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中国论文,工业论文,国际论文,产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相关文献综述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市场一体化与生产分散化并行，产品内国际分工兴起并得到迅速发展。国际分工由产品层面深入到工序层面，很多产品的生产过程被拆分为不同的阶段，分散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并以跨国界的垂直贸易链相互连接。Hummels et al.(2001)估计1995年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相联系的中间品贸易在整个世界出口中占的比重约为23％，较1970年增长了40％以上。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理论界的普遍关注，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文献大量涌现，成为国际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值得注意的动向。不同学者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这一现象，除了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还包括外包(Outsourcing)、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生产分割(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等等。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发生动因与经济效应的分析。相关文献表明，这一新的国际分工形式仍然建立在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等因素的基础上，其有利于发挥各国在特定产品不同工序的比较优势，并充分实现各生产环节的规模经济，因而有利于生产成本节约和生产效率提高。
有关产品内分工对生产率影响的研究文献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分析了发达国家的行业或企业将生产过程中的某些环节，特别是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的环节外包出去对生产率的影响。① Girma and G
rg(2004)使用英国化学、机械、电子三个行业企业水平的数据分析了外包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生产率的作用，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均与外包的程度正相关，这一效果在外资企业更为明显，但该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未能将国际外包与国内外包区分开来。Grg and Hanley(2005)和Grg,Hanley and Strobl(2005)分别使用爱尔兰电子行业与整个制造业企业水平的数据分析了国际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结论是影响依赖于外包中间投入的性质以及企业的出口密集度等特性。Amiti and Wei(2005)使用美国制造业行业水平的数据分析了国际外包对生产率和就业的影响，认为物质投入外包与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提高均有正面作用，但物质投入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在有些情况下不显著。归纳起来，上述这些研究验证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提高的积极影响，同时也说明这种影响依赖于外包环节的性质以及参与产品内分工的行业或企业的性质。
国内对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但这一现象正越来越多地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是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重要表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课题组(2005)度量了中国参与这类国际分工的程度及变化，刘志彪与吴福象(2005)、吴福象(2005)、王爱虎与钟雨晨(2006)分析了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影响因素。在经济效应分析方面，国内相关研究甚为罕见，张小蒂与孙景蔚(2006)分析了产品内国际垂直专业化对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但据笔者所知，尚未有文献专门研究这类分工对我国生产率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
1.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及其途径
产品内国际分工使分工由产品层面深入到工序层面，从理论上分析，这种分工程度的细化与深化有利于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有利于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有利于技术扩散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可以优化资源配置、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
(1)产品内国际分工扩展了比较优势的范围。即使一国在某些产品的生产中不具有优势，但只要在这些产品的特定生产阶段上具有优势，就可以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另一方面，在一国具有优势的产品上，国际生产分割带来的分工程度的加深也有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一国将特定产品生产中相对无效率的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从国外进口低成本、高质量的中间投入，与此同时扩大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环节的生产，可以提高平均生产率。
(2)产品内国际分工有利于获取规模经济利益，实现成本最小化，这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一是如果特定产品不同生产阶段对应的有效规模不同，在生产过程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情况下，只能依据某个关键阶段的有效规模安排整体生产的规模，其他阶段就无法达到最佳规模，而通过产品内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将有效规模不同的生产阶段加以分离并安排到不同的空间场合进行，有利于在各生产环节充分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二是伴随着产品生产过程的分割和在国际间的分散化，散布到不同国家(地区)的生产环节需要以交通、通信等服务相联系，这类服务产生的固定成本也是导致规模经济的原因，分工程度越深，这种规模经济效应越强，生产成本越低。三是产品内国际分工会导致新的集聚现象，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生产可能存在某些类似的环节，国际生产分割会鼓励这些跨行业的类似生产环节的集聚，从而产生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此外，产品内国际分工还可能带来“干中学”的动态规模经济利益。
(3)产品内国际分工可以产生积极的技术外溢效果。产品内国际分工往往伴随着中间品贸易，而进口的中间投入可能包含专业技术知识和国外研发成果，高质量、多种类的进口中间产品应用到生产中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技术扩散效应更为明显。发达国家将某些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时，可能向发展中国家企业提供相关产品设计和技术援助。如果这种生产环节的转移是通过直接投资的形式，那么跨国公司伴随着直接投资而进行主动的技术转移，或者在实现技术当地化过程中通过示范与模仿、市场竞争、产业关联以及人力资本流动等效应发生技术的被动扩散，均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产生积极影响。而发展中国家为了满足发达国家企业提出的较高要求，出口高质量的产品，也会努力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
如上所述，产品内国际分工可以通过多条途径发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的积极影响正是本文要验证的主要命题，即：
假说1：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提高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作用程度的影响因素
理论分析表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提高有促进作用，但作用程度受行业特性影响。不同性质的行业，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不同，其对生产率影响的程度也不同。Hummels et al.(2001)指出，产品内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增长主要来自化学、机械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并且出口导向部门进口中间投入的增长较之其他部门更为迅速，这一结论被Feenstra and Hanson(1996)、CCER课题组(2005)等对美、中等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的研究所验证。刘志彪与吴福象(2005)、吴福象(2005)也指出，产品内国际分工与资本化程度正相关，与行业外向度正相关。事实上，资本密集型部门与出口部门不仅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相对更高，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的积极作用也更大。
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更为显著。受行业特点的影响，资本密集型行业往往具有较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在这类行业产品内分工促进不同生产环节实现规模经济的效果更加突出。并且，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产品内国际分工下的生产环节转移带来的技术扩散效果也更显著。此外，进口中间投入可以用于生产消费品或投资品，其中投资品在产业链中产业关联度高、产业拉动效应大，而化学、机械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进口投入更多地用于资本化投资，因此可以在投入—产出表中产生更明显的循环积累效应(刘志彪，吴福象，2005；吴福象，2005)。由此，得到本文要验证的第二个命题：
假说2：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产品内国际分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积极影响更大。
行业的外向度或出口密集度是另一个影响产品内分工对生产率作用程度的重要因素。如果一国的某行业更多地卷入国际生产体系，那么就更容易掌握获取有竞争力的中间投入的渠道，换言之，寻找国外潜在供给者的成本就更低。出口部门的企业在与国外中间投入供给者谈判时可能更有力量，从而能够降低中间投入的价格。并且，相对而言出口行业可能技术更密集、竞争力更强，因此更容易从产品内国际分工中获益。Grg,Hanley and Strobl(2005)证实了出口企业从国际外包中获得的生产率提高的利益更大，本文要验证这一结论在行业层面是否成立，即：
假说3：在出口密集度高的行业产品内国际分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积极影响更大。
综上所述，图1对本文的分析框架与要验证的假说做了归纳。
图1 分析框架与假说
三、实证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参考Grg and Hanley(2005)以及Grg,Hanley and Strobl(2005)等的研究，假定生产函数采取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其中，下标i表示行业，t表示时期。Y表示产出，A为技术系数，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投入，α、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将其看做生产函数中的“转换系数”(Shift Parameter)，即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会使A发生变化。
对(1)式取对数，并将产品内国际分工作为转换系数包括进来，设定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D1[，i]为反映行业要素密集度的虚拟变量，如果行业i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取值为1，如果行业i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取值为0，具体的判定方法可采用资本—劳动投入比例分析，即计算各行业的资本—劳动投入比例并与工业行业的平均值进行比较。D2[，i]为反映行业出口密集度的虚拟变量，如果行业i出口密集度较高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本文采用了如下判定标准：计算各行业的贸易竞争(TC)指数③，如果指数大于0取值为1，如果指数小于0取值为0，实际是按照行业为净出口行业或净进口行业的标准来判断的。
考虑到要素投入可能存在潜在的内生性，即生产效率也可能影响到同期的要素投入，虽然这在行业水平上并不是一个严重问题，本文还是分别就当期的资本
四、数据说明与分析
1.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本文采用中国20个主要工业行业1992、1997、2000三年的面板数据就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之所以选取这三期数据，主要是受产品内国际分工衡量指标的限制。度量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的主要方法是使用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进口中间投入占总投入、总产出或总出口的比重，其中最常用的是Hummels et al.(2001)建立的VS(Vertical Specialization)指标，即计算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VS比重越高，说明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越高。由于我国只有几个年份的投入—产出表可以使用，无法计算各年度分行业的VS指标，本文在回归分析中使用了CCER课题组(2005)对1992、1997、2000三年各行业VS比重的计算结果。本文选取的20个工业行业，行业1—20分别为：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业、金属制品业、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选取这20个行业也同样是受VS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主要是为了与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相对应。
本文回归分析所需其他数据的处理与来源如下：产出(Y)使用各行业总产值，以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调整；资本存量(K)使用各行业固定资产净值，⑤ 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劳动投入(L)使用工业分行业职工人数。上述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为判定各行业出口密集度所需的进出口数据来自《中国海关统计年鉴》，需要说明的是，我国海关对进出口贸易的统计是以商品为基础，对进出口商品的分类采用的是国际上通用的协调编码制(HS)，这与工业行业分类采用的国际工业分类标准(ISIC)不同，为获得各行业的进出口数据，本文对两种分类标准加以协调，依据进出口商品的属性按照工业行业分类标准进行重新集结。表1列出了各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表1变量的统计描述
2.基于数据的经验事实分析
在利用上述数据就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可以对我国主要工业行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经验事实及其与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初步分析。
图2(a)以VS指标反映了我国20个主要工业行业2000年与1992年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各行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均有提高，但各行业的提高幅度不同：行业1—7中，除行业3外其余行业VS比重的上升幅度均较为有限；而行业8—20的VS比重均有较为明显的上升。如果将行业1—7作为一组，行业8—20作为另一组，可以发现，虚拟变量
取值为1的行业主要在后一组，这就是说，资本密集型行业与出口密集度高的行业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提高快的行业有较多重叠，换言之，资本密集型行业与出口密集度高的行业表现出更快地参与到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去的趋势。行业出口密集度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的关系可由图2(a)与(b)的对比得到更为清晰的印证，图2(b)画出了20个主要工业行业2000年相对于1992年的出口优势变差指数，即这些行业在此期间出口增长率与我国总体外贸出口增长率的差值，从中可以发现，行业8—20的出口优势变差指数为正值，相对于我国总体出口这些行业的出口增长更为强劲，而行业1—7的出口增长率要低于我国总体的出口增长率，出口优势变差指数为负值，上述结果与根据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变化对行业的分组情况完全吻合。可见，我国工业各行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事实验证了现有文献关于产品内国际分工与行业资本化程度和外向度正相关的结论。
图2 主要工业行业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的变化及其与出口增长情况的对照
注：图2(b)中没有画出行业18(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与行业20(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的出口优势变差指数，因为前者1992年的进出口数据缺失，而后者1992年的出口值过小，导致2000年相对1992年的出口优势变差指数高达82.59。
资料来源：图2(a)根据CCER课题组(2005)，表3计算、绘制；图2(b)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计算、绘制。
为了对产品内国际分工与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初步判断，笔者按照各行业3年VS指标均值大于或小于表1中VS的平均值将本文考察的20个行业分为两类，并分别考察两类行业的生产率状况。以各行业人均产值大致衡量生产率的水平，表2列出了两类行业生产率指标的统计描述。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高的行业，其生产率水平也较高。
表2按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划分的两类行业的生产率比较
五、实证结果分析
采用第三、四部分所述模型与数据，对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和我国工业生产率的相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使用的计量软件为Eviews5.0。考虑到样本包含不同行业的时间截面数据会造成异方差问题，在回归时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并选择怀特(White)异方差修正方法，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工业生产率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表3中Ⅰ、Ⅱ栏是对不包含虚拟变量的(2)式的回归结果，其中Ⅰ栏使用当年资本与劳动投入进行回归，Ⅱ栏使用滞后1年的资本与劳动数据。从结果看，(2)式设定的回归方程与方程中包含的解释变量均具有统计显著性，并且，使用当期与滞后1年的要素投入进行回归并没有太大差别，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影响系数的估计值分别为4.340171与4.218952。这说明与理论分析和经验事实分析的结果相一致，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提高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假说1的结论得以验证。
表3中Ⅲ-Ⅴ栏是对包含虚拟变量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VS)交叉项的(3)式的回归结果，其中Ⅲ、Ⅳ栏分别引入了虚拟变量
，Ⅴ栏则同时包括了。在对(3)式回归时，笔者同样使用了当期及滞后1年的要素投入，结果仍然很近似，因此，表3中只列出了使用当期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加入虚拟变量与VS的交叉项后，总体回归方程与各解释变量仍然具有统计显著性。在只引入反映行业要素密集度的虚拟变量
时，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工业生产率影响系数的估计值为3.481087+1.458604×，即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影响系数为4.939691，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系数为3.481087，这说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生产率提高均有促进作用，而在资本密集型行业这种积极影响更大，从而验证了假说2的结论。在只引入反映行业出口密集度的虚拟变量D2[，i]时，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工业生产率影响系数的估计值为4.190486+0.299974×D2[，i]，即对净出口行业的影响系数为4.49046，对净进口行业的影响系数为4.190486，这说明在出口密集度高的行业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更大，从而验证了假说3的结论。当同时引入与
时，VS以及2个虚拟变量与VS交叉项的系数估计值仍然均为正值，同样证明了假说2与假说3是成立的。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盛行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经济中引人注目的特征，这一新的国际分工形式带来了国际分工程度的深化与细化，有利于节约生产成本，提高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本文对中国工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研究验证了这种积极效应。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要形式逐步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生产贸易链，基于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生产工序分工的全球资源整合中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发达国家将大量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产生了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也促进了工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方式的改善，从而有效提升了中国工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并且，本文的分析表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程度与行业特性密切相关，行业的资本密集度和外向度是影响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作用程度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工业各行业中，资本密集型行业与出口密集度高的行业表现出相对更快地参与到产品内国防分工中去的趋势，在这些行业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也更大。
产品内国际分工为我国工业的升级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事实上，这一分工形式不仅能够提升基础要素的质量和效率，它还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路径。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与重视产业升级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不再成为矛盾，通过从事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发展这类行业的机会，我国资本密集型行业⑥ 积极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并从中获得生产率提升的利益就是很好的例证。但是，另一方面，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也使产业升级有了新的内容，所谓“升级”不再仅限于最终产品意义上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转移，也意味着同一行业内部沿产品价值链的攀升。我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虽然借助产品内国际分工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目前主要还是局限于这些行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
今后，我国在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时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仍是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基础，应当充分发挥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通过产品内分工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二是承接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也应注意产业选择问题，发展产品内国际分工应以产值比重大、要素生产率提高快、技术提升空间大的行业为重点。根据本文的分析，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出口竞争力强的行业应归入重点发展的范围，特别是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这类行业积极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可以带来更大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利益。三是从长远看，我国基于资源禀赋优势从事产品内国际分工中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只是一种次佳的选择。当前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起控制作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获利非常有限。因此，我国应逐步推进生产工序的升级，努力提高在产品内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从中获取更大利益。
注释：
①现有相关研究包括行业与企业两个层面，本文的研究是从行业层面出发的。
②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所限，本文采用的面板数据在时间维度上只有三期，这使得与固定效应有关的估计和检验变得不可靠，因此在模型中没有包含行业的固定效应，但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这并不影响对于产品内国际分工与生产率关系的检验。
③贸易竞争指数是以一定时期某行业的出口与进口差额除以进出口总额，如果TC指数大于0，意味着该行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实际是在净出口，如果TC指数小于0则刚好相反。
④本文采取的三期(1992、1997、2000三年)面板数据在时间上不是连续的，这里的
相应为1991年、1996年、1999年的数据。
⑤严格讲，各行业各年度的资本存量应当使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但由于确定中国各行业的初始资本存量极为困难，相关研究一般都以行业固定资产净值等数据替代，本文也做了同样处理。
⑥前文分析中按照要素密集度将行业分为劳动与资本密集型两类，后者实际包括了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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