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中国哲学的宏观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90年代，困惑的中国哲学始终在低谷中徘徊。如何冲破重重误区建构一种全新的中国哲学，本文拟追朔中国哲学的渊源沿革入手，对21世纪中国哲学的建构提几点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传统哲学的精华与糟粕
传统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源头和资料库，不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建构多么具有时代气息和全新意蕴，其哲学大厦的起点仍是传统哲学。这要求我们重新和传统哲学，吸取精华，剔除其糟粕，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概括地讲，传统哲学最大的优点就是关心人的存在，研究现实的社会课题。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开始，中国哲学便露出了人本主义的端倪。百家之争，无非是凭藉不同的坐标，通过不同的视野，透视出人在宇宙中不同的存在态势和生命际遇而已。汉唐哲学使先秦所争论的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明朗化为天人关系问题。在这里，不论是“天人相与”，还是天人相交，所阐释的都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人仍是宋明理学的主题。所不同的是，在宋明理学那里，从张载、朱熹到王守仁，天人关系被具体化为天理人欲之辩，不仅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网中透视人，而且还在人与人即主体间的关系中，探讨人的存在和价值。这使研究先天的资质与后天的人为、天然本性与道德修养、共性的天理与个性的人欲、自然之人与社会之人之间接关系成为宋明理学的中心课题。总之，中国哲学所探讨的始终是人在宇宙中的价值以及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因此，人的生死寿夭、贫富贵贱便成了中国古代哲学恒提恒新的永恒主题。有人说哲学就是人学。尽管哲学不同于心理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等具体研究人本身的科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永远是哲学所关注的焦点。毫无疑问，21世纪的中国哲学必然把研究人的存在价值和发展态势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古代哲学所推崇的人，不是具体的富于个性的个人，而是千古不变，万世揆一的圣人。与此相联系，抹煞个体的价值，扼杀个人的主体意识也就成了中国古代哲学最致命的弱点。
在本体论上，中国古代哲学推崇元气、天理或同心为宇宙本原，用整体吞唑个体。在古代思想家看来，越是抽象，混沌的东西越具有包容性，它自身越没有规定性也就越能千变万化、伸缩自如，从而包容一切。绚丽缤纷的个体都是从同一个“源”中流变出来的，尽管看上去千差万别，充满个性但在本质上都是同一个本体的不同反映和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相同的，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质的差别，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个性可言了。这种本体论贯彻到认识论，便是用认识论与道德修养的合二为一加强对人身心的抑制。在古代哲学中，认识追求的目标是混沌、朦胧的宇宙本体。要把握之，只好借助于顿悟的直觉思维，靠主体自觉体认。进而，古代思想家又把主体的自学体认与道德修养联系起来，涤除物欲，摒弃私欲看作进行认识的根本功夫。这样，人把握宇宙本体之日，也就是抛弃肉体、超越自我、泯灭个性之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代认识论中最完美的境界即是屈人就天的“天人合一”。这一切极大地禁锢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除了泯灭主体意识外，与自然科学分离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另一大缺欠。中国古代哲学始终与政治学、伦理没头没脑地纠缠在一起，素有偏重“心性之学”、轻视格致之学”的倾向，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被冠以“大学”的美誉，意即高深的根本的学部与此相应的自然科学则被蔑斥为难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
在先秦，儒学与墨学并称为“显学”，享有同等的学术声誉。汉代之后，墨学日益衰微，乃至成为绝学；与此同时，儒学却日益显赫，被奉为一尊，独霸学术界。形成这种强烈反差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儒学社会伦理，而墨学却热衷于自然科学。这种观念长期以来使中国哲学处于与自然科学隔绝的状态，中国古代哲学家大都是历史家、政治家或文字学家。他们空谈性理，而对自然科学问津。这种学术倾向使中国古代哲学陷入的混沌、朦胧、空泛和猜测的理论误区。
二、中国近代哲学的得与失
中国是一个人性觉醒的变革时代，如何在骤变的社会形势下建构一种崭新的哲学来指导严峻的现实斗争，中国近代思想进行了种种尝试和探索，给今人了富足的历史资鉴。
1.弘扬主体意识——抹煞客观规律和条件的制约
中国近代思想家指出，缺乏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是近代中国的致弱之源，中国希望就在于全体中国民主体意识的弘扬和发挥。为此，他们尽致淋漓地赞美和讴歌了人的主体意识。在寻找宇宙如基时，开始青睐于某种富有个性与灵感气息的具体，如以太、原子、元素、心力等。同时，他们偏袒感觉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断言外界的物境是虚妄不实的，只有各种主观感觉组合的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外物没有自身固定的属性和特征。一切都是人的主观感觉和外加给事物的。这正如人们戴黄眼镜看世界，所见之物都是黄色的。戴绿眼镜看世界，所见之物都是绿色的。那么，外界的事物究竟是绿的？是黄的？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们们的主观的感觉和感受。
中国近代思想家所弘扬的主体意识，对于唤起民众的爱国意识和独立人格曾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讲主体意识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那就是夸大主体的能动性，忽视、淡漠乃至否认客观规律的制约作用。这导致他们不能正确对待成功与失败。在春风得意之时，便把个人的主体意识夸大无所不能的万能之神，由此，傲视一切、轻举妄动。一旦遇到困难和挫折，在失意的逆境之秋，便由热情倏然化作心灰意冷，进而对主体意识的能动作用产生怀疑和动摇。此外，近代思想家在追求主体意识时，用人的自然属性淡化了人的社会属性，不是把他人、家庭、群体和国家人类本质，而视之为人们生存的场所和条件。因此，他们不能协调个人与他人，不能真正理解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问题。
2.容纳自然科学——袭其皮毛、食而不化
与古代不同，中国近代思想家都力图用自然科学来展开自己的哲学论证。康有为的早期著作《诸天讲》即是天体演化学的通俗读本，后期著作《大同书》中对不忍人之心的论证借助了以太、力等自然科学要领对“求乐免苦”的论证则利用了生物刺激反应性的心理学的生物学原理。而《大同书》的雏形《人类公理》及《实理公法全书》则是动作几何学的体例写成的。在谭嗣同的著作中，自然科学的概念和范畴比比皆是。在《仁学》开头，谭嗣同便开宗明义地指出：“算学即不深，而不可不习几何学，盖论事办事之条段在是矣。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舆、全体、心理四学，盖群学群教之门径在是点。”①谭嗣同尤其偏爱几何学，他正是运用一系列令人眩目的几何公式推演出仁的基本特征是通的。严复的哲学则是在星云学说的基础上，进化论的逻辑脉络，动用牛顿力学推演出来的。复称自己的哲学为“天演”。孙中山的哲学是“归依于进化论”的进化哲学。在解释和说明自己的哲学观点时，他总习惯于先讲一通自然科学知识，然后做出哲学概括。在他的著作中，“据最近科学家所考得”、“照进化哲学的道理讲”，“据最近地质学家考得”之类的句子随处可见。他表明，孙中山是自觉地在自然科学中为自己的哲学寻找依据的，“生死有知”这显然是当时盛行的细胞有灵说的翻版。
大量西方自然科学的引进使中国近代哲学在表述方式，思维框架和范畴意蕴等方面都发生了从形到神的深刻变化，积极推动了中国近代的哲学变革。然而，从根本上说，近代思想家对自然科学的接纳还只处于食而不化的表层阶段。在“学问饥荒”的近代，他们所能见到的自然科学实在是少得可怜。凭藉这一知半解的皮毛之见、耳食之谈，近代思想家不可能对自然科学进行全面地消化和吸收，使之变成自身的一部分。其实，中国近代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容纳处于食而不化状态，只注意照搬众多的自然科学概念，而忽视了对其基本内涵的把握。这使近代哲学与自然科学貌合神离，在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自然科学要领的点缀下，然隐藏着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离。此外，中国近代思想家学习自然科学的途径主要是自悟，这决定他们对自然科学知之不多的同时，也难免加上的自己的主观猜测和玄想。经过用西方自然科学之形附中国传统哲学之神，使中国近代哲学中的自然科学成为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②的不伦不类之物。利用自然科学来丰富和充实哲学，使两者融为一个有机整体？中国近代思想家曾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有益的启示，他们的理论误枢也同样值得回味和深思。
3.中西结合——肤浅庞杂
在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时，中国近代思想家立足于传统但不囿于传统、放眼于西方但不媚于西学，在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走了一条中西结合之路。凭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历史现任感，他们强调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一样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质中国特质越高就越能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建构中国特质的立言宗旨和文化原则不允许近代思想家摹仿或重复任何外来的哲学，而始终把主要精力倾注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从中国哲学的源头中吸吮营养。同时近代思想家又是“新学家”，除了中国传统哲学外，他们还向西方寻找真理，欲求知识于域外，为此，他们曾广泛涉猎过西方的哲学、社会学、人性论以及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和新方法。尤其是唯意志论和进化论对中国近代哲学产生了广泛的深刻的影响。
中西结合——近代思想家为今人开拓了一条百年不衰的哲学重建之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思维方式的欠缺，中、西学在中国近代学中并没有水乳交融地统一起来，这使中国近代哲学呈现出难以掩盖的肤浅和庞杂。其中，不仅中国封建社会的经典哲学与近代的新思想、新观念同时并存、互竞雌雄，而且心学与物学、科学与宗教、进化与退化、激化与保守兼而有之。就每位思想家而言，其所推崇的学说也千流百派、五花八门。谭嗣同仅仅5万余言的《仁学》中所列的导读书目就有数十种之多，人物也不下十几个，并且各书之间的内容和各人物之间的思想并无直接联系，这充分表明了中国近代哲学的肤浅性与庞杂性。
肤浅与庞杂使近代哲学的许多闪光思想只停留在例题上而未做系统阐述，这些没有详尽哲学诠释的命题在现实斗争中显得尤为苍白、无力。更为致命的是，忽东忽西的庞杂性使近代思想家的许多的观点彼此相互矛盾而挫伤了理论的战斗力的同时，必然导致行动上困惑的和徘徊，从而使唯新和革命事业蒙受巨大的损失。
三、21世纪中国哲学之重建
中国哲学的重建首先要以传统哲学为基础，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其次要以近代哲学为借鉴，总结其经验，避免其。然而，仅有这些是不够的。21世纪的中国哲学性能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在世界共性中追求民族特质
与文化一样，任何一种哲学应有不同于其他哲学的特质，这种特质不仅涵盖了它的思想蕴涵，而且也展示了它的属性特征，是区别于他种哲学的根本标志。反之，一种哲学没有自己的特质，也就没有自性，没有自性的东西也就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存在。正因如此，中国哲学不论如何演变，如何重建，都应该是中国的人的哲学，不朽的民族精神将永远是中国哲学之灵魂。
中华民族在发展，民族精神在流变，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哲学。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传统哲学的弊端已日益暴露了出来。因此，理论的重建，哲学观念的更新，研究方法的突破，哲学功能的转换以及哲学与行政的分离等成为中国哲学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要改变中国哲学的后滞，重建中国哲学，除了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活的灵魂之外，一个主要的途径就是采它山之石，吸收全世界最优秀的认识成果，为中国哲学输送新的营养和血液。中国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5000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容纳外来文化、不断吐故纳新的历史。中国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都带来了思想文化的大繁荣。同样，佛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盛行，也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与成熟。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产品，宋明理学不仅建构了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而且阐释了宇宙本体与现实世界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这单凭儒家空泛的哲学说明和道家虚无的本体论是很难想象的。在这方面，中国近代思想家为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他们的种种幼稚和欠失，近代思想家所进行的中西结合重建中国哲学的工作应在21世纪继续下去。同时，发达的通讯设施和交通工具拉近了国与国、人与人的空间距离，使地也变得越来越小。在这种世界大背景中，幻想闭关锁国建构起一种特质文化已不可能。此外，任何国家的任何人的一项发明或发现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都可能造福全人类一样，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不幸或灾难同样会给其他国地区带来不利的消极影响。在这个相互反馈的链条中，每个人都是人类群体中的一分子，全世界的人民拥有一致的利益关系。在人类向文明的迈进中，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或国家几乎都面临着同样的困扰：生态系统的人为破坏、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失调、战争的骚扰……这些问题的出现表明了人类的宇宙中的际遇和面临的挑战是相同的。人类所面临的改造体——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一样，自然界的对立面——作为主体的全人类也应该是一个共同的利益整体。因此，只有立足于全球 高度来解决自身的问题，才能收到良好的利益。没有了丰富多彩、绚丽漫烂的个性，共性则显得空洞而苍白。同样，个性也离不开共性，流动不居、转瞬即逝的个性中只有纳入深沉、持久的共性，才能获得永恒的存在。
有鉴于此，中国的21世纪哲学既要保持中国哲学的个性，也要追求世界共性，要把世界共性融入中国的特质之中。21世纪的中国哲学必定是中国特质与世界共性统一的哲学。
2.突出哲学发行世界的指导功能
哲学是人们对自己过去的回顾、对现实存在的理性和对未来命运的沉思。这就是说，哲学即是人学，人永远是哲学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中心。具体地说，本体论的所描述的是人的存在空间，认识论所展示的是人类的活动场面，辩证法所反映的则是客观世界在人眼中和心中的多维投影。这决定了哲学的宗旨就是要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找出主体与客体的房屋和谐。
作为客体的大自然深沉、宁静、只能被动地等待人类的认识和改造。因此，在主客体的关系中，人永远是主体，是积极主动的一方。这表明了寻求主客体和谐的主要因素在于人。就人本身而言，人不仅有过去、有回忆，更重要的是人有未来、有期望。作为人们精神支柱的哲学只解释过去而不展望未来，是远远不够的。有人说哲学就是解释学，哲学的使命就在于对人类所走过的足迹进行理性的反思，从中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其实，不论何时何地，哲学都不可能等同于历史学。在哲学的视野中。不仅有人类的陈迹，而且应该有人类的现在，更应该有人类的未来。哲学的存在价值即在于通过追溯过去和研究现实，透视纷繁复杂的现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概括出一而贯之的条理和规律，宏观地预测人类的未来。哲学家虽然不是未卜先知的神学家，哲学也不能象占星术或占卜术那样详尽地告诉你未来发生的每一个偶然事件的细节，然而，优秀的哲学家应该是预言家，能对人类的行为提供科学的昭示和指导。
哲学所关注的永远是人的存在、人的价值和人的命运。而决定人的存在、展现人的价值和人的命运的乃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认识世界是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进行审视和反思。在修整和改变中至于哪一种方法、哪一个角度更合适，这只能在改造的活动中才能得到验证。改造世界是用不同的方法、方法对世界进行修整，使之愈来愈多地按着人的意志而有所改变。在修整和改变中，不仅所用的方式和方法是在认识活动中获取的，而且这些方式和方法直接决定着改变的结果如何。在认识世界的活动中，人们明白了世界是什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得到的主要是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人们修改着世界的存在方式，除了得到精神上的愉快外，还获取物质上的满足和生活的供给。
对于文明人来说，认识世界是改造的前提和基础，改造世界是认识世界的前提和继续。并且，从根本上说，改造世界的活动往往更为重要。与认识世界一样，人们改造世界也需要哲学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与动物的消极适应不同，人们改造世界的活动是按着主体的意志和目的为自然界打上主体的印记。烙在自然之物上的这各主体意志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由具体科学提供的。这种主体意志只能是哲学的产物。这表明，哲学不仅是世界观，而且是方法论，哲学应该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活动提供理论武器，具有指点迷津的实践功能。就中国哲学而言，其一贯的特点是长于解释而拙于指导，与政治浑然一体的传统哲学大多通过解释历史现象而对现实的政治所做的哲学说明，这使传统哲学的后滞性非常严重。当今的中国哲学充其量只能是现实世界的注脚，也投入超前意识和预测功能。要改变这些弊端，建构21世纪的新哲学必须用指导功能取代当今哲学的解释功能。
3.商品经济被纳入哲学的视野之内
任何哲学都带有鲜明的时代性。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即是现实社会存在状态的一种投影。具体地说，“百家争鸣”再现了群雄逐鹿的刀光剑影，宋明理学浓缩了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近代哲学演义了救亡图存的社会课题，基督教神学涵盖了神权政治，启蒙哲学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潮……
同样，21世纪的中国哲学必然要摄入新的社会内涵——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作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兴事物（作为整个社会形态而言），给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广泛而深刻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哲学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同时，商品经济是21世纪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内容，发展生产力是整个社会的重心，不论是在解释功能上还是在指导功能上，新哲学都应该把商品经济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之内，不仅为商品经济提供哲学论证和依据，而且为发展和促进商品经济提供指导性建议。
商品经济作为一种新兴事物，与中国的某些传统观念相冲突、相抵牾，甚至是格格不入的。这就要求21世纪的中国哲学应涤除人们思想中的陈腐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铲除经济发展的障碍。这决定了新世纪的中国哲学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参与竞争与明哲保身。中国哲学具有很大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束身寡过和洁身自好被奉为做人的道德准则。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为了不越雷池一步，人们不仅习惯于战战兢兢的“慎其独”，而且更习惯于谨慎地随人之后。向圣人看齐，向众人看齐，任何人的标新立异都被斥异端。在家观父母之色，在外从君上之言。这使中国人缺乏独立的人格和观念，枪打出头鸟和出头的椽子先烂 代表了中国人的大众心理。商品经济离不开竞争。鼓励个人与个人、企业与企业之间开展正当地竞争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搞商品经济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它的顺利进行离不开每一位中国人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支持。有鉴于此，21世纪的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必须从世界观的高度对人的竞争意识和参与意识作出哲学阐释和说明。(2)利益原则与天理人欲之辩。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不变的主题，其所强调的乃是道义、天理是人们遵循的准则，利益和人欲是万恶之源。人们时刻铭记道德追求与物质需求的界限，追求道德来绝人欲。耻于谈利的民族心态与商品经济的利益是格格不入的。归根结底，商品经济所追求的不外乎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及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如何摆正利益原则在人生价值中的位置是21世纪中国哲学不容推诿的历史使命。(3)消费与节俭。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墨家崇尚节用，认为衣足以保暖、食足以果腹就足够了，此外的一切费用都是浪费，应加以杜绝。儒家主张不同地位的人应该配备不同的车马、衣服、旗帜和黼黻，但并不主张无境的奢侈豪华，而是强调这些服饰开外只能等贵贱、别尊卑就可以了。在经济中，是促销的手段，销售是生产的和再生产的保障。因此，消费直接关系到生产的效益和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如何协调与消费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哲学亟待解决的问题。(4)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个人是群体是中的个人。群体是个人组成的群体，这使个人与的关系成为一个古今不变的常新主题。在这方面，古代去异求同的群体主义导致了压抑个人主义观能动性的流弊，近代大呼个人主义最终陷入了自私自利的迷途不能自拔。这些教训是值得沉思和玩味的。在商品经济的形势下，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以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是21世纪的中国哲学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
4.有机地同化自然科学
哲学与自然科学互长的，正如哲学可以为自然科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方法的指导一样，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无时不在推动着哲学的升华与进步。在哲学的沿革历程中，日心说让人们重新审视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牛顿力学则推出了一个机械唯物主义时代，相对论证实了宇宙的无限性，进化论掀起了中国近代的进化论狂潮……
无言的历史雄辩地说明，哲学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科学，与自然科学隔绝不可能建构完美的哲学。作为具体的学科的自然科学，其新发现和新发明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哲学只有不断地吸收这些新成果，才能使自己的内容及时更新，克服陈腐滞后的缺点。与科学分离的中国古代哲学不仅使用的要领范畴晦涩、奥赜、空疏，而且内容空乏，远离现实社会，并且思维模式机械，这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社会价值和理论意义。
与中国古代哲学相比，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优秀传统，古希腊的哲学家往往在空气，原子、火等自然科学要领中寻找宇宙始基。在近代，无论是康德、笛卡尔还是莱布尼茨、培根和洛克都凭藉深厚的自然科学来展开自己的哲学论证的。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分流出人文主义的科学主义两大派别。人文 主义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苦恼，人的抉择和人的生活无论是在日常生活 非日常生活中自然都不再是一个哲学探讨的主要问题。科学主义把科学研究的某一领域膨胀为哲学的唯一对象，经过这种处理的哲学内容艰深，非具有极高专业素养的人很难弄懂，这使哲学成为远离尘世的奢侈品。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分流在宣告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传统已经结束的同时，也暴露了西方现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离。
当今是新产品、新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大科学、小科学、微科学的发展惊人地迅速。任何一种新产品、新发现之中都隐藏着触发哲学变革的新契机。因此，21世纪的中国哲学必须把自然科学摄入自己的视野之内，同化地吸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以自然科学为资料来充实自然科学为动力来深化哲学思想，从而不断地充实概念范畴、重建理论框架、更新思维结构，充分发挥哲学的预见性和指导功能。
注释：
①谭嗣同：《仁学》。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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