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汉文化在东亚文化史上的辉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史上论文,辉煌论文,汉文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4年6月，外交部礼宾司致电复旦大学出版社，请后者为其寄送该社2013年出版的36册本《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参见图1)，以备作国礼赠送外方，使这套大型学术文献丛书得以跨越国门，为中外文化交流增添了新色彩。事实上，作为复旦社域外汉文文献整理系列项目中的一种，《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不是最早的——自2010年起，复旦社还先后出版了《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2010年，25册)、《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2011年，30册)、《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2015年，5册)。而2014年有关部门特别委托、国家社科基金正式立项、由贺圣遂担任项目首席专家的重大项目——“琉球王国汉文文献续编及其应用研究”最终成果，未来也会由该社承担出版任务。
图1.《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 这些大型文献的出版，不仅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在学术研究中也具有不容小觑的影响。丛书出版后，国内高校、图书馆等机构陆续将丛书作为馆藏必备书目，而欧美的诸多研究机构亦解囊订购。尤为重要的，丛书陆续出版后，已成为文史研究、东亚文化交流研究乃至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性文献，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短短几年间，仅以《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参见图2)为基础的学术论文就已多达数十篇，其中不乏葛兆光、王振忠、陈正宏、张京华这样的名家之作，而借助这一大型文献撰写的硕博论文亦不在少数。此外，更有青年学者通过使用上述文献，先后出版了《行观中国——日本使节眼中的明代社会》《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等专著。系列丛书的出版，也得到裘锡圭、周振鹤、夫马进、王德威、邢义田、张隆溪、李焯然、王汎森等国际知名学者的赞誉，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著名汉学家罗多弼更是认为，这些图书在未来二十年都将是嘉惠中外学术的必备文献。可以预见，将会有更多的学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中，相关的研究成果还会陆续面世。可以说，一个以复旦版域外汉学文献系列为依托的研究群体正在逐步形成，其为中国当代学术的贡献亦值得期待。
图2.《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 从出版专业的视角看，域外汉文文献系列项目中的每一种，都属于前期成本投入很高、后期经济回报未卜，有一定风险的大型出版项目。据贺圣遂(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顾问，原复旦社董事长、总编辑)、孙晶(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编辑)等人介绍，开始运作《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时，并未得到相关基金的资助。面对这样有风险的大项目，哪怕只有一个，熟悉中外出版运作规律的专业人士一般都不会轻易拍板。而复旦社不仅漂漂亮亮地完成了一个项目，而且在几年的时间里，陆续推进了五个项目，形成颇具特色和规模的出版系列，这不得不令人感到好奇——其底气何在?当初是如何下定决心的?后续又是如何运作这些看上去受众面不宽甚至还有些“曲高和寡”的大型丛书，并使之取得令人羡慕的成绩的呢? 一、文化视野：多年夙愿“引出”域外汉文文献 追根溯源，可谓说来话长——对贺圣遂而言，能够有幸推动域外汉文文献丛书的出版，其实源自多年前的一个夙愿。20世纪80年代，他供职于复旦大学古籍所，在著名文史学家章培恒先生指导下开展学术研究。因教学、科研的需要，他与章培恒教授、骆玉明教授等人先后翻译了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等日本汉学名家的论著，是为他接触日本汉学之始。当时，他就深为日本汉学家精湛的中国学修养所折服。尤其是吉川幸次郎这位日本汉学大家，竟然在本国学生面前始终将中国称为“敝国”，而将日本称为“贵国”。这让贺圣遂感到意外，同时也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魅力，能够让一位异国学人对中华文化产生如此热爱之情?1992年，贺圣遂带着这个疑问赴日本爱知大学访学。访学岁月使他对日本汉学研究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而其视野也更为宏阔——一年中，除了常规的交流学习，他还访问了日本多家著名研究机构、多所知名大学，阅读了大量当代和古代日本学人的相关著述。他由此发现日本历史上还有堪称辉煌的汉字书写和汉文化研究的不凡时代，可谓名家辈出，星光熠熠。与吉川幸次郎虽热爱中华文化却仍以日文书写为主不同，这些前辈日本学人不仅热爱中华文明，而且用汉字撰写论著，江户时代的诸多政学两界名流，如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中江藤树、熊泽蕃三、新井白石、大盐平八郎等，莫不如此。贺圣遂又了解到，朝鲜半岛亦早自西汉时期，就开始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后世涌现出安珦、李穑、郑梦周、金宗直、赵光祖、奇高峰、李栗谷等知名学者，也都谙熟中华文化，以汉字著述；而越南的情况亦与此相似。可以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汉字和中华文化使东亚诸国、地区(至少在精英阶层)形成了一个知识共同体，他们共享知识，并因由政治交往而促成文化交流。 自日本回国，贺圣遂调入复旦社工作，多年前的夙愿始终萦绕于胸，总想着找合适的机会做出几个有影响的出版项目，将这一东亚汉文化的辉煌时代展现给国人。21世纪初，贺圣遂接任出版社社长后，将这一想法告诉谙熟日、韩文字，对东亚学术和文化有较深研究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毅平，并得到后者的积极响应，双方约定由后者撰写一部《东亚文化史》——15年过去，邵毅平教授的著作虽已完成大半，但离全书杀青尚有一段时日。“岁月催人老，没想到邵毅平教授在这一课题上花了这么大的气力和工夫，他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可以期待邵教授的著作问世后，必然沾溉有关的学术研究，成为复旦社又一出版贡献和亮点。但是作为出版人，15年的时光却悄悄溜走了”，贺圣遂不禁感慨! 2006年，让贺圣遂魂牵梦绕的这个出版梦想得以实现的契机终于来了。这一年，贺圣遂的老朋友、著名文史学家葛兆光教授从清华大学调入复旦大学筹建文史研究院，在组建研究院的同时，葛教授提出了一系列的研究计划。其中，“从周边看中国”大型研究项目与贺圣遂“东亚文化出版项目”的构想不谋而合——葛教授的研究项目也是着眼于汉字书写时代的东亚周边国家与中国交往及其相互间交往的历史，依照他的计划，为使研究顺利开展，一个前提性、基础性的工作就是整理出版一批周边国家历史上的汉文文献。由此，多年的夙愿一朝有了实现的机会——当贺圣遂了解到葛兆光教授的这一研究计划后，第一时间向后者表达了合作意愿，并诚恳地向葛教授承诺，复旦社不会过多考虑市场效应和经济回报，为了重现汉字文化在东亚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相互交往中的这段光辉历史，复旦社会尽一切努力将这一项目做好。据说，当初对这一项目感兴趣的不止复旦社一家，其他出版社后来考虑到市场空间及经济回报等因素，综合考量后知难而退打消了念头，机缘留给了复旦社! 二、著者、整理者、出版者：合力打磨丛书独特品质 作为学术课题，研究者往往看重的是课题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力；作为出版项目，出版者除了以上考虑之外，更多思考的是文化意义和传承价值。作为国内出版界有较大影响的原创性学术出版机构，此前复旦社曾经出版过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章培恒先生、骆玉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著名文史学者葛兆光教授所著《中国思想史》，宋代文学学会会长王水照教授主持编纂的大型文献《历代文话》，古典文献学专家、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教授历时11年精心辑纂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等优秀学术著作和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对于此类图书的出版已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在文史哲编辑领域，有一批学力深厚、业务精良的编辑队伍。如果说复旦社领导的文化眼光是使其下决心着手此项目的主观动因的话，而其自身的专业知识素养和编辑队伍的完备则是促使其执著前行的客观基础。 1.选题内容的稀缺性，彰显了丛书的独特价值 从内容上看，作为文化产业的出版，如果文化产品要在市场上谋得一席之地，引发目标市场的关注，必须具备一定的差异性——也就是能够填补市场空白。而域外汉文文献系列中的每一个项目都具有此种独特性，尤其是《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和《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不仅具有独特性，更是首次大规模面世，对于海内外的研究者而言，其价值不言而喻。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是指历史上越南官方使节北使中国，或民间人士来华旅行而撰述的相关汉文记录，其主要形式为燕行记、北使诗文集和使程图。《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收录的，主要是越南陈朝、后黎朝、西山朝和阮朝出使中国的燕行使者的著述”。恰如本书中方编委陈正宏教授所言，这些著述的作者均是越南国内极一时之选的著名文臣，如冯克宽、阮宗窐、黎贵惇、阮攸、潘辉注、李文馥、阮文超、裴文禩、阮述等，这些人不仅汉文修养甚高，对中国历史文化也十分熟悉。他们在中国境内所撰述编绘的有关中国的文字或图像，比中国本土同时期的记录更为细致、直白而不加修饰，成为今天我们追溯往昔时代生活细节与真相的重要参考文献。事实上，长路漫漫，越南使臣自南及北，对旅行沿途中国的地形地貌、各地风土人情均有详细描绘；而对于“道光帝人到中年即牙齿全部脱落”此类中国臣子绝不敢妄言的宫廷秘辛亦付诸笔端。总而言之，《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从一个特殊的侧面，系统地展示了1314年至1884年这五百多年间中越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同时也通过“异域之眼”，直观地呈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国的感性样态，而文献所呈现的“中国风貌”，有些我们可以拿来与中国士大夫的记述相对照，而更多的则是一种补充和丰富。恰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教授所言：“越南使者穿越整个南北中国，看到的东西非常丰富，越南燕行录文献虽少，内容却极其广泛。能够第一次把越南的汉文文献出版，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成绩。” 《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的出版不仅具有文化传播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还具有某种文化遗产抢救的色彩。历史上的琉球王国，“主要是指从1429年尚巴志建立统一政权起，到1879年被日本吞并为止，在日本九州和中国台湾之间的琉球群岛上存续了450年的一个统一王国”。琉球王国有语言而无文字，后受中国、日本的影响，学会使用汉字和假名文字。作为官方文字，汉字在琉球王国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不仅政府文书用汉字书写，精英阶层的著述也都以汉字书写，因此，在四个多世纪的历史中，琉球王国曾留存下大量的汉文文献。日本吞并琉球王国后，为了弱化琉球文化中的中国色彩，许多汉文文献遭到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因战争原因，又有大量文献遭遇灭顶之灾。可以说，《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的出版，不仅是琉球王国汉文文献的首次大规模整理出版，它还为世人“打捞”出了一个曾在东亚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古代王国的大体面貌。此外，此书的出版，对于琉球王国汉文文献的传承、传播亦功莫大焉。 至于《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和《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虽然韩国政府及学术界一直将其汉文文献视若国家级的历史遗产，持续不断地发掘、整理和出版，但是在中国，相关的系统化地整理和出版，尚不多见。两种汉文文献的系统整理出版，亦是嘉惠学林之举。在谈及《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时，葛兆光教授曾言，“汉文就像早期欧洲的拉丁文一样连缀起一种文化，这个区域确实曾经有过一个共同教养和共享传统的时代”，无论是对于越南、朝鲜王国，还是对于日本、琉球王国，汉文都曾经是各自精神生活和文化传播、传承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2.“原始文献不原始”：锦上添花的加工与整理 从文献整理的角度看，“域外汉文文献系列”丛书并非简单的影印，其中诸多整理工作渗透着中外专家学者的心血，是中外学界协同推进、国际合作的成果，这也是系列图书最终赢得广泛赞誉的一个重要原因。《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系复旦大学古籍所陈正宏教授最先提出，文史研究院首任院长葛兆光教授领衔主持，中文系教授、时任文史研究院副院长汪涌豪负责具体运作并协调中、越双方学者共同完成的，可以说是复旦大学与越南汉喃研究院精诚合作的结晶：越南汉喃研究院提供了丛书所收大部分文献的清晰扫描件，并搜集了部分作者的传记资料。复旦大学方面则负责文献的真伪考订、编年排次、提要撰写和影印出版，并为此多次派员赴越南，核对相关文献原书，查验扫描文件。前期工作完成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复旦大学古籍所的研究人员根据所收文献撰写了提要。《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参见图3)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作完成。首先，文献的选取是中韩学者经过细致商讨后共同议定的，在考虑文献的代表性和史料性的同时，更注重所收文献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实际价值。选定文献及版本后，经韩方研究者协助，中方学者着手高精度的文件原件扫描。接着，请韩方学者遴选本国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为每一种文献撰写韩文解题，就文献版本、作者生平、出使背景以及记载内容等做概要性的阐述。然后，由复旦大学方面负责翻译成中文，并组织中国学者对解题进行补充修订，其核心的工作是添加关于该文献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参考价值的评述。最终的解题则是在综合中韩双方学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最后形成的。《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选编》的模式亦与上述两书相似，只不过合作的海外原书收藏机构更多，涉及中国、日本、美国等多国，其中有属于琉球王国故地的琉球大学附属图书馆、冲绳县立图书馆、冲绳县立博物馆和美术馆、那霸市历史博物馆，有日本的法政大学冲绳文化研究所、国会图书馆、公文书馆、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大阪大学附属图书馆、鹿儿岛大学附属图书馆、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庆应义塾图书馆、关西大学图书馆，还有美国的夏威夷大学马诺亚分校图书馆和中国的复旦大学图书馆等机构。正是这种“上穷碧落下黄泉”“天南地北找文献”的精益求精的精神，使这部《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能够囊括这一领域最为罕见的珍稀文献，使许多“沉睡”的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重见天日”，走向更广阔的学术天地和社会空间。
图3.《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 3.出版者的眼光与追求：使原始文献散发更多光辉 从出版方面看，复旦社的专业水准也保证了上述诸书能够以精良面貌付梓面世。从选题策划的角度看，贺圣遂先生出身古典文献学本行，先前已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再加上曾长期在章培恒等前辈名家身边学习工作，耳濡目染，学术眼光超出一般；后又游学东瀛，见识亦广；而因个人志趣与广交朋友的热心性格缘故，他在学界人脉关系之广泛深厚，也使得这些项目进展极为顺利。自20多年前跻身出版业后，他始终心系学术出版，觉得大学出版之所以堪称“大学”出版者，恰恰在于其能够借助大学之丰富学术资源，汇集中外一流学者，为当代及后世之文化传承与学术繁盛，孜孜效力。域外汉文文献系列的出版经过，无疑是其数十年一以贯之出版理念之最佳体现。在图书出版的整合营销方面，复旦社现任总编辑孙晶博士(时任常务副总编辑)不仅是贺圣遂最为得力的助手，亦是可独当一面的干才。在复旦社的诸多图书编辑出版及新书学术发布等活动中，她以其干练的作风、圆熟的媒体沟通能力，和贺圣遂一起打了一个又一个的漂亮仗，使得复旦社的学术出版在基础工作扎实的情况下，亦为学界和社会所熟知。在最为重要的编辑环节，责任编辑韩结根编审堪称一位学养深厚的专家型编辑：他出身复旦大学古籍所，系章培恒先生亲自指导的博士，古籍图书的编辑加工游刃有余；曾在《复旦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并出版有《明代徽州文学研究》《钓鱼岛历史真相》等专著。专业的编辑、营销人员，保证了该系列图书的成功。 4.专业的信息传播与营销：高端文献走向社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古籍项目出版的过程中，复旦社是非常重视信息传播工作的。自《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出版始，每一套图书出版后，他们都会邀请相关专业领域内中外知名学者举办新书发布会，并邀请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对相关活动和有关学者进行全方位的采访报道。《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出版后，复旦社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于2010年6月18日共同举办了新书发布会。会上多位知名专家对于此书出版给予高度评价。例如，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专家周振鹤教授认为，史料是历史的生命，研究历史，先是史料，后是方法，没有史料，只有方法是没有用的。与此前已经出版过的朝鲜《燕行录》相比，本丛书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第一，其选本都是稿本，其文献价值比刻本更珍贵。不但对历史研究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而且从中可以换一种眼光看中国。第二，越南燕行文献优于朝鲜《燕行录》的地方在于，朝鲜《燕行录》路程很短，相比而言，越南燕行文献路程要长得多。越南使者穿越整个南北中国，看到的东西非常丰富，越南燕行文献虽少，内容却极其广泛。能够第一次把越南的汉文文献出版，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成绩。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王振忠教授也认为：本丛书汇集了非常稀见的珍贵的资料，与朝鲜燕行文献不同，越南燕行文献里有彩色的路程图，这对于研究者很重要。作为出版业内名家，著名文史专家、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赵昌平则认为，一个出版社要成为有影响的出版社，一定要有一些大手笔。从学术出版上看，大项目不是大而无当的东西，而是主持者站在学术前沿，花气力发掘的真正有学术价值的重要选题，这就要求出版社相关人员既有学术眼光和编辑能力，又要有很强的运营能力。《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无疑体现了复旦社及其主事者的学术眼光、编辑能力和运营能力。这些专家学者的评价，在媒体和学术界广泛传播，无疑进一步扩大了图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因恰逢中越建交60周年暨首个“中越友好年”，复旦社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汉喃研究院又于当年6月下旬在河内举办了新书发布会，越南的新书发布会受到中越双方高度重视，越南方面有越南社会科学院的两位副院长与会，而中国除了学术机构的学者外，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也派官员出席。河内以及胡志明市的《西贡解放日报》等多家当地权威媒体对活动的举办给予报道和积极评价。《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出版后，复旦社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也共同邀请韩、日学者共同举办大型学术发布活动。对于后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认为，此书“最值得称道的是，编者与中国、日本、美国，特别是琉球王国故地的冲绳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相关机构通力合作，迄今最完整地收集了存世的琉球版汉籍和琉球人汉文著作，也包括一些以往鲜为人知的资料，并且全部按原书影印，为研究和了解琉球历史、文化和相关的东亚史和中、琉、日关系史提供了便利”。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则认为，此书“全面而系统地展现了《历代宝案》以外的琉球汉文文献的基本面貌，对于思想、历史、文学、教育乃至天文、医学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汉文化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和影响，东亚汉文化圈内部的异同和特征，近代历史错综复杂的变迁和曲折，也因此而能够得到更有理据、更趋客观的理解和认识”。应该说，发布会等一系列活动和相关研究领域知名学者的充分肯定、权威媒体的全面报道，使得上述图书的出版一次又一次成为当年学术界、出版界的热门话题，社会影响力早已超出学术圈和出版业，不仅为图书营销带来极大便利，也使得复旦社学术出版的品牌得到大大提升。 除了上述提到的四点外，复旦版域外汉文文献系列的成功，亦是多方合力共同推进的结果。复旦版域外汉文文献系列开始筹划出版的时候，出版社及其主持者凭借自己对文化的热爱，在没有任何社会资助的情况下，毅然决定上马此项目。而当工作逐步展开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设立的国家出版基金以及上海市政府设立的上海文化基金(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都给予大力扶持，为后续项目的开展提供了难得的保障。复旦大学也对复旦社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这种密切持久的合作给予充分肯定，主管文科科研和出版社的副校长林尚立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对这种学术研究与学术出版紧密结合的模式表示支持，并鼓励两家单位要继续加强合作，共同努力，为复旦大学乃至中国学术的进步做出新的成绩，打造复旦学术和中国学术的新的影响力。 三、基业长青：以“文化资本”铸造“文化基因” 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业是身兼文化与产业两重身份的。与其他行业只要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即有可能大获成功不同的是，文化产业不仅仅要顺应产业发展规律，更要重视自身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文化产业如果没有了“文化基因”，其产业获得长远发展的宏愿无疑将会变成空中楼阁。法国著名思想家布尔迪厄认为，当今社会的资本形态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三者存在于不同场域，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具体而言，文化资本又有三种不同表现形态，分别是具体的形式、客观的形式和体制的形式。其中，文化产品即是文化资本的客观形态。 对于出版业而言，首先要有文化资本，这是每一家出版社的立社之本、发展之源。然而，文化资本的培育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年复一年地缓慢积累，只有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它才有更多的机会转化为经济资本，从而为出版社的产业发展提供动力。此外，一家出版社只有拥有这种与众不同的文化资本，它也才可能逐步获得——“实际的或潜在的、与对某种持久网络的占有密切相关的资源”，进而拥有“赢得各种各样声誉的‘凭证’”——也就是社会资本。简单地讲，一家出版社只有拥有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其日常出版活动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机会才会更多，才会更加顺利，其产业发展也才更加顺理成章。 回顾复旦版域外汉文文献系列出版的过程可以看出，复旦社在运作此系列项目的时候，始终将文化目的放在首位，而这也成为日后项目成功的关键。从宏观上讲，当时国家正在大力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中华文化走出去”，贺圣遂认识到，总结中国汉字文化与文明在历史上成功传播的经验，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出版走出去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众所周知，汉字文明，不仅在东亚文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且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亦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出版域外汉文文献系列图书，一方面，可以总结古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经验，为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镜鉴；另一方面，它也可以钩沉汉字文化在东亚诸国(地区)文明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彰显东亚诸国(地区)吸收中华文明发展本国(地区)文明的探索与努力，保存和留住汉字文化在东亚文明形成与发展历程中的历史记忆，使全世界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华文化，为当代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文明做贡献。其实，除了上述项目，贺圣遂、孙晶等人意识到，历史上日本、韩国、越南国内尚有很多本国精英人士以汉文撰写的大量名作，这些作品或许不像已出版的域外汉文文献一样与中国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其内容却大都与中国古代的思想、观念和制度密切相关，这些对于人们理解以上诸国的思想文化以及中华文化的间接影响，也是不可多得的文献。据悉，复旦社此前已筹划并在进一步推进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等合作，计划推出一套“日本汉籍荟萃”，这将是复旦版域外汉文文献系列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从微观上看，立足文化传承和传播筹划大型出版项目，是中外出版业成功的良方之一。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的“彩虹计划”，英国企鹅出版社的“平装本”文学作品，美国兰登书屋的“现代文库”，日本岩波书店的“岩波文库”，莫不如此。应该说，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复旦社形成了学术出版的特色，有些项目，哪怕一时难以看到经济效益，他们依然抱持为文化积累做贡献的勇气，勇于担当。当然，除了将学术出版作为“发展战略”的“宏观设计”之外，在“战术”上，他们亦保持非常务实的出版作风。从上述域外汉文文献的编辑出版过程看，在图书内容上，他们与中外合作者(作者方)密切合作，使图书内容精致而独特；在装帧设计上，每一套书都典雅大方，极富典藏价值；价格方面，则充分考虑到目标市场的承受力，不以内容独特而漫天开价。图书出版后，他们又投入了相当的营销力量，面向海内外大学、图书馆等机构开展精细化的“一对一”专项营销活动。正是“战略”与“战术”的相互推动，使复旦版域外汉文文献系列图书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而这种思路也使复旦社在学术出版的道路上一路走来，精彩不断! 复旦社出版域外汉文文献系列图书的过程，就是一个有效利用此前所积累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积极开展学术出版活动的范例，连续五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无疑又进一步增添了复旦社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为其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正如贺圣遂和孙晶所言，五个项目不仅没有像当初出版同行所担心的不能赢利，反而凭借着出版者的精心运作，使得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顺利地转化为经济资本——项目不但为复旦社带来极大学术声誉，其经济回报亦甚为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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