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后中英两国对香港的政策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国论文,香港论文,中英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英关系和香港问题的历史转折点。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收回香港，恢复对整个香港地区的主权只是时间和方式问题。
本着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精神，本文拟对新中国建立前后英国对香港的政策及其动机、新中国对香港的政策及其用意进行论证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中英两国政策对香港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一 英国对香港的政策
40年代末，随着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力量在中国内战中胜利的前景日益明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失败已确定无疑。英国政府不得不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调整其对华政策，以保障英国在华利益和对香港的统治。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堑，长驱南下，英国在香港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香港的局势因而骤然紧张。英国政府中一位官员感叹道：“每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忘记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中最后一块中国领土，他们对于收回香港只是时间和方式问题。”〔1〕但是，由于香港在英国殖民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英国是决不会轻易将香港交还中国的。
首先，香港是英国在远东的经济贸易中心，英国在香港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二战后，英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受到严重削弱，为了弥补国际贸易收支逆差以摆脱国内的经济危机，同时，为了不过分依赖美国而受制于美国，英国迫切希望扩大中英贸易，占领中国这个“巨大而有潜力”的市场。然而，中国内战的爆发和蒋介石政府在长江中下游各港口实行的贸易禁运使英国在中国内地的贸易几乎陷于停顿，英国在华地位受到沉重打击。在此危难之际，香港成为“中国口岸混乱沙漠中唯一稳定的绿洲”，〔2〕成为联系中英贸易的唯一通道，身价倍增，贸易额直线上升。1949年7月，港督葛洪量在给英国援军的信中写道：“1947年单这个城市的海外贸易总额就达1.75亿英镑，超过中国、日本和新西兰的海外贸易总额，超过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海外贸易总额的一半。在1948年又上升为2.28亿英镑”。〔3〕1949年香港的转口贸易额增长了38％，其中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额上升了60％。〔4〕由此可见，香港在中英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次，香港是英国在远东的主要海军基地，是英国在远东利益的象征。如果失去了香港，将对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地位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英国国防部长亚历山大认为，如果英国人从香港被赶走，“不仅会使我们在全世界的威信扫地，而且它给东南亚带来的直接影响将极大地增加我们在这一地区的防御负担”。〔5〕
第三，香港是英国阻止日本成为其在远东最大的经济对手的砝码。二战后，美国为了抵制苏联在亚洲扩张，力主扶持日本，这对英国在远东的经济利益造成威胁。英国无法想象在丢失了香港的情况下如何去面对日本的竞争。
鉴于香港的经济和战略地位，英国对香港的前途甚为关注，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来维护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和利益。新中国成立前后，英国政府先后对香港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加紧调兵遣将，增强香港的防备力量。1949年1月，英国秘密拟定《香港紧急防卫计划》，决定扩充香港兵力，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危机。1949年3月，英政府把正在马来亚丛林与马共作战的一个旅的廓尔喀兵调防香港。同年6月，亚历山大亲自视察香港的军事防御情况。9月，香港的兵力由以前的5千陡然增至5万。其实早在1949年初，英国已经得到共产党政府暂时不会武力收回香港的暗示。英国政府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抵抗人民解放军对香港的“可能的”军事进攻，更重要的是为了虚张声势，掩人耳目，消除香港居民对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地位的担忧和对英军抵抗共产党军队的能力的不信任感，以减轻他们对香港内部安全的威胁，稳定东南亚殖民地国家的人心。
二、加强内部控制，防止亲共爱国力量在香港内部制造“动乱”。为此，港英当局加紧对香港地区的严厉管治，相继推出《公安条例》、《移民管治条例》、《社团登记条例》、《人口登记条例》、《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等，规定凡有鼓励叛乱或扰乱公共安宁的嫌疑者不准入境，一经发觉立即拘留遣返原籍；港英当局可以用一切简易的审讯方式判定各种“不良分子”，严重者可判处死刑；凡与外界组织有联系而未经行政局允许的任何组织，均属非法；上述条例如与其他法律抵触时，可以凌驾于其他法律之上。一时间，大批港人被无缘无故地扣留和逮捕，许多爱国的教育者、文艺工作者和工会领袖被递解出境，侨港中山青年联谊会、港九妇女联谊会、虹虹歌舞团等28个爱港爱国社团被无理拒绝注册。此外，港英政府还颁布《边界封锁区命令》，在边界地区实行封锁和宵禁，禁止自由出入境，对过境旅客搜身、殴打甚至射杀。
三、谋求国际援助，维持英国在香港的特权。英国政府表面上摆出一副毫不妥协、坚持到底的强硬姿态，实则外强中干，色厉内茬，对单靠自身力量保住在香港的地位缺乏信心。1941年香港在日军进攻下速败投降的记忆使英国政府意识到军事防御决非上策，于是英国政府双管齐下，文武并用，又打着“防止共产主义侵略”、“阻止共产主义蚕食东南亚”的旗号，寻求西方伙伴国家对其统治香港的支持。但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明白，这不过是英国维护其殖民统治的幌子而已，在二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中，它们更不愿引火烧身，自寻烦恼，因而对英国的要求大都采取敷衍搪塞的态度，美国甚至坚决反对英国的做法。此计不成，再生一计。英国紧接着又提出了把香港作为自由港，实行国际共管的方案。1949年5月，内阁建议“如果不能保证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的话，也要设法使它成为对英国有利的国际港口。”〔6〕然而，考虑到这一方案必然遭到中国的反对和苏联的干预，西方国家对此也反应冷淡，英国只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四、寻求与中国新政府的和解，以保住其在香港的地位。英国政府中的许多人士在考虑到香港的长远利益时，还是倾向于与中国新政府在和平谈判的基础上解决香港问题的。正如外交大臣贝文所言：“对于英国来说，没有稳定、统一和民主、友好的中国，奢谈什么香港前途是不可想象的。”〔7〕首相艾德礼也强调英国对华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寻找使中共能默许英国留在香港的“关键点”〔8〕。所以，当中国人民革命在大陆的胜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之时，务实的英国政府不断探寻共产党对香港的态度，试图与中国新政权建立关系来保住它在香港的地位。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时，英国驻华大使仍留在即将解放的南京，“留一只脚在门内”；新中国成立后，英国不顾美国的阻挠，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这些事实都反映了英国在华利益和香港因素在英国对华政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建国后，英国唯恐中国会随时收回香港这块“借来的土地”，所以，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英国一直采取较为务实的态度，即使在六、七十年代东西方阵营尖锐对峙的格局下，中英之间也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和对抗。
二 新中国对香港的政策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到达广东南部，香港近在咫尺。然而，主力军在距离香港25里处停了下来，没有对香港采取任何行动。其实，早在1949年春，针对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对香港前途的忧虑和惶恐，中国政府就通过香港的两家进步报刊《文汇报》和《大公报》及新华通讯社的报道，向港府发出了对香港“维持现状，充分利用”的信号。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题为《乐观香港前途》的社论，文章指出：“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绝不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么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中英间虽然还有些悬案如九龙城问题等未解决，只要彼此谅解，以友好态度处理，并不足以阻碍双方的邦友。英国对于中国旧政权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有所企图，予以支持，在中国人民的脑子里没有大不快的印象。第二，中国的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凡以平等友善与中国相交的国家，只有受到欢迎。”〔9〕香港《文汇报》上发表的《中英关系与香港》的社论也指出：“香港正遇着最有利形势，新中国开始建设以后，贸易将空前高涨。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运之前惶惑起来，不积极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措施，这将是历史的不智。”〔10〕1949年6月22日，新华通讯社在一则报道中说：“香港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在香港的中国民主人士一样，从来没有打算在香港制造什么‘暴行’……”。〔11〕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对于旧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订立的各种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对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有关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的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英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对于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将在适当的时候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但要求英国在继续管治香港时需信守以下条约：1.不应促进香港走向独立和自治；2.外国势力不能把香港作为军事基地；3.国民党的破坏应予阻止；4.中国在港官民的安全应受到保护；5.中国的经济利益不应受到阻碍等。〔12〕
建国初期，在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时期，中国政府却对香港采取特殊政策，原因何在？
首先，香港在一定时期内维持现状，可使中国保持一条对外通道。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之下，中国可以通过这个“窗口”与外界特别是海外华人和东南亚国家取得联系，使他们了解中国，同时中国也了解世界。50年代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威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与香港在这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不无关系。
其次，香港这块中国的土地暂由英国管治，可借此与英国保持接触和对话的关系。这样，一方面可把香港作为中英关系中一个重要的政治筹码，迫使英国在英中和英美关系之间保持平衡，不致于对华采取过激言行，另一方面有利于分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由于英国在香港的利益，它有可能采取不同于美国的远东政策，这样就可牵制英美关系，孤立美国在远东的势力。战后英国对华关系充满了矛盾和两面性，英国在涉及西方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同时，也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采取了有别于美国的行动，如反对朝鲜战争扩大化，支持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等，这些事实都是香港在这方面的作用的验证。
第三，保留一个与西方紧密联系的、经济繁荣的香港，有利于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正如香港《大公报》上《乐观香港前途》所言：“无论什么国家总不会关上大门不与外国往来的。将来中国和平安定，加速建设，在商务上必须与外国建立关系。中国许多物产要向外输出，外国许多建设器材要向中国输入……展望未来，香港应该与中国大陆建立良好的联系，尽量发挥其货物集散交通衔接的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荣”〔13〕。这一点在朝鲜战争期间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和中苏关系破裂时苏联撤走对中国的所有援助的严峻形势中得到证实。
第四，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影响，巩固革命胜利成果，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紧迫任务，当时台湾和西藏还未解放。攻取香港虽然轻而易举，但有可能会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以此为借口对中国进行军事干预，导致战争扩大化，阻碍国内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使饱尝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这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新政府所不愿看到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香港实行的“维持现状，充分利用”的政策有力地体现在中国政府谨慎而妥善地处理中港边界事件和涉及香港华人利益的种种事件之中。
人民解放军抵达深圳之后，面对中港边界上港英政府布置的重兵，中国政府为了避免纠纷，严禁野战军驻防边境线上，而另派边防部队维持边界治安。在建国初期中港边界发生的纠纷中，当时的华南和广东军政机关坚持“保持边界平静”的方针，要求边防部队和民兵“不得越界捕人”，“不得擅自开枪射击”，不制造或扩大边界上的任何外事纠纷。同时，要求港英当局对英军非法越境负完全责任，并将越境的英军遣返回港。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港边界总的来说是平静的，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边界冲突。香港政府的年度报告中也承认：英国与中国当局在边界的关系是正常的，符合一般准则。
中国政府一直密切关注着香港事态的发展，关心着香港华人的利益和安全，在处理涉及香港华人的事件时采取“后发制人”、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例如：对港府解散爱国团体，逮捕和驱逐香港进步人士的无理行为，1952年港府阻止内地粤穗慰问团探访九龙受灾同胞而造成的三·一事件，以及1952年港府查封三家登载《人民日报》评论的报纸，逮捕三家报纸的负责人而引起的《大公报》案，中国政府都提出了强烈的抗议。1950年，周恩来总理在谈到中英建交谈判没有取得积极进展的原因时指出：“英国在香港和其他地方对待中国居民的极端不合理的非友好态度，不能不引起中央人民政府的严重关切。”〔14〕但是，中国政府的反应仅限于借新闻媒介“口诛笔伐”，并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更没有像英国政府所担心的那样，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或在香港制造动乱。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沉稳、冷静的态度与英国政府惊恐、慌乱的举动形成鲜明的对照。
三 中英两国政策对香港的影响
香港这块由英国人管治的中国领土，背靠社会主义中国大陆，面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两种制度的交汇点。40多年来，在东西两极格局形成和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背景之下，香港也受到两种制度的冲击和压力。但是，由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符合中国乃至英国和西方大国的利益，中英两国出于不同目的都采取了有利于香港的政策和措施，使香港基本上保持了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
从中国方面来说，如前所述，中国政府在建国初就对香港实行了“维持现状，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40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维持香港政治稳定，防止出现大的动乱。1956年春，香港右派暴动时，中国政府采取“必要时出动军队帮助英国当局”平乱的强硬态度，促使骚乱迅速平息。文革时期的1967年，香港受到内地政治运动的冲击，发生了五月风暴，但这决非中国政府所愿，而是极左分子所为。中国政府及时地、严肃地纠正了外交中的偏差，使局势很快得到控制，香港恢复了稳定。在保持香港政治稳定的同时，中国政府也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长期以来，内地为香港提供大量的生活资料和部分生产资料，即使在自己困难的年月也源源不断地供应，并且保持稳定便宜的价格。例如：60年代以来，内地兴建三期供港自来水工程，解决了香港的水荒问题，至1992年，供港淡水量达6.6349亿吨，占其总耗水量的74.6％〔15〕；在食品方面，1961年内地对港供应额占其食品总进口额的58％，1981年的供应额又比1966年增加4.2倍〔16〕；在能源方面，1973年石油危机时，香港石油供应量减少10％，内地即于1974年向香港提供各种油类30万吨以应急需，1981年内地供应香港的燃料超过其燃料总进口量的1/5〔17〕。战后香港经济的恢复和繁荣是和香港与内地在经济和贸易上的密切联系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商人利用其中外贸易中介人的角色，积极发展转口贸易，推动了香港经济的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1950年香港转口贸易额占其出口总额的89％，1949年和1950年，香港与大陆的贸易额上升了66％和71％〔18〕。50年代因西方禁运，香港与大陆的贸易出现萎缩，60年代中英关系有所缓和，香港与大陆的贸易开始回升，70年代中英两国建交，香港与大陆贸易直线上升，年增长率达20.1％〔19〕，80年代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与大陆贸易突飞猛进，1979-1989年10年间共增长19.14倍，年递增率高达35％〔20〕。从1985年起，大陆已超过美国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大陆为香港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租金和广阔的市场，加强了香港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推动了香港经济结构由转口贸易到工业化和多元化的转变，促进了香港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升级，使香港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从英国方面来说，英国政府也采取了较为明智而务实的对华政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顶住了美国的压力，率先承认新中国，暂时保住了对香港的管治权，排除了香港局势动荡的隐患。港英当局也善于灵活地应付外部环境的各种危机，在两种制度的夹缝中求生存，使香港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有利于香港的发展。在政治上，虽然英国对香港殖民统治的本质始终未变，一百多年来，港英当局一直依仗其法律基础《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来维护其传统的殖民政制。但与此同时，为了顺利施政和巩固统治，不得不巧妙地为其统治权威寻找一种得到部分被统治阶级认同的外衣，因此，根据每个时期内外局势的变化，港英政府都主动或被动地采取某些措施，调整政制中的某些环节。例如，在华人社会经济实力日益壮大之后，开始委任个别上层华人为两局议员，随后又吸纳更多社会“精英”进入政权机关或参与公共事务；在制订政策和施政过程中注意“征集民意”等，使政府集权和民间咨询相结合成为香港政制中的一大特点。其次，港英政府针对香港社会出现的二元现象，即一方面是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少数英国统治者，另一方面是与政治关系较少的占人口98％的华人被统治者，按照“间接统治”的原则，采取了一些适应当地实情的措施，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和乡政传统，不直接干预华人社会，以缓和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在经济上，港英政府推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对市场经济活动不加干预，以期营造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维护自由企业制度和保障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自发调节的职能。香港因而被称为西方“自由经济的圭臬”，在战后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香港披荆斩棘，一路领先，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1949-1987年间，香港人均生产总值实际增加10倍，成为世界著名的金融、贸易、轻工业、航运、旅游、信息中心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港英政府的政策对香港经济繁荣所起的积极作用。
同时，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香港同样也符合西方大国的利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从其全球战略利益出发，把香港作为瞭望中国的窗口和日后进入中国的跳板，将香港比作展示“资本主义文明”的橱窗，在政治上支持香港维持现状，在经济上给予大量援助，这就使处于中国大门口的香港在两种制度的撞击和抗争中获利非浅。
综上所述，香港今日的成就得益于社会主义中国以及英国对香港实行的两种特殊政策，香港利用其联系两种制度的“桥梁”作用左右逢源，大为受益，由此可知，两种制度是香港经济繁荣的重要根源。
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是在充分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的前提下解决香港问题的最佳选择，它再一次体现了中国对香港政策的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我们相信，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不仅能够保持稳定和繁荣，而且会增添新的活力和动力，再展风采，再造辉煌。
致谢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程人乾教授的悉心指导，谨向程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释：
〔1〕〔4〕丁·杰恩《世界政治中的中国：1949-1975年中英关系研究》，伦敦马丁·罗伯逊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159页，第164页
〔2〕《英国内阁文件集》CAB134/287远东官方会议档案（49）25,1949,5,6
〔3〕转引自刘蜀永《英国对香港的政策与中国的态度（1948-1952）》，《中国社会科学》，1995.2
〔5〕英国内阁文件CAB 129/37，C.P.1949,5,24
〔6〕英国内阁文件CAB 128/15，C.P.1949,5,9
〔7〕《英国外交文件集》FO 371/75755 F 7278/1015/10G 1949,5,18
〔8〕《英国外交文件集》FO 372/75760，1949,6,22
〔9〕〔13〕1949,2,17，香港《大公报》
〔10〕转引自陈启能编《香港与英国的殖民撤退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11〕1949,6,23《人民日报》
〔12〕参阅[英]罗拔·郭曈著《香港的终结》（香港）明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
〔14〕《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共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15〕〔16〕〔17〕〔18〕〔19〕〔20〕转引自张脉强《战后香港经济发展的轨迹及因素探析》，《世界历史》，1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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