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献学十五年_文献回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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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目录学研究进入一个高潮兴盛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15年时间,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回顾这15年的历程,总结其成就,检讨其得失,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与道路,对今后乃至21世纪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将不无裨益。

115年来中国目录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1.1论著数量分析

一门学科的研究水平和重要成果,首先体现在发表的论著上。论著数量的多寡是衡量一门学科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笔者据李钟履编《图书馆学论文索引》第一辑统计,从1917年10月至1949年9月,32 年间有关目录学方面的论文只有63篇,加上索引法方面的也只有119篇。 又据陈东、张洪元、余庆蓉等同志的调查统计,从1950年至1979年,30年间有关目录学的论文只有154篇。而80年代以来的15年间, 发表的目录学论文有1890篇(详见下表),是解放前32年的16倍, 是解放后30 年的12倍多。不仅如此,15年间还正式出版了《古典目录学浅说》、《目录学概论》、《学点目录学》、《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稿》、《中国目录学论丛》、《中国文学目录学》、《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家传略》、《自然科学书目学》、《目录学普通教程》、《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当代目录学》、《目录学教程》、《书目工作概论》、《书目的功能》等近20种教材、专著、译著,足见目录学研究之兴盛。

1.2 研究内容分析

从研究内容来看,15年来中国目录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得到了拓展。就广度而言,除加强对传统领域的研究外,还通过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或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开辟了许多新领域,形成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诸如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书目控制论、书目计量学、比较目录学等。此外,还有马克思主义文献目录学、文学文献目录学、历史文献目录学、科技文献目录学等专科目录学。就深度而言,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从整体发展的高度来研究目录学,将目录学置于整个社会、文化、文献信息系统等大背景下,考察其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研究内容、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相关学科、结构体系、发展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新见解,深化和完善了目录学的内容体系。

1.3研究方法分析

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和移植已经成为一系列新的边缘学科的生长点,并且成为现代科学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我国传统的目录学研究偏重历史法、考证法等几种方法,八十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人们在继承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开始引进和移植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数学等许多学科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引入,给古老的目录学带来了勃勃生机,注入了新鲜血液,加速了我国传统目录学向现代化目录学的过渡。

1.4研究力量分析

研究人才是开展和推动科学研究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录学论著的增多,表明目录学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八十年代以来,除了老一辈目录学家不断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外,新一代的目录学工作者也脱颖而出,活跃在目录学园地。不仅有理论工作者,而且书目实践工作者也参加到理论研究的行列中来,形成了一支颇具实力的研究队伍。

215年来中国目录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们肯定八十年代以来目录学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不否认或回避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纵观15年来的发展,我们认为还存在以下不足:

2.1从研究内容上看,发展极不平衡。 前面的论文统计表明,15年发表论文最多的是“目录学史”领域(747篇)。 最少的是“新分支学科”领域(70篇),前者是后者的10.7倍。表中六大研究领域论文占总数百分比由大到小依次为:目录学史(39.52 %)→实践研究(28.15%)→理论研究(15.77%)→专科目录学(8.52%)→外国目录学(4.23%)→新分支领域(3.7%)→其他(0.1%)。具体到每一个研究领域。这种不平衡现象也很突出。在“理论研究”方面,关于目录学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等单个主题的研究较多,达204篇, 而从整体上进行系统综合研究的较少,只有94篇;在“史的研究”中,绝大多数文章都集中在目录学家或某些书目上,尤其是对书目的研究, 竟达381篇,占该领域论文总数的一半多;而阶段史和方法论的研究较少,对整个目录学史进行通盘研究,总结其规律的更是鲜见。在“实践研究”方面,侧重于书目编纂法和目录工作,且多为平淡的、经验总结式的研究。在“专科目录学”领域,除了整体性研究比较缺乏外,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局限于少数的几个学科领域,许多学科的文献目录学并未建立,而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文献目录学则至今还是空白。在“国外目录学”的研究中,译介性的文章较多,系统研究的比较少;就国家来看,对前苏联目录学的研究较为系统,对西方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目录学虽有所研究,但较为零散,未成体系,至于对第三世界国家目录学的研究更是薄弱。在目录学的几个“新分支学科”中,书目控制论、书目计量学(或称文献计量学)的研究较为热烈,比较目录学的研究则明显嫩弱。

2.2在研究方法上,15年来虽移植了一些新方法, 也给目录学带来了勃勃生机,但与邻近学科相比,引进的方法还太少。八十年代初期,当图书馆学界广泛引进和应用归纳、比较、数学、统计、调查、观察、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等方法时,目录学界还在观望,后来才逐渐地运用了控制数学、比较、管理、系统等几种方法,但多是浅尝辙止,既不全面也不深入。

2.3目录学研究缺乏组织与协作精神, 理论研究基本上还处于个体研究阶段,研究力量分散无序,课题选择重复严重,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没有广泛组织人力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八十年代中后期,乔好勤同志曾发起、组织过目录学研究通讯小组,举办过多次笔会,围绕着目录学领域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未能坚持下来。中国图书馆学会下设的目录学研究组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因受经费等条件的限制,也不能更多地开展活动。

2.4理论与实践脱节现象比较严重。 目录学理论来源于生机勃勃的目录学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目录学只能在这种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然而,15年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着脱节现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界不注重从实践中选择课题,研究出的理论也没有及时地通过开发研究使之达到实用地步;二是实践界对理论漠不关心,没有将理论研究成果积极地加以开发运用,这就难以避免这样一种局面:理论往往是“面壁”的结果,实践则仍是“传统的继承。”于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愈来愈远。

3今后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方向与道路

历史是一面镜子。总结过去是为了启示未来。我们找到了目录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那么,今后的努力方向也就明晰了。

3.1加强目录学研究队伍的组织和建设。 马克思指出:“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个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轻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 列宁也曾说过:一百个人的力量是不是可以超过一千个人的力量呢?回答是:当一百个人组织起来的时候,不但可以超过,而且一定会超过,组织能使力量增加十倍。革命导师的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了组织的重要性。现代科学的社会化、综合化特点要求研究队伍的组织化、协作化。目录学要深入发展,就必须将分散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在社会科学各分支领域都有自己独立研究机构的今天,古老的目录学却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这是很不相称的。目录学要有自己的研究所和独立研究机构。为此,目录学界要齐心协力,广泛宣传、呼吁,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在条件较好的院校(如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或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设立目录学研究所,有组织地开展目录学研究。中国图书馆学会对目录学研究组要给予更多的支持,使之更好地开展活动,对民间自发的学术组织要予以鼓励、扶植。乔好勤等同志组织的目录学通讯小组是这方面的典范,今后应坚持下去,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目录学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推动目录学的进步和发展。

3.2正确处理古代目录学与当代目录学的关系, 在当代目录学中寻求新的理论突破口。如前所述,15年来的目录学过于偏重史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目录学的研究,有关史的论著竟占全部目录学论著的半数以上,这是不正常的。我国目录学历史悠久,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自然需要认真地批判继承。但继承不等于抱残守缺,如果我们一味沉溺于史的研究,企图从古典目录学中发掘当代目录学的理论,那么,中国目录学不仅不会有所发展,还会走上绝路,甚至误入歧途。中国目录学要发扬光大,必须扭转以史为主的研究偏向,把研究重心从古代目录学转向现代和当代目录学,立足现实,古为今用;立足当代面向末来,在当代目录学中寻求新的理论突破口。

柯平同志在其《论当代中国目录学的建设》一文中提出,当代目录学理论研究的突破口是书目情报理论、书目控制论、书目计量学、比较目录学等四大理论,是很有道理的。但笔者认为还应加上专科目录学,构成五大理论。因为专科目录学和四大理论一样,不仅早已提出,并有一定的研究基础,而且更兼顾了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不仅有广度,同样有深度,不但如此,它还是目录学向其他学科渗透、扩大自己影响的途径之一,也是目录学吸收其他学科的内容。丰富自身体系的渠道之一。因此,将其作为整个目录学理论的突破口之一,切实重视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密切目录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提高目录学的学术地位,促进目录学走向成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有理由相信,专科目录学必将和前述四大理论一起,成为当代目录学研究的重心。

3.3调整各研究领域的研究重点, 谋求目录学研究的全面深入发展。具体地说,在“理论研究领域”,要在单个问题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宏观综合研究,继续从我国目录学整个发展的高度探讨目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促进目录学理论的系统化。对目录学“史”的研究,要在对单个目录学家或单本书目研究的基础上,加强阶段史、通史的研究,将目录学史深化为目录学思想史、学说史,注重古典目录学发展规律的探讨,为现代目录学和当代目录学提供借鉴。在“实践研究”方面,要加强书目工作实践活动及其规律的研究,继续从方法论的高度研究书目方法,对“专科目录学”,要在继续重视其理论研究的同时,加强各专科目录学的建设,不仅要充实和完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目录学、文学文献目录学、历史文献目录学、社会科学文献目录学;还要建立和完善人文科学文献目录学;不仅要重视自然科学文献目录学,还要重视技术科学乃至综合性学科文献目录学的建设,从而使目录学更能适应当代学科愈分愈细,读者需要针对性愈来愈强的特点。在“国外目录学”方面,要在译介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总结国外目录学的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为我国目录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并为国内外目录学的比较研究奠定基础。就区域而言,不仅要研究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目录学,还要研究西方、日本的目录学,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目录学亦应予以重视。至于目录学的几个“新分支领域”,因其为当代目录学研究的重点和突破口,毫无疑问应投入更多的研究力量,使之得到全面的发展。

3.4大胆移植,革新目录学的研究方法。科学发展史表明,运用某一或某几种新的研究方法;往往能对某一学科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录学理论研究的突破,首先是研究方法的突破。新方法的移植已给目录学带来了勃勃生机,我们期待着更多新方法的引进给目录学带来空前的繁荣和昌盛。与邻近学科相比,目录学在新方法的引进上显然是落后了,要迎头赶上,就要大胆移植,广泛引进,但同时要注意避免邻近学科那种生搬硬套,食而不化的做法。

3.5正确处理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在继续重视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大力加强应用开发研究。目录学是“致用之学”,离开了丰富多彩的书目工作实践,目录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繁荣目录学研究就必须正确处理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国外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长期以来,在前苏联及东欧目录学界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基础理论研究、轻应用开发研究的倾向。而在美英等西方目录学界,则明显地存在着重实践、轻理论;重技术方法、忽视基础理论的偏向。这两种极端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我国目录学研究在理论上不如前苏联,在技术方法等应用开发方面不及欧美,无论从推动目录事业着眼,还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目录学考虑,都要注意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而这又依赖于目录学界的共同努力。具体地说,实践界要及时将目录学理论研究的成果运用于书目工作实践,并不断地将运用情况反馈给理论界;理论界则要注意从实践中选取研究课题,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加强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将理论发展到应用的形式,不仅为目录工作实践提供理论基础,还要更多地提供可直接采用的书目编制技术和方法。只有这样,目录学才能成为改善书目实践活动的真正杠杆。

回顾15年来的中国目录学研究,我们既为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欣慰,也为存在的问题感到忧虑。但展望未来,我们对目录学的前景充满了信心。我们相信,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古老的目录学一定会绽放出新的异彩!

(收稿时间:1995-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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