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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宗旨。毛泽东是实践这一宗旨的光辉典范。他不但是我们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第一人，而且是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伟大奠基者。他始终站在哲学、历史、文化的高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为构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而殚精竭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一、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一个振聋发聩的科学命题，他的思维逻辑的起点在哪里？其根本的依据是什么？我们从他在1936年撰写的不朽哲学著作《矛盾论》中可以得到答案。他在文章中从宇宙观的高度开宗明义地指出：“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①接着就精辟地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毛泽东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②这是辩证法思想发展史上关于矛盾普遍性的一个最完整准确的规定，它从存在与发展的最广大的范围揭示了矛盾的最一般的性质。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认为，人们不但要认识和研究矛盾的普遍性，而且要认识和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因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③又说：“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④
那么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呢？在毛泽东看来，每一个事物的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普遍规律存在于特殊规律之中。为此，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不仅对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作出了规定，而且论述了二者的相互转化。他指出：“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相互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⑤毛泽东一个总的认识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⑥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⑦毛泽东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归之于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道理，并称之为事物矛盾的精髓，其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在于我们在分析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时，要学会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离开个别的一般，也没有脱离一般的个别。这就是毛泽东关于人类认识中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辩证法。
毛泽东正是以这种辩证思维的睿智，思考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毛泽东在1930年5月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这样写道：“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⑧为此，他在《矛盾论》中又进一步一针见血地从认识论上批判了教条主义者的错误。他指出：“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⑨在这里，毛泽东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教条主义者一方面不善于区分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把特殊规律以至某些具体结论当作普遍规律；一方面又否定普遍规律与具体情况的结合，把普遍规律空洞化，极大地危害了中国革命。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又经过反复验证的真理，它揭示了自然、社会及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反映了各国革命与建设普遍性的一面，与此同时，各国革命与建设又无不具有各自的特殊性，表现为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由本国国情决定的与他国不同的环境、条件和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充分认识这种不同，在正确认识时代特征和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在这个结合过程中，牢牢把握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特殊规律，找到中国革命与建设发展的特殊道路，全面、正确地问答本国革命与建设的重大问题，从而确保革命与建设取得胜利。
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的旗帜，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通往胜利的正确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还说过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采取城市武装起义的手段，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作为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的路应该怎样走呢？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他通过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手段问题；通过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的实践，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阵地；通过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的分析，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一条十分清晰而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为此，他带头并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普遍性原理和准确把握中国国情特殊性这两个方面进行艰苦的探索，努力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篇大文章。
二、历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在他看来，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认识方法就是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科学。也就是说，要以发展的观点去看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经过发生、发展和消灭的。”⑩“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11)他认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思想、理论都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任务，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任务来改变旧的条件。为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情、不同的具体历史任务相结合，对时代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得出新的结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飞跃。
从这种历史的认知出发，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继承，因为它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他曾经这样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12)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发展，这是因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理论只能从其产生的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理论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何况，客观事物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实践活动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理论也要随客观情况和实践水平的发展而发展。毛泽东正是遵循着把继承与发展统一起来的辩证思考，坚持不懈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向前进。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最忠诚的继承者，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纯洁性不懈奋斗的一生；毛泽东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他的一生又可以说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殚精竭虑的一生。在他的思想里有着这样一个信念，既不能丢掉“老祖宗”，又要开拓新境界，只有这样才能既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传承，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丰富和发展。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反复强调首先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这是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和基础。毛泽东一贯十分重视和强调全党和广大干部都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讲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的至理名言。毛泽东还以自己切身的体验提倡广大党员和干部要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党的七大上，他曾经特别向大家推荐至少要读五本书，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说：“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13)后来，他又提出，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包括《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概论》、《帝国主义论》在内。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倡导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读十二本马列主义原著，并且说：“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4)建国以后，毛泽东对学习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5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15)1963年他亲自部署规定党的高级干部阅读三十本马、恩、列、斯著作。提出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弄通马克思主义。
在毛泽东的思想里，继承马克思主义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神圣责任，但是，这种继承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发展的科学。毛泽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庄严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16)又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7)他还举例以说明之，如果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多么深沉的思考！多么闪光的理性！
至于怎样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当作教条，而是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1938年10月14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18)1942年2月1日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强调：“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19)解放以后，毛泽东在写《论十大关系》时又指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0)
毛泽东本人就是采取这种态度的楷模。1957年2月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对立统一的规律和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生活的现实，撰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和阐述。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针对斯大林以及苏联理论界一部分人否认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的错误观点，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了矛盾。他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21)尤其是毛泽东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22)正是这些思想和观点奠定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基础。像《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样的鸿篇巨制，可以说是毛泽东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好注解。
三、文化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革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它有着博大精深的磅礴气势，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普遍适用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问题，毛泽东一生中有很多重要论著和讲话。1938年毛泽东在他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23)1942年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又指出：“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24)新中国成立后，他在1959写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一文中又说：“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理，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25)从以上毛泽东的论述中，十分鲜明地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有着清醒而坚定的认识，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的，具有国际性的特质。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各个国家的具体实践中去的时候，要不要考虑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就是说要不要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6)毛泽东这段话的实质，就是说的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起来，亦即说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接纳吸收的过程，是中西文化双向选择中相结合的过程。可以说，毛泽东毕其一生都在致力于探索如何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主导的新的民族文化。在毛泽东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通过民族形式来理解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使之具有为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他看来，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找到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结合点，不能实现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融合，要想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要想成为中国思想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想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影响那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虔诚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钟情，认为两者不但应该结合，而且完全可以结合起来。首先，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根本上说，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创立时的时代背景和理论特点，也在于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论需要。第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思想内容看，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很多相似相通的因素，正是这些相似相通的因素，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无疑提供了思想前提和思想资源。第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自觉地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系统梳理和重新阐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中国化的理解与阐发，从而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也使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种结合的探索中形成起来的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就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这样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27)，“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8)，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29)。从刘少奇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依据中国社会走向独立解放繁荣的客观过程和条件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独具特色的发展和补充，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内涵，而且增加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鲜内容，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和气派。毛泽东思想由于用中国人民的通俗语言和熟悉的方式表达出了易于为人民群众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道理，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赢得了特殊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事实就是如此，毛泽东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而且他本人堪称是建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的大师。毛泽东的很多著作和讲话，都贯穿着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起来的思想，用民族的文化形式来理解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40年他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一篇体现这种统一的不朽的代表作。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特点，在这个基础上，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构想。他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济的性质既不能是资本主义的，也不能是社会主义的，而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这种经济只能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但它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既同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又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这个共和国的国体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其政体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文化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宣言书，也是一部富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哲学名著，可谓真正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与民族文化形式最为完美的融合。它应该浓墨重彩地镌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史册上。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305、308-309、310、318、319-320、320、111-112、310页。
⑩(16)(20)(21)(2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5、281、42、204、214页。
(1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页。
(12)(19)(2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815、820页。
(13)《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7页。
(14)《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
(1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
(17)(2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5页。
(18)(23)(2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3、534页。
(27)(28)(29)《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333、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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