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维斌[1]2002年在《《册府元龟》的撰修以及其中唐代部分的史料来源与价值》文中指出《册府元龟》是北宋真宗时，王钦若等奉敕编修的g一部记述历代君臣事迹的大型类书，也是宋四大部书中最大的一部，共1000卷。其中的唐代部分就达400卷左右，保存着大量的唐代史料，可谓是唐代史料的薮渊。然而就址这部保存了最多唐代史料的《册府元龟》，反而最受人们的冷落，在唐史研究中发挥的作用与被利用的程度远非和其同时代成书的《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可比，也与它的巨大显得格格不入。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为人们长期拘泥于传统说法，不加区别地看待《册府元龟》中不同时代地记载，从而亦把其中的唐代部分，冠以“目所常见，无罕觏见”的评价，大大低估了其中的史料价值。有见鉴于此，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今中华书局影印明本《册府元龟》中的部分内容与当时撰修的概况，以期探明《册府元龟》与北宋初期的政治关系，以及其中唐代部分的史料来源和史料价值，以便能引起人们重视与充分利用。 北宋真宗景德二年下诏撰修《历代君臣事迹》，也即《册府元龟》是继承了其父宋太宗的做法。父子二人修大部头的类书，并不表明北宋在文化统治上有所谓“右文”政策，而与北宋初期的政治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修书是统治者因当时政治环境所迫，推行了既不能轻武又不能不用文抑武的平衡策略而顺势利便做出来的；另一方面，从修撰《册府元龟》的过程中，亦反映出这一统治策略中相对较少地含有文化专制主义成分，客观上有利丁文化事业的繁荣，促成了有宋一代文化的高度发展。 《册府元龟》中的唐代部分，是决定其价值的关键所在，其中的史料来源是多方面的，主要采摘于当时能见到的各种有关唐代的官修史书，也参考利用了一些类书的内容。具体有唐代的实录、国史、《旧唐书》、《唐会要》、《太平御览》、唐代诏令敕文等。同时，《册府元龟》舍弃了大量唐代笔记小说的内容。 《册府元龟》中保存的唐代史料，其数量是非常大的，约有400左右。它们对宋人来说，或许是“目所常见”，但今天它们绝非“目所常见”，对我们研究唐代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不可等闲视之。首先，其中保存了唐代的第手资料实录与国史，并最接近它们的原貌，利用这部分能更进一步了解唐代实录与国史，为今天研究它们打开新局面；其次，其史料可补两《唐书》及其 他唐代史料的不足，弥补唐史研究中因缺少资料而不能深入的层面；再次，用 《册府元龟》的记载，可释两《唐书》记载中的矛盾之处，亦可证其记载之讹， 还可以用来校勘史书等。 总之，《册府元龟》中的唐代部分，其史料来源是多方面的，囚而有着其 他史书不可替代的作用，史料价值办是相当高的，我们再不能以老眼光来看， 要研究它，利用它，发掘其中潜在的推动唐史研究的史料动力。
肖光伟[2]2011年在《《玉海》所引隋唐五代文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玉海》是南宋学者王应麟所编撰的一部大型类书,保存了大量隋唐五代的珍贵文献,有着相当高的文献价值。由于《玉海》卷帙浩繁,人们未能详尽地使用该书所引隋唐五代材料,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整理和研究。本文绪论部分就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本文的正文部分就《玉海》的基本情况和保存的隋唐五代重要文献进行研究,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全面考察了《玉海》编撰的时代背景和流传过程。分析了《玉海》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前代类书对《玉海》的影响,并联系其编撰特点对隋唐五代文献的征引情况进行了概括性地描述。第二章,整理和考析了《玉海》所存隋唐五代礼、乐类重要文献。笔者经过仔细搜校,辑佚出《玉海》引录礼类书两部,为《江都集礼》和《五礼精义》;乐类书四部,为《太乐令壁记》、《乐书》、《大周正乐》及《乐府古今题要解》。第叁章及第四章,系统整理和研究了《玉海》所存的唐《实录》。笔者发现,《玉海》征引了大量唐代《实录》的条文,且所引唐代《实录》现大多已经散佚。笔者将《玉海》与《册府元龟》进行比对,后者应该大量采用了唐代《实录》的条文,这无疑为我们使用《册府元龟》有关唐代部分史料提供了可信度。第五章,整理和分析了《玉海》所存隋唐五代杂史、杂传记类的重要文献。笔者发现,《玉海》保存有《唐历》、《通历》、《唐典》、《唐登科记》、《邺侯家传》等珍贵文献。第六章,整理和探讨了《玉海》所存隋唐五代职官、地理类及其他重要文献。《玉海》收录隋唐五代职官、地理类文献虽然不多,但也颇有价值,有《集贤注记》、《唐官品志》、《括地志》、《方舆记》等。另外,笔者还发现其他重要文献,如《黄帝内传》、《百叶书抄》、《柳氏家学录》等。这些珍贵的文献,尽管保存在《玉海》里的条目极为有限,但相对于一般书目的着录,应该更有文献学的价值。最后一部分为结论,总结《玉海》在保存隋唐五代文献上的贡献,揭示其文献价值。
马维斌[3]2012年在《《册府元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册府元龟》为北宋真宗时,王钦若、杨亿等人奉诏修撰的一部旨在记述历代君臣事迹的大型类书,它也是宋四大部书中最大的一部,共有1000卷。其中保存着大量的唐史史料,是《册府元龟》的核心史料价值所在。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其史料的来源问题缺乏足够的研究,因而导致人们对其价值估计不足,影响了对它的利用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在前贤已有的研究基础上,以《册府元龟》中的唐史史料为核心,并与今天能见到的其它唐史史籍之内容进行勘比,结合对北宋前期朝廷所藏唐史史籍概况的分析与论述,具体研究和分类探讨《册府元龟》中唐史料的来源。同时也对《册府元龟》的一些文献学问题进行探讨。通过研究,本人认为：1、《册府元龟》在中国古代类书发展史有着重要的作用,它足以代表了古代御览性类事型类书编纂的水平,突破了传统类书的“述而不作”的传统,对后代专科性类书的发展影响较大。同时,《册府元龟》在当时除了发挥着一般类书之功用外,还被赋予了特殊使命：事实上成为了北宋朝廷撰修的第一部类书体通史(《宋史·艺文志》将其归入“史部”名下),是统治者钦定借鉴历史知识的载体,提供的是为其统治与治理社会的历史经验的功能。在体例与内容上,也透散出维护封建王朝所谓正统观以及封建等级秩序、伦理道德纲常的现实特殊功用。2、北宋初期朝廷诏修大型类书,其缘起理由不能简单归结为一点,它是一项朝廷的政治文化行为,它们得以成书,是当时客观历史环境下的多种因素促成的,既有统治者的政治意图的推动,也离不开当时社会提供的经济、文化等各种客观条件的保障和支持,还与统治者个人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的推动不无关系。3、《册府元龟》的编修者人数历来说法不一,从现有资料来看,明确提到参与此项编纂工作的有二十一人,除人们一般认为的王钦若、杨亿等二十人外,还有聂震。并对各人进出书局时间做了简要论述。《册府元龟》的编纂书局是临时性的,在景德四年八月前,地点在崇文院的史馆内,后来迁之宣徽南院使厅。4、通过对其中唐史史料的对比研究,《册府元龟》中唐史史料的来源有以下情况：首先,《册府元龟》的“帝王部”下之记唐代高祖到武宗时期之事,基本上来源于唐代诸帝实录。《册府元龟》其它诸部下的记载,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唐代实录,相对而言“储宫部”和“外臣部”下的记载,其多来源于唐代实录。这部分记载属于“君事”范围。其次,有证据显示韦述等所撰纪传体唐国史——130卷的《唐书》,无疑是《册府元龟》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而且《册府元龟》中除“帝王部”外,其它诸部的记载：1)不见《旧唐书》诸传所载者,或有记载,但文字多有不同者；2)见于《太平御览》引自《唐书》的记载,但二者文字不同,且不见载于其它书者,往往来源于韦述等所撰的纪传体唐国史。这部分记载属于“臣事”范围接着,除了“帝王部”外,见于其它诸部下的记载之“臣事”,且见于《旧唐书》传记中记载文字完全相同者,或仅有个别文字不同者,基本是来自于《旧唐书》。再次,除了“帝王部”外,《册府元龟》其它诸部,特别是“邦计部”、“宪官部”、“铨选部”、“学校部”、“台省部”所载涉及唐代朝廷制度的记载,其记载之来源,基本上是于自《通典》、苏氏之《会要》、崔、杨《续会要》和王氏《唐会要》。
王元元[4]2009年在《《朝野佥载》的史料价值研究》文中指出《朝野佥载》是唐代张鷟所着的一部笔记小说,主要记载唐代武后至玄宗前期的时事,上至朝政大事,下至坊间传闻,包罗万象、内容丰富。虽然存在叙事过于琐碎、文字不够简洁、选材不够缜密的缺点,但所记皆唐人当时之见闻,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关唐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历代对于《朝野佥载》的研究,非常薄弱,仅局限于作者生平及版本考订等方面,对其史料价值,着力不足。本文主要从《朝野佥载》与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对比研究中,探讨其史料价值。全文包括绪论和正文四章,共五部分。绪论概述《朝野佥载》的内容、作者、版本,并简要回顾目前学界关于《朝野佥载》的研究状况。第一章,通过考察《朝野佥载》与《旧唐书》中的相关内容,笔者发现《朝野佥载》中的很多记载不仅与《旧唐书》记载相似,甚至有些内容还为《旧唐书》所采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第二章,考论《朝野佥载》为《新唐书》所征引的情况。《新唐书》大量采用杂史、小说记录,前人论述已多。《朝野佥载》作为唐前期重要的笔记小说,自然也在其征引之列。根据笔者的认真比较,发现《旧唐书》所无,而《新唐书》和《朝野佥载》内容相同,或明显取自于《朝野佥载》的条目计有四十九条,其中“列传”部分叁十叁条、“五行志”部分十叁条、“天文志”部分两条、“食货志”部分一条。第叁章,考论《朝野佥载》为《资治通鉴》及《考异》所征引的情况。《资治通鉴》征引笔记小说,共分两种情况,一是在《考异》中详细注明作者、书名以及原书相关内容:另一种情况是直接引用笔记小说,不作“考异”。据笔者统计《考异》中提及《朝野佥载》条目共有叁十叁条;不见于《考异》记载,但《资治通鉴》明显引用《朝野佥载》的条目又有二十一条。第四章,考论《朝野佥载》内容不见于正史记载者的史料价值。《朝野佥载》有很多内容与正史记载相似,或已为正史所取用,但仍有很多材料的史料价值有待进一步发掘、利用。这些材料涉及广泛,既有政治史、经济史的内容,也有社会史、宗教史、科技史的内容。
陈慧[5]2011年在《《近事会元》研究》文中认为《近事会元》一书内容颇为丰富,而尚未见到学术界的专着和专篇论文研究。鉴于此,本文以唐五代及之后文献为依托,结合《近事会元》的几种整理本,运用史料学及史源学的方法,对《近事会元》的作者、版本进行考证,内容进行分析,探寻其史料具体来源,进而深入分析此书史料价值。本文分为以下几个章节研究,以期能够比较全面反应本文的论题。绪论论述了本文选题的目的、意义以及研究的重点所在,对本文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做了简要的研究现状分析,指出《近事会元》研究的不足,点明本文的研究意义。第一章考证《近事会元》的作者、成书与源流。笔者通过查阅文献,梳理了作者李上交的生平,追溯了《近事会元》的成书过程,对《近事会元》的版本进行了分析考证,并对《近事会元》的内容进行深入剖析。通过分析考证,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作者李上交,史书无传,其他着作皆不传世,主要活动于北宋前期,曾入仕,嘉佑年已无官职；《近事会元》五卷,成书于嘉佑元年,无明以上旧刊,多见抄本流传,今尚有清刻本二种；《近事会元》杂采诸书而成,内容包含甚广包括典章制度、琐闻轶事等多方面。第二章探讨《近事会元》的史料来源。将其归为两大类,一为文中直接注明所引之书,又按四部分类法,将所引之书作分类说明；二为文中未注引自某书,此类又分两种情况,参考国史实录、典章制度类史籍与参考笔记小说。第叁章对《近事会元》进行了史料价值评析。此章为本文重点,亦是本文的研究价值所在。《近事会元》的史料价值体现在叁个方面：一为补阙,补正史之疏、补佚书、补文献之脱；二为证史,此书有助于史料互证、参订考证；叁为保存多种史料,如宫殿、舆服、典章制度、法律、音乐等方面史料。第四章为《近事会元》具体条目探源。以今之所见之书对《近事会元》条目的具体出处逐一考证。出处明确者,则以“本条原出”标识；有的条目出处还待于进一步考证,则标以“本条见于”,只列出相关的较早记载,以期增进对该书的进一步认识。小结部分对《近事会元》的具体条目来源作一系统分析概括。结语部分从整体上对《近事会元》的基本情况作一概括性地叙述,指出《近事会元》对研究唐五代历史具有一定的价值。总之,本文通过对《近事会元》的系统研究,初步考证了此书的作者与版本,并对内容进行分析,进而剖析该书的史料价值,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希望能够推动对此书地研究。
张羽[6]2018年在《宋代官修书成就及思想特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宋朝以“重文抑武”为基本国策,它的文化发展达到了历史文化的相对高度,而作为文化和学术成就总结的图书文献的出版传播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宋代书籍规模超前、成就巨大,图书事业具有里程碑意义,而官修书由于其政策的扶持和权威性,更能代表一个时期的主流思想。因此,本文首先对官修书的概念和发展进行了界定和梳理,以达到系统了解官修书发展过程的目的;其次,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入手来了解社会条件对宋代官修书发展的推动作用;然后,以经史子集为分类依据,从中选取了具有宋朝时代特征的代表性书籍,从成书原因、修书的人员选择、书籍编写的宗旨等方面来研究宋代官修书;最后,研究分析宋代官修书的思想特征。研究宋代官修书的编辑思想对当今的编辑出版业具有借鉴意义。
孟宪实[7]2011年在《李君羡案件及其历史阐释》文中研究说明李君羡谋反案件发生于贞观二十二年。但是,在武则天时代,为了武周革命的论证需要,武则天朝廷同意了李君羡后人的解释,认为是武则天天命暴露,而李君羡之死是充当了武则天的替罪羔羊。这一说法在武则天时AI写作入唐朝的国史,并被后代史书如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沿袭,流传甚广。《资治通鉴》不仅沿袭这个说法,还把李淳风劝杀的故事也纳入李君羡案件的解释中,从而完成了李君羡案件的再度阐释。本文仔细分析这一历史事件遭遇的阐释历程,认为除了武则天政治的需要以外,古代历史学家的政治天命观念也发挥了作用。
李大龙[8]2014年在《试论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多民族国家构建视角下游牧和农耕族群互动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作者在民族国家视角下探讨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互动关系的系列论文之一。作者认为“游牧行国”和“王朝藩属”一定程度上能够概括分别以游牧和农耕为主要生业的两大族群。因此在概述游牧行国体制、王朝藩属内涵及其特点的基础上,对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碰撞和重组的阶段及其特点做了探讨,认为按照依据游牧行国的兴衰历程、游牧族群的聚散转变,以及其与王朝藩属、农耕族群互动的轨迹,可以将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的互动过程分为五个阶段。(1)先秦至秦汉时期(公元1世纪之前),匈奴游牧行国的出现及与汉王朝藩属体系的碰撞、对峙和交融。(2)从“匈奴遁逃”到北魏灭亡,是游牧行国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时间大致从永元叁年(91)到永熙叁年(534)。(3)从北魏分裂至唐朝灭亡,是游牧行国发展的第叁个时期,时间大致从东魏太平元年(534)到后梁开平元年(907)。(4)从后梁开平元年(907)到明朝建立(1368),是游牧行国发展的第四个时期。(5)从明朝建立到清朝的“大一统”,是游牧行国发展的第五个时期,时间是洪武元年(1368)至1911年。
李治亭, 王剑[9]2002年在《论康乾盛世的文化特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引言在清朝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康熙、雍正、乾隆叁朝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叁朝共历134年,恰好占去清朝全史268年(不含关外时期)的一半,正处于顺治入关后的清初至中叶的兴盛期。这一历史阶段,是由明清之际的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达于鼎盛。具体地说,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吴叁桂之乱,继之统一台湾,圣祖首度南巡治河开始,经40多年励精
郑春颖[10]2013年在《《周书·高丽传》史源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就《周书·高丽传》的纪事内容与《魏书》、《隋书》、《北史》的相关纪事内容做了比较,发现《周书·高丽传》在史源学方面有两个特点,一是与《魏书·高句丽传》关系密切,二是《周书·高丽传》在周末隋初有其新的史料来源。
参考文献：
[1]. 《册府元龟》的撰修以及其中唐代部分的史料来源与价值[D]. 马维斌. 陕西师范大学. 2002
[2]. 《玉海》所引隋唐五代文献研究[D]. 肖光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1
[3]. 《册府元龟》研究[D]. 马维斌.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4]. 《朝野佥载》的史料价值研究[D]. 王元元. 复旦大学. 2009
[5]. 《近事会元》研究[D]. 陈慧.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6]. 宋代官修书成就及思想特征研究[D]. 张羽. 黑龙江大学. 2018
[7]. 李君羡案件及其历史阐释[J]. 孟宪实.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8]. 试论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多民族国家构建视角下游牧和农耕族群互动研究[J]. 李大龙. 中国边疆学. 2014
[9]. 论康乾盛世的文化特征[J]. 李治亭, 王剑. 明清论丛. 2002
[10]. 《周书·高丽传》史源学研究[J]. 郑春颖. 东北亚研究论丛(长师大).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