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伊经济思想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萨伊论文,再议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0)04-101-109
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法国经济学家。1794年起主编《哲学、文艺和政治旬刊》。1799年任法国政府财政委员会成员。1803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概论》。1805年开办新型纺织厂。1815年任法国工艺美术学院产业经济学教授，1830年任法兰西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著作还有《政治经济学精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经济学说史上，萨伊的地位人言人殊。《辞海》说萨伊“把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庸俗成分发展成为一套庸俗经济学说，如生产三要素说等；首创否认一般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供给自创需求说”，“首先提出资本家的利润（或利息）、地主的地租和劳动者的工资是由资本、土地和劳动分别生产出来的理论”，“又把政治经济学不分主次地分割为生产、分配和消费三论”，“将这些理论传播于欧洲大陆，成为法国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早期代表”。[1](P3067)而西方有学者认为，萨伊是承担了“对亚当·斯密的古典模型进行改良，将它发展成为一种普适的繁荣模型的”历史任务的人之一，“萨伊和巴师夏首次论证了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企业家领导的自由工业经济的无止境的可能性。萨伊的市场定律成为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真确性为整个学术界所公认”，在19世纪前半期，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是美国和欧洲的主要教科书”，“他创造的‘企业家’(entrepreneur)现在已是家喻户晓的现代经济学和工商业术语”。[2](P43-46)
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再来分析和评价萨伊的经济思想，既是深化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的需要，也具有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意义。本文分三个部分展开论述：一、马克思是如何看待萨伊的；二、萨伊在传统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是怎样被确定的；三、应该客观认识萨伊经济思想的理论价值。
一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有关评论是迄今为止人们（特别是在中国学术界）把萨伊看作是庸俗经济学家的主要依据。①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译本的《序言》中，作者引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除了一条出自列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其他著作分别是《资本论》第1卷、第3卷，《剩余价值学说史》（即《资本论》第4卷《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第2卷、第3卷。[3](Pi-xviii)因此，全面梳理马克思关于萨伊经济理论的观点，对本文的研究来说是有必要的。
有意思的是，虽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萨伊作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是人所皆知的定论，但马克思并没有一篇专门的文章，也没有在其经济学著作中辟出专门的章节来谈萨伊的理论。笔者注意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三卷、《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三册等重要著作中多次提到过萨伊。据各书所附的人名索引统计，《政治经济学批判》提到萨伊5次；《资本论》第1卷提到萨伊14次；《资本论》第2卷提到萨伊4次；《资本论》第3卷提到萨伊4次；《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提到萨伊10次；《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提到萨伊19次；《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提到萨伊10次。这些提及不少是出现在行文的脚注中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种是连带提到。如《资本论》第3卷第16章在谈到商品经营资本的一个脚注中，马克思写道：“为了要让商人资本能够当作生产资本来归类，兰塞把它和运输工业相混同了，并且把商业叫做‘商品由一处到别一处的运输’。（《财富分配论》第19页）维利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若干考察》第四节和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一卷第14、15页）中，已经有同样的混同。……所以，完全和萨伊先生一样，在他（指牛曼——引者注）看来，商业‘严格地说是一种生产行为(strictly an act of production)’（第175页）。牛曼的这种观点是根本错误的。”[4](P309)这种情况在马克思提到萨伊的地方占很大比例。
另一种是专门提到。这也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评判萨伊理论的重要根据。如《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中说：“萨伊把亚·斯密的不一贯的说法和错误的意见化为十分一般的词句，来掩饰他自己的陈腐的浅薄见解”，“萨伊认为，每年生产的价值，当年就会消费掉。所以，对整个国家来说，根本不存在纯产品，只存在总产品。第一，说每年生产的价值，当年就会消费掉，这是错误的。固定资本的大部分就不是这种情况。……第二，每年消费的价值中的一部分是由不加入消费基金而作为生产资料来消费的那种价值构成的，这些生产资料从生产过程出来，又以自身的实物形式或以等价物的形式，重新回到生产过程中去。另一部分则由扣除上述第一部分之后能够加入个人消费的那种价值构成；这部分价值就构成‘纯产品’。”[5](P85)第2册中指出：“在那些好汉们那里，‘生产费用’一词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从萨伊那里看到这种情况。在他那里，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费用——资本、土地、劳动，而这些费用又决定于供求。这就是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价值规定。”[6](P142)第3册中写道：“萨伊的伟大发现——‘商品只能用商品购买’，只不过是说，货币本身是商品的转化形式。这决不能证明，因为我只能用商品购买，所以我就能用我的商品购买，或者说，我的购买力和我所生产的商品量成比例。同一价值可以表现为不相同的商品量。但是，使用价值——消费——和产品价值无关，而和产品量有关。”[7](P127)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认为：“斯密将商品的价值，因此也将社会年产品的价值，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即分解为单纯的收入……”，“萨伊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实际是够马虎的了。对一个人为资本垫付的东西，对另一个人便是或曾经是收入或纯产品；总产物和纯产物的区别纯然是主观的，‘所以，社会一切产品的总价值，是当作收入来分配的。’（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1817年第二卷第64页）‘任何一个产品的总价值，都是由在它的生产上有所贡献的地主、资本家和勤劳者的利润构成。’（工资在这里是算作勤劳者的利润profits des industrieux!）‘这就说明，社会的收入，与所生产的总价值相等，不像某派经济学者’（重农主义者）‘所说，仅只与土地的纯产物相等。’（第63页）”[8](P422-423)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即马克思在某一论述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萨伊，但往往被人们用来评论萨伊的理论。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一个脚注中写道：“在这里，我要指出，并且仅只一次地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配第以来这一切经济学，它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恰好相反，庸俗经济学却仅只在外观上的联系上面打转转，为了要给那些最触目常见的现象一个表面上好像也说得过去的说明，并且为了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像反刍一样，不断反复咀嚼经济科学许久以前已经供给的材料，但在其他各点上，打定主意只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善世界所抱的平凡而自以为是的见解系统化一下，自命博学，宣称它们是永恒的真理。”[9](P57)这段话在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译本的《序言》中被重点引用[3](Pi)。再如《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中说：“庸俗政治经济学认为它越是实际上仅仅从事于把普通观念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它就越单纯、合乎自然和对公众有益，就和一切理论上的吹毛求疵离得越远。因此，它越是在异化的形式上来认识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形态，它就越是接近于普通观念的要素，也就是越在它自己的自然要素中浮游。”“……这给辩护论帮了很大的忙。”[7](P559)这段话被引用在卢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史》第二卷中。[10](P26-27)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马克思确实在几个场合把萨伊称为庸俗经济学家。《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中说：“只是在政治经济学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即在亚·斯密以后）和形成稳固的形式时，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因素，即作为现象观念的单纯的现象复写，即它的庸俗部分，才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特殊表现形式从中分离出来。例如萨伊就把亚·斯密著作中这里或那里渗透的庸俗观念分离出来，并作为特殊的结晶和亚·斯密并存。”[7](P556-557)《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他（指斯密——引者注）把流通中的铸币量问题悄悄地抹掉了，因为他完全错误地把货币当作纯粹的商品。亚当·斯密学说的庸俗化者、乏味的让·巴·萨伊……郑重其事地把亚当·斯密这个并非完全出于无知而犯的错误奉为信条。”[11](P158)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所谓庸俗，一方面是指无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及其根本矛盾，把这种生产方式作为一般的人类经济形态来加以阐述。《资本论》第1卷中说：“在这里，有两点，可以视为是经济辩护论者方法上的特征：第一，他们简单地把商品流通和直接产品交换的区别抽象，以便把二者视为同一。第二，他们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代理人间的关系，分解为简单的由商品流通生出的关系，以便否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各种矛盾。……任何一种科学，都不像政治经济学那样流行用一些浅显普通的道理来大吹大擂。例如J.B.萨伊，他就不识高低地认为，他因为知道商品是产品，所以有资格去否定危机的问题。”[9](P94)《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服务’（《service》）这个范畴对于像让·巴·萨伊和弗·巴斯夏那样的经济学家必然会提供怎样的‘服务’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的理性智慧，正如马尔萨斯已经正确地指出过的，到处都抽掉了经济关系的特定的形式规定性。”[11](P26)
另一方面，对劳动价值论的无视，是马克思把萨伊归入庸俗经济学家之列的更主要的原因。在《资本论》第1卷的一个脚注中，马克思写道：“把价值理解为什么也不是，自然方便多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无条件，把一切都包摄在这个范畴中了。例如萨伊就是这么做。‘价值是什么？’答：‘一物之所值。’‘价格又是什么？’答：‘表现在货币上面的一物的价值。’那么，为什么土地的劳动……有价值呢？‘因为我们承认它有一个价格。’所以，价值是一物之所值；土地有‘价值’，是因为我们‘在货币上面表现了’它的价值。无论如何，这是理解事物‘因何’和‘为何’的最简单的方法！”[9](P584)在马克思看来，既然亚当·斯密已经具有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那么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如果在这一问题上倒退，无疑是对经济学科学性的背离。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这一概念时需要把握的特点。从另一角度看，庸俗经济学家由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关系等同于人类一般的经济形态，进而把资本主义视为永恒的生产方式，于是就带有了为既有社会经济制度辩护的非科学色彩，这也是马克思把萨伊理论判定为庸俗经济学的原因之一。
需要补充的是，尽管马克思对萨伊总体上持批评态度，但在若干论述中仍然肯定了萨伊理论的合理成分。如《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货币是价值的一般的存在方式，商品则是价值的特殊的或者说不过化装了的存在方式。”[9](P141-142)马克思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形成资本的，不是物质，而是这个物质的价值。’（J.B.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巴黎1817年第3版第429页）”[9](P142)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随着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发展，它不仅自己表现出矛盾和对立，而且它自身的对立面，也随着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实矛盾的发展而出现在它的面前。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庸俗政治经济学也就有意识地越来越成为辩护论的经济学，并且千方百计力图通过空谈来摆脱反映矛盾的思想。因此，萨伊同例如巴师夏比较起来还算是一个批评家，还算无所偏袒，因为他在斯密的著作里发现的矛盾相对来说还是未发展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在其较早的发展阶段，找到的材料还没有完全加工好，因此它本身在参与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还或多或少地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例如萨伊就是这样，而那位巴师夏却只有剽窃，并且力图用自己的论据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不合口味的方面消除掉。”[7](P557)这体现出马克思对待庸俗经济学的科学精神。
通过上述文献整理，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方面，马克思对萨伊的评论，侧重点是在其劳动价值论方面，而不是对萨伊思想的全面系统的分析。这决定了马克思观点的两个特点：其一，由于萨伊确实对亚当·斯密价值论中的劳动分析表示了不同看法，他理所当然地遭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抨击；其二，由于马克思是在阐述其劳动价值论的过程中涉及到萨伊的理论，他也就不可能对萨伊理论中揭示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容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充分的分析评价。另一方面，尽管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特定的历史性质和内在矛盾，但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它既有特殊性，又有一般性。马克思否定了萨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性的辩护，但并不意味着萨伊对这种生产方式一般性规律的揭示就毫无价值。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科学性。而后来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说史用马克思对萨伊关于社会经济特殊性理论的批评取代对其理论的全面评价，恰恰损害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科学性。
二
在传统政治经济学说史上，萨伊的思想被作为庸俗学派的重要代表受到整体性批判，卢森贝的著作对此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政治经济学史》第2卷共有四个部分：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产生、经济浪漫主义的产生、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李嘉图主义者及其反对者。其中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有两位，首先一位是萨伊，其次是马尔萨斯。卢森贝对萨伊的述评分两个部分，其一是萨伊的时代、他的生平和活动；其二是萨伊的经济观点。
在第一部分，卢森贝用了较大篇幅介绍了萨伊所处时代的阶级斗争状况，然后指出：“大革命时代法国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就是如此。法国资产阶级既不能产生自己的斯密，更不能产生自己的李嘉图。它能够产生而且已经产生的就是让·巴·萨伊。”[10](P19)关于萨伊对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影响，卢森贝在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②后写道：“毫无疑问，萨伊的‘课本’比斯密的‘国富论’容易阅读。但是科学因萨伊的分类得到了什么好处呢？”“萨伊单是以他的分类法就替庸俗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因为他从一般生产的‘一般规律’开始他的研究”，萨伊“放弃了古典经济学家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生理’的任务。结果他就有了一个严整的、但……浅薄的即庸俗的体系”。[10](P23)卢森贝进一步认为：“萨伊的弱点不在于他坚持‘自由放任’(laisser faire)的口号和把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提到首要地位——古典经济学家也是站在这种立场上的。但是他把‘自然秩序’——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解释得未免太简单化了，就是说，太庸俗了，因而政治经济学就被他看成像物理学……一样的自然科学了。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家往往把人们的生产关系同物的关系混淆起来，那末，在萨伊那里人们的生产关系就完全消失了，于是政治经济学在他手里就变成研究物的科学了。劳动本身产生工资，资本（用萨伊的话说，就是生产资料）本身产生利润，土地本身产生地租。”[10](P26)这就从一开始便定下了评论萨伊理论的基调。
在第二部分，卢森贝分别概括了萨伊有关生产、价值、分配和销售理论，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分析和评价。关于生产理论，卢森贝指出：“阶级立场促使‘科学王子’违反起码的逻辑。一方面要证明不仅工场手工业工人的劳动是生产的，另一方面又要把工业家、天才的企业主摆到首先地位。打开这种僵局的出路就是……硬说一切劳动都是生产的，而同时又非各种劳动都是有益的。”[10](P31)关于价值理论，卢森贝批评说：“萨伊是从生产中创造的商品的效用引出商品的价值来的。由于生产有三要素参加，所以这三要素就创造了效用，同时也创造了价值。萨伊就这样把价值和使用价值等同起来，而把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推翻。”[10](P31)关于分配理论，卢森贝认为：“古典学派一方面把利润实际上归结为剩余价值，但另一方面又把利润这一范畴照它在日常生活中的样子搬过来。萨伊抛弃了前者，——他只认识现象的外表；他知道有平均利润存在并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萨伊所添加的‘新东西’，依照他的三要素论，是他把利息视为资本‘服务’的结果，把企业主收入视为对企业主的进取精神，对他的才干、冒险等等的报酬。”“后来的庸俗经济学家不论在解释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上，不论在崇拜‘工业领袖’……的‘精神品质’和‘理性品质’上，都完全跟着萨伊走了。”[10](P35)关于销售理论，卢森贝写道：“萨伊的销售论可以归纳为如下的简略公式：商品卖为商品，换一句更符合萨伊观点的话说，就是产品和产品相交换。这一论题还可以这样表述：每个卖主都是买主，而每个买主又都是卖主。于是就形成‘卖主和买主的形而上学的均衡’。”[10](P40)
卢森贝指出：萨伊从他的销售论这个“重要真理”得出了四个结论③。对这些结论，卢森贝进行了逐个分析。关于第一个结论，卢森贝说：萨伊后来把它“发展成为普遍的生产过剩不可能论，即普遍的危机不可能论。如果有人指出危机毕竟常发生的事实，萨伊就辩解说‘某些产品的过多，是由于另一些产品的不足’。因此，没有生产过剩，而有生产不足”。[10](P40)关于第二个结论，卢森贝说：“萨伊以他的生产三要素论和服务论来‘消灭’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基本矛盾，而以他的销售论来消灭城乡间的矛盾和其他各种矛盾。”[10](P41)关于第三个结论，卢森贝说：“其用意在于强调反对一般的保护关税政策，特别是反对拿破仑的保护关税政策。”[10](P41)关于第四个结论，卢森贝说：萨伊“反对像马尔萨斯那样一些为奢侈，为贵族阶级的消费辩护的人”，“萨伊认为生产本身能为自己创造市场，它不需要所谓的‘第三者’”，“作为资产者，他一定要维护各种私有财产，包括地产在内，而作为工业资产者，他当然要鄙视土地贵族不生产而消费的特权，并极力想限制这种消费”，此外，“这第四个结论目的也在于反对过度的国家开支，特别是维持官僚机关的开支”。[10](P41)总之，“如果把萨伊的这些结论综合起来，就会得出一个完整的自由主义概念，一个彻头彻尾的辩护概念，虽然在当时其中不无经济政策上的进步因素。但是作为这一概念基础的‘重要真理’却是把实在的资本主义现实弄得无影无踪的‘荒谬的’抽象概念。资本主义生产被归结为简单的商品生产，而商品交换则被归结为产品交换，——这就是这个‘重要真理’的方法论。”[10](P43)
平心而论，卢森贝对萨伊的分析评价，比较完整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萨伊的基本看法。运用历史发展阶段论、阶级斗争论和劳动价值论揭示萨伊学说的必然性、庸俗性和辩护性，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思想性。有鉴于此，加上卢森贝在学术界的重要影响，萨伊在传统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被确定了。但另一方面，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萨伊理论在为当时既有的生产关系提供合理性证明的同时，是否还具有揭示更为深刻的市场经济规律的价值？这一点却被卢森贝的研究有意无意地掩盖掉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说：“李嘉图赞同萨伊的销售论。这说明连一位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都要被庸俗观念俘虏到什么地步。”[10](P43)有关市场定律的“论战一再重新展开，确切些说，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争论的形式当然不断改变，但其实质基本上始终一致。直到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能否创造销售市场的问题，仍然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一个争论性的问题。”[10](P43-44)正是由于把市场问题简单地归入所谓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传统政治经济学说史屏蔽了对已有经济理论价值的更大发现，限制了自身对人类社会经济规律的科学探索。
三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人对萨伊的认识出现了变化。一方面，经济学者对以往教条化的历史人物评价提出异议，另一方面，有关教科书的写法也有改动。
如梁小民说：“在经济学史上，争议最大的经济学家莫过于19世纪上半期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了。李嘉图称他为‘大陆著作家中首先正确认识并运用斯密原理的人’，他的功绩‘大于所有其他大陆著作家的全部功绩’。马克思认为，他是法国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在现代，凯恩斯经济学的建立是从批判萨伊定理开始的，而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又把萨伊定理奉为真理。”“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给同一个人以不同的评价，是极为正常的。关键是，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事实，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在我国的经济学史研究与教学中，萨伊一直是受批判的反面角色，因此，我强调的还是重新认识萨伊。”[12](P52)
梁小民认为：“在经济学研究对象与方法上，萨伊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这在经济学史上是首创，并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所认同。萨伊主张以实证方法研究这些问题，抛弃价值判断，从事实出发，即‘事物怎样存在或怎样发生，构成所谓事实本质，而对于事物本质的仔细观察，则构成一切真理的惟一依据。’萨伊与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都是经济学实证化的始作俑者。经济学实证化是经济学科学化之始，萨伊的贡献功不可没。”[12](P53)“我们过去对除古典经济学以外的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基本是一批到底。在强调实事求是的今天，有必要客观地评价历史上的经济学家，重写经济学史。我以萨伊这位历史上争议最大的经济学家为例，只是想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12](P55)
他进而对卢森贝的研究方法也表示质疑。“《政治经济学［史］》的缺陷首先是体系的。经济学史本来应该刻画出整个经济学发展的轨迹。但卢森贝是按马克思主义来划线的。‘一批一扬’，即反对马克思的批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扬之。与此无关的许多内容就都删掉了。以主观需要来为客观历史划线，岂不把历史当作‘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了吗？”“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以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态度作为标准，把经济学分为古典的和庸俗的。对他归为庸俗的是一批到底，把他们的许多贡献全抹杀了。我这本书中写到的萨伊、西尼尔等人就是例子。许多中国人研究经济学史的风格也由此而来。”[12](P233)
尹伯成则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对萨伊理论进行重新审视，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以往的评价。这些评价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但显示了我国学术界在研究前人思想时拓展了视野。关于生产创造效用，他指出：“现在，国民生产总值核算时，物质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都是统计在内的。只要这些产品和劳务能为消费者提供效用，满足市场需要，就都是有价值的财富。萨伊的生产观突破了自从斯密以来事实上一直存在的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的传统观念，要求把生产劳动的范围扩大到服务性行业。……随着社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从而也显示出萨伊当年所作的‘生产是创造效用’的命题以及‘无形产品’概念的重大意义。”[13](P60)
关于三要素创造价值，他表示：“马克思主义认为，财富或者说使用价值确实由劳动、资本和自然力（或土地）三要素共同作用才能创造出来，但作为价值，就只能是劳动创造，这种观点从作为揭露非劳动收入都是剥削收入而言是正确的，然而，运用来分析市场经济却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是没有人会采用的。从市场经济观点看，商品价值必须在价格上反映出来。任何一件产品要能生产出来并提供到市场上卖一定价钱，没有生产需要的三个要素是万万不行的。如果承认生产是创造效用，有效用才有价值，那么，就势必承认生产三要素共同创造了价值。不管理论上承认不承认三要素创造价值，市场总是承认三要素创造价值，不会承认只有劳动创造价值。”[13](P60-61)
关于按要素分配收入，他写道：“原苏联和我国解放以来所有经济学说史教材都是根据马克思的‘三位一体公式’来批判萨伊的分配论的，并坚持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然而，社会主义国家从来就没有废除过利息，至于利润，确实曾长时期受到批判与否定，结果是带来了经济的低效率。土地的使用同样如此，由于抹杀了地租的作用，土地资源的配置被严重错位。后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民收入按要素分配才越来越正式地被公开承认。今天，我国恐怕已很少有人再会怀疑按要素分配收入的必要性了。”[13](P62)
关于企业家的报酬，他感到：“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资本家与企业家往往是一身二任的，因此，斯密忽而把利润说成是投资的报酬，忽而又说成是资本家管理企业的劳动的报酬，就毫不足怪。而仅仅比斯密晚二十多年的萨伊就能将资本报酬和企业家报酬加以区分，实属不易。”[13](P63)
相比之下，尹伯成对萨伊市场定律的评价与卢森贝较为接近。在肯定萨伊法则“在当时确实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他强调：“萨伊这套理论是有错误的，最主要是把商品流通和物物交换混为一谈了”，“这种理论还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假定产品生产出来了一定能卖掉，并形成对另一种产品的需求。”[13](P64)
事实上，即使在国外，对萨伊经济思想的研究也在深化。如关于市场定律问题，有学者指出：“萨伊否认在经济的下降阶段存在任何一般性的‘过度生产’或‘过剩’，声称生产只是‘方向错了’。某些需求不足的商品生产过多。一旦价格和成本调整到新的需求结构，经济将再度开始增长。”“这一分析使萨伊有了更大发现：生产是消费的原因，换句话说，增加的产量导致更多的消费支出。用萨伊的话来说，‘一种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就立刻给其他产品创造了等于其自身价值的市场。’一个卖者生产并出售了一种产品，卖者立刻就成了有可支出收入的买者。为了买，我们首先必须卖。”“概括地说，萨伊定律是这样的：X的供给创造了对Y的需求。萨伊用收成好时候的农民的例子描述他的定律：‘收成愈佳，农民要购买的东西愈多；反之，收成不佳，就会在很大程度阻碍各种产品的销售。’另一个例子是：当一个有利可图的企业进入一个领域时，它创造工作和对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这种增加的消费归根结底来自新的供给——进入该领域的新企业。”“萨伊是有道理的。按照经济周期的统计资料，下降阶段开始时，生产先下降，比消费更早下降。经济开始复苏，也是因为生产先复苏，然后才是消费。经济增长始于生产力的增长、新产品和新市场的增长。于是，生产支出总是领先于消费支出，因此是一个领先指标。”[2](P53)
大凡产生重要历史影响的经济学家，其学术思想必然具有两个层次的价值：其一，对它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作出了特殊的理论研究；其二，如果这种特殊的理论研究是有科学解释力的，那么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显然，如果不囿于传统的历史发展阶段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从市场经济这一人类文明更为宽广的视野着眼，萨伊经济思想在更深层次的价值是不难发现和理解的，例如，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萨伊定律是有道理的。此外，他的经济思想还在以下若干问题上可以为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有益的启迪。
首先，在长期的社会经济是由政府推动还是由市场推动的问题上，萨伊明确地赞成后者。他指出：“政府干涉生产的大危害，并非起因于偶然违反既定的准则，而是起因于对自然法则的不正确看法以及以这些看法为根据所定立的不正确原则。于是弊政层出不穷，灾祸紧随着原则而产生。我们应该注意，最迷信原则的人，就是那些自命为不受任何原则拘束的人。”[3](P154)“和政府在生产方面所作的努力分不开的，还有另一种弊端，那就是政府的这种努力会妨碍私人的企业。不是妨碍和政府有商业往来的人们的企业，因为这些人必定非常小心避免损失，而是妨碍在生产方面和政府竞争的人们的企业。无论在农业、工业和商业方面，政府都是极其可怕的竞争者，政府有巨大的财富和力量供其支配。政府往往不计较利润的有无。政府能够承担得起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抛售货物的损失。政府能够于很短时间内消耗或生产或垄断这么巨大数量的产品，剧烈地扰乱各种货物的相对价格，而剧烈的价格变动没有一次不是有害的。”[3](P219)
同时，萨伊强调：“政府的真正利益，不在于搜寻虚伪的、不名誉的、有害的收入来源，而在于发掘真正的、丰富的、用之不竭的财源。”[3](P264)“政府虽然没有可能成为成功的生产者，无论如何它却可通过计划周详、办理妥善和维修得当的公共土木工程，特别是公路、运河、港口等等，强有力地刺激私人生产力。”[3](P220)“政府所创办的高等学校、图书馆、中小学和博物馆等也对财富的创造有帮助。你们促进真理的发见和扩大已知知识的流传，使管理生产事业的优秀人员能把人类科学更广泛地应用于供给人类需要上。”[3](P221)“但在政府所能使用以鼓励生产的一切方法中，最有效的是保证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特别是保证不受专横权力蹂躏的安全。这种保证本身就是国家繁荣的一个泉源，不仅仅抵销迄今为止所曾经发明的一切阻碍国家繁荣的拘束的影响。”[3](P221)
其次，应该充分重视科学技术和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关于前者，萨伊写道：“科学家即研究怎样支配自然规律给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人，使企业从他们所保管和增进的知识得到巨大利益，而他们自己却只得到产品的极小部分。他们的报酬和劳动不相称的原因似乎是，用术语说，他们在一瞬间把那么大数量不容易损耗的产品投入流通，以致从事实地操作的企业非等到很久以后不会向他们要新的供应。”[3](P370)“鉴于这个不公平待遇，每一个充分意识到科学研究的巨大利益的国家，都企图通过特殊恩典或通过使人喜悦的荣誉奖赏来增补科学家由于他们的工作和由于他们所发挥的先天或后天才能而得到的极微小利润。”[3](P371)
关于后者，萨伊认为：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整批地雇用劳动的人，或叫做冒险家的人，只是在出卖人与购买人之间的一种掮客，他比照某一特定产品的需求程度，雇用一定数量劳动力来生产那产品。”[3](P354)“有两个主要原因对这种高级劳动的供给起限制的作用，因而把这种优越劳动的价格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其一，“冒险家通常必须自己供给所需要的资金。这不是说他必须很有钱，因为他可以靠借来的钱经营，而是说他至少必须具有偿付能力，必须有敏慎廉正名誉，并必须能够通过他和别人的关系借到自己可能没拥有的资本。上述条件使许多人不能参加竞争”；其二，“冒险家需要兼有那些不可得兼的品质与技能，即判断力、坚毅、常识和专业知识。他需要相当准确地估量某一产品的重要性及其可能有的需要的数量与生产方法。在一个时期，他必须雇用很多工人；在另一个时间，他必须购买或定购原材料，集中工人，寻找顾客并随时严密注意组织和节约。总而言之，他必须掌握监督与管理的技术。他必须敏于计算，能够比较产品的生产费用和它在制造完成与运抵市场后所可能有的价值。在搞上述复杂工作的过程中，有许多必须克服的困难；有许多必须抑制的忧虑；有许多必须补救的不幸事故；有许多必须计划的权宜手段。那些不具有上述品质和技能的人，事业就不能成功，他们的商号不久便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劳动不久也没有用处。只运用有效或巧于运用的劳动才不会被淘汰。冒险家所需要的这些智能与才能使冒险事业竞争者的人数受到制限。不但如此，这种事业总带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尽管搞得那样的好，还有失败的机会。冒险家可能由于非自己的过失而倾家荡产，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名誉，这是限制竞争者数目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冒险家的生产力得到那样高报酬的原因。”[3](P373)在萨伊看来，企业家是“各种生产者之间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络环节。他指挥生产业务，并是许多关系的中枢。他利用别人的知识，利用他们的愚昧，并利用生产上的任何意外利益，以取得好处”，“由此可见，无论什么时候，生产努力非常成功，积起最大财产的，正是这一种类生产者”。[3](P374-375)
第三，关于非生产性消费，萨伊也发表过很好的见解。他说：消费是否得宜，“就家庭与国家的幸福而言，它的影响的强度仅次于财富的实际的生产”。[3](P447)他所说的最得宜的消费包括以下几种：1.有助于满足实际需要的消费；2.最耐久、好质量产品的消费；3.很多人的集体消费；4.和道德相符合的消费。萨伊指出：一方面，“从整个社会看来，实际需要的满足对社会的重要性大于虚假需要的满足。富人的需要也许只引起芬香的香料的生产与消费，而穷人的需要却引起温暖的冬斗篷的生产与消费。假定这两者价值相同，它们所招致的总财富的减少便相同，但所产生的满足却不相同，就前者说是微不足道的、短暂的和觉察不出的，而就后者说却是真实的、充分的和长时间的。”[3](P448)在他看来，“贫富的大不均，有碍那些必须看作最适宜消费的选择。不均程度越大，虚假需要越多，真实需要越难以得到供给，迅速的消费越普遍并为害越大”，因此，“在所有国家，政府对全国消费的性质都起极大决定作用。这不但因为政府绝对控制国家本身的消费，而且因为大部分个人消费，也以政府的意旨与榜样为准。如果政府耽迷于豪华与铺张，豪华与铺张便将成为风气，大家竞相仿效，连判断力较强、思虑比较周到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将随波逐流。”[3](P451)另一方面，对个人来说，把“节约列为美德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像其他美德一样，意味着克己自制，并产生最愉快的结果”[3](P455)。“节约只不过是经过熟思审虑的消费——晓得我们的收入是多少，并晓得使用收入的最好方法是什么。”[3](P454)
联系到生产和经济发展，萨伊进一步指出：“有人说，鼓励人花费或消费，就是鼓励人生产，因为人无所得就无从花费。这谬见基于以下假设，即生产与消费同是人力所能及，而增加收入跟花费收入同样容易。可是，即使假定花费的愿望产生工作的兴趣（经验绝不给这结论提供依据），但资本如果没有增加，就不能扩大生产，因为资本是必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很明显，资本只能通过节约而积累起来，但对于生产动机完全在于享乐的那些人，怎能希望他们积累资本呢？”“不但如此，当人们是为着夸示而求得财富时，缓慢与进展有限的实际生产，怎能满足这个热烈愿望呢？”[3](P462)
如果说萨伊关于政府规制和企业家作用等理论是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得到验证的，那么他关于供给创造需求、生产决定消费的观点更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因为这次国际金融海啸很大程度上源于“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的美国生活方式，而世界各国的应对措施往往集中于扩大需求。在我国，政府的救市政策已取得阶段性效果，但经济结构同样隐含着问题，如某些应该被淘汰的产业的产能过剩有所加剧，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日益显现，人们的通胀预期正在形成，刺激消费的举措效果递减，市场性生产没有热起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却异常活跃。萨伊出版《政治经济学概论》时，正是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步入近代社会的前夜，对远在东方的这个文明古国，萨伊在书中提出了改善其经济状况的建议。他写道：“印度和中国的一部分，不但人口过剩而且穷困过日，但减少它们人数绝不能改善它们情况；至少是，减少总产品以减少人数绝不能使它们情况改善。不应当减少人口，而应当增加总产品。通过个人的更大积极性、勤勉与节俭，以及更好的管理即政府更少地干涉人民，总可使总产品增加。”[3](P426)这一断言是意味深长的。
注释：
①在经济学说史上，萨伊受到的批评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他的理论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辩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其二，凯恩斯及其学派认为他的理论不能解释经济危机的产生。本文所分析的对萨伊的批评指的是前者。
②这段话为：“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含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因此，萨伊能够肤浅而系统地把它概述在一本教科书里。”[6](P181)
③这四个结论是：1.“在一切社会，生产者越众多产品越多样化，产品便销得越快、越多和越广泛，而生产者所得的利润也越大，因为价格总是跟着需求增长。但是，这种利益只能得自实际的生产，强迫产品的流转决不能产生这种利益。”2.“每一个人都和全体的共同繁荣有利害关系。一个企业办得成功，就可以帮助别的企业也达到成功。”3.“购买和输入外国货物决不至损害国内或本国产业和生产。”4.“仅仅鼓励消费并无益于商业，因为困难不在于刺激消费的欲望，而在于供给消费的手段……所以，激励生产是贤明的政策，鼓励消费是拙劣的政策。”[3](P147、147、14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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