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区的中苏关系与新疆的近代化(1917-194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疆论文,中苏论文,关系论文,地区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2×(2002)02-0035-05
1917年至1949年新疆地区的中苏关系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形成的，曾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是整个中苏关系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受整体中苏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又有其特点。这种关系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新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本文拟从近代化的角度，就这一时期的双边关系略陈管见。
一
任何双边关系的发展和变化都具有一定的条件和动因，这一时期新疆地区的中苏关系也有其发展和变化的动因。
（一）中国中央政权的削弱和军阀体制的离心倾向为新疆地区中苏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
辛亥革命后，全国迅速形成军阀割据之势，中央政府名存实亡；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1928年“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但是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新军阀再起战端。1930年至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又对红军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反革命“围剿”。此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势力尚未达到陇西。所以，无论是北洋政府，抑或是南京国民政府，对新疆事务皆鞭长莫及。另一方面，新疆历任军阀虽然表面上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但是仍割据自雄。杨增新主新时(1912-1928)，对中央政府是“认庙不认神”，嘉峪关外，唯我独尊，“凡北京派人来新，除与他有关系或特殊情况外，他一律拒绝”；[1]金树仁主新时间(1928-1933)，政治上萧规曹随[2]；盛世才夺取新疆军政大权后，软禁南京派来的宣慰使黄慕松，逼南京政府承认现状，遂与“中央”交恶。
（二）政治和财政危机严重威胁着军阀的独裁统治，为缓和统治危机，军阀当局不得不发展对外关系。
“新疆建设行省已数十年，汉官之有才而能办事者，十不得一；有德而能爱民者，百不得一。其万里远来，不过籍此官为养家肥身之计。”[3](P99)杨增新统治时期，行政官员“尽管走马灯似的此起彼落，但加减乘除还是那些人”[4]。金树仁统治时期，政治更加腐败，行政人员“尽属吸吮人民血汗而毫无远见之流”；[5](P5)盛世才如果没有苏联军队的“保驾”，其“新疆王”的宝座几乎不保。[6](P231)经济上，由于历史的原因，新疆财政不足自立。辛亥革命后，“协饷”断绝，杨增新采取增加税收和增发纸币等措施以维时局。至1927年，财政赤字计达4963.9万余元。[7]金树仁主新五年，财政亏空累计高达1.62亿元；[8](P105)1934年，新疆经济更加残破，财政厅除印发纸币流通应付外，别无其它正当之收入，甚至印发纸币之工料亦无从筹划。”[3](P632)为了增加税收，进口一些日用必需品以缓解民急，进口武器以加强其军事力量，军阀当局也积极发展对外经贸和政治关系。
（三）从地缘政治和经济地理角度看，双边关系的发展也有着深刻的动因。
新疆与苏联边境线相邻长达数千里，苏联中亚地区少数民族与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具有相同的心理、文化传统、生活习惯。新疆的不稳定必定会对其中亚地区产生不良政治影响。十月革命爆发后，西方列强妄图向新疆渗透，以之为基地干涉俄国革命。英国驻喀什领事艾瑟顿与旧俄驻该地领事梅世臣勾结，以军用物资供给七河省和费尔干省之白匪，并同他们“经常保持着联系。”[9](P151)在经济上，新疆虽然工业落后，但是毛、皮、棉花等土产丰富，与中亚地区通商历史悠久。据清朝宣统二年调查数目，“阿拉木图共有中民九千余人，安集延、塔什干共有一万二千余人，浩罕及倭什地方共二万二千余人”。[5](P1190)1922年以后，在苏联对外贸易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以羊毛为例，1930年新疆对其输出量约占阿富汗等东方诸国向其输出总量之三分之一。[8](P52)所以，苏联为维护其中亚地区的安全也积极发展与新疆的经贸关系，在扩大其政治影响的同时也可获得廉价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
二
根据其影响，新疆地区的中苏关系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杨增新和金树仁统治时期为第一个时期(1917-1933)；盛世才统治前期为第二个时期(1933-1942)；第三个时期从盛世才统治后期至新疆和平解放(1943-1949)。
第一个时期为中苏关系友好时期，双边贸易额不断增加，但是军阀当局对苏联的政治影响防范甚严。杨增新的对外政策为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俄内战时期，为维护其军阀统治，这些都遭到杨增新拒绝北洋政府要求其“助旧党以攻新党”之命令，[10](P41)抵住各方面的压力和诱惑，始终坚持“不干涉主义”。旧俄驻迪化（乌鲁木齐）总领事迪牙阔夫，企图说服杨增新出兵中亚；日本“调查员”亲自向杨增新表示，日本可以派一个师团入疆帮助中国巩固边防，这些都遭到杨增新的拒绝。[11](P39)1919年，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后，杨增新命人把宣言译成小册子，让各机关了解苏俄对华政策，作为与其交涉之依据。[11](P67)1920年双方签订了《伊犁中俄临时通商条款》。次年，双方成功合作消灭了阿连阔夫等入疆白俄匪徒。1924年双方就彼此在中亚塔什干、安集延、斜米、斋桑和新疆的迪化、喀什、塔城及承化的互设领事问题达成协议。1925年，“新苏”贸易达到“一战”前水平。[11](P66)金树仁继承了杨增新的对苏政策。1931年双方签订了《新苏临时通商协议》。次年，双边贸易额由前一年的2416余万卢布增加到2800余万卢布，1933年达到2960余万卢布[11](P159)双边关系没有受到1927年北洋政府搜查苏联驻北京使馆和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多大影响。
1933年盛世才出任新疆边防督办，双边关系进入“亲苏”时期。苏联对新疆的影响由经贸领域扩展至政治、军事、教育和建设等方面。盛世才主新初期，全疆形成了分别以张培元、和加尼牙孜与马仲英等为代表的几大政治军事集团。同年11月，英国支持南疆泛突厥主义分子在喀什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盛世才在与马仲英的战争中从马部中抓获了日本间谍大西中。这一切使苏联感到不安。而此时盛世才“势力范围东至古城，西北至塔城，四面受人包围，地方贫瘠，迪化只有二、三个月之粮”。[3](P565)在盛世才的请求下，苏联军队进入新疆，帮助其打败政敌张培元和马仲英，统一了全疆。但是，战后的新疆已残破不堪。在国民党时刻想搞掉他的情况下，盛世才投机“亲苏”，欲借助苏联之力恢复经济、巩固统治，与南京政府抗衡。苏联也非常希望新疆能够建立一个稳定、亲苏的地方政权。所以，在帮助盛世才初步统一全疆后，苏联开始从人力、物力和才力等方面全面援助新疆建设。
1943年，盛世才公开反苏，双边关系进入第三个时期。为报复盛世才和国民党，苏联开始支持各种反对力量。新疆从此动荡不安，近代化遇到严重挫折。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无暇东顾，而此时国民党实力撤至后方地区，并欲趁此机会直接控制新疆。次年，胡宗南部接防河西走廊地区。盛世才认为“冰山已倒”，欲投靠国民党。同年，盛世才刺杀了亲苏的机械化旅旅长盛世骐，将亲苏人士及中共党人逮捕殆尽。1943年，盛世才要求苏联撤走其驻哈密的“红八团”、入疆专家、顾问和医生等人员，并公开采取反苏措施，从而使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开始支持反盛的哈萨克族乌斯满部，向其提供弹药和军事顾问；1944年直接支持“三区革命”（注：1944年11月新疆伊宁爆发了以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为主体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暴动，在苏联的支持下起义者很快控制了伊犁、塔城和阿山三个地区，建立了临时政府。大陆学者称之为“三区革命”。），又给盛世才和国民党沉重一击。从吴忠信到张治中，主政者虽竭力推行“睦苏”政策，但双边关系没有较大改善。
三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睡，近代与内地交通不便，当局政治腐败，财政困难，且近代化建设缺乏人才、资金、技术和设备。所谓的中央政府又无力给新疆建设以正确的领导和支持。所以，新疆地区中苏关系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一）新疆地区中苏关系的发展较大地改善了该地区近代化的环境。
苏俄的建立消灭了威胁新疆安全和中国领土完整的最大敌人——帝俄。苏俄从1919年起连续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在华一切特权。次年，苏俄在《伊犁中俄临时通商条款》中同意“俄国商务兼交涉机关或普通俄民由俄运货来伊或由伊运货回俄，均须依照新疆统税章程向中国税关纳税”，“所有民刑诉讼各事均以住在国法律裁判执行之”，[5](P2254)放弃免税特权和治外法权。“迄新疆与俄订立商约，英印商人先不纳税，旋亦就范。”[3](P711)1935年8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第七届全苏维埃联盟代表大会上重申了其对华政策：“夺取外国领土是同它（苏联）的政策不相容的，它绝对维护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安全与主权。”（注：M.Beloff.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M].Voll,P237～238.转引自《新疆五十年》第194页。）
（二）双边关系的发展为新疆的近代化注入了一定的活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疆技术落后，设备和人才缺乏的劣势。
“新苏”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新疆交通事业的发展。1926年，杨增新从天津购买了30辆客车和货车，开始修筑迪化至塔城和塔城至苏联斜米的公路；1932年，金树仁从苏联进口军用作战飞机y-2型初级教练机六架，P-1型侦察机三架。同年秋，边防督办公署航空学校成立，并聘请苏联人员为教官。[12]在第二个时期，苏联不仅要求盛世才整编军队、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而且派遣大量专家顾问和联共党人入疆帮助建设，据统计达300余人，[13]并向新疆当局贷款750万金卢布。[11](P260)财政拨款在一定数目以上没有顾问米哈尔顿的签署无效[11](P234)。苏联专家和大批共产党人的入疆，既起到了指导监督的作用，又弥补了新疆建设和行政人员缺乏、素质不高的劣势。在苏联人员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新疆进行了两个“三年计划”的建设，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新疆开始有了使用农业机械经营和使用近代耕作方法的农场以及农业实验场。1938年，伊犁制革厂、迪化针织厂、和阗缫丝厂和伊犁修理汽车机件厂相继建立。1942年，全省兽医院所共58所，畜牧兽医技术人员达5000余人。[8](P269)独山子炼油厂每日可产原油110吨，煤产量为180吨。公路里程达3,423公里，公私汽车达1100余辆。[8](P271～273)
（三）双边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疆少数民族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新疆当局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少数民族教育的内容由经文教育向近现代教育转变。从1934年起当局官费资助各族青年到苏联学习行政、法律、畜牧、医学等，计达二、三百人（大部分为少数民族）。[8](P227)次年，省立师范学校设立了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班，同时从苏联购入大批少数民族文字的教材、仪器。“维文会”、“哈柯文会”、“蒙文会”等民族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1936年，《天山日报》改名为《新疆日报》出版维文版。同年冬，伊犁、塔城出版了维文报纸，阿山出版了哈文报纸。[8](P29)与此同时，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入教育和宣传部门，新疆的新文化运动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民平”政策一定程度的实施和民族教育的发展，不仅一定程度地改善了民族关系、增进了少数民族对政府政策的了解，而且还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革命家，如“三区”革命重要领导人之一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即是林基路培养出来的学生。
四
新疆地区的中苏关系是在前述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形成的。虽然这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局部双边关系，但其实质仍是一种利益关系，且易受整体中苏关系和军阀当局政治态度不稳定的影响。从近代化的角度审视这种双边关系，我们同时也能获得一些启示和教训。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局限性和军阀体制的投机性及破坏性是双边关系恶化和新疆近代化遇到严重挫折的主要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彻底抛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定了依靠英、美等列强反苏反共的对外对内政策。[14](P248)在中苏交往中，南京国民政府态度强硬且多不理智。1929年，贸然挑起中东路事件，致使中苏双方断绝国交；对新疆地区的双边关系多持不承认和防范态度。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以“处理对于外国事务，违背其原任，致生损害于民国”之罪判处金树仁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6](P204)拒绝承认《新苏临时通商协议》；张治中的亲苏政策也得不到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支持。[6](P452)1944年之前国民党对新疆事务鞭长莫及，之后却又专注于所谓的“心腹之患”，对新疆事务缺乏理智的思考。军阀体制的投机和破坏性更是新疆近代化和中苏关系的大敌。随着新疆经济的恢复和政权的巩固，盛世才加强了专制统治，暗中反苏反共，大施恐怖政治。1939年在蒙、哈、柯民族大会上，盛世才逮捕了艾林郡王、布哈特贝子等许多哈族头人，阿山牧民为之震惊；12月，又逮捕了全阿山宗教领袖阿哈特阿吉。[8](P321)这严重破坏了民族关系。1937年炮制“阴谋暴动案”，将绝大部分联共党员请回苏联；1940年至1941年又炮制“杜重远案”，“沙里福汗案”等一系列事件，大批进步人士遭到逮捕；1942年，软禁中共全体在新党员和家属。次年，盛世才对苏联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命令迪化公安管理处和警务处密切监视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人员，对新苏贸易公司课以重税，使其亏本无法经营，对公司人员活动多方刁难，公然称苏货为“敌货”。[8](P326)1944年盛世才离职时留给国民党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新疆。盛世才的军阀统治摧残了新疆多年来培养的人才，又严重恶化了中苏关系，伤害了苏联的友好感情，破坏了新疆近代化的内外环境。
（二）任何其它国家包括苏联在内，都不可能成为中国新疆近代化的原动力。
苏联积极发展双边关系，援助盛世才统治前期的建设和“三区”革命，均以其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苏联希望能够以军事和经济援助影响新疆军阀当局，使其成为亲苏地方政权。但是，盛世才的行为使其大失所望。1943年，英、美等国领事馆随着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新疆而在该地区设立。英美势力在新疆的发展对苏联意味着莫大的威胁。同年，苏联支持土匪乌斯满在布尔根成立“阿尔泰民族复兴委员会”。乌斯满号召牧民“全体反对汉族”。[6](P366)为了其国家利益，苏联在“三区”革命初期，支持建立“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它对‘三区’的错误口号、错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是知道的，而且可以说实际上是纵容的”。[15]1945年1月“三区”临时政府在其九项宣言中公开宣称在新疆“建立一个真正解放独立的共和国”。[6](P384)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在讲话中把“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省”的观点斥为“谬论”，宣扬“东土耳其斯坦是我们的祖国”。[11](P282)虽然由于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苏联放弃了其分裂中国新疆的计划，但是其行为已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直到1949年10月“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国族在“三区”革命地区才不再飘扬。[16]
从经济方面看，苏联也是以其国家利益为归宿。在双边贸易中，“新疆对苏联货税只抽百分之五，而苏联对华商则抽百分之三十四甚或百分之百而有余”，[17](P238)“苏方购买新疆之土产，如大宗牲畜、皮毛等货，其货价高低亦竟听凭苏毛公司上下其手，擅自核定”。[17](P289)1940年11月，苏联与军阀当局秘密签订了《新苏租借条约》，其有效期长达50年。密约规定苏联有在新疆探寻、考察与开采锡矿及其副产矿物之特权，苏联公司“新锡”所需土地，新政府应不迟疑地划拨，并须与所申请完全相符。同时新政府应将土地区域内之人民，一律迁出”，“新政府不得干涉‘新锡’业务”等等，[18](P52～59)苏联公司俨然成了国中之国，其掠夺性显而易见。从1945年起，苏联开始在温泉县阿拉套山开采钨矿，人数多时达二万余人，至1947年共计采矿石1600余吨。苏联还在富蕴县雇佣哈萨克人开采钨矿、石棉等矿物，近百辆卡车昼夜不息地将矿砂运走。[5](P7221～7226)此种侵犯中国主权和掠夺资源的行为，损害了中国新疆的可持续发展能力。1949年初，苏联还在与即将垮台的国民党政府继续谈判其在新疆的特权问题。[14](P345)
总之，新疆地区的中苏关系表明，军阀体制已不能适应近代化的需要，良好的国际关系只是新疆建设和开发的重要条件；但是，友好和帮助并不代表外国可以成为建设和开发的原动力。新疆的建设和开发必须主要以祖国强大的国家力量为后盾，必须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在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反之，新疆在对外交往中则会受到外国势力之摆布，建设成果必将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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