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转变的客观性与艰难性*——纪念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行3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观性论文,中国改革开放论文,艰难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21(2008)03-0001-06
中国经济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加入WTO过渡期结束之后，增长方式问题成为极具争议的话题。流行看法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代价太大，所以需要转变增长方式。对此的进一步解释是，尽管十年前在确定“九五”计划时就提出了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十年之后这一任务并没有完成。相反的意见则不多，似乎大家都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变。笔者以为，经济增长方式需不需要转变与能不能够转变是两码事，由于经济增长方式涉及一整套经济系统的运作与循环，主观愿望与客观结果需要在长期磨合中达成一致，因此有必要从宏观角度给予进一步的讨论。
概念讨论
讨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首先涉及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及其类型特征。以《现代经济辞典》给出的定义为代表：经济增长方式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1]这一定义言简意赅。然而从实际观察出发，这个定义过于狭窄。其实，凡是有助于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均可以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由此观察，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增长方式组合类型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从理论上说，有多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组合类型，例如：按要素投入划分，分别有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增长主体功能作用划分，分别有政府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市场供求内外部因素划分，有以内需驱动型和外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需求要素划分，有投资拉动型、消费推动型和出口带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与质量关系角度看，有外延粗放型和内涵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在经济理论范畴中，经济增长一般是指经济活动单纯的数量增加，经济发展一般是指经济总量增加与经济结构优化同时出现。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含义。但是也要看到，第一，经济增长依然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或核心，离开经济总量增加而谈经济结构优化是不可能的；第二，上述对各种经济增长类型的划分其实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表现，在不严格限制的场合，两者概念是可以互换的。
一般理解为，所谓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转变就是促使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向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转化。如果做两个极端的归类，前者指的是一组增长(发展)方式集合：资本、劳动密集型的；政府驱动型的；外需拉动型的；投资驱动型的；出口带动型；外延粗放型的。而后者指的是另一组方式集合：技术密集型的；市场导向型的；内需驱动型的；消费驱动型的；内涵集约型的。历史地看，上述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划分只是一种相对划分，而且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发展)方式有着不同的形成条件，相互之间并非孤立、对立，往往存在着交叉重叠、主辅互补的关系，相应产生不同的增长(发展)结果。
在认识经济增长方式时有三点是容易被人忽略的：第一，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存在，具有在综合条件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特征。当一种增长方式的综合条件没有被新的条件打破、替代时，想要在主观上让这种增长方式退出历史舞台是不现实的。其转变除了受到制度条件约束之外，更重要的是受到了机制条件、技术条件、资源条件的强制约束(这些条件转变难度超过制度条件)。第二，评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成功与否，关键不在于它的过程和使用的手段，而在于它的实施结果或目的性。如果只做纯学理的评价，人们会说投入最少而产出最多的是最好的增长方式。但是这种抽象了现实和历史条件的评价实际上等于没说。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时曾经有这样的思想：资本家对待一种新的技术发明在生产上使用的态度，首先要看这种技术能否使得资本增值，或者说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如若新技术不能带来更多的价值增值，资本家就宁愿继续采用旧技术而置新技术于不顾。经济增长方式采用哪种组合类型，除了取决于增长方式存在的条件性外，其实也取决于增长方式存在的目的性。第三，对经济增长方式目的性可以有很多解释，但可以达成的一点共识是：无论哪种组合方式类型，都须使得经济增长在给定条件下到达一种理想或近似理想的增长状态。
以上概念的讨论就进一步演化为有关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与增长(发展)状态之间关系的讨论。进一步说，任何一种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能否实现经济增长理想或近似理想的状态？经过实际经验观察可知，这种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状态是存在的，这就是所谓无通胀增长状态，或者接近这种理想状态的低通胀高增长状态。
无通胀增长的定义出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他认为：“把创造货币的增长率建立在能够促进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足够高的水平上。经过计算，这个增长率为1％，它带有轻微的通货膨胀倾向，并且具有灵活可变的优势而没有任何值得引起重视的缺点。”[2]笔者完全同意这个定义，并进一步强调：无通胀增长首先是低通胀或无通胀，在此前提下出现一种高增长现象。
中国经济增长实效及其比较
纵观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实际状态(见图1)，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几个显著不同的时期，其增长状态依次过渡为：中度通胀增长→高度通胀增长→低度通胀增长→高度通胀增长→低度通胀增长→无通胀增长。
最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以前，中国经济增长状态是起伏不定的，处于通胀与增长形影不离的伴生状态，在相当时期内通胀指数大大高于增长指数。但是从1998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无通胀增长的黄金时代，而且就2007年实效情况看，这个黄金时代似乎还没有结束。
进而从表1可以看到，1998年到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年均高达9.1％，而代表通货膨胀指数的消费价格指数年均只增长了0.7％。笔者曾经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基础上，利用增长趋势方程得出结论：1978～2002年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为年均8.9％。[3]这里出现了实际增长率比潜在增长率多出0.2个百分点的不合理差距。解释这一不合理差距可能有两个理由：其一，笔者的计算分析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其二，统计数据出现了低估情况。笔者倾向于第二种理由解释。因为经过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国家统计局对以前的数据进行了重新调整，新的实际增长率普遍都比旧的数据略微高一些。无论如何，从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到达了它的潜在增长水平临界点，而代表通货膨胀指数的CPI只有近1％的增长，这是完全符合莫里斯·阿莱所说的那种无通胀增长状态的。
表1 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
单位国内生产总 单位国内生产总
年份 经济增长指数 消费价格指数
增长年数 增长状态
值能耗量 值能耗降低率
1978～1986 110.0106.0
6 中度通胀增长 10.623 -8.27％
1987～1989 109.0114.7
3 高度通胀增长
6.357-10.12％
1990～1992 109.1104.3
3 中度通胀增长
4.702-10.70％
1993～1995 112.7118.6
3 高度通胀增长
2.662-18.91％
1996～1997 109.7105.6
2 中度通胀增长
1.849-10.07％
1998～2006 109.1100.7
9
无通胀增长
1.350 -4.3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统计数据查询与辅助决策系统。
无独有偶，通过对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分析比较后发现，近似理想增长状态的出现并非个案。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往往是一种经济增长成功的标志物或伴生物。笔者以日本和韩国为例给以简要说明(参见图2与图3)：
1、这两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后期，都出现过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增长的增长状态。日本是在1982～1990年间，平均增长率为4.2％，通胀率平均为1.7％，接近无通胀增长型。韩国是在1983～1989年间，平均增长率为9.1％，通胀率平均为3.8％，属于低通胀高增长型。
2、这两个国家在持续了6～8年的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阶段之后，被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所终止。日本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股市及房市“泡沫”的破灭，经济持续走向了衰退。韩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增长不稳定，最后被亚洲金融危机拖入低谷。
日韩案例对中国的启示是：第一，经济增长理想状态(或近似理想状态)的出现是以一段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段为标志的。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同时也是经济奇迹的伴生物。但是好景总是不长，中国无通胀增长的黄金时段或许面临着即将终结的局面。第二，黄金时段早晚会结束，但这种黄金时段能够持续多久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有效性的最好证明。众所周知，日韩经济进入衰退或危机之后，其增长方式就受到了挑战和批判。日韩从此也进入了新一轮的结构调整时期。中国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是新的增长方式并没有完全出现，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却创造了持续十年的无通胀增长状态。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增长(发展)方式的潜力是否完全耗竭完毕？如果不是，那么这种增长(发展)方式还能有效地持续多久？如果是，那么用什么新方式来尽快代替它？
增长中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与能耗过高问题
目前对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批评最多的是两个问题：第一，它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第二，它导致对地球稀缺资源的消耗过大。为证明这两个问题的存在，许多文献举出了反映收入差距的各种指标(如基尼系数等)的上升，以及中国产出及消耗占世界主要资源的比重越来越高等数据。笔者原则上也认可上述数据，但是需要强调：这些数据以及相应的说法并不足以完全否定目前增长方式的有效性，而且这两个问题对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各有不同的意义。
1、关于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首先，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具有相对的历史合理性。众所周知，1978年以前实行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实践上中导致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后果。1978年以后的改革正是要纠正这种不合理现象。纠正的结果自然是刺激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由此，增长原点上的差距小本来就不合理，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合理性”。而在30年当中收入差距的扩大，某种意义上是对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收入差距合理性的回归。只是困难在于我们无法计算出目前实际差距中哪一部分是属于合理的，哪一部分又属于不合理的。因此，仅仅以某个指标的历史比较，无法说清楚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合理与否。借用一种市场经济理论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差距同样也存在着一个“自然率”。高于或低于这个自然率应当属于不合理。但是问题是现在人们清楚地知道这个自然率吗？如果不知道，何以认定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了呢？
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2000,2001,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2000,2001,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其次，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会带来收入差距过大。中国目前经济结构的多样性表现之一就是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增长方式并存，只不过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目前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可是现代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对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比如IT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属于信息经济的主要产业，这些行业目前都是社会中的高薪收入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在中国呈加速增长态势，由此造成的传统行业与新型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加速扩大。类似的，即使在90年代之后的美国，新经济或新的增长方式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经济或旧的增长方式退居次要地位，但也伴随着家庭收入不均的趋势继续扩大的现象。[4]看来，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于化解收入分配差距并不一定起着积极的作用。
再次，自中国经济转型以来，政策导向上推行了一条有意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路线。这条路线目的是想解决增长起点上的平均主义分配问题，并不想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到过分的程度。但是实际进程的掌控并不完全取决于政策制定者的个人良好意愿。实践中，一方面是刺激收入分配差距拉开的政策不断推出，另一方面是缺乏促使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新政策出台。一多一少，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可以说，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大，不能完全由传统的增长方式来承担责任。
2、关于能耗过大问题
图4已经清楚地表明，30年来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的急速降低。进一步说，到1998～2006年出现无通胀增长状态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量已经下降到产出一万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消耗1.35吨标准煤(表-1)。这与20年前要消耗10.623吨标准煤相比，进步是十分显著的。不要忘记，这个显著的进步是在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下取得的。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6年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统计数据查询与辅助决策系统。
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取得了如此显著的能耗进步，并不能说它没有问题。从横向上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显著差距。比如，以吨钢可比能耗数据相比，2003年中国重点企业生产一吨钢的标准煤消耗为726千克，这差不多分别是日本在1980年，美国、英国、法国在1985年的水平(表-2)。从纵向上比较，尽管30年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在持续降低的，但是降低的速度却在逐步递减。到无通胀增长时期，能耗下降的速度年平均只有4.31％，与过去时期下降速度年平均8％～18％相比，明显放缓。图-4中出现了能耗下降速度的正U曲线。以上情况表明，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降低能耗的能力正在走向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有一种增长方式的转变，以此来阻止能耗下降正U曲线的延续。
表-2 世界各国主要年份吨钢可比能耗统计(1980～2003)单位：千克标煤/吨
国家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3
中国(重点企业) 1201 1062
997
976
781
726
日本705
640
629
656
646
646
美国880
761
757
英国794
721
677
721*
法国826
764
707
735*
资料来源：1、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5。2、日本能源学会志，2001，No.7.。3、(日)铁钢界。
注释：*为1994年数。
目前的增长方式能够维持多久
早在1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等就认为，东亚投入驱动型的增长(input-driven growth)有损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从长期看将会导致经济增长的缓慢并最终导致崩溃。[5]1997年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似乎也验证了克鲁格曼等人的这一看法。在总结这场危机时，他进一步强调东亚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流汗方式(资本积累)获得的，而非通过灵感方式(技术进步)获得的。这种方式使得经济增长率很高，但是资源利用效率却不高。[6]应当承认，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方式也是目前我国居主导地位的增长方式。因此，克鲁格曼们的这种预言是否也会在中国身上应验？换言之，目前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还能够维持多久？
观察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增长实效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迟早是要结束的。这个结束的日子在于经济增长曲线与通货膨胀曲线出现一个交点：原本两条曲线相离相平行变动，但是终究两条曲线要相交，由此宣告低通胀高增长或无通胀增长时代的结束。从目前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曲线与通货膨胀曲线还处于相离状态，其平行相差度保持在7～8个百分点。所以，在未来的若干年中，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还可以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但是，正如前面的分析所指出的，这种增长方式的能耗降低能力正在衰减，如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早晚会出现日韩所遇到的增长黄金时代的终结。
如何保持无通胀增长的黄金时段并使得其尽可能地延长？回答这个大问题应当说大大超出了本文所能容纳的篇幅。这里只想指出几点设想：
第一，在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潜力尚未完全耗尽之前，应当积极培育现代的、新的增长方式。作为一种增长方式转变的预期结果，应当是在增长的诸种要素中，技术进步贡献率超过劳动贡献率与资本贡献率之和。目前中国技术进步贡献率只有不足40％，因此需要耐心与恒心，也需要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任重道远。
第二，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技术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等组合创新应当是首位的。技术是直接构成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技术与制度的关系而言，存在着含混的解说，比如认为制度重于技术，以至于人们不再关注技术的持续创新，而把主要热情集中在制度创新上。其实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是基础性的、原动力的，而制度作为上层建筑，是产生于生产力的需要并积极维护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制度当然不可能高于或重于技术，但是制度可以积极推动或消极对抗技术生产力发展的需求。
第三，建立起能够保护和促进技术发明和创新的有效机制。我国技术创新不足，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但是与缺乏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技术利用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尽管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发明奖励、国家专利申请等法律制度都已经建立，但是对实际使用及对侵犯知识产权、技术专利的行为依然缺乏制度上和行动上的有效约束，许多地方还存有漏洞。比如，对于知识创造和技术发明源头的学术论文侵权、剽窃等行为，只有学术道德的约束而无法律上的明确惩罚。这种状况必然制约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学术领域的制度建设必须给予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