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经济人”：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性质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人论文,经济学论文,学科论文,人口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3)06-0010-05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融合多学科，具有丰富研究内涵的新兴经济学学科。这门学科兴起以来，（注：1998年国家教育部学科分类目录把理论经济学下的“人口经济学”二级学科改名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响应，很多大学已经设立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士点和博士点，高校和学术界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已经有所拓展。）虽然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发表和出版了一些研究论文和专著，但是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内容等问题仍然莫衷一是，没有在深层次研究的基础上，对该学科基本问题达成普遍认同，甚至一些基本概念都尚未厘清、阐明。本文力图针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理论命题以及主要研究内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人口资源环境”的稀缺性以及合理配置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以及把这些商品在不同的人们中进行分配的学科。萨缪尔森与诺德毫斯认为这一定义隐含着经济学的两个主要观点：一是物品是稀缺的，二是社会必须有效地利用资源。（注：详情参见〔美〕Paul A.Samuelson,William D.Nordhaus Economics(Sixteenth Edition),China MachinePress,1998年版，第4页。贝克尔在其《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说到：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目标之间进行分配”，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5页。）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理性选择是经济学研究对象中的一个广泛沿用的概念。（注：这一概念参见〔美〕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贝克尔把稀缺资源合理利用与理性选择的范围广泛扩展到人类的各种非经济行为中，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的适用范围。）一方面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分析价值意义的前提，没有资源稀缺性的自然物质，随手拈来，不需要花费成本，就不存在经济分析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对稀缺性资源的合理配置又是经济分析追求的价值目标，经济分析的目的就是寻找稀缺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的途径，以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作为我国新兴的经济学分支科学，在研究对象上必须首先判断本学科与主流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本文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一样，应该包容“资源的稀缺性”和“合理配置”两个主要内容。首先，“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人口作为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珍贵的环境质量”与人类生产生活需要之间协调和均衡问题。稀缺性资源的选择与分配是经济学研究对象中一个普遍沿用的核心概念，也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范畴。其次，“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相互关联而形成的基本条件（基本国情或区情的重要内容），往往会成为人类经济活动与生产行为过程中的系统性匮乏因素，并由此导致对满足人类生产需要的限制性因素。因此，如何实现具有高度稀缺性限制的“人口、资源与环境”因素及系统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必然也是本学科追求的基本目标。
资源与环境的稀缺性在较大的范围内可以得到认同。虽然不同学科角度对认识自然资源稀缺性以及克服自然资源稀缺性的可能性途径的观点差异很大，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已经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在经济增长理论上，资源观上的乐观主义者寄予希望的是，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找到替代性资源，而不是否定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质。人类的环境观已经经历了两次“环境革命”，（注：第一次环境革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第二次环境革命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注的焦点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参见〔英〕皮尔斯，沃福德《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并在环境与经济关系的争论过程中强化了环境的重要性和在经济中的中心地位的思想认识，环境被认为是人类福利的直接来源，或者作为经济活动的投入从而提高人类的福利。（注：经济过程中的环境投入指“环境资本”，这是资本理论的一种新的阐释和观点，表明环境对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并引申出对环境损耗的价值计算。）环境质量对人类福利的重要性，以及环境退化导致的人类福利减少，都证明环境在满足人类需要上的不可易得性，它是一种稀缺性经济资源和直接的福利资源。
但是，特别容易引起争议的是怎样看待“人口的稀缺性”设定。远在两个世纪以前，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人口原理》中，就提出了人类由于生产手段的有限性而不可避免地将陷入“必然的人口过剩”观点。（注：〔英〕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论证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制度条件下，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生括资料增长，由此必然导致人类灾难的悲观结论。他的观点后来被凯恩斯称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魔鬼”。）直至今日，快速增长的人口和不断膨胀的人口规模，一直是全世界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社会问题，从总的状况来说，现今的人口似乎只是一种“过剩”的存在。在世人普遍担忧人口快速增长和人口数量规模超过或者将要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的背景下，界定人口的稀缺性似乎的确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认为在经济学意义上，“人口过剩”不可能必然可以定义为人口资源的丰裕。正如，作为经济资源，自然资源的贫瘠与丰裕，不仅要看其数量，还要看其资源品位、可得性、开采的技术能力以及市场价值一样，人口资源的丰裕与稀少性判断，不是单纯的数量概念。事实上，在人类特定的经济社会约束条件下，“人口过剩”表面上的数量状态，最可能导致的是人口资源的贫瘠化或开发利用的低效化。因为，在现代社会，人口资源的丰裕程度，越来越依赖于它的内在质量高低，以及内在结构与相关联的社会生产结构的匹配性。人力资本理论对人的经济价值及生产能力的大小所具有的高度的理论解释力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而且在实践中也证实了人口素质提高总是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落后于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基本性质。自当代社会以来，经济发展对传统生产要素依赖性逐步减弱，而人力资本稀缺性的凸现，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要素，主导和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正如人们提出的：21世纪是人力资本的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在于人力资本投资与存量增长的程度，具有知识和市场开拓能力的高素质的人是最紧缺的经济资源。因此，人口资源的内在品质和构成具有难以消解的资源稀缺性。在很大程度上，资源数量形态貌似丰裕的巨大人口规模，极易因其经济价值与生产能力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而且不可避免地引致资源与环境问题和压力，从而使“过剩人口”成为无效率的资源，在其社会生产性能上处于闲置状态。因此，在“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运行系统的作用关系中，人口系统内在着难以消解的资源稀缺性。
因此“人口资源环境”作为高度稀缺性的经济资源，具有经济分析的价值意义，对这一稀缺性资源的使用，服从于最优配置效率的理性经济行为的逻辑。因此可以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稀缺性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二、人类“人口、资源与环境”行为
资源的稀缺性使其具有经济研究的价值，在社会实践中需要通过合理配置实现高效利用。在微观方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必须对人类“人口资源环境”行为及行为动机作出合理的解释，与很多人文科学研究人的行为一样，现代经济学越来越认同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human behaviour)。张五常先生认为，过去经济研究的发展，使人们可以推测到各种人类行为都可能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可以做出经济解释。他认为人类行为的经验性规律可以与物理学规律相比，因此经济学是“精密的”科学。[1](P17)与其他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科相对照,经济学研究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的理性人的行为。“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之间内涵着非常复杂的行为结构、行为模式，存在着众多需要获得、并且可以获得经济学解释的现象和行为。特别是在人类“人口资源环境”行为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其行为的基本关系及行为的后果倍受关注，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具有强烈的实践应用需求和价值，存在着巨大的政策咨询空间的条件下，利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对“人口资源环境”行为与行为后果进行经济学实证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显然，是社会实践的需要，以及人类越来越认同的价值目标，催生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诞生，也会在人类普遍认同的实践基础上推动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
涉及“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人类行为的范围很广，但长期以来这类行为的社会影响没有被明确的定义，并且普遍忽视其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前景具有的重大影响作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创立，为人们克服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在解释“人口资源环境”行为上的理论局限性，整合“人口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与方法，基于更为宏大的理论知识体系来进行包容性更为广泛的人类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可以说，“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是立足于广泛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根本关系的行为基础之上的。
三、“经济人”命题及局限性
“经济人”命题自现代经济学开创以来就被提出并得到广泛认同。这一命题将人类的经济行为，无论是个人、厂商还是国家的经济活动都视为追逐最大化自利目标的理性行为，而且这种自利行为在规范的市场和社会体制下，会达到最大化的社会福利目标。理性行为提供了人类选择的价值基础，并要求具有严格的内部一致性。主流经济学把理性视为选择的内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 of choice)，即理性行为具有内部一致性。但有学者认为，人类选择行为在满足内部一致性要求时存在着非常复杂的问题，因而内部一致性并不是理性行为的充分条件。同时还认为，自利最大化(marimization of self-interest)的观点把自利设定为人类行为的惟一动机，排斥了其他与“伦理相关”的价值目标和动机，如利他行为、自我牺牲、合作与忠诚等非自利行为。[2](P18-26)
在构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内容时，我们需要判明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别是“经济人”命题对解释“人口资源环境”人类行为是否具有通用性。在本质上，满足内部一致性，惟一追求自利最大化目标的“经济人”命题并不具备对人类复杂多样行为动机的充分解释力。特别是在涉及全球共同利益和人类生存发展根本关系的“人口资源环境”因素时，“经济人”命题既是“近视眼”又是“色盲”，不具备宏大而深邃的全局观和历史感。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仍然处于初创时期，学科的方法论和基础理论仍然没有发育成熟。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地借用“经济人”命题，以“自利动机驱动下，理性地追求最大化利益的行为选择”来定义人类“人口资源环境”行为选择及动机，并不能满足本学科理论及方法论上的需要，而且两者的实践基础具有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因此，“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面临的理论挑战首先是：必须在经济学范畴内明确定义其理论的基本构架和方法论基础，探询人类“人口资源环境”行为与驱动行为的动机的基本关系。从理论逻辑角度上说，如果内部一致性是构架一个学科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所必需的前提，那么我们必须创建或借用一种具有高度解释力的方法，这种方法具有融过去分别而论的人口行为、资源行为和环境行为为一体，在统一理论构架和方法论基础上，力求形成三者之间的行为与动机的逻辑结构具有内部一致性，并且在实践中也具有高度逻辑统一性的解释力。
显然，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经济理性不是获得人类“人口资源环境”行为与驱动行为的动机之间的内部一致性的理论基础，我们必须超越“经济人”命题去寻找本学科理论逻辑的基点，在满足人类“人口资源环境”行为与行为动机的内部一致性逻辑结构下，构架理论规范。
四、“经济人”命题的悖论：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非均衡性
在市场经济中，个人权利得到较充分的体现。市场中的理性人追求自利最大化的目标，既无可非议，又具有非常高的效率。但是，“极为狭隘的自利行为假设的广泛使用，已经严重限制了预测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使其很难分析由行为多样性引起广泛的经济关系。”[2] (P79-80)自利行为模式只是人类多样化行为模式中的一种，它所能解释的经济关系是非常有限的。
在经济学研究中，满足个人效用函数最大化的条件是自足的，仅仅依赖于在一定偏好下的消费和选择，与处于共同场景中的他人的选择无涉。但是，很多研究充分证实了“自利行为的各种偏离”。（注：参见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版，第80～88页。他论证了自利行为在三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特征，即：自我中心的福利，自我福利目标以及自我目标选择可能出现的各种偏离。）偏离自我目标选择的情况在标准的“囚徒困境”中和博弈理论的行为试验研究中都得到证实。这表明：理性的、自利的追求最大化效益的“经济人”命题在解释大量的人类行为时，存在着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实际生活中的大量事实表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存在着非均衡性。这一非均衡性表现为，在主流经济学中通行的自利地追求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会获得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核心观点，并未得到充分的经验支持，很多社会现象无法得到与理论一致的经验验证。例如，在应用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中和相关的社会实践时，人们常常会遇到与“经济人”相悖的现象和事实。比如说人们在解释“人口资源环境”行为的外部性、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性、“公用地悲剧”等理论和实践问题时，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总是缺乏应用得当的解释效率，一些场合下甚至基本失效。显然，上述问题超出了“经济人”命题所能解释的范畴，而且在逻辑上是“经济人”命题的悖论。
哈丁(G.Hardin)的“公用地的灾难”观点被普遍用于描述人类行为与环境退化的博弈关系。对“公用地的灾难”这种结果哈丁总结到：“这是灾难之所在。每一个人都被锁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在信奉公用地自由化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3](P83-84)上述现象，也被认为是“在分析方法上看，哈丁的理论已经形成了任意个人的公用地两难处境的博弈”，即处在“公用地的灾难”两难处境中的每个人的博弈策略都是“不合作”策略压倒“合作”策略，而且每个人选择的个人最佳策略所达到的均衡，不是共同的最佳策略和最佳的结果。[3](P84)“公用地的灾难”在解释很多相似的现象上具有普遍的意义。公用地两难处境的博弈提示了与经济人命题截然相反的结果，即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也是我们实践中借予着重强调的在“人口资源环境”行为关系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很难达成一致的基本特征。
人类在进行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关的行为选择时，具有类似于“公用地两难处境”中博弈者的选择和策略。在“公用地”背景下，人们的行为倾向于相互之间的“不合作”，博弈者在选择自己的“最佳”个人策略时，所获得的不是共同的最佳结果。这种个人策略的心理动机可能是：期望博弈对手采取合作策略，而自己则采取不合作策略以获得最佳结果；最可能的是基于对博弈对手不合作的判断，采取程度更高的不合作策略，以避免可能的风险与损失。而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往往导致“公有地灾难”，在这种场合，“经济人”只存在私利，而不能自发得到公利的逻辑结果。
个人的理性策略导致集体行为的非理性结果，成为“经济人”假说的悖论。（注：〔英〕亚当·斯密认为，在一定的社会机制约束下，自利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目标是一致的，“他们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往往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转引致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93页。经济人命题实现的社会利益与囚徒两难困境下形成的个人理性的“不合作”策略所导致的集体非理性结果在逻辑上是相悖的。）在囚徒的两难处境中，不合作策略比合作策略更有魅力。在“人口资源环境”行为具有较强外部性的条件下，人类行为倾向于采取不合作的策略。人类行为的不合作倾向，表明“经济人”命题对具有强烈的外部性设置的“人口资源环境”行为关系，缺乏理论解释效率。
五、“人口资源环境”行为的外部效应
人类的人口资源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外部效应，而且这种外部性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关系会产生长远的深刻的影响，甚至一些外部性可能会成为一种恒定状态，无法内在化，不可逆转地成为永久的环境悲剧或人类灾难。
人类“人口资源环境”行为及所引致的各种关系的变化，都具有显著外部性。在现代，人类活动的外部影响主要为：人口剧增、生态环境退化和资源枯竭等。而人类为克服外部性而采取的内在化努力，往往需要较长的过程，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才能实现。而且大量的人类“人口资源环境”行为的外在消极影响，本身具有单向性，不可能转化为有明确责任指向或承担者的内在成本。因此，当代人类社会，到处可见诸如“人口陷阱”或“人口过剩”，资源耗竭，生物多样性减少，环境破坏和生态退化等难以消解的人类灾难。人类在克服“人口资源环境”行为的外部性时普遍存在着“制度失灵”和“市场失灵”情况，必须另辟蹊径寻求内在化。显然，“公用地的灾难”原理表达了人类“人口资源环境”行为和普遍存在的灾难性后果，是具有高度抽象力的理论方法。
例如：人口增长及其结果本身就内在地具有一种悲剧性资源与环境情结。在传统社会，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的关系较为松弛，人类经济行为和生存资源以再生性资源为主。虽然人类扩张的能力受以物化技术为特征的生产力发展程度的限制，但是其外延式经济模式必须借助于人口增殖力。一旦人口增殖力的制约因素开始解除（以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为标志），因人口快速增长而形成的“人口过剩”就成为人类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摆脱不了的命运。正如马尔萨斯在其《人口原理》中表达出的无奈：“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平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4](P8)这是马尔萨斯人口增殖原理，即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生活资料增长，在人口过剩压力下社会必然陷入社会灾难的逻辑结果。在逻辑上，马尔萨斯实际上已经理解到人口过剩也服从“公用地的灾难”的原理，即人口行为具有最大限度追求个人利益，而导致不可避免的资源与环境外部损害的性质。他在评价西方国家在新殖民地开发中人口增长关系时说到：“只须支付极少的代价或不付任何代价就可以取得大量的土地，是人们能够克服其他一切障碍而增加人口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4](P40)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人口增长成本可以大量外化为社会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的体制，是推动人口快速增长的激励因素。在这一意义上，“公用地的灾难”原理是世界人口不断膨胀，资源不断被耗竭，环境不断被破坏的一种合理解释。
在追求各自的最大化利益中，尽可能把成本外化为社会成本，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的行为动机，使人类长期以来陷于内在化动机不足的行为机制中。人类生存发展之本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成为无限攫取生产资源的“自由领地”，而把个人成本转化为外在的公共资源与环境的损害。全球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由此而演化成的诸多人类发展困境，表明“人口资源环境”行为的外部性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基本理论范畴和重点，寻找解释这种具有灾难性结果的行为外部性的内在化理论与方法论工具，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当然使命。显然，追求克服“人口资源环境”行为的外部性，达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是本学科研究的政策指向。
六、“人口资源环境”的有限性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分析基于的“有限世界”，是对主流经济学“无限世界”逻辑基础的理论超越。按照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观点：人类的经济活动只是数量规模有限的环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不可能无限制地从环境系统中汲取资源，并以此满足自我无限膨胀的需求。因此，“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必须冲破标准经济增长理论把经济看作是交换价值的孤立循环流程或自我支撑的封闭系统的基本观点，将“总量有限性”认作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逻辑的最高原则和第一性命题。（注：〔美〕赫尔曼·E·戴利认为，经济增长会受到两种限制，生物物理上的限制和伦理上的限制。前者指有限性、熵和生态的相互依赖性三个相互关联的条件。经济只是封闭有限的生态系统下的开放的子系统，它与环境的能量交换以及可持续性受到环境容量的严格限制。参见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6-47页。）无论是人口、还是自然资源与环境，其总量都是有限度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关系是在有限的数量关系下形成的，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是在一定的总量限制条件下实现的。这与主流经济学“无限资源总量”命题完全相反，资源总量的有限性不是单纯的自然资源的量上的限制性关系，而是泛指人口资源、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以人口资源（单纯的数量关系）为例，人类人口总量从人类产生的几百万年以来，总量一直在增加，据估计2002年年中的世界人口总量为62.15亿，[5]虽然世界人口总量还在继续增长，但是世界人口总量规模的容许度是有限的，地球不可能承载一个无限量的人口。赫尔曼·E·戴利认为是地球而不是国家是控制人口与消费的有效单位，而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微观经济学对效率的考察和追求，而由生态有限性限定的经济绝对规模是宏观经济问题，超越其绝对规模的限定如同超越航船的装载线，必将使人类经济之船在生物圈中沉没。[6](P21,P70)因此，“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的主旨是：探索阻止人类经济活动超越自然生态限制，限制人类经济绝对规模“无限”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界限，将人类经济行为控制在环境承载限度以内，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资源稀缺性设置使得“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必须利用充分发展的市场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减少资源利用的低效率。但是，市场是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它会无节制地吞噬资源，适度规模在市场中是无效设置。因而，在“公用地”背景下，人类的行为模式普遍偏离“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均衡”的假设，用“经济人”命题来解释具有“悲剧情结”的“人口资源环境”行为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适用的。所以，必须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视角下的宏大理论范畴为基础来构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来解释“人口资源环境”行为，来服务于“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收稿日期：2003-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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