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标准与经济标准的相对分离和融合——论列宁对马克思世界历史划分标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标准论文,马克思论文,世界历史论文,思想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下，汹涌澎湃的全球化发展推动着人们对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关注和研究。但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宏观探讨并不能取代微观的研究。就世界历史的划分标准而言，马克思是将其作为与唯心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分水岭来看待的。但是马克思世界历史划分的经济标准思想并非尽善尽美，它造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诸多局限。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后继者，列宁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经济划分标准思想，另一方面，他提出了世界历史划分的政治标准思想并成功地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然而，列宁思想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他必须在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经济划分标准的相对分离中完成融合。
马克思创立了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已经构成了唯物史观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自由的概念”的世界历史的划分标准不同，马克思提出了生产方式的划分标准，提出了以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为基准的经济划分标准。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划分的经济标准思想有其自身的深刻原因。
首先，马克思世界历史划分的经济标准取决于他对世界历史产生过程的分析。在标志着创立世界历史理论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不仅把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视为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动力，并据此对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作出了划分。
第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研究决定了马克思世界历史划分的经济标准。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世界历史的未来会属于资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消解的矛盾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灭亡的必然性。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预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发展，工人贫困加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将会迫在眉睫、不可避免。但是，无论这一预言的结果如何，《资本论》对开创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经济学视角决定了马克思划分世界历史的经济标准。
第三，历史唯物主义的初创重点决定了马克思世界历史划分的经济标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初创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在于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开篇便打出了反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旗帜。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就是“从人间升到天国”[1](P73)，就是从事着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个人。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的出发点。
虽然生产力及其决定的生产方式在唯物史观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因而马克思便顺理成章地将它们作为世界历史的划分标准，但是对上层建筑，特别是对阶级和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力量的轻视则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划分标准的理论局限。对此，晚年的恩格斯认为，对上层建筑及其作用的轻视甚至是马克思和他共同的错误，“而且我总是在事后才发现错误”。[2](P727)
由于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以生产力为基准的经济状况作为世界历史的划分标准，因此马克思便确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创世界历史的唯一合法性。马克思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世界历史的开拓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才能发生，因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完全成熟和退出世界历史的舞台之前就设想另一种与之并列的开创世界历史的经济方式，那是不可能的，也是匪夷所思的。这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单线论。
由于认可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辟世界历史的唯一合法性的单线论，因此马克思势必对东方社会在世界历史中的悲惨遭遇持有代价论的评价立场。对印度遭受英国的侵略和掠夺这一史实，马克思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经济标准出发给予了肯定，而所谓人道主义的评价准则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则是缺位的。他说：“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1](P767)，“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P768)
当然，由于对东方社会的研究使他认识到东方社会可能存在一条不同于西欧的历史发展道路，马克思晚年澄清了人们把他在《资本论》中分析西欧历史发展道路的思想概括成一般历史哲学的错误认识。另一方面，马克思也确实在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放弃了早期对待东方社会的代价论立场，提出了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但是，据此难以得出马克思创立世界历史发展道路双线论的结论。其原因何在呢？
原来，一则马克思在指出俄国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了俄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二则马克思仍然未能超越他的世界历史划分的经济标准思想。他在估计俄国有可能越过卡夫丁峡谷时，始终念念不忘跨越的根本条件，那就是西方发达文明的帮助。在马克思看来，那些处于落后文明中的东方社会参与世界历史的最大障碍在于经济状况的落后。因此对他们来说，寻求在资本主义之外的参与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恩格斯深有体会地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2](P442)
在马克思之后，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经济划分标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的划分标准。在《打着别人的旗帜》文章中，列宁指出：“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3](P143)这就是列宁提出的世界历史划分的政治标准，其实质是指在考察世界历史的生产方式的合理性的基础上，确立代表这一生产方式的某一阶级的历史合法性。
列宁提出世界历史划分的政治标准，其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发展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业已呈现出走向没落的历史趋势。面对这样的形势，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对开创世界历史的资产阶级作出评价。第二，和第一点相关，为批判亚·波特列索夫关于评价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地位的错误观点，列宁结合自己提出的世界历史划分的政治标准把资产阶级所开创的世界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1789-1871年是第一时期，“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是已经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迅速崩溃的时代。”1871-1914年是第二时期，这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弱的时代”，“是新的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时代。”1914年后是第三时期，“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3](P144)
在初步提出世界历史划分的政治标准并对资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出分析之后，列宁虽然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但是，他仍然徘徊于由经济标准决定的政治标准的逻辑图式中。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首先分析概括了二十世纪初期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发展的经济特征。其次，基于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列宁结合世界历史划分的政治标准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对帝国主义的世界历史作出了政治维度的时代界定。他认为：“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4](P80)
根据对帝国主义时代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列宁一方面使自己的对世界历史的政治维度的界定夯实了有力的经济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列宁并未完成对世界历史政治划分标准相对独立性的明确体认。这表现在他以经济水平的高低来衡量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程度。
众所周知，列宁遵循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的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结论。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列宁即使在提出世界历史划分的政治标准之后仍然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西方文明的帮助上。其一，他在《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中，认为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的支援，“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5]其二，列宁确定了高度发达的文明作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高的合法性理据。在《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中，他说，“只有西欧和北美各先进国家才已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因而，“不是所有国家的无产者，而是少数达到先进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无产者，将用统一行动实现社会主义”。[6]
然而，列宁毕竟突破了马克思世界历史划分的经济标准思想的理论局限，确定了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划分标准的相对独立性的作用，最终完成了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双线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对世界历史划分的具有相对独立性意义的政治标准作出了全面的阐述。
首先，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的开始。其次，“为什么第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竟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呢？”列宁认为，个中原因“正是俄国的落后和它向最高形式的民主制的‘飞跃’(即越过资产阶级民主而达到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之间的矛盾。”[4](P291)第三，为了进一步说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经济状况之间的反向发展的情形，列宁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入手，以经济水平相对滞后却能蓬勃兴起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和经济状况较为先进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却极为落后的英国作为事例，通过对比揭示了世界历史划分的政治标准的相对独立性地位。最后，为了说明世界历史的政治划分标准在俄国革命中的具体运用，列宁阐述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阶级力量对比悬殊的重要原因。他指出，正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强大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的弱小，直接造成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至此，列宁世界历史划分的政治标准思想达到了完全的成熟，他总结道：“世界历史始终不渝地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所走的远不是平坦笔直的大道。”[4](P293)
虽然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世界历史划分的政治标准思想，但是列宁对这一思想的发挥和运用并非始终是恰如其分的，相反有时甚至是过犹不及。
十月革命后，面对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高昂的革命情绪，列宁预言了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在世界范围爆发、帝国主义行将就木的世界历史发展结局。1919年3月27日，在《对一位专家的公开信的答复》中，列宁乐观地估计，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4](P208)。而在此前的《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的讲话中，列宁更是夸大了帝国主义战争对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他认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使人们“不得不相信：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4](P39)
第二，列宁对世界历史政治划分标准思想的过犹不及的发挥，最主要地体现在1918年春的过渡计划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上。传统看法一般都认为，1918年春的过渡计划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的原因在于列宁忽视了俄国的国情，照抄照搬了马克思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设想。这一观点的核心在于说明，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和马克思的过渡设想之间具有一致性，因而导致了俄国步入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种种失误。然而，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和肤浅的。
从表面上看，列宁确实是因为承接了马克思的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思想才制定了直接过渡计划，但是这一观点忘记了列宁和马克思在世界历史划分标准上的对立和分离。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更多地奠基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和反革命力量弱小的直接前提，因而列宁在思想上极易轻视俄国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而更多地将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在主体选择即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行政导向上。列宁世界历史划分的政治标准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时空内固然有其不容置疑的科学性，但是用政治的划分标准去排挤和否弃经济的划分标准，显然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是无法实现的。可想而知，让一个消灭了货币，消灭了商品交换的国家参与由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历史，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在实践上也是不现实的。
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遭受挫折之后，列宁正视了俄国小农经济占据优势的国情，把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计划奠定在了切实可行的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之上。新经济政策的施行，从一方面看来是列宁纠正其对世界历史政治划分标准发挥过度的失误的开始；从另一方面看来，也是列宁思想向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经济划分标准思想融合的开端。因而新经济政策标志着列宁找到了一条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不久，针对苏汉诺夫等人对俄国经济状况落后因而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无理指责，列宁在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作出了总结，最终完成了世界历史政治划分标准和经济划分标准的融合。在《论我国革命》中，列宁一方面发挥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认为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必须以个体发展和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为前提，因而俄国十月革命虽具有诸多的特殊性，但它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的。另一方面，列宁又在世界历史的政治和经济划分标准的双项结合中完成了对俄国革命的总结。关于世界历史的政治标准在俄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列宁反诘道：“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寻常的条件吗？”[7](P371)其次，针对俄国亟待发展经济的紧迫任务，列宁根据马克思世界历史划分的经济标准思想，提醒俄国人民必须“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7](P371-372)
列宁晚年实现的世界历史政治划分标准和经济划分标准的思想融合，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时刻昭示着人们，世界历史的发展不是单向度的经济标准的决定作用，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样也不是政治标准的唯一作用。虽然世界历史的政治划分标准和经济划分标准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可以实现相对的分离，但是实现两者的互动却是世界历史健康发展的毫无疑义的机制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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