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回升的关键：有效需求向下扩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需求论文,关键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自进入90年代以来增长率最低的时期，市场需求不旺，企业生产困难，金融形势严峻。面对这种状况，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很可能会使经济陷入萎缩，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进程。在我们这个由消费决定生产的经济时代，生产状况不佳的原因直接与消费需求有关。我们看到，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当前经济增长趋缓的主要原因之一，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广大的低收入阶层和低收入地区货币购买力过低，因而，促进当前经济回升的关键是有效需求向下扩张。
一、差距过大制约经济的有效增长
有一个我们形成不久的观念已经需要进行反思了。这个观念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它的产生是伴随着过去平均主义观念的破除而生长起来的，这就是：差别有利于促进效率。对这一观念进行反思并不意味着它已经错了，相到，它仍然是对的，反思的必要在于对它的理解不能过于简单，而需要更加准确和完善，并加以严格的界定。这一观念应该至少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差别有利于促进效率，是相对于过去平均主义的无差别与无效率而言的。而不是针对任何意义上的经济状态而言，两极分化在社会中效率也被大大地损害了。因而，差别不仅有质的含义，而且有量的含义。在质的方面，我们所讲的差别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利于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差别；在量的方面，差别必须有一定的限度，这个限度仍然是能够最大地激励效率的差别程度。
第二，差别的产生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我们承认合理差别的存在，而应该消除不合理差别的存在，这才能真正地促进效率。从差别的产生来看，有些差别是来自于市场主体本身的素质、其产品质量、劳动者的能力和贡献的不同、行业之间技术水平与科技含量的不同等，这些差别的存在是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发明创造，从而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但是有的差别却是来自于不正当竞争、非法经营、寻租、行业垄断、特权分配，这样的差别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严重地损害了效率。
第三，差别的存在不应该是永久的，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差别始终是固定不变的，这仍将有损于经济效率。市场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为低收入者、低收入地区和低收入行业提供它们能够在某一天赶上或者超过高收入者、高收入地区和高收入行业的机会和可能性，如果没有这种机会和可能性，那么效率也将必然消失。如果一个行业长期凭借特权建立的垄断地位获取高收入，这是不利于市场的效率的。劳动者、行业和地区间收入的增长，如同人的双腿走路，只有它们交替在前或在后，人才能轻松快捷地走向前方，如果一条腿始终在后，怎么想象这个人会走向前方？
第四，差别必须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不是任意程度的差别都是有利于效率的，差别过小或过大都将损害效率。我们对差别过大的危害性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它可能带来社会的分化和不稳定，利益集团的冲突。从纯经济的意义上看，差别过大的危害性也绝不是可以轻视的，它会损害经济增长本身的效率，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效率降低，经济结构失衡，最终导致经济危机。
因此，对差别有利于促进效率的观念必须加以准确严格的界定：只有合理的差别才有利于促进效率，并不是以任何方式产生、以任何形态存在、达到任何程度的差别都会有利于效率。差别同任何矛盾着的事物一样，它也有其两面性，即它既可能促进效率，也可能损害效率，这两方面的作用也不一定总是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也有可能是负向作用大于正向作用。因而我们应该尽量利用和扩大它的正向作用，而避免和减少它的负向作用。
二、差别过大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近几年，我国市场供给大于需求，企业库存积压上升，生产资金周转困难，效益下滑，导致整个经济增长趋缓。究其原因，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总需求缺口较大，造成再生产正常循环受阻。从需求结构来看，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一方面低收入阶层和低收入地区货币购买力过低，无法对现有供给形成有购买力的需求；另一方面高收入阶层在现有供给结构下消费已经达到饱和，剩余的购买力不能形成新的需求，从而出现了“有供无求”和“有求无供”的矛盾局面。这种情况除了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方面存在的一些不适应以外，本质上来讲是社会收入差别过大造成的。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从人群上分，最大的低收入阶层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从地域上分，最大的低收入地区是中西部大片的欠发达地区。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大体都保持在2.6∶1左右，城乡家庭户收入基尼系数超过0.44， 高于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从东、中、西三大地带来看，东部的收入大体是中西部的2倍左右。行业之间、 个人之间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别也甚为悬殊。基于我国现阶段收入差别和经济发展差别过大的事实，差距不但损害了经济增长的效率，而且直接导致低收入阶层和低收入地区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有效需求向下扩张是当前促进经济回升的关键。
在正确认识差别、效率与需求三者关系的基础上，要致力于建立合理的经济差别，消除不合理的差别，促进经济的有效增长。当收入分配领域的差别状况已经损害了效率，抑制了需求时，我们对此绝不能忽视。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应该视收入差别的状况而相机行事，当收入差别过小而不利于激励效率时，政策的取向应该是刺激合理差别的产生和扩大；当差别达到了合理的限度使得经济效率充分提高并不影响有效需求时候，政策应当是保护和维持合理差别的存在；而当收入差别过大和不合理，以致损害了效率，抑制有效需求时，政策应该来抑制和调节差距，使其回到合理的限度。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基本上处于一种既无差别，也缺乏效率的状况；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要致力于打破平均主义的无效率状态，使得收入差别迅速扩大；现在我们应该进入一个抑制差别继续扩大的阶段，政策的着力点主要应该放在保护合理差别的存在，如由于劳动贡献、技术发明与创造，富有成效的经营与管理等带来的差别；调节由于发展的各种原因造成的差别，如东西部、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别；必须努力消除各种不合理的差别，如不正当竞争、非法经营、行业垄断、特权分配、寻租等造成的差别。
要确保收入差别的合理性，单纯依靠收入分配政策是不够的，必须要同区域发展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信贷政策等结合起来。收入差别表面上是收入分配政策的结果，实际上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因而要解决收入差距不合理的问题，首要的应该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就需要对影响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有效、平稳增长。
三、有效需求向下扩张 促进经济回升
有效需求向下扩张的含义是，使有效需求向低收入阶层和欠发达地区扩张。这就意味着必须提高低收入阶层和欠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其作用在于：
第一，有效需求向下扩张，可扩大社会总需求，拉动生产增长。有效需求向下扩张是增大过细的经济管道、缓解其对财富顺畅流通所产生的约束以促进生产的增长。据统计资料表明，我国97%以上的工业消费品已经处于供给饱和或供给过剩的状态。市场销售竞争激烈，价格不断下降，生产企业和商家都采取各种促销手段，如降价让利、赠送礼品、以旧换新、回报消费者、有奖销售、加强售后服务和树立企业形象，以便在市场中占有更大份额。如降价让利方面，一些商品的减让幅度达10—30%，有些甚至达到50%。可以说有些厂家和商家的价格竞争已经到了互相残杀的地步，但市场销售仍不见回旺。在库存商品不断积压和生产资金不能周转的情况下，企业被迫降低生产，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不断依靠向银行贷款艰难度日，债务负担越来越沉重，一些中小企业被迫濒临破产。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老百姓手中没有钱吗？也不是，许多人都迫切需求购买。根本的原因，我们发现，是收入差距在作崇，有购买力的人已经在现有消费品供给结构下消费达到饱和，而消费没有满足的人却没有购买力。据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1994年的一项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全国最富有的20%的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50.4%，而最贫穷的20%的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4.27%（最近几年这种收入差别还在继续扩大），这种收入不平等占有的格局必然导致市场消费的“有供无求”和“有求无供”的局面。80年代中期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一时期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工业品生产状况普遍较好，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是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上农民的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农村居民购买力的快速提高有力地支持了国内工业生产的增长，从而推动了国民经济整体上的较快增长，使全国经济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进入90年代以后，农民的收入增长大大放慢，导致国内市场需求疲软，企业生产下降，整个经济有所萎缩。而高收入者阶层的需求只使得消费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民族工业的产品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消费要求，于是大量国外名牌开始登陆，而民族工业处于萎缩和不景气状态。从而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不景气状况。这种结局从根源上讲是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造成的。历史是老师，我们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尽可能地扩大低收入阶层的有效需求，促进经济迅速回升。
第二，有效需求向下扩张，可支持传统产业发展，培育新兴产业，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和部门演变的规律是：传统产业必须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积累一定的发展实力，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时才能孕育和培育出新兴产业，这种新旧产业的不断更替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现代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产业的兴起对传统产业的替代，依赖于技术创新过程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但是新产业的替代必须满足在一定程度上社会有效需求对传统产业投入的充分回报，否则新产业会因开发投入和市场培育不足而难以发展。目前，由于我国有效需求规模与市场供给规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有效需求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收入分配过度差别造成的以人口的绝大多数为代表的消费大众购买力不足，这种消费不足使得对传统产业的投入无法回报，更谈不上对新产业的兴起给予拉动或支持。因此，要使我国经济达到理想的增长水平，必须支持传统产业获得长足发展。目前我国经济中占主导力量的仍然是传统产业，即目前向市场大量提供已经饱和或过剩产品的产业。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十分关键。支持这些产业发展最好的办法不是增加财政投入，也不是银行增加信贷资金供给，而是有效需求向下扩张，使这些产业提供的产品的消费者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从而使这些产品的提供者能够使自己的再生产资金周转和循环起来，并在正常的生产循环中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实现产业链上的升级，培育出新的、主导的、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这是实现经济有效增长的正确道路。
第三，有效需求向下扩张，能够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刺激经济效率提高。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损害了经济增长的效率，使生产者、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了挫伤。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并不需要多大的财政投入，也不需要“杀富济贫”，将发达地区和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转移给落后地区和低收入阶层，而只需要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价格引导政策、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使工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逐步缩小。我国目前最大的低收入群体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平均收入只有城市居民平均收入的1/3，这种低收入状况并不完全是由于农业与工业生产效率的差别造成的，而是长期以来甚至持续到现在的巨大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造成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近50年来，农业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积累，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工业基础比较雄厚，农业基础相比之下显得过于脆弱，因而必须不断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这将极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发挥积极的作用。提高低收入地区的收入水平也会有效地刺激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效率。我国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中西部经济发展如此滞后并不完全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过低，主要原因是西部原材料与东部产成品之间价格差过大，中西部在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环境劣势，还有国家在改革开放以来投向中西部地区的建设资金过少，这几个方面的原因都与国家的经济政策有关。因此合理调整政策取向，设法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使有效需求向低收入地区扩张，对促进经济增长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