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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一串璀璨的项链
被誉为“黄金水道”的长江，沿江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首先是潜力巨大的水能资源。政协委员、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哈秋舲介绍说，长江的干支流蕴藏着26亿千瓦的水能资源，水能资源蕴藏量占全国的1／3，其中，可开发利用的水能资源占全国的一半，特别是长江的上游水能资源极其丰富，适宜建造大型水电站的地址很多。这就意味着，除了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外，长江水能转化为电能的潜力极其巨大。
其次是丰富的旅游资源。“就拿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安徽来讲”，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徐乐义说，“旅游资源就十分丰富，黄山、九华山等均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其中，黄山以其‘奇松、怪石、云海、温泉’而享誉天下，199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并有着‘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之美称。长江两岸的巢湖、太平湖风景名胜区也驰名遐迩。”
第三，是丰富的可利用的矿产资源。以江西省为例，全省矿产140多种，其中已探明储量的84种，有37种居全国前6位，21种居全国前3位，11种居全国第1位。具有突出优势的矿产是有色金属、贵重金属、稀有金属、稀土金属和放射性矿产，特别是铜、钨、铀、钽铌、稀土，被誉为“五朵金花”。
“由于雨量充沛，湖南水产资源丰富，现已成为全国有名的淡水鱼产地。天然鱼类160多种，主要有鲤、青、草、鳙、链等，著名的鱼种还有华鲟、白鲟、银鱼等。”政协委员、长沙市南方华侨港澳台胞贸易总公司总经理李静这样介绍湖南这一“鱼米之乡”。
“四川林业资源十分丰富。四川林区是全国第二大林区——西南林区的主要部分，是全国举足轻重的绿色宝库。全省林地面积1153万公顷，活立木蓄积量达14.6亿立方米，分别居全国第3位和第2位。另外，四川野生动物资源也十分丰富，仅脊椎动物就达1180余种，占全国40%以上，位居全国之首。”政协委员、原四川省委副书记冯元蔚谈到本省资源时更是喜形于色。
长江上游的青海省，药材资源非常丰富，其中，冬虫夏草、麝香、鹿茸等名贵药村久负盛名。另外，其所产藏系羊毛在国际市场上称为“西宁毛”，是织造高级地毯的上乘原料，享誉海内外。
长江流经的云南省，其热带作物橡胶、甘蔗、胡椒、咖啡、南药、香料、热带水果、特种林木等在全国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在长江发源地的西藏，用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主席江村罗布的话说，是别人有的我们都有；而我们有的，别人不一定有。如西藏的地热资源居全国首位，地热显示点有600处，在调查过的169个热田和水热区中，温度高于80摄氏度的有22%，多数接近或超过当地的沸点。
落差：一条未能舞起的巨龙
如此丰富的资源，被长江串连成一条格外抢眼的项链，挂在中国经济的脖子上，却并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还没有把这种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还没有构筑出一个三峡大坝，把丰富的水能变为强大的电力。而完成这种转变需解决的突出问题，就是要依托长江，形成一个完整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格局。
长江自源头各拉丹冬到入海口上海，落差巨大。而纵观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发展，亦正如这种落差一样，有着很大的反差。
作为入海口的上海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发展迅速，已成为长江流域经济带的“龙头老大”。据统计，1995年，上海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462.77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4.4倍。1979—1995年的17年间，平均每年增长9.1%，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在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提出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性的金融、贸易中心的新的要求下，上海经济更是快速发展；1991—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3%，其中，1992—1995年连续4年保持14%以上的快速增长。
相比之下，作为长江上游的西藏、青海，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上海相比，仍有一段距离：1995年西藏自治区国民生产总值为55.98亿元，比1978年增长2.9倍，年平均增长8.3%；青海省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65.15亿元，1978年—1995年平均年增长7.6%（见表）。
这经济上的巨大落差是如何形成的呢？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认为，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政策上的因素；既有基础方面的原因，也有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同的因素。
“目前，长江经济带差异较为明显，黄金水道的功能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这是因为物资交流本身就不丰富。”人大代表、重庆大学教授雷享顺说，“50年代，从四川上游向下运输的就只有大米；60年代后，大米也没了。工业经济又没发展起来，上游水道的运输如何发挥作用？”
对于长江货运的萎缩，专家们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内河航运业发展缓慢；二是没有物流的促进。由于没有物流的促进，内河航运业自然发展缓慢。于是乎，大家把视线转到为何没有物流的促进上来。
“长江流域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偏远闭塞、信息不灵、交通不便，使得许多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开发。这是造成物流稀少的根本原因之一。另外，物流开发投入不足，开发步伐缓慢也是一个原因。”政协委员、农工党青海省委主委任震宇如是说。
政协委员、水利部原副总工程师徐乾清也认为，交通运输发展困难，的确限制了长江流域，特别是上、中游地区经济的发展，“为什么京九铁路全线贯通之后，沿线经济不发达地区从干部到群众欢呼雀跃呢？因为原来没有铁路，他们手中的自然资源和开发出来的产品运不出去，经济上自然也发展不起来，生活比较困难。现在有了铁路之后，就可带动他们物质的流通和经济的发展，带动他们走向富裕，他们怎么能不高兴呢？”他说，“有句俗话说得好：‘要想富得修路’。因此，长江流域经济要发展，解决道路交通问题很重要。”
数字表明，经济发达地区道路交通十分便利，信息十分灵通，而经济落后地区则交通、信息都很闭塞。以江苏省和青海省为例，截止到1995年，江苏省全省铁路里程为749公里，公路里程为25970公里，内河航运道里程为23803公里，货物周转量约为137.7亿吨公里，电话机拥有量为494万部。而青海省，截至1995年，铁路里程为1097公里，公路里程为17223公里，内河航运道里程为0公里，货物周转量为6.16亿吨公里，电话机拥有量约为14.18万部。相差很大。
政协委员、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嘉拉降泽委员认为，长江流域民族地区由于受到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基础差，特别是工业基础落后，乡镇企业也不发达，是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国家过去对长江流域特别是上、中游地区政策倾斜度不高，资金投放量不大，也是制约它们经济发展的原因。这是许多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们的共识。他们通过数字来说明了这一点：1995年，江苏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680.17亿元，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为25.83亿元；国有单位新增固定资产289.32亿元。而云南省199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为380.57亿元，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为18.57亿元；国有单位新增固定资产仅为98.54亿元。
政协委员、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周礼成则认为，教育投入少、文化程度不高，人员素质低，尤其是技术、管理专业人才极缺，也制约着当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他举例说，阿坝藏族自治州有一个县，共有10家企业，其中仅一家获微利，其余都亏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理跟不上。这一点，通过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可略见一斑：安徽省1995年在校学生数为956万人，学龄前儿童入学率为99.7%；而青海省1995年在校学生数仅为67.45万人，学龄前儿童入学率仅为81.4%。
沿江：首尾相携力求腾飞
丰富的资源是腾飞的基础；看到差距与不足，也就找到了腾飞的动力。因此，面对长江流域经济，特别是上、中游地区的经济能不能发展起来这个问题，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等省、自治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都坚决而有力地回答一个“能！”字。
政协委员王中刚举了一个例子，贵州省麻山贫困区有一位农妇叫黄光蜜，是个出名的贫困户。但在前几年，她在认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之后，便从县里贷款养羊，又承包了一片荒山。经过几年努力，到1995年，通过出售商品羊和种羊，收入了近6万元，家庭生活走向了富裕。
在“两会”上，这种例子听了许多，并且，记者也听到众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反映，现在贫困地区的群众对发展经济的认识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发展经济的热情也一天比一天高涨。
长江流域上、中游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还一致认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各省、自治区经济上已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为“九五”期间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了足够的发展后劲。
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吴希海介绍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八五”期间，四川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1979—1995年，经济增长率年均9.4%，其中“八五”期间平均增长11.2%；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3534亿元，居全国第4位；1995年工业增加值1215亿元，比1978年增长5.8倍，年平均增长12%。另外，投资继续增长，199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942.49亿元，比1991年的282.52亿元增加659.97亿元，特别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有了长足发展。进入90年代的四川，早已告别了“蜀道难”的历史，形成了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四通八达的新局面，邮电通信业、通信技术发展很快，通信能力成倍增长，目前已建成省、地、县、乡四级辐射，各种通信手段综合运用的四通八达的邮电通信网络……所有这些投资环境的改善，对四川今后的发展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西省人大代表告诉记者，江西省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也为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李希竑说，青海去年得到中央倾斜政策，在“九五”规划开始之年，经济取得了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副主席邓成城说，李鹏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国家对中西部地区重点项目的投资将占全国投资总额的43%以上，说明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重视，使我们倍受鼓舞。对此，湖南、湖北、四川、青海等长江流域地区的代表、委员们亦有同感。他们说，政策倾斜，投资倾斜，这对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很有利。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更是为长江经济带的腾飞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
人大代表、重庆大学教授雷享顺说，80年代初期，中国实行沿海特区战略，借国外资金，发展东部经济；90年代则要重点发展长江。也就是常说的“80年代看沿海、90年代看长江”，这一战略是很英明的。特别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后，开发浦东步伐更大，长江三峡工程也如期上马，这些都给长江经济带的崛起带来了机遇。
政协委员、香港南洋银行名誉董事长庄世平老先生认为，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特别是长江流域转移，再加上中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等吸引，势必会推动中西部特别是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人大代表、安庆市副市长陈培光深有体会地说，浦东开发后，对安庆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为此，安庆市提出“依托浦东，迎接辐射”的思路，加强长江沿岸城市间的各种交流，特别是与上海的交流。安庆许多公司、企业都在那儿设立分公司、办事处等，把安庆的资源优势，通过上海浦东“龙头”的信息流、物流发挥出来，现在安庆大约有20—35%的合资企业都是以这种方式进入的。
人大代表、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认为，浦东开放后的技术辐射、经济协作、产业结构调整，最先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引起连锁反应，将来也会对长江沿江经济的发展起到强大的带动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一致认为，对于长江经济带来说，在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一旦通过，那么，以重庆市为中心，利用它的工业基础雄厚、技术人才多等优势，充分发挥其“窗口”作用和辐射作用，对西南各省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如何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上，“两会”代表和委员们更是各抒己见，建言献策。
人大代表、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表示，首先要增强中心城市的综合能力，充分发挥重庆市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作用；其次是搞好开发性移民；第三是从大城市、大农村的实际出发，实现城乡共繁荣、共发展。这是重庆市必须完成的三大任务。他强调，要完成三大任务，必须解决好四大难题：一是百万移民；二是300多万农村人口脱贫致富；三是振兴经济；四是保持生态平衡和治理环境污染。他认为，完成三大任务、解决四大难题，重庆具有许多有利条件。这些困难解决了，任务完成了，对整个西南地区经济发展、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人大代表、重庆大学教授雷享顺认为，我国东、西部经济有极大的互补作用，东部沿海地区出口畅通，人才、技术、资金等都有优势，而西部地区又有能源、矿产资源等方面的绝对优势，这就需要从加强东、西部合作入手，充分发挥上海这个“龙头”的作用，进行开发，让资源变成产品，成为商品进入市场，这样就能使经济腾飞。
政协委员、上海经委原副主任徐庆熊指出，发展长江流域经济，必须充分发挥上海这个“龙头”和重庆市这个“龙尾”的作用，通过这两个基础好、人才多等优势的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才会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发展。
除此之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在要求中央对长江流域经济开发进一步实行政策倾斜和资金倾斜，加大扶贫力度，以及加快人才培养方面都有一致的看法。
我们热切地盼望着长江经济带能够飞速发展起来，同时我们也坚信，长江经济带这条巨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飞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