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和物化：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在机制
杜 欣
(中央戏剧学院 思政部，北京 100044)
摘 要： 政治意识形态出现与政治革命紧密相连，政治权力的介入让符号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成为可能，并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生成机制的核心要素。作为传播链条上的受众，被嵌入到由资本所构造的经济关系之中，受众的物化遭遇同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普遍状况形成机制上的一致性，这是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接受机制的内在逻辑；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机制持续强化，推动政治意识形态向日常生活领域下沉的同时，也加深了社会大众对主导政治意识形态“优势解读”的“抵抗”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不稳定，此为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机制的内卷化走向。
关键词： 权力；物化；内卷化；意识形态传播
在现代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借助传播力量成为政治体系运行的核心环节，迅猛发展的技术媒介促成了政治意识形态传播对社会的绝对优势，这种革命性的变化背后有着政治权力的深度介入和物化现象扮演的关键角色，前者推动了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生成，后者则让受众接受其内容变得可能。随着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持续推进，不仅让其成功闯入社会大众日常生活，同时也陷入意识形态霸权和激进政治的困境。
一、政治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生成机制
欧洲大陆的社会启蒙运动为现代政治体系重构提供了思想资源，许多政治价值、理论和学说借此纷纷登场。一旦现代政治革命与启蒙思想相碰撞，政治实践的“元概念”——意识形态的兴盛就成为可能。对于那些经由革命而获得合法性的政权来说，需要不断地统合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且在日常政治实践中得到权力的持续推动，才能免遭利益冲突带来的潜在政治动荡与社会危机。显然，为了维护既有统治秩序，统治阶级用权力来诉诸作为“内容”的意识形态并获得某种合理性的同时，后者需要不断地“复制”阶级权力潜在的目的性，此为意识形态合阶级意志性的重要体现，也是意识形态循环过程，即“意识形态传播”的逻辑表达。实际上，当提到意识形态如何运行时，实则是作为符号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意识形态在工业时代后的展开方式。
一方面，符号和权力共同构成了意识形态生成的限定条件之一。首先，意识形态依靠符号①系统才能得以传播，这是由于符号是人类传播的要素[1]，它可以“表示”诸如概念、范式、思想等人类意义程式，同时各种符号也是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具体承载者而出场的，在意识形态所关涉的公共意识达成和社会意义建构上不可或缺。自工业革命之后，符号的系统化特征较为明显，表现为符号系统的运作愈加复杂，渐次脱离了与对象物的直接关联，拥有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波德里亚曾提到，工业生产作为一个特殊阶段介入符号秩序，带来了具有无限复制性的“工业仿象”，这是对以“自然模仿”为秩序的挑战[2]。在“工业仿象”背后，恰是符号在“价值的商品规律”支配下展现出的反映自然界的现代形态，及其符号系统传递意识形态的微观机制，这对于理解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构建和传播极为重要。其次，符号如果想获得意识形态层级的意义，就必须借由“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3]的作用，赋予其社会政治性和历史传承性，最终完成符号的意义凝结过程。正像意识形态本身是由现代政治革命所开启的，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传播往往也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权力要素在符号系统中结构化的征候。学者吉登斯在提及“结构”时，将之解释为“结构的性质”或“结构化的性质”，也就是“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反复使用到的规则和资源”[4]，意识形态就是借助权力关系这个规则和资源，让符号凝聚为意识形态成为可能，并在符号系统中延展自身，我们认为其是符号生产系统中权力要素渐进介入的结果，即意识形态传播的权力要素集中化，这是符号意识形态不同于前工业时代符号运作的现实原则。其展现的图景是，不论何种意识形态传播活动，都可以看成某种观念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中的强势流动，它不仅起着约束社会成员日常行为活动的规范功能，还在一定程度上将其行为依赖途径普遍化，在更为广泛的社会行动中复制并维护现行社会秩序，以便塑造社会总体景观。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符号生成的另一个限定条件是宣传活动。在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传播往往需要先期采取宣传形式，这是因为结构化的权力关系总是隐藏在话语背后，以权力话语形式显现在宣传活动之中，这相当于赋予其主动“争夺”公众和社会空间的优势地位。其一，对于意识形态传播的初期而言，面临“去中心”叙事框架和符号生产失序困境，需要权威性主体对符号资源进行分配与协调。新媒介技术成为主流时，既有传统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被改写，被弱化了的物质媒介不再居于绝对中心，取而代之的是某种与现实世界并行的“超真实”世界，诸如IMAX影院、移动互联、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这些异质景观无不冲击着现实主义的地盘。传播技术变革，触发原有符号体系的消解进程，符号再生产系统也陷入停滞，而早期符号形式营造的叙事框架，无法有效地成为我们观察、体验和感知现实世界的“瞭望哨”，媒介革命已然出现。也因此，新媒体规则让权威性政治话语主体的垄断地位被打破，漂浮在了数字符号构成的洪流之中。权力关系受到影响，不仅加剧意识形态碎片化，割裂了长期形成的社会共识和集体记忆，亟需要以高度集中化形式来整合既有符号资源，以消除在新媒介时代多元价值观横行和制度性权威消解带来的不确定性。其二，相较其他传播手段，权力话语与现代宣传实践之间没有明显的距离感，现代宣传在权力关系中的“非权力”表达，让权力话语和现代宣传就有了某种策略上的同步。作为一种传播形式的“宣传”，在历史上曾被大规模地运用到社会传播实践中，它在建构象征性主导符号、缓解不同利益群体冲突、唤醒社会共同体意识、动员大规模集体行动上都产生直接效果，契合了政治话语的权力旨趣。不过，其明显的意图性却也让其有机团结社会的能力大为减弱，甚至宣传理论被简单化为“刺激—反应”式的符号散布。考虑到进入新媒介时代，宣传活动本身也在发生着重塑，就需要我们检视宣传形态更新所带来的深层次问题。现代宣传借鉴了行为心理学、社会批判理论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注重对符号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内容、交换和消费环节的分析，如广告、品牌、营销以及媒介市场等，其实践根植于商品的普遍化，与消费社会所形成的社会文化、经验和传统相适应，从实践上弥补了早期宣传理论的缺陷。这种“新宣传”将充满多重可能性的想象关系向受众推展，巧妙地通过“主流化”②技术协助受众质询成为传播活动的主体，这不但适应了受众自主选择的天然本性，而且可以最大程度地赋予受众同质性观感，为特定意识形态符号与受众情感体验建立紧密关系。尤其是，将特定的符号集中纳入到宣传程式之中，既强化了固有社会舆论趋势，增强对社会权威的客观建构，还能削弱符号市场中数量众多的舆论冲突，减小公共舆论撕裂的风险，这对于意识形态传播初期的政治效果明显。加之意识形态的主要传播介质为话语，话语的背后则浸润着各种权力关系，作为符号的意识形态，其传播的直观形态为政治话语，或者至少是权力话语的另解，权力话语在覆盖了意识形态所有行动领域的同时，会按照权力关系预先设定的价值动机来“软”运行，从而避免了“硬”权力形式带来的社会治理困境。要言之，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生成机制，鲜明地表现为以宣传活动为基本特征的主导性话语秩序的建立，其实质为其权力话语在意识形态传播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被生产、确立和再造的过程，或者说是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活动的权力结构化。
二、物化现象与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接受机制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中，作为传播链条末端的受众无疑被嵌入到了由资本所构造的经济关系之中，而以商品为原点的现实世界，“经济关系的人的性质有时看得还相当清楚，但是，这一发展越继续进行，产生的形式越错综复杂和越间接，人们就越少而且越难看清这层物化的面纱。”[5]151按照卢卡奇的理解，原因在于“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制约着在商品中对象化的人类劳动的抽象”[5]153。在客观方面，商品规律所勾勒的“物的世界”里，人们只能服从并依据其既定原则行事，无力去制服这个异己力量；在主观方面，劳动本身降格为必须遵循社会“自然规律”的商品，进而人失去自身特有的主体特征，仅有直面自身被客体化的命运。同样在意识领域，物化世界的现实原则被移植进来，人的意识失去其主体维度显现为物化意识，这种直接性意识结构处于彻底、无法扭转的留置状态，人的关系最终会掩映在“物的关系”之下，无法超脱这个被商品化了的直观世界。应当承认，物化的普遍化是人的意识物化命运的前提，即使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也没有能力把握整个世界的“总体性”面貌，因而必然会出现马克思所说的“虚假的意识”问题，即意识形态从特殊性向普遍性跃进时，难以冲破物化意识结构这个坚固外壳，只能在虚幻的“普遍性”中徘徊。
构成上述判断的基础是：意识形态的知识属性和意识形态传播体系的“合理化”。第一个问题涉及到意识形态的知识属性判断。应当说，意识形态是直接经验世界的“复杂观念”，同时也给我们提供知识。这是由于“从意识形态总体概念来看，知识绝不是虚幻性经验，因为，意识形态的关联概念绝对不同于幻觉。产生于我们在实际生活境况中的经验的知识，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却仍然是知识”[6]81。只不过在传统社会，其知识属性一度受到教权和封建世俗之间斗争的遮蔽，囿于地理空间而难以自由流动，无法获得超越特定地域背景的集体语境。第二个问题是意识形态传播体系的“合理化”。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这一阶段，意识形态传播往往限于行动者间的主动交往，并且受到诸如共同价值、语言体系、文化传统等规制，是需要置于社会主体间互动的语境下才能得以完整解释的“精神生产活动”。自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工业制造体系开始将其触角延伸到媒介领域，传播机构和方式的工业化运作让唱片发售、电影工业、广播电视公司纷至沓来，销量、票房和广告收入的激增也促使资本向媒介聚集，传播力量的增强大大影响了政治意识形态生产格局。不论是哲学的、艺术的、道德的精神文化形态，还是技术的、科学的物质文化形态都被吸纳到“合理化”商业传播体系中，均按照市场逻辑在城市和乡村间大规模地复制和重写，并被切割为可销售的商品在消费市场中延续自身，以至于作为特定阶级的意识形态也陷入到了由商业资本所构造的“物的世界”。在这里，个体意识的物化遭遇与意识形态传播的普遍状况形成了机制上的一致性。似乎只是经济领域的社会分工，或者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强化结果的个体意识，在“共鸣”“认同”“满足”中完成了对特定意识形态的“无意识”选择和确认。换言之，原先仅由主体间传播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资本所构造的“物的世界”里变得广泛流行，人们已不再将自身生存境况诉诸思想的神秘，取而代之的是意识形态层级的观念自由和价值解放，当然个体只能在意识形态场域中进行这样的知识指认，此为个体无法抗拒的意识律令。由于个体各自生活体验相分隔而拥有不同的思想世界，会寻找符合其思维类型的意识形态，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组织因而有了争夺相应“受众”的使命，这就产生了不同意识形态传播活动的冲突。不过，如此这般的冲突不会直接威胁到“物的世界”的根本秩序，因为它们已然被吸纳到总体意识形态的操作面向，降格为意识形态实用行动，或者是诡辩式语言游戏，或者是对社会现实的抽象讨论，不再体现为“异己的力量”。可以说，商业运作展现出的竞争性传播，尽管只是搭建了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竞争背景，但却为我们重新审视政治意识形态对特定制度构建的依赖以及商品规律下的“意义争夺”提供了透视图解。
冷媒充注量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当冷凝温度为40℃时，(1)碳氢冷媒在不同蒸发温度下的压缩比较R134a低约39%，且随着蒸发温度越低差距越大；(2)改变蒸发温度对系统的制冷效果影响不大，其趋势是随着蒸发温度降低系统制冷效果变差，而碳氢冷媒的效果比R134a冷媒效果高出约46%；(3)随着蒸发温度的降低冷冻效果降低，压缩机温度升高，整体COP降低，当蒸发温度为30℃时，R12冷媒COP最高，R134a次之，碳氢冷媒最差；(4)当工况一定时，碳氢冷媒的综合性能较R134a和R12冷媒性能优良。
具体而言，在资本构造的世界中，人的意识的物化境遇体现为双面化，即个体意识的单面化和集体意识的片面化，并且两者都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物化现象的直接现实。其中，单面化的个体意识被限制在日常经验世界的生存向度，其与理性相关的原则不断被遮掩、消解和抹除，所有思想、行动、逻辑也在既定原则统领下展开，精神的天空由焦躁的情绪、俗化的趣味、娱乐的生活组成，表征自我意识的主体性思维与自身渐渐疏远。而片面化的集体意识，具有鲜明的稳定结构，产生了属于集体记忆的文化范式、制度遗产和经验传承，只是这个高度仪式化的记忆按照现实原则排列，它摒弃了非理性、错误以及异质的成分，因而只能提供共享价值的局部画面。不同的是，后者是人的意识物化过程的“历史—制度”沉淀，前者纵然被降格到物的层面，但还保留了某些没有被物化的自觉意识。这表明，意识领域本身存在着裂痕，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之间的隔阂以及个体意识的特殊性，构成了意识物化世界的积极因素。这个具有“内在的超越”的个体意识，在突破商业资本构造的社会现实上扮演着“挑战者”角色，它提供了打破意识困局、解构物化世界的潜在可能。只是这个潜在实践环节一旦被打开，即会遭遇到思想观念传播的“现代版本”——意识形态的挟持，甚至沦为意识形态的高级“囚徒”。不过问题在于，这个境遇何以如此？如果直接质问作为“观念”学的意识形态是无解的，由于它本身并没有独立外观，只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内向萎缩，唯有将目光向意识形态的幕后转移，才能发现问题症结。黑格尔式的“头足倒置”、拉康式的镜像结构、阿尔都塞的“质询”都在说明一个事实：现实世界中的个体经验和整体知识是分离的，但作为有限个体的人，总在试图超越整体来把握对象世界。究其原因，不论是从个体内在感受，还是从个体与他者关系上看，自我个体对外在世界的诉诸是理性运用的必然结果。相应还有随之而来的庞大、多元、世俗的现代主体崛起，以及这个崇高主体无处安放的普遍状态。实际上，传统社会中个体意识的最初冲动，是将个体的有限经验诉诸周边世界，进而获得由生活环境所浸润过的想象关系，并将其“误认”为整体知识。然而，在资本主义传播体系中，意识形态快速化身为整体知识的表征，尤其当个体意识越界进入意识形态所辖领域后，个体对意识形态的选择和确认就取代对知识的“误认”成为“铁的规律”。
三、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机制的内卷化走向
通过宣传，意识形态愈发成为引导公共舆论、加强社群团结、协调集体行动的关键性角色，政党和政治人物对意识形态传播的依赖变得更为突出，围绕意识形态的各种政治议程和话题也变得活跃，意识形态胜过传统社会意义构造机制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个角度看，意识形态传播开始由“自证”阶段进入“展示”阶段：其一，以媒介为导向的政治传播形态占据主流地位，媒介机构承担并执行了更多宣传、教育、动员和仪式功能，出现了诸如政治广告、政治纪录片、政治访谈、政治评论员、政府发言人、“政治化妆师”、舆论领袖等现象；其二，传播系统的制度化、组织化和标准化程度日趋深化，在内容来源、传递渠道、叙事框架、营销手段、目标受众、监管模式等上遵循特定原则和秩序，很少有创造性媒介样式能够逾越此种专业性活动；其三，在媒介技术的推动下，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边界也愈发模糊，意识形态传播的边界进一步延伸至私人领域，逐渐缩短民众的距离，以至于公共领域媒介化和媒介化私人领域成为日常；其四，传播机构之间彼此结成“战略—利益”同盟，规模性的商业网络结构开始出现并加速扩张，包括群体生活、集体生活和日常生活等都被置于商业生产的战略位置，“资本所主导的对闲暇时间的殖民化，对消遣娱乐、人际关系乃至个体本身的整体商业化，因企业对社交网络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层面的控制而成为可能。”[7]88换言之，政治意识形态传播内在机制的持续运转，极大地改变了政治意识形态生产、传输和接受方式，使得政治意识形态传播体系日臻完善。
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③。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机制的内卷化，反映了作为传播者的国家(政府或政党)与作为受众的社会大众之间动态关系的走向问题。也就是说，政治意识形态本来就起着合理化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功能，即将阶级利益以普遍性的形式表述出来，以缓和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如果将上述功能的发挥过重地依赖于传播机制的强化，而无视国家与社会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则无法在话语竞争市场中创造新的意义，难以过渡到具有社群交往、意义分享和价值传递等日常生活交流层次，也难以成为社会环境中的共有资源。“在2011年阿拉伯革命之前(在2009年伊朗的反对运动，即推特革命之前)，外交政策和安全专家的兴趣是在中东地区使用互联网开展反恐和反网络极端主义。这些本质主义的思考忽略了其他重要的情况；对革命感到意外的回应凸显了这种偏见。革命中的‘引爆点’并非与近在手边的工具相关，而是政治—阶级的动态演变。”[7]738实际上，作为技术层面的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机制具有“有限效果”，其功效发挥与现存社会文化结构紧密相连，当传播体现为社会过程时即是最优结合状态，否则或导致意识形态霸权出现，或是出现意识形态激进和异端现象，两者均是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机制内卷化走向的征兆。
通过结合数据分析和来自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的调研情况，设计用于衡量岗位的紧缺程度的高阶定量指标——紧缺度指数。需求规模指标用来衡量岗位人数需求规模；覆盖度指标用来衡量紧缺岗位在产业内的企业覆盖情况；发布频率指标用来衡量岗位在时间上的紧缺情况。岗位紧缺度指数由招聘需求人数规模指标、招聘需求覆盖度指标、发布频率指标三大指标在标准化处理后的加权构成。
从表面上看，运转协调的宣传系统、多媒体集合发展、新媒介技术的使用似乎预示了政治意识形态传播对受众的“压倒性胜利”，尤其是当新技术媒介逐渐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机器后，这种预期更为明显。奇怪的是，当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持续维持并推进到日常生活层面时，如政治意识形态弱化、衰弱和真空等问题依然会相继产生，对主流意义的反讽、抵抗、挑战也不会消失，主导政治意识形态面临解读功能丧失的风险仍旧存在，甚至还会有意识形态斗争激进化的现象。即是说，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日趋强化后，并没有消除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中广泛的冲突和竞争，在某些情况下反而有所加剧。这种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奇特现象，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主导政治意识形态机制强化后出现的普遍状况。从媒介化社会构成上看，受众无疑是多元利益群体，特殊的阶层经历会影响其介入政治议程的态度、倾向和认同感，这种自身的客观规定性本身就会制约政治传输渠道的权威和垄断。斯图亚特·霍尔就曾提过受众对于话语文本解码的三种形式，即倾向式解码、协商式解码、对抗式解码[8]。他的这项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意义接受的分析研究上，主要指出不同生活语境中个体和群体对文本解读的不同路向，突出受众的社会地位、政治角色、生活阅历等经验框架的作用，及其在接受路径上对主导性解读的某种反抗。对于特定个体来说，人们基于个人经验会对接触到的政治信息进行意义重构，这不但打破了原有信息框架约束，同时还完成了对信息“逆向性解读”，使原有信息主题逐渐虚化、僵化、空洞化，无法吸引社会大众的持续关注；对于特定群体来说，主流社会及其内部运作秩序被认为无法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诉求，游离于社会关系外的他们常常感到沮丧、失落和愤怒，这增强了其通过“抗争性解读”来对抗主导意义体系。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机制的持续强化，推动了政治意识形态向日常生活领域下沉，实现了其作为主导意义体系借助传播力量整合并融入大众社会的努力，但同时也加深了社会大众对主导政治意识形态“优势解读”的“抵抗”和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不稳定，此种现象即为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机制的内卷化。
综上所述，政治权力和物化现象是理解和讨论政治意识形态传播内在机制的关键概念，对于解开现代生活中政治意识形态运作、如何产生效果以及效应最大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资源，对于判断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机制内卷化走向极为重要。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版)标准制定方法评定。利用法制检验合格的计量器具检测，同一批次乌天麻清洗，晒干后包装好为一批。从样品中随机抽取2盒(1盒留样，1盒作出库检验用)。检查感观要求及含量、质量、指标。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库销售。
3.潜水医学领域专利权人排名：前10排名中，中国企业占3家，分别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和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排名分别为第3位、第6位和第10位；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占7家。这说明我国潜水医学专业技术和产品的规模化生产特征不明显，个性化需求研制和定制的市场大，主要靠研发能力比较雄厚的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来实现。见表2。
注释：
① 特指能够代表其他事物的任意符号，也包括能够附着信息的语言和话语。
② 由于持续暴露在相同的画面与标识符号里，重度观众因而在模糊、混合与转向的过程中形成不利于社交的一般概念。参见埃姆·格里芬.初识传播学[M].展江,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6∶378。
③ 杜赞奇曾借用“内卷化”的概念，说明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国家政权建设逐步加强和扩张的同时，出现了诸如基层贪污腐败、底层社会经济崩溃和潜在革命可能发生的情况。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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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2019)07-0092-05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中央戏剧学院院内科研项目)“政治传播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模式研究”(YNQN18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杜欣(1987-)，男，山东平原人，中央戏剧学院思政部助教，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传播。
【责任编辑：张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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