战略变化而有所缓解，国民政府也想趁机消灭共产党，将日本军国主义的这股祸水引向苏联，从而解决中国民族的内部危机问题。 在中华民族遭遇危机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的处境也正岌岌可危。长征途中的红军，正被国民政府的大军围剿，随时有覆灭的危险。他们希望打通通往苏联的通道，获得苏联的援助，以生存下去。这个时候的中共急需一个喘息的机会。“国防政府”和“国防文学”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而由身在上海的文艺理论家、中共文化领导人周扬引入和重新阐释于中国的。 当共产国际动员各国共产党“武装保卫苏联”的时候，长征途中的红军，也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同时，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迅速观察到苏联的战略意图，由中共领导人也是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在苏联发表了“八一宣言”，即《抗日救国倡议书》。1935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回应王明的决定，决定按照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活动模式，以建立统一战线为方式抵御法西斯国家的侵袭。该年底，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不仅确定了这条统一战线的确立方式和理论基础，也提出吸取中国大革命时期的教训，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 “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周扬等人于1935年提出的。王明的“八一宣言”最初传达到上海，由上海的中共文化界领导人周扬等人所执行，所以解散了“左联”。解散“左联”这一政治—文学组织，实际上就是对于“国防政府”的回应。1934年10月和1935年初，周扬、周立波分别发表文章，把“国防文学”介绍到中国，并由“国防文学”又衍生出“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的口号。这个口号显然是左翼文化界为贯彻“国防政府”而制定的文化政策。在政治上，他们也提出了诸如“一切为了国防”，“一切服从于国防”等口号。周扬说：“国防文学运动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统一战线上。”⑧周扬显然主张泛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国防文学”的激进论者也曾以此口号划界，提出了不是“国防文艺”就是“汉奸文艺”的论调⑨。 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适应了民族抗战的呼声。显然，“国防政府”和“国防文学”既有民族危机的推动，也有阶级斗争的策略考量。王明也认为：“工人阶级在统一战线里决不能一刻放松了对于别的任何阶级的批评。”⑩但是，在“民族正义”与“阶级正义”发生冲突的时候，首先选择民族正义，是这一口号的主流意义。尽管也有回应中共的国际主义义务的成分，但由于这一口号，提出于民族危机中的中国语境，特定的时代使其民族主义色彩更加的浓厚。 不过，相对于正激烈进行的国内阶级斗争，周扬等人的立场显得“右倾”了。不管周扬是否明了其中的策略性，都至少让左翼文化人“看上去”他是“右倾”的。 二、左翼内部的“阶级正义”力量 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其主要内涵就是“国防政府”，只不过是以文学的名义而提出的。“国防政府”和“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立刻遭到了国民党人的反对。国民党中宣部在《告国人书》中，直接将“国防文学”论者斥责为“赤色帝国主义的汉奸”。大概是因为，国民政府的战略，可能就是要将日本这股祸水引向苏联，并趁机消灭中共和红军。而“国防政府”和“国防文学”则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 “国防文学”之所以引起左翼内部的论争，也主要源于其“国防政府”的政治内涵。这一口号的真正的反对者来自于左翼内部。这里需要对左翼作一个一般性的解释。左翼，一般所指的是“左联”所代表的反对国民党的文化阵线。但是，在1927年以后的阶级斗争中，除了左联文化人，还有中国托派，他们也是一股反对国民党及其政治和文化的力量；甚至也包括信奉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第三种人”和“自由人”。就是在左联内部也比较复杂，同样它也包括了周扬等主要从事行政领导的共产党知识分子，也包括鲁迅等与共产党关系密切而又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 1.“国防文学”的反对者：中国托派 反对“国防文学”最为激烈的是中国托洛茨基派(也即“左派反对派”)。“国防政府”和“国防文学”的提出，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中国国内都遭遇到激烈的反对。国际的反对者是苏联共产党的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认为，国防政府是斯大林为了延缓他的专权统治而采取的一项策略。托洛茨基是苏联革命的元老，其政治理论和文学理论在中国左翼文学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因受到斯大林的整肃，托洛茨基于1926年被流放，后来建立了托派反对派。他专注于反对斯大林主义，并倡导“继续革命”。在中国抗战时期，托洛茨基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反对斯大林，并反对斯大林的在中国建立“国防政府”的政策，号召中国的革命者继续坚持阶级立场，在中国由工人阶级“独立抗战”。不过，面对中国的民族危机，托洛茨基也提出过“联合抗战”的主张，这样的主张与斯大林的“国防政府”的概念是相似的。 但是，托洛茨基的“继续革命”和“联合抗战”的两项主张，到了中国托派那里，就只剩下“继续革命”了。中国托派是托派国际的分支机构，主要成员都是从中共中分裂出来的。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谭平山。中国托派执行托洛茨基的主张和政策。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被复制到中国，中共与中国托派之间处于敌对状态。中国托派主张抗战，但反对中共的“放弃阶级斗争”、“阶级合作”和“改宗三民主义”(11)，反对与国民党政府的联合抗战。他们反对斯大林主义，也反对斯大林利用中国以达到“保卫苏联”的目的。在陈其昌给鲁迅的信中，也指责中共的“国防文学”主张，是出卖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托派认为，“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就是合作带来的恶果。再次合作，无疑是将无产阶级投入阶级敌人的口中。陈其昌在其给鲁迅的信中，斥责斯大林和中共的“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群众的认识”，“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12)。托派后来甚至说：“说要我们民众停止独立的抗战活动，而统一到蒋介石领导下去进行抗日，那不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奸细。而目前中国斯大林党与各色的所谓救国团体，正演着这种走狗奸细的角色。”(13) 不管中国托派是否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防政府”和“国防文学”口号的策略性，出于他们与斯大林的仇恨，与中共的敌对本能，他们都从口号本身出发，认为它是“国家主义”的，是寻求与国民党政府妥协的“阶级投降主义”。他们的一贯逻辑是，国民党政府是出卖民族利益的，而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必然出卖了民族利益。因此，中国托派显然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和“爱国者”，而国防文学论者则是“走狗”和“汉奸”。 2.“国防文学”的反对者：鲁迅 中国左翼文坛的精神领袖是鲁迅。他的最亲密的追随者是胡风，其次才是冯雪峰。鲁迅对于周扬等左翼文化领导人不发宣言就解散“左联”，有着强烈的不满；他出于对于国民党政府的阶级仇恨的无法忘却，有着对“民族统一战线”，对中共的政策“不大明了”，甚至“怀疑”(14)。鲁迅担心“革命者”再次“上当”，革命者既不能做“异族的奴隶”，也不能做“自己人的奴隶”(15)。而且鲁迅等人还认为，“国防文学”之“国防”有着维护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嫌疑，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16)。 “国防文学”之“国家”一词，英文是“nation”。Nation一词，在英文中是“民族”的意思。但是，在现代中国，往往将其翻译为“国家”。如张东荪等人的国家主义，其实就是民族主义(17)。而国家主义，从一般的意义上不但包涵了“民族”，还包涵了“国家机器”，“国家本是一种人为的制度”(18)。在两个口号论争中，郭沫若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也从英文National Defence开始解释“国防文学”的概念。但他又没有延续他早年的理解，而是一笔带过，认为只要有了统一的“规约”，就可以用(19)。在他的解释中，显然将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范围覆盖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而胡风也注意到这个“国防文学”的概念其实是从苏联拿来的。在苏联“国防”就是政府的国防；而移用到中国，则造成了混乱，也就是将国民党政府包涵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他们所无法忍受的。所谓“国家主义”，也是中国托派所厌恶和反对的。中国托派认为，鲁迅对于国家主义有着天然的厌恶。这是确实的。 鲁迅等人认为，这样的口号显然有着因抗战而模糊阶级界限，因抗战而“阶级投降”的嫌疑，即所谓“政治原则上的阶级投降主义”(20)；甚至连冯雪峰也说：“个别的革命作家也曾经写过了放弃阶级立场的文章。”(21)正因为如此，他才对于“国防文学”的提法不满，进而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就是要突出革命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鲁迅在后来的《半夏小集》中所念念不忘的是“内奸”，是那些出卖阶级利益的人。他认为，“统一战线”一出，那些最早的叛徒，获得了利益。好像他们才是先知先觉的“联合抗战”的先驱。显然，鲁迅所愤恨的叛徒既包括那些早期的共产党叛徒，也包括周扬等人。 鲁迅的担心和主张，与当时中国托派的主张非常相近。托派的感觉是正确的，他“有着真诚的革命者对于阶级斗争的坚定，对于无条件地投降于国家主义的厌恶”(22)。托派与鲁迅有着相似的主张，即支持对日抵抗但也要在阶级基础上批评国民党政府(23)。冯雪峰于1952年在《新观察》杂志连载的《回忆鲁迅》中，不但引述了他与鲁迅之间的谈话，还分析了《半夏小集》以证实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鲁迅是一位坚定的阶级战士(24)。 但从《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等三篇文章中，我们又能看到鲁迅对于“国防文学”的妥协，甚至是认同的。从后来胡风的回忆录以及鲁迅和冯雪峰的手稿，我们可以看到，《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都是出自冯雪峰之手。病重的鲁迅对于《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几乎是没有作出什么反应(25)，而对于重复“国防文学”主张的第二篇文章，则已经“不耐烦”了(26)。这三篇文章中的关于“国防文学”口号的认同性的、重复性的阐述也是出自冯雪峰之手。而《答徐懋庸》这封信中的对于“国防文学”认同的内容也是出于冯雪峰之手，这可以从后来发现的冯雪峰的手稿和鲁迅的手稿看出。而这封信的结尾对于徐懋庸和周扬的激烈的攻讦，才是鲁迅自己写的。在《答徐懋庸》的文末，鲁迅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临末，徐懋庸还叫我细细读《史太林传》。是的，我将细细的读，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但我临末也请他自己再细细的去读几遍，因为他翻译时似乎毫无所得，实有重新细读的必要。否则，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27)。 这段话针对徐懋庸以及周扬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鲁迅“好像”是读过徐懋庸所翻译的《史太林传》，但是鲁迅读过《史太林传》却得出了“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的结论。在斯大林传中，鸣鞭者是托洛茨基或者布哈林等人吗？显然不是，因为在这部书翻译过来的时候，托洛茨基这些人也早已被斯大林打倒。唯一的所指应该是斯大林了。因此细细品味的话，这篇文章与其说批判了周扬，还不如说是在批判斯大林。只不过他没有直接批判斯大林，而是让徐懋庸等人充当了被批判者的替身而已。在这篇文章中，甚至表现出“托派也是抗日一分子”的意思。 这恰恰说明了鲁迅对于自己观点的坚持，以及鲁迅对于冯雪峰与周扬的“妥协”、矛盾的心态，既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坚持自己的性格，但又要照顾冯雪峰的处境，而不能不放任冯雪峰继续使用自己的名义来与周扬派“沟通”和“妥协”。 与由冯雪峰代笔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等三篇文章相比较，鲁迅在逝世之前所发表的《半夏小集》很显然更能证明他的基本立场。鲁迅显然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念念不忘用“纳款”“通敌”(28)来暗指“国防文学”派。 三、“阶级正义”与“民族正义”的纠缠与动荡 在“国防文学”论争中，无论是在鲁迅与周扬之间，在鲁迅与托派之间，还是在周扬与托派之间，冯雪峰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冯雪峰在鲁迅与周扬之间扮演了一个被动调和者的角色。鲁迅和中国托派对于“统一战线”的怀疑，在共产党人的内部也是普遍存在的。面对“国防政府”和“国防文学”的口号，当时的共产党人也存在着意见分歧。澳洲学者班国瑞认为，在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中，毛泽东主张既联合又斗争；而王明则主张一切服从于国防，所谓“无摩擦联合”(29)。显然冯雪峰从延安到上海，所秉持的是毛泽东的路线，而周扬所奉行的则是王明的方针。其实，王明也认为：“工人阶级在统一战线里决不能一刻放松了对于别的任何阶级的批评。”(30)但作为“统一战线”和“国防政府”的始作俑者，他给人的印象是“一切服从于国防政府”的阶级投降主义者。 当冯雪峰到达上海之后，他显然也认为“国防文学”的口号太过于“右倾”，也太过于丧失“原则性”；他的观点与鲁迅一拍即合。但冯雪峰的特殊的身份，又使得他不能申张自己的观点，更不能反对周扬等人的观点。因为无论是周扬还是冯雪峰都扮演了中共党人的角色，但是他又必须传达一部分中共党人的忧虑，尤其是要照顾到鲁迅的主张，因此，他与鲁迅、胡风一起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一口号主张在民族革命战争之下的文学统一战线，不能忘却了阶级斗争，要抗战，但也要坚持无产阶级的主导。这是在名词上的修正，当然也包括由此所带来的表述内容的修正，即，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价值理念，既主张抗日统一战线，甚至是泛民族统一战线，但又强调抗战中的阶级斗争。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提出，遭遇了“国防文学”的强烈反弹，造成了左翼内部两派之间相互对垒的态势。周扬等人认为，新提出的口号，造成了两个口号并行，分散了注意力，分散了力量，说严重一点也造成了左翼的分裂。当时处于中间的一些左翼人士，比如茅盾，也认为没有必要提出新口号，一个口号比较好(31)。周扬甚至专门拜访鲁迅，要求鲁迅收回这个口号。周扬等人控制的刊物和胡风等人控制的刊物，出版专版提出自己的观点，彼此攻讦，闹得不可开交。鲁迅很显然是支持“两个口号”并行的，而周扬则相反。但旁观者看得比较清楚，郁达夫说：“口号的名目，或有出入，但最后的理想，最大的目标，当然是只有一个。”(32) 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始作俑者者，也是这场论争的点火者，和作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中共党人，冯雪峰就只能在两派之间进行调和，充当一个和稀泥的调解人的角色。但他又不能否定鲁迅的主张，所以就尽量地以鲁迅的名义，将两种观点向一起拉，让它们变成一个观点。 于是出现了以鲁迅名义发表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甚至《答徐懋庸》这三篇文章。从这三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鲁迅的观点”几乎与“国防文学”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主张，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只要不是汉奸，都可以联合。“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33) 在以鲁迅名义发表的这三篇文章中，可以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只是弥补“国防文学”的“不足”，而并没有否定的意思，更没有动摇“国防文学”作为主导口号的地位的意思。而这种“让步”，并没有获得“国防文学”派的理解和谅解，冯雪峰以鲁迅名义写作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甚至被周扬派的杂志拒绝发表，后来虽然发表了，其中一篇还被加了一个很长的批驳性的“编者按”，甚至还出现了徐懋庸直接写信辱骂胡风的事情。显然，冯雪峰是有自己的观点的，他的观点与鲁迅几乎相同。但由于上海特殊的形势，尤其自己中共党人的角色，他只能被动地充当调停者，一个不讨好的“检讨者”，一个由自己所点起的论争之火的“灭火者”。 在鲁迅与托派的关系中，冯雪峰扮演了一个主动出击者的角色。鲁迅对于托洛茨基及其革命和文艺理论向来保持着尊敬，哪怕是托洛茨基在其祖国被迫害和流放都是如此；鲁迅对于中国托派的领袖陈独秀向来也保持着尊敬，无论是他身为共产党的总书记还是“走麦城”而成为中国托派的领导人，也都是如此。鲁迅与中国托派对于“国防政府”与“国防文学”的看法更是有着相似性。他们都主张抗战，都反对与国民政府的妥协，甚至他们在反对的时候所使用的政治术语都如此的相似，即主张“反蒋抗日”，而不是“拥蒋抗日”。正因为如此，托派陈其昌才给鲁迅写信，陈述自己及托派的主张，并将鲁迅引为“知己”、“同志”。 但是，陈其昌的信却引来了以鲁迅名义的辱骂。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鲁迅”将“汉奸”的嫌疑加诸托派的身上，并由其刊物印刷的精美而怀疑其收了日本人的资助。在这封信中，“鲁迅”还盛赞了托派的敌人——中国的毛泽东和苏联的斯大林。信中说：“史太林先生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不能说明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漂泊、潦倒，以至‘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吗？”(34)这段话直接攻击托洛茨基。显然，这封信出乎托派的意料之外，当然也出乎当时很多人的意料之外。“鲁迅”将己所不欲的东西而施于人，显得很残忍，很不地道。 从后来鲁迅和冯雪峰的手稿，以及胡风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封信完全是由冯雪峰一手操办的。就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发表后，冯雪峰再次起草了《答徐懋庸》的信。冯雪峰在这篇文章中除了大段阐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相似性之外，还在其中一些不经意的段落里，对于《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在社会上引起的怀疑作出回应和坐实。《答徐懋庸》一文在回答《社会日报》的质疑时说：“最近的则如《现实文学》发表了OV笔录的我的主张以后。”(35)发表在《现实文学》杂志上的文章，是《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明确认领了这两篇文章。当然，从后来冯雪峰的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分是冯雪峰所起草的，可以说表达了冯雪峰的一以贯之的思想；但是，病后清醒的鲁迅则是仔细“审定修改补充”的这篇文章，他也许并不完全同意冯雪峰的意思，但也没有反对。可能正如冯雪峰在回忆录中所指出的，鲁迅在政治上“支持共产党所指示的总的革命的方向和战斗”(36)。 班国瑞认为，《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的写作者冯雪峰的“泼污”托派的动机，是为了保卫他自己、鲁迅以及其他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支持者，以免遭对手“国防文学”派对他们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责(37)。胡风也证明，延安的中共领导怀疑鲁迅是同情托派的；“国防文学”论者也将托派“栽污”到鲁迅的头上(38)。那些反对鲁迅的人，曾于1933年2月间攻击“现实主义”作家胡秋原，说胡秋原无区别地既“崇拜”斯大林，又“同情”托洛茨基；而且“非常尊敬”克鲁泡特金，并且“惋惜”陈独秀和邓演达的遭遇。据陈胜长说，鲁迅认为这些攻击胡秋原的话，暗中也是攻击他的政治态度的，于是在三月五日著文回答这个攻击(39)。 但是，我们认为虽然在“国防文学”的论战中，鲁迅和冯雪峰被指称为“托派”，鲁迅却没有打击中国托派的理由，而冯雪峰却有。鲁迅虽与中共有着亲密的关系，同情和支持中共，但他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即使他的观点立场与托派相似，被骂为“托派”，他也没有必要为此而通过辱骂托派与其划清界限。但冯雪峰却不同，他是中共党人，他身负有打击斯大林的政敌托洛茨基的职责，也负有打击中共的政敌中国托派的职责。他在鲁迅病重之时，模仿鲁迅的笔调，以鲁迅的名义发表了这封信，以达到给予中国托派以重击的目的。他直接加诸“汉奸”嫌疑，为后来王明、康生等人抹黑托派作了铺垫。当然，他也为自己洗刷了托派的嫌疑，这一点对于冯雪峰的政治生命来说尤其重要。当然，他也通过这封信而将鲁迅与托派变成了敌对的两个方面，从而完成自己这次上海之行的任务。冯雪峰要实现“一石三鸟”的目标，他只能通过鲁迅之手。鲁迅之手的效果，无论是对托派的打击还是对于自己的洗刷，都要比他自己出马好得多。当然，也可能冯雪峰在为鲁迅进行政治洗刷，原因是鲁迅在“国防文学”论争之前就被认为有托派嫌疑，而冯雪峰到达上海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或劝说鲁迅的“托派倾向”。假如冯雪峰这一使命是真实的话，他在鲁迅病重之时借用其的名义所发表的这篇文章，显然就有了“政治立场绑架”的意图了。 冯雪峰的基本价值立场是阶级正义，既与鲁迅相同，也与托派相似；但他却是打击托派的主要实施者。假如说他与周扬之间的争执所涉及的主要是价值立场之争的话，而他对中国托派的主动攻击，却基本可以判定为左翼内部的政治斗争，其意义在本文的论述之外。 四、基于民族价值立场的历史评价 在“国防文学”论争中，所有的参与者都动辄以“内奸”、“汉奸”称谓对手，而以“爱国者”、“革命者”自诩。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时代，这种论争话语是不足为奇的。当时很多的政治家、文学家在论争中都使用过这样的话语指斥过对手。但这种话语，也确实是很具有杀伤力的。不过，历史的评价并不能因为当时的一方加诸对手以这样的称谓而给予一锤定音的定性。 “国防文学”论者，不管其所提出的主张和口号有着怎样的国际背景和自己的目的，在民族危机的关头，“国防政府”和“国防文学”的口号及其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内有利于民族和解与民族团结，对外有利于抗击日本侵略者。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口号是民族主义的口号，也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口号。他们不是“汉奸”，而是“爱国者”。尤其是在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两种价值观对立的状态之下，选择以民族利益为重，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这个口号所主张的泛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由于模糊了阶级和政党的界限，所以他们被指责为“内奸”，而历史证明他们同样也不是“内奸”，而是坚定的阶级论者。而且，这个口号对于凝聚战时的民族精神和文学精神，也都是有益的。正如茅盾在论争中所说：“非常时期”需要的文学是“国防文学”；而且“提高民众对于‘国防’的认识(使民众了解最高意义的国防)，促使民众的抗战的决心，完成普遍一致的武力抵抗侵略的行动”，则是各种体裁都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40)。 对于中国托派，从他们的主张和后来的历史来看，他们也都是民族主义者，也都是“爱国者”，而不是“汉奸”。但是，他们主张阶级的独立抗战，反对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和联合，从阶级论和当时的阶级斗争来说，确实坚持了无产阶级的基本价值底线，可以称得上是最为坚定的“革命者”；但是，这种主张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显然不利于民族抗战，不利于民族生存危机的缓解，冯雪峰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说他们的行为“只能让日本人感到高兴”，未必不是说到了要害之处。 同样，鲁迅的主张与中国托派的主张非常相似，他当然也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和阶级论者。同时，我们也不怀疑鲁迅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一个“爱国者”。鲁迅很多有关爱国主义的言论，都说明了这一切。同样，他所坚持的对于国民党政府的不妥协的立场，斗争的立场，同样在民族危机的时候，也是不利于民族和解与团结抗战的。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说他是一个“汉奸”或“卖国者”。他对于冯雪峰所起草的对于“国防文学”主张的默许，正反映了他对于自身所坚持的立场的“犹豫”，以及对于“国防文学”主张的某种程度的支持。 从上述可以看到，其实相互指责对方为“内奸”、“汉奸”的各方，事实上都是坚定的“革命者”，也都是坚定的“爱国者”。只不过他们所提出的主张和所坚持的价值立场，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之下，在民族危机之下，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实际的历史效果还是有差异的。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面对民族危机，“国防文学”的口号，显然更受到当时人们的欢迎。因为这一口号，其价值基点是立足于民族大义的。由于国内的阶级斗争，大规模的内战已使得民族撕裂，生灵涂炭，民族和解正是民众之所愿。正因为如此，这个口号的提出得到了文化界比较普遍的支持；在左翼内部，也得到了茅盾、甚至郁达夫的支持。尽管它提出的最初的动机，可能出于中共在内战中处于劣势下的自保，但它却是民族生存危机之时，一种正确的主张，是一种基于民族大义的主张；它不但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对于消弭文艺界自“大革命”失败以后所形成的对立和裂痕，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鲁迅依然纠结于阶级利益，对于民族利益有“忽视”之嫌。这也是他在后来备受诟病的源头之一。不过，鲁迅在冯雪峰的“调解”之下，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既照顾民族利益又不放弃阶级利益，从客观上对他的立场是有纠偏作用的。中国托派更是固守阶级利益，其价值的基点在于阶级正义，它拘泥于理论概念而罔顾民族危机的现实，并且对于其他阶级的联合抗战“恶毒”攻讦，它的“独立抗战”的主张不但不能实现，而且有损于民族抗战的策略，在“客观上”是有损于民族的利益的，尽管他们都是坚定的爱国者。正如周扬在答胡风派徐行的文章中所说：“无条件地藐视民族情感，如果不是出于一种汉奸意识，就至少有帮助汉奸，在心理上有叫大家做亡国奴的危险。”(41) 通过这次论争，左翼文学界和政治界开始将世界主义的阶级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进行了有效的整合，将阶级文学和阶级政治转化为一种阶级的民族政治和文学。 中国现代左翼“革命文学”，从它发生起，就如同现代红色革命一样，其基本的价值立场在于争取世界主义的阶级正义。但是，它所提倡的阶级革命毕竟是在中国民族的范围来进行的，因此，带有普世性的阶级价值观与现代民族语境一直有着相互调适，并在阶级价值观中容纳民族价值观念的问题。可以说，虽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也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阶级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的冲突并不显著，相互的吸纳也还是没有很好的机会。只有当19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下，中国左翼革命文学吸纳民族价值观念的契机才得以出现。而1936年前后所出现的“国防文学”论争恰就是左翼革命文学内部两种价值观念相互冲突的表征。正是通过这次论争，民族价值观最终实现了与左翼阶级价值观的融合，也使得左翼革命文学单一的阶级价值发生了结构性嬗变，成为阶级—民族的双核结构。 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宣言》，《先驱》第10号，1922年8月10日。 ②毛泽东：《和森兄子升兄并转在法诸会友：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新民学会会友通信集》第3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8-149页。 ③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④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279、419页. ⑤[捷克]伏契克：《论英雄与英雄主义》，转引自贺绍俊：《呼唤文学意义上的“文化英雄”》，《光明日报》2011年10月17日，第14版。 ⑥安德森引用马恩的这段话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2页)，译文作：“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先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⑦[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⑧周扬：《国防文学——略评徐行先生的国防文学反对论》，《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74页. ⑨力生等：《国防文学特辑》，《生活知识》第1卷第11期(1936年3月20日)，转引自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1930-1965)》，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31页。 ⑩本社同人：《新文化需要统一战线》，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3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72页。 (11)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89、190页。 (12)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07页。 (13)托派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告民众书》，1937年7月20日，转引自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第223页。 (14)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编选：《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55页. (15)鲁迅：《半夏小集》，《鲁迅全集》第6卷，第617页. (16)胡风：《胡风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60页。 (17)李簧：《释国家主义》，少年中国学会编：《国家主义论文集》第1集，上海：中华书局，1923年，第1页。 (18)郭沫若：《国家的与超国家的》(1923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5)，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82页。 (19)郭沫若：《国防·污池·炼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3册，第338页。 (20)胡风：《胡风回忆录》，第56页。 (21)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编选：《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第656页。 (22)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90页。 (23)Gregor Benton,"Luxun,Leon Trotsky,and the Chinese Trotskyists," East Asia History no.7(June 1994),92. (24)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编选：《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第677页。 (25)胡风：《鲁迅先生》，《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胡风在出版的《回忆录》中删除了此段。 (26)胡风：《鲁迅先生》，《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27)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50、558页。 (28)鲁迅：《半夏小集》，《鲁迅全集》第6卷，第618页。 (29)Gregor Benton,"Luxun,Leon Trotsky,and the Chinese Trotskyists," East Asia History no.7(June 1994),92. (30)本社同人：《新文化需要统一战线》，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3册，第272页。 (31)茅盾(波)：《需要一个中心点》，《文学》第6卷第5号(1936年5月1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3册，第273页。 (32)郁达夫：《国防统一战线下的文学》，《郁达夫文集》第6卷，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第306页。 (33)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鲁迅全集》第6卷，第612页。 (34)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609页。 (35)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55页。 (36)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编选：《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第659、655页。 (37)Gregor Benton,"Luxun,Leon Trotsky,and the Chinese Trotskyists," East Asia History no.7(June 1994),101. (38)胡风：《鲁迅先生》，《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胡风说：“‘国防文学’派放出流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冯雪峰拟的回信就是为了解消这一栽诬的。”该文收入《胡风回忆录》时被删除。但郑超麟却注意到了，在他的回忆录中摘取了这一段。见《郑超麟回忆录》(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54页。 (39)陈胜长：《托洛茨基的文艺理论对鲁迅的影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21卷(1990年)，第285-311页。 (40)茅盾(波)：《需要一个中心点》，《文学》第6卷第5号(1936年5月1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3册，第273页。 (41)周扬：《国防文学——略评徐行先生的国防文学反对论》，《周扬文集》第1卷，第173页。标签：冯雪峰论文; 统一战线论文; 托洛茨基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周扬论文; 鲁迅论文; 斯大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