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刊《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43卷第1期(2011年)发表了朱安东与大卫·科茨合著的题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的文章，分析了1978—2007年间中国增长模式的变迁过程及其原因。文章认为，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赖出口和投资，并对这种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作者指出，中国的增长模式需要结构性的改变，在当前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中获益的利益集团是改变现有模式将会遇到的最严重的障碍。中国的发展方式如果不能及时改变，经济增长将可能严重减速，这最终也将迫使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发生改变。文章内容如下。
在1978年“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实施后，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我们将表明，最初中国的快速增长依赖国内市场，特别是家庭和政府不断上涨的消费。但是，从2001年开始，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主要作用，我们将对中国近期这种增长道路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
分析增长过程的方法
我们将总需求视为长期经济增长重要的决定因素。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萨伊定律的有效，导致得出长期的增长完全依赖供给面因素的结论。我们反对这种与市场经济现实相反的假设。典型的情况是，大部分资源的未利用或未充分利用和高水平的总需求——或者在一个动态的框架中，高的总需求增长率——能够引起产出的增加(或产出的快速增长)。劳动力供给的约束能够通过官方的或掩饰的失业率的降低或者将劳动力从产出增长潜力低或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向产出潜力高和劳动生产率高的部分转移来克服。投资是能够增长的，同时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也会提高。由于增长的投资能提高产出增长率和收入，后者又导致额外的储蓄，增加投资并不必然抑制需求中的其他成分，这将由增长的收入提供。而且更快的需求增长可能激发通过创新实现的生产率的更快增长。这并不是说供给面的约束不起作用，我们只是认为，通常对于市场经济而言，特别是长期来说，供给因素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快速的经济增长要求快速增长的总需求，这能够由总需求组成部分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快速增长来驱动：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或外部需求。增长的总需求中主要是哪种或哪些因素驱动经济增长很重要。并不存在一种适应所有国家和任何时期唯一最优的总需求各组成部分的增长。然而，对于一个特定的国家，面临特殊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增长的总需求中的某种成分可能最适于长期的增长，而其他的会导致问题。下面我们将指出，中国转向高度依赖外部需求和固定资产投资会面临严重的可持续性问题。
1.估计外部需求和投资需求
估计外部需求在经济增长中起到的作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国民收入账户的分类并不是为测量外部需求而设计的。在传统的国民收入账户中，GDP被表示为如下形式：
Y=C+I+G+X-M (1)
等式中Y表示GDP，C表示居民消费，I表示总投资，G表示政府支出，X与M分别是商品和服务的出口与进口。净出口用NX表示，常用来代表X－M。
看起来通常的国民收入账户恒等式提供了一个清晰的GDP中的国外需求的指示，即净出口与GDP的比率。但事实并不是如此。出口代表了国外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些最终的生产是在一个国家进行的。但是，并非所有的出口都代表国外对国内生产要素产出的需求，因为出口包括了所使用的进口投入的价值，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出口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从X中减去M，使得所有的进口中间产品同用于消费、政府购买和投资的最终产品一道被减去。
一个合适的估计国外对于国内产出需求的方法是利用出口的国内部分(
)。是出口产品价值减去所有直接或间接用于生产出口产品与服务的进口投入的价值。也就是说，要计算既需要减去直接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投入，也要减去进口的用于生产出口产品投入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如此沿生产链追溯。同GDP一样，也是一个增加值的概念，仅仅包括国内的价值增加值。
由于GDP是一个衡量一国产出的增加值，我们就可以将等式写为：
等式中GDP的四个组成部分分别是相应的通常总需求或GDP组成部分的国内部分。等式(2)简单地将属于国内生产要素的产出分配在GDP的四类购买者身上。
从等式(2)显然可以看出，概念上最佳的衡量外部需求产生的GDP与总GDP比例的方式是/Y。不幸的是，在概念上最合适的方法通常无法在实际中运用。现实中测量将需要一份详细的投入产出表，它要记载所有相继的生产阶段中的每一项进口的中间产品，其中包括所有相关产品最终的流向，是国内销售还是出口。
近些年中国政府每年都制作了投入产出表，但其中大部分内容相对来说是总量水平。在1997年到2002年间制作的表更详尽一些，最近的迪恩(Dean)、冯(Fung)和王(Wang)的研究利用这些表来估计出口中的国内部分。在1997年中国出口的国内部分约为71.7％，2002年为64.1％(表1)。估计的出口的国内部分在1997年到2002年间的下降表明中国在朝某种“出口平台”型的出口转变，相对较少的本地价值被加入到进口商品之中。然而，一些中国商业发展的观察家认为中国最近正积极地用国内投入代替进口。这意味着不能依据上面的估计来判断中国2002年以来的趋势。很可能先前的趋势已经逆转。
在本文中，我们用迪恩、冯和王的估计来判断中国经济增长对国外需求的依赖。然而，由于我们需要追踪中国自1978年起30年来增长模式的变化，对大部分的年份而言我们不得不用粗略估计。
用于投资分析的国民收入账户变量对我们的目的而言面临与出口变量同样的问题。最优的用来衡量GDP中投资需求份额的是
/Y，而不是I/Y。我们也用迪恩、冯和王的方法来估计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国内部分的依赖。
2.GDP增长中主导成分的概念
我们对需求在GDP增长中的作用的分析，运用了GDP增长主导成分的概念。在一段时期，GDP中被认为起主导作用的成分要满足两个条件：(1)这一时期中这个成分的增长速度高于GDP；(2)这个成分在GDP中的份额足够大，即它对GDP增长的“贡献”在这一时期GDP的累积增长中占显著份额。
任何GDP成分对GDP增长的“贡献”——举例来说，家庭消费——被定义为如下形式：
所有GDP成分贡献的总和等于GDP的增长率。每种成分的贡献传统上用“百分点”表示。
我们将任何GDP成分的“贡献份额”定义为其贡献除以这一时期GDP的增长率。这样，如果这一时期GDP的增长率是10个百分点，而消费的贡献是5个百分点，那么消费的贡献份额就是50％；即消费贡献了这一时期GDP增长的一半。
增长率和贡献份额本身都不能作为一个好的指标来判断哪种成分是GDP增长的主导成分。如果某一成分增长快于GDP，它的增长可以被视为“拉动”了总体的GDP增长率，但是如果那个成分只占GDP中一个小的份额，这种“拉动”将会很弱，这就会通过低的贡献份额表现出来。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某个成分既在增长又占据GDP中较大的份额，相对来说就会对GDP的增长做出较大的贡献，要是它的增长速度比GDP慢，它将“拉低”GDP的增长率。
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将传统的GDP成分视为GDP的需求存在一个问题。4个正向的成分——C，I，G和X——都是混合的，既包括对GDP的需求也包含对进口的需求。尽管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仍将考察传统的GDP成分，因为定义更为合适的成分的年度数据难以获得。但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出口和投资的作用，我们可以在传统的GDP成分上补充估计的一些数据，出口的国内部分()和固定投资的国内部分(
)。
1978年以来中国增长模式的变动
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增长的轨迹是从一种主要基于国内消费的模式转变到了一种由出口和投资驱动的模式。这种转变不是逐渐或均衡发生的。在这一段时期中，基于重大事件和制度或政策变化，我们可以区分出一些阶段。在这一节，我们将指出中国增长模式演进的四个不同的阶段或时期，同时也考察了这些模式转变背后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政策、制度的变化。在每一个阶段，我们将判断是何种CDP的成分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主导作用。
图1和图2展示了C(家庭消费)、G(政府消费)、IF(固定投资)、X(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和M(商品与服务的进口)在1978—2007年间占GDP的份额。图3展示了这一时期实际GDP的年增长率。如果某一成分的份额比上一年上涨了，那就意味着它比GDP增长得更快，就是备选的主导增长的因素。表1提供了GDP和其成分的年度增长率，包括了估计的成分和。对于一个在一段时期份额上涨的GDP成分，可以参照表1看它在整个时期比GDP增长速度快多少。
图1：国内支出成分占GDP的份额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表2－17和表2－18；《中国统计摘要2009》，第33—34页。
我们划出了中国增长模式的四个时期：1978—1988年，1988—1991年，1991—2001年，2001—2007年。图3和表1是基于年度数据，作为补充，表2和表3提供了四个时期的数据。表2给出了四个时期内GDP及其各个成分的年均增长率，人民币价值对美元的平均变化率，官方净出口的平均价值占GDP的百分比。表3提供了每种成分在各个阶段的贡献份额。注意表3包括了“存货增加”的贡献份额，这个成分无法被包括在增长率表中，因为这个变量的值可以为负或零。
1.1978—1988年平衡的、国内市场主导的增长
这个时期起始于改革与开放，结束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扰乱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前一年。表2展示了在第一个10年中需求的三种国内成分与GDP有近似的增长率，其中居民消费在三者中增长速度最快。出口的增长速度为年均20.6％，估计的增长为年均18.5％，由于出口在GDP中份额相对较低，这对GDP的增长只产生了较小的影响，估计的出口的国内部分仅仅贡献了GDP在这一阶段增长的12.3％。这意味着国内支出的国内部分在这一阶段GDP增长中的贡献率约为87.7％。家庭消费在这10年中贡献了GDP增长的一半多一点。
这个阶段平衡的国内市场引导的增长源自早期改革从农业部门开始这一特征。为了在政治上获得对改革的支持，政府实行了增加大众收入的政策，特别是农民。这是通过提高农产品的国家收购价格来实现的。这个结果可以在表4第2列看到，从1979年到1984年，农村家庭净实际收入经历了年均两位数的增长率，在这之后增长减慢了。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在这个阶段增长得更快，1984年后仍快速增长(表4和表5)。表5表明，从1978年到1988年，家庭总收入增长速度快于GDP。这使得家庭消费在GDP的增长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如表6所示，消费相对家庭收入的比例在这一阶段相对稳定，每年仅微微下降1％。普通居民收入的快速增加，结合其较高的消费倾向，解释了家庭消费的快速增加。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金融系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银行系统从财政系统中分离出来，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了中央银行，其商业银行的功能和分支机构转变为新成立的国有商业银行。1984年政府宣布这些商业银行的贷款配额将基于上一年的贷款情况，而这项政策将在1985年实施。这使得1984年货币供应(MO)增加了49.4％以及1985年消费价格通货膨胀率上升到了9.3％。同一时期，市场机制被承认并受到鼓励，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解除价格控制成为改革日程上重要的一项。这不仅仅是由于改革的市场导向，也是由于价格控制所要求的大量补贴产生的预算负担。在1988年，中央政府部分地解除了价格控制，这导致了更严重的通货膨胀，消费价格的膨胀在1988年和1989年分别达到了18.8％和18％。这种快速的通货膨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爆发产生了一定影响。
正是在这个阶段，基尼系数开始显示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如图5所示，在1978—1982年，基尼系数相对平稳地保持在较低的0.29到0.31的水平，在1984年下降到了0.24。从1985年开始，随着市场化的高涨和快速通货膨胀的开始，基尼系数开始逆转上升。然而，还没到这一阶段的最后一年，基尼系数就超过了以前的高点，在1988年达到了0.38。
2.1988—1991年投资主导的减速
这个短的阶段涵盖了“天安门事件”后的混乱和经济增长的减速。在这期间GDP增长显著下降，远低于整体的平均水平(图3和表1、表2)。增长速度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固定投资的减速。固定投资(IF)的份额在1989年急剧下降(图1)；1989年固定投资水平下跌到13％，在1991年重新恢复快速增长前，1990年只上涨了1.5％(表1)。如表3所示，在这一阶段固定投资仅仅贡献了GDP增长的6.4％，这远低于其之前和之后的贡献份额。
之前谈到的1988年和1989年非常快速的通货膨胀，对天安门事件的出现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得政府削减了国家投资和运用其他方法来稳定经济。同时，也出现了改革的暂时停滞。这些政策对抗通货膨胀非常有效，1990年通胀回到了3.1％(图4)。同时，这也导致了投资引导的增长在这一时期减速。表3可见这一时期存货增加贡献了16.2％的GDP增长，意味着总需求相对总产出的缺口，这也是强力反通货膨胀措施可以预料到的结果。
图4：消费价格指数变动
注：1985年之前的为零售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8》。
居民消费同样显著慢于GDP的增长，是增长减缓的原因之一。表5可以看出，农村净收入增长在这一时期仅为2.4％。城市居民收入年均增长8％，总的居民收入增长仅为每年4.9％，低于GDP的增长。表6中居民消费的增长更慢于其缓慢的收入增长，消费占收入的比例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
有两个因素减缓了GDP增速的下降。一个是政府消费，在这一时期增长速度几乎是GDP的两倍。然而，最大的抵制增速下滑的因素是出口在GDP中的份额，在1988—1991年间，从12.7％上升到了18.6％，仅仅3年内增长了近50％。出口对GDP增速贡献了一半多一点。估计出口的国内部分贡献了GDP增长的1/3强。出口在这一时期的大跃进，仅在1990年就上升了40.4％，直接和间接地是由于政府在那一年使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了21.3％。这种政策驱动的出口剧增是朝向出口型增长的第一步。
3.1991—2001年投资主导的增长
这一阶段起始于邓小平在1992年1月著名的“南巡讲话”(在讲话中他号召加速经济改革)，结束于中国在2001年12月加入WTO。这一阶段，固定投资起到了主导作用，比GDP的增长快3个百分点，贡献了39.3％的GDP增长。居民消费增长稍稍慢于GDP，而政府消费的增长稍快于GDP。出口在增长中只起到相对小的作用。然而，一些GDP成分的变化趋势在整个阶段改变了不只一次，反映了针对通货膨胀与贸易平衡问题而不断变动的政府政策。
从1992年开始的投资引导的增长可以被解释为暂时克服通货膨胀问题的后果和政府政策转变相结合的结果。阻止了前一阶段快速的通货膨胀之后，政府可以自由使用宽松政策和鼓励更快的GDP增长。市场机制开始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力量也越来越强。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被越来越多地要求服从于市场机制，经济中的私有部门逐渐增长。在前一阶段的末期1991年，私营企业占据了总工业产出的9.8％，而1978年几乎为零。市场力量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政府和学术界。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呼唤逐渐变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在1992年1月视察中国南方的途中作了一系列著名的讲话。他号召建立市场经济和实现更快的GDP增长。他的讲话给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很快，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这鼓励了经济中市场力量更快地增长。图5所示的基尼系数在这个阶段早期快速上升，在市场力量和私营部门成长的同时，从1991年的0.35升到1994年的0.40，1994年后稍有一些下降。
图5：中国收入基尼系数(1978—2006)
数据来源：何娅：《基尼系数：中国城乡历史政策的解构》，载《中国国情国力》2007年第4期。
邓小平的讲话和政府新的政策导致了投资的巨大增加。在1992年和1993年，固定投资的增长率都超过了30％，GDP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4.2％和14％。然而，这在随后几年中产生了另一轮快速的通货膨胀，消费价格的通胀率在1993年和1994年飙升到了14.7％和24.1％(图4)。面对高通胀和伴随超快增长带来的混乱，中国政府在1993年下半年采取了另一轮稳定经济的政策，即减少公共投资，收紧货币供应，提高利率以及其他一些措施。
同时，汇率政策开始成为影响中国增长轨迹的重要因素。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1978年到1989年间，中国在商品和服务上的出口仅仅有3年存在盈余，即1981年至1983年。这鼓励了中国政府让人民币贬值，从1978年的1.68人民币/美元，1989年的3.77人民币/美元，1990年的4.78人民币/美元直到1991年的5.32人民币/美元。结合1989年和1990年经济的停滞和进口需求增长缓慢，人民币的贬值导致了1990年进口的盈余并持续了3年。
然而，在1993年，尽管政府仍然让人民币从5.51元兑1美元贬值到5.76元兑1美元，但中国仍然遭遇了约占GDP 2％的严重的贸易赤字。在1992年和1993年，进口增长远超出口的增长，而出口在1993年实际上是下降了(表1)。这使得中国政府接受了人民币仍然被高估并将导致随后几年中危险的高贸易赤字的论断。于是，中国的货币在1994年急剧贬值到8.62人民币兑1美元。与此同时，实施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如出口退税。
这些政策，与1994年大幅度的人民币贬值相结合，在1994年产生了高达66.3％出口增长。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也是导致通胀压力不断增加的因素之一，在1994年达到顶点。1995年的下半年，由于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人民币的汇率被重估。出口退税率在1995年末期和1996年早期被调低，随后在1996年出口退税被延缓，而且没有给出确定恢复的日期。所有这些因素都降低了出口商的积极性并导致了出口增长的减速。在1996年，根据我们的估计，实际的出口甚至下降了4.6％。
随着这些政策的生效，固定投资在1994年仅增长了8.2％，1995年为6.3％(表1)。1996年，GDP增长率下降到了10％，消费价格的通胀率跌到了8.3％。在1997年，政府宣布成功地实现“软着陆”。1998—2001年，固定投资的增长率又回到9％—12％之间。但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将GDP增长率压得更低，1999年的增长率下降到7.6％，在这一时期的最后两年稍稍上升。从1998年开始，中国经历了一个持续几年的通货紧缩期，这在改革进程中是第一次出现。
如表5所示，在整个1991—2001年期间，居民收入增长都稍慢于GDP增长，虽然如之前的阶段一样，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迟缓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居民消费增长稍慢于GDP，而消费与居民收入的比例在整个阶段都保持稳定。之前提到过政府消费增长稍快于GDP的增长，所以总的私人和公共消费几乎没有变动，10年中在62.4％和61.4％之间波动。
与前一时期不同，1991—2001年间出口在经济中仅起到了相对较小的作用。进口的增长快于出口增长(每年高出1.1个百分点)，这与近几年也不相同。虽然出口和估计的出口的国内部分比GDP的增长要稍快，但仅贡献了15.7％的GDP增长。这就是说，85％的GDP增长是由于国内需求的增长引起的。尽管更为依赖出口的GDP增长趋势在这一阶段暂时停滞，相比改革开放的前10年，出口还是在GDP中占据了更大的份额。在1992—2001年，出口平均占GDP的20.7％，是1978—1988年间9.3％的两倍多。
4.2001—2007年出口和投资主导的增长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这成为了这一时期的开端。在这一时期，中国现有的基于外部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增长模式得以确立，固定投资和出口成为了增长的主要因素。
如图2所示，在2001年后出口的份额开始快速和持续上升。在整个时期，尽管2004—2007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相比2001—2004年期间上升了8.9％，但出口占GDP的份额仍从22.7％上升到了38.6％。出口以年均20.9％的速度增长。进口同样增长迅速，年均达到17.8％。在2004年后，不断上升的贸易盈余出现，在2007年达到GDP的7.4％。整个时期，出口贡献了GDP增长的57.4％，估计的出口的国内部分贡献了31.7％。这样，我们所采用的衡量外部需求的方法表明约1/3的GDP增长都源自国外对中国产出需求的增长。
这一时期固定投资同样快速增长。2001—2005年，IF占GDP的份额从34.7％上升到41％，随后在2005—2007年间稍下降到40.1％。IF比GDP的增长快2个百分点，贡献了46.5％的GDP增长。我们所估计的固定投资的国内部分贡献了37.7％。这样用我们估计的国内部分来衡量，出口加上固定投资贡献了GDP增长的69.4％。
居民消费的份额在这一时期显著下降，从占GDP的45.2％跌到了35％。(作为对比，美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70％左右。)政府支出所占份额同样下降了，从16.2％降至13.4％。上面我们注意到估计的出口和固定投资的国内部分一起贡献了近70％的GDP增长，我们可以推断估计的居民和政府总消费的国内部分，仅仅贡献了略超30％的GDP增长。
2001—2007年是四个时期中年均GDP增长率最快的，为10.7％。GDP的增长率在这一时期也逐年增加，在2007年达到了13％。中国的出口和投资引导的增长产生了快速并加速的GDP增长。
是什么导致了2001—2007年间中国的增长对出口和投资依赖的不断增加呢？2001年，尽管从国际标准来看，中国的GDP增长率仍然很高，但低于从1998年算起的长期平均水平。消费价格从1998年起几乎不上涨或下跌显示了需求的不足。政府在进一步加速经济增长上面临压力。
面对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所有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的亏损，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了一波下岗和私有化政策。最初，下岗人员是很少的，但1997年，在这两个部门就业人数减少了300多万，而1998年则达到了惊人的2910万。这两个部门的工作岗位持续以每年300万个的数目减少，直到2005年，从那之后趋势逐渐减弱。从1997年到2005年间大规模的下岗，使得国有和城市集体所有企业中的就业人口减少了6960万人，这相当于2005年总城市就业人口的25％。在同一时期，总的城市就业人数由于私营部门的就业上升了7410万。这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非正式化和工资增长的停滞。随着私有化进程的推进，大部分的公有企业落入了私人之手。
这些因素在收入分配上带来了根本且持续的影响。如图5所示，基尼系数从2001年的0.4上升到2006年的0.46。在GDP年均增长10.7％的同时，居民收入增长减缓到每年8.7％，其中农村收入增长降低到了每年3.4％(表5)。更进一步，较大的收入不平等、产业化的医疗、教育和住房带来的负担使得储蓄率上升。如表6所示，消费对居民收入的比例在2001—2007年间以平均每年2.2％的比率下降。这些因素导致了在这最后一个时期内，居民消费在GDP中的份额处于较低水平且不断下降。
2001年后下降的居民消费份额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只能依赖需求的其他方面，而这个要求正好遇上了2001年后出口和投资份额的上升。这是怎样完成的呢？首先，在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这鼓励了国际贸易，特别是出口，并且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在随后几年中逐渐地被吸引到出口市场；其次，从2002年开始房地产泡沫逐渐在中国形成。这促进了经济中更多的投资；第三，1998年开始了规模巨大的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建设港口、机场、地铁和一个新的高速公路系统，这持续地增加了2001年后投资所占的份额。同时，政府实施了商业化医疗保健和教育系统，发展商业的房地产产业，希望这些能够增加消费支出。然而，这些措施使得居民的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成本快速上升，广泛认为这至少部分是储蓄率上升的原因。
考虑整个1978—2007年时期，似乎中国政府最初并没有一个详尽的计划。每一组政策和制度变化带来的结果导致了政策和制度进一步的改变。举个例子，市场化给国有企业带来了困难，国有企业对其雇员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成本高昂，使其在与私人企业的竞争中出现亏损以及不断增加补贴，这就产生了将其私有化的压力。在这段时期的末尾，中国不仅是从一个基于国有和集体产权、实行中央计划的经济转变为相当程度上依靠私有产权和市场力量的经济，它也从依赖国内消费的增长模式转变为了依赖出口和投资。到2007年，出口和固定投资构成了GDP的78.7％。
为什么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对中国是一个问题？
人们广泛认为，中国大规模的外贸盈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且不可能持续非常长的时间。然而，我们的观点是，即便中国在对外账户上取得平衡，出口在GDP中所占的高份额仍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从直觉上说，如果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依赖出口而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其出口的市场却只能年均增长不超过2％—3％，这本身就存在问题。
然而，中国的高出口份额在进口等于出口时会存在问题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个大国的出口相对世界上其余国家的GDP总和而言变得很大，只要那个国家从余下的国家购买了同样价值的进口产品，就可以说高水平(和快速增加)的经济一体化和劳动分工正在这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间形成。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样一种高程度且增长的经济一体化给中国带来了短期和长期的问题。两类问题都源自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民族国家像以前一样仍然是世界上的实体。即使在全球经济密切联系的今天，主要的经济事件和政策以及对这些事件的反应都发源于国家内。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是基于政府官员们对他们服务对象的利益的看法。
高度依赖出口的短期问题在于，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对国家经济的影响是出口占GDP份额的增函数，这是通过对该国出口产品需求的下降而传递的。可以看出，基于一个简单的模型，一定百分比出口的减少产生的GDP增长率的乘数效用是出口占GDP份额的增函数。这个潜在的问题在2009年成为了现实，由于严重的全球衰退，到那年11月止，中国的出口直线下降了15.8％。
高出口乘数在遇到出口市场衰退时除短期问题外，还存在一个长期的问题，这来源于如下情况：(1)中国具有一个大规模且快速增长的经济；(2)世界经济，也就是中国出口的市场，正在且可能持续地以远低于中国最近增长率的速度增长；(3)尽管中国在试图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接轨，但中国与长期统治全球经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仍存在显著的差异；(4)中国被嵌入到世界分工体系中的特殊方式，给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霸权的利益带来威胁，中国正逐渐地成为原材料的进口国和主要出口制造国。
一个国家，无论大小，如果其增长主要是基于其国内市场，是能够长期超过世界经济的水平快速增长而不出现问题的。快速的增长带来产出和收入的增加。如果产出主要是在国内销售，上升的收入能够购买增加的产出。然而，如果这个国家的出口成为了世界贸易总额显著的部分，就算贸易是平衡的，对于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而言，问题终将出现。
中国的出口现在占世界其他国家GDP总额的2％。如果中国持续快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增长，且保持当前出口占GDP的高份额，中国出口的增长将会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GDP的增长。一个基于当前中国增长率和出口率的简单模型表明，最迟在10年后，中国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国。看起来似乎世界其他国家在未来10年中不太愿意吸收占GDP份额如此高程度的出口。
如我们上面提到的，中国出口相对世界其余国家GDP的份额如此大的增加将意味着中国和世界的其他国家间的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赖的程度显著加深，包括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霸权在内。有两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将是一个问题。
第一，政治上独立的国家间非常高程度的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赖只有在这些国家都具有相似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时才不会是问题。如果不是那样，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会形成一种被世界其余的国家视为不可接受的关系。即使中国已经取消中央计划，现在正由私有企业生产大部分产出，它仍然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国家在引导经济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国有企业仍然在关键部门起到重要作用。这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家们对于中国产生了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跨国公司和银行都热切地要在中国投资并从这种投资中获得收益。另一方面，中国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仍然存在的制度差异使得资本家们对于过多地与中国相互依赖心存疑虑。在美国，当前程度的经济依赖已经产生了政治上的抵触，这种依赖源于大量且不断增加地从中国进口消费品。如果这种份额继续增长，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情绪会在政治上占据优势。
第二，一国之内的交换与世界市场上的交换存在本质的不同。如果来回穿过国家边界的商品是相对多样化的，那么问题不太容易产生。然而，中国主要出口制成品，特别是消费品。在2007年总出口产品中，94.9％为制成品。如我们所知，中国有大量的低工资、相对健康、有技能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这使得中国有能力通过合适的国家引导投资，快速地替代世界各地的制成品来源地。制成品在中国的进口中占的份额相对较小，2007年74.6％的进口为制成品。中国越来越多地进口原材料而出口制成品。中国也正快速地从制造业的低工资、低技术部门朝技术复杂的生产过程攀升。
这种出口和进口的结构很可能威胁到了主要资本主义霸权中资本的利益。传统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制造品，特别是技术上相对复杂的那些产品，同时进口原材料和技术上不那么复杂的商品。中国不断增长的出口威胁到了全球资本主义传统的贸易模式，这是当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形成的部分基础。从中国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的现实来说，在当今世界，很难避免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正走在一条无法长期持续的道路上。
如我们所见，中国的增长最近依赖非常高的投资率和出口率。从2004年起，固定投资已经超过了GDP的40％。基于一个简单的投资和GDP增长的模型，10％的GDP增长率需要固定投资占GDP的30％。这意味着当前的固定投资已经比10％的GDP增长多出了10个百分点。
中国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会提高一个简单的固定资本—产出模型所估计的投资率，因为基础设施资本的寿命都很长。然而，资本形成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建设新的工厂和购买设备。为什么计划者需要将投资推到占GDP如此高的份额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面临消费占GDP份额稳定下降时提供需求来维持较高的GDP增长。另一个因素可能是最近中国房地产部门泡沫的影响，它刺激了在建筑上的投资。
如果以上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中国非常高的投资率意味将来的麻烦。也就是说过剩的生产能力正在形成，或者说投资的效率非常低。这可能会在将来某一时刻导致经济的严重问题。
结语
中国模式带来了30年的快速增长，随时间多次变化而形成的当前的方式使得增长不可持续。出口增长必须要减速。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已经导致了中国出口的急剧下降，如前面所提到的，在2009年的前11个月出口同比下降了15.8％。但是，政府应对衰退的一些措施却是鼓励出口，比如增加出口退税。
这里考虑的中国增长模式的第二个问题是不断增加的对投资的依赖。中国政府在面对由全球衰退引起的出口急剧下降时，采取的措施都围绕着一个旨在进一步增加固定投资的计划进行。这个计划在短期内非常有效。尽管出口大幅下降，这导致中国的GDP增长率从2008年第三季度的9％掉到了2009年一季度的6.1％，但刺激计划很快就提出并实施，在2009年早期似乎成功地恢复了快速的增长。这个计划的成功主要靠加速固定投资的增长，而这只会恶化前面讨论过的固定投资过剩的问题。
考虑到在出口上的约束和投资引导增长的局限性，如果消费不能增长到在总需求中起更大的作用，那么中国快速的增长将会减缓或在将来的某一时间停止。所以，中国的增长模式不得不转向依赖国内消费，特别是在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越来越明显的时候。
为了鼓励消费，首先要使普通群众的收入增加并减少收入不平等。这主要可以通过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来实现。要改进初次分配，中国政府可以首先国有化或再国有化私人和外国企业，然后公布并强制实行更严厉的劳动力市场管制。前面一个政策能够防止剩余落入少部分人之手或者被转移到国外，取而代之的是将其分配给劳动者。后一个措施能够保证体面的工资和工人其他的福利，包括那些背井离乡、收入低下、工作环境恶劣的流动劳动力。这些措施结合起来能够改善工人的谈判能力和增加收入。同时，政府要增加税收来保证有足够的国家收入来进行转移支付。相比国际标准，中国的政府收入占GDP的份额仍然很低，这留下了增长的空间。
其次，政府要采取措施降低储蓄率。或者，用另一种说法，要给予人们信心去消费。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改善福利体系，将医疗保健和教育系统去商业化，提供居住用房的系统要减少利润导向。当前许多人将医疗、教育和住房成本视为面前的“新三座大山”。他们要为自己和家庭成员可能的健康问题、为孩子的教育和谋求一处体面的住所而储蓄。虽然中国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所实施的政策要么没有足够的效果，要么太慢。中国的领导层强调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对于平息人们的不满和构建“和谐社会”而言是必需的，但是解决这些问题也是维持经济增长所必需的。
如果普通居民有足够的钱去花费并有信心消费，消费将会迅速增长，消费的份额也会恢复。在中国，更多的消费，加上合适的投资和出口，将会提供充足的需求并导向平衡的增长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消费要占足够大的份额。
但是，这样的措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第三部分的分析表明，当前增长模式的形成是试图扫除持续高速增长障碍的结果，这种高速的增长来源于不断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接轨的政策的基本特征。转向另一种增长模式将要挑战中国经济结构性变迁的方向。
最严重的反对意见将会来自从当前增长模式中获益最多的集团。国内和国外的资本家将会反对国有化政策来保护他们的所有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以及获取剩余的权力。他们将反对在劳动力市场实施严格管制来保持其支配性的谈判地位和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的自由。这些从医疗、教育和房地产部门致富的人会竭尽所能地保护他们的利润。而那些享受以所谓“行政支出”名义花费政府收入的官员们将会抵制把收入用于改善公共福利。
更为严重的挑战是当前增长模式的获益者掌握着很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并且在制定和实施法律与政策上有着重要影响。这样，要保证增长模式必要的改变，就需要一个更民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如果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中国正面临选择：或者当前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或者30年的快速增长将到达终点。而后者本身将会引起新的政治压力，促使中国的发展方向发生改变。所以，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将来会在中国看到政治和经济上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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