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晚年政治思想述要——从新近公开的一封胡适致蒋介石函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一封论文,蒋介石论文,晚年论文,政治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和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尽管非常不情愿，他却不能不与混乱不堪、黑暗无比的中国现代政治结下不解之缘。随着中国现代政治争斗的中心由军阀混战逐步转为国共之争，任何身处政治漩涡中的人最终都必须在国共两党之间作出自己的选择，胡适自不能外。众所周知，胡适在国共党争中选择了国民党，但他的选择并不是无条件的。对他而言，这是一种“弊取其轻”的选择。当然，他坚决反对共产党，但对同样不符合他的自由、民主观念的国民党，也曾有相当激烈的批评和冲突。
在20年代后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大力推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化教育”和“党化统治”。对此，胡适公开激烈表示反对，连续发表了《人权与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系列文章，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作了猛烈抨击。为此，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作出决议要求严惩胡适，教育部亦下达了对胡适的警告令。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胡适认为亡国之祸已迫在眉睫，他的政治态度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于同年10月与人一同到南京晋见蒋介石，从“体制外”的批评者变为“体制内”的建言者。抗日战争的爆发，胡适感到对国家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于1938年秋出任驻美大使，尽力促美对日作战。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胡适感到促美参战的任务已经完成，遂于1942年秋辞去大使之职，本想完全重归学术，后在各方促动下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就这样， 他虽然一直未入国民党， 但与国民党的关系却一步步加深。 1948年末，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之时，蒋介石曾派人北上邀请胡适南下就任行政院院长一职，为胡婉拒。但他又托人向蒋转达“国家最危难的时间，与蒋总统站在一起”的决心。不久，蒋便派专机到北平将胡适接走。
虽然如此，胡适内心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始终有相当程度不满。新近公开的胡适致蒋介石的一封信。为人们了解、研究胡适晚期政治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史料。（胡适：胡适致蒋总统书.台湾：联合报，1997—02—27.37）这封信写于1951年5月31日，其时胡适离开大陆到达美国刚刚两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任管理员。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如此彻底地惨败于原本明显居于劣势的共产党，举世震惊，纷纷探讨其中的原因。深涉政坛的胡适更不能外，在惊魂甫定之余也对这一历史巨变的前因后果作了一番省思和分析，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在给蒋介石的这封4000余言长信中，他从共产党的斗争策略和国民党自身的问题这两方面对国共的胜败原因作了分析，直言无讳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当然，他仍是从反对共产党和作为国民党的“诤友”这种立场和角度出发的。
一、共产党的策略
共产党的胜利首先无疑是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胜利。胡适认为国民党、蒋介石对此知之甚少。所以在致蒋介石的信中首先建议：
在这点上，我要向我公建一议，盼望我公多读一点中共近年出版的书报。例如：
（1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是一九三六年写的，其中分析政府五次围剿，具有详细图说。此文约四万五千字，大部分详述斯大林的“反攻”的“战略”与“退却”的战略，而一字不提其来源。此册子作于红军“长征”之后，最可以看出毛泽东以文人而主持中共红军的战略）。
（2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所收斯大林诸文多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七年八月的作品，最可以看出在那次国民革命，斯大林是在幕后发纵指示的阴谋家……
（3）《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九五○年十月出版， 即是前一书的扩大……有许多材料，是前书没有的……
胡适认为不仅蒋介石本人应读这些，而且希望蒋能“指导政府与国民党领导人物，切实研究这种敌人文献”。他提出“国防部长”与“参谋总长”必须细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而党务、宣传工作者应读《反对党八股》。他写道：“我这一年来研究近代史实，颇感觉斯大林确是一个战略大家，而毛泽东确是斯大林的第一个好学生，好徒弟。他们都得力于克劳司威次的战略，所以我要我公略知克氏书与列宁斯大林的关系。”
在分析了共产党的策略之后，胡适笔锋一转，对国民党自身的原因作了非常尖锐的分析和批评，并明确提出要蒋介石辞职。
二、国民党自身的问题
他认为，退守台湾的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有两条，一条是“由立法院与监察院联合妥商一个宪法上规定的总统、副总统选举方法的紧急补救条款”，否则“将来必有大懊悔之一日，已来不及了。”
另一条更为重要，他的建议也更为详细：
今日似可提倡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其下手方法，似可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略如近年立法院内的派系分野。此是最有效的改革国民党的方法。近一年内所谈党的改革，似仍不脱“党八股”的窠臼。鄙意今日急需的改革有这些：
（1）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
（2）由蒋公老实承认党内的各派系的存在， 并劝告各派系各就历史与人事的倾向或分或合，成立独立的政党。
（3）新成立的各政党应各自立纲领，各自选举领袖， 各自筹党费。
（4）新成立的各政党此后以政纲与人选，争取人民的支持。
（5）立法院必须修改议事规则。凡议案表决， 原则上均须采唱名投票制，以明责任。（今日立法院表决不记名，乃是一大错误，故国民党有百分之九十立法委员，而无力控制党员。）
我研究这三十多年的历史，深感觉中国所以弄到这步田地，其中最大关键有二：（1）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乃是引虎入室， 使共产国际的大阴谋，得在中国作大规模的试验，使中国共产党，自始即有一部分兵力来为一九二七年八月以后独立“红军”的基础。倘使当日若非蒋公清党反共，则东亚早已成为红色地区了。（2 ）“清共”之后，不幸国民党仍保持“联俄容共”时期的“一党专政”的制度，抹杀事实，高谈“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是第二大错，就使清共反共都不彻底。后来领袖者虽诚心想用种种法子补救（容纳无党派分子入政府，迫致党外人才入党，办三青团，设参政会、制宪、行宪……），但根本上因党政军大权集于一人，一切补救方法，都不能打破这“一党专政”的局面，也都不能使国民党本身，发生真正有效的改革。故今日要改革国民党，从蒋公辞去总裁一事入手；今日要提倡多党的民主政治，也必须从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一事入手。今日的小党派，都不够做国民党的反对派。最有效的民治途径，是直爽的承认党内几个大派系对立“而且敌对仇视”的事实，使他们各自单独成为新政党。这些派系本是同根同源，但因为不许公开的竞争，所以都走上暗斗、倾轧的路上去。其暗斗之烈，倾轧之可怕，蒋公岂不知之。如欲免除此种倾轧的暗斗，只有让他们各自成为独立政党，使他们公开的作合法的政争（公开的政争，是免除党内暗斗的唯一途径）。但蒋公若继续作国民党总裁则各派系必皆不肯独立，必皆欲在此“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的政权之下继续其倾轧暗斗的生活。在此状态之下，国民党的改革，除了多作几篇“党八股”之外，别无路子可走，别无成绩可望。
若各派系公开的独立成为新政党，则各派系必将努力于收罗新人才，提倡新政纲，在一转移之间即可以有生气，有朝气，有前途了。
数年来，我公曾屡次表示盼望我出来组织一个新政党，此真是我公的大度雅量，我最敬服。但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勉强。在多党对立之中，我可以坚决的表示赞助甲党，反对乙党，正如我近年坚决的赞助我公，而反对国内的国外的共产党一样。但我没有精力与勇气出来自己组党，我也不同情于张君劢曾慕韩诸友的组党工作。
因此，我在这几年之中，曾屡次向国民党朋友大谈“国民党自由分化，成为几个独立的政党”之说。此说在今日，对内对外，都不容再缓了，故敢为我公详说如上。
胡适很清楚，在近代中国其它所谓“反对党”只是无足轻重的摆设，所以全知道蒋介石要他“组党”亦不过是一种把戏，因此一直婉拒，反寄希望于大权在握、但又派系林立的国民党的自我改造来实现民主政治。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想要通过这种“理性”来说服国民党实现派别公开化、合法化，甚至分裂出来独立组党，只能是胡适的一厢情愿，甚至可说是“与虎谋皮”。
对于此信，蒋介石的反应是客气但冷淡。
1951年10月11日，胡适收到了蒋介石9月23日的复信， 首先对胡适的60寿辰表示祝贺，然后对他对共产党的策略的分析大表赞赏，但对他所提的国民党改组问题则明显冷淡，曰：“尊函所言宪法问题、党派问题，以及研究匪情、了解敌人等问题，均为目前急务，然非面谈不能尽道其详。”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很客气的话。”在第二天的日记中他又写道：“党派问题，我的见解似不是国民党人所能了解，似未有进展。”
但在随后的一系列事件中，胡适的这种思想仍屡有表露，因而与国民党的矛盾日趋复杂、尖锐（当然，他的反共立场并无变化，而且在国外发表的给外国人看的文章更有对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溢美之辞）。
三、无奈的结局
早在1949年底，胡适便参加了一些自由主义者在台湾创办发行的《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办工作，并任发行人。胡适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一文中指出，民主生活的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民主传统“是由一般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联手创造的。这些人重视自由，胜过他们的日用饮食，酷爱真理，宁愿牺牲他们的性命”。与此相反，极权主义“根本不容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范围之内。对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学术生活，以及经济组织等无一不是如此”。该刊的创刊宗旨说是“宣传自由民主，用以对抗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政治”，但不久实际就必然把重点转向对自己“当下”的生存环境——台湾的社会政治现实的分析和批判，发表了主要负责人雷震的一系列严厉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文章。
1951年6月，《自由中国》第4卷第11期发表了题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以激烈的言辞斥责台湾保安机构在金融管制上的一大弊端，指其为谋破案奖金而“诱民入罪”，引起各方强烈反应，“政府”和保安部门更是震怒，准备严惩《自由中国》，甚至开出了逮捕某些编辑人员的公文。后在多方调解下，《自由中国》杂志社只得妥协，以在4卷13期发表题为《再论经济管制措施》的社论， 肯定有关部门的金融政策而息事。胡适在美读到这前后两篇截然相反的文章非常愤怒，立即给雷震写信，批评当局压制言论自由，表示要辞去“发行人”一职以示抗议。他写道：
《自由中国》第4卷11期有社论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 我看此文十分欣佩，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但随后读到《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道歉的文字！……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由于此信在《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公开发表， 使台湾当局大为不满，经过一些人的调和，由“行政院”院长陈诚致信胡适，为“军事机关”辩解，在《自由中国》第5卷第6期发表，风波遂告结束。经此风波，胡适对台湾的“言论自由”的认识更深，终在1953年辞去了“发行人”的头衔。
稍后，《自由中国》杂志连载了殷海光翻译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海耶克（F.A.Hayek）于1944 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今译《通往奴役之路》）。这部著作坚决反对计划经济，宣扬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作。1954年春，胡适回台访问近两个月，还专门就此作了一场题为《从〈到奴役之路〉说起》演讲。他对海耶克“一切经济计划都是与自由不两立的，都是反自由的”观点大为称赞：“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计划经济，所以尽管自由主义运动者多少以为：社会主义当然是将来必经之路，而海耶克先生却以一个大经济学家的地位来说：一切社会主义都是反自由的。”同时，他对自己20年代的观点作了公开的忏悔。他在1926年发表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著名文章中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在1926年夏取道苏联去欧洲的途中他曾在莫斯科停留几天，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印象极深，他这样写道：“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联！”对此，徐志摩当时就不表赞同，反问苏联的这种实验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胡适立即反驳说：“资本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国家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政党政治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在近30年后的这次演讲中，他对此表示“公开忏悔”，“不过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紧接着他将锋芒指向台湾当局，因为国民党一直标榜“节制资本”、“反对资本主义”（不管实际怎样，起码口头如此），强调“国营”，主张政府对经济的“统制”和计划（实际以官僚资本压制民间、私人资本），在撤台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对经济的管制更严。针对这种状况，胡适说：“现在台湾的经济，大部分都是国营的经济，从理论与事实上来说，像海耶克这种理论，可以说是很不中听的。”希望国民党当局听了这些话，看了《自由中国》等杂志后“也不要生气，应该自己反省反省，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些人的话像我胡适之当众忏悔的话，值得大家仔细一想的？大家不妨再提倡公开讨论：我们走的是到自由之路，还是到奴役之路？”提出台湾应为资本主义正名，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垄断经济走向自由经济，同时在政治上改变一党专制的状况。他说“资本主义不过是‘勤俭起家’而已。”“勤俭为起家之本，老百姓辛苦血汗的所得，若说他们没有所有权是讲不通的。从这一个做起点，使人人自己能自食其力，‘帝力何有于我哉’，这是资本主义的哲学，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这是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我们也应该想想，是不是一切经济都要靠政府的一般官吏替我们计划？还是靠我们老百姓人人自己勤俭起家。”“我们是应由几个人来替全国五万万人来计划呢？还是由五万万人靠两只手、一个头脑自己建设一个自由经济呢？”
1956年秋，《自由中国》出版了为蒋介石70大寿祝贺的“祝寿专号”，名为“祝寿”，实则提倡政治自由。胡适发表了《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文中劝蒋说：“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学。”他希望蒋能本此哲学做一个“守法守宪”的领袖。最后，“还只能奉劝蒋先生要彻底想想‘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呢？”以此种文字来向蒋祝寿，确是大煞风景，必然触怒当局。同年12月，由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以“周国光”之名发布了题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极机密”的特字第99号“特种指示”，随后又印行了长达61页的更为详尽的同名小册子。其中第三章题为“对毒素思想的批判”，内又分“对所谓‘言论自由”的批判”、“对所谓‘军队国家化’的批判”、“对所谓‘自由教育’的批判”、“对批评总裁个人的批判”四小段，从这四个方面对《自由中国》和胡适等人这方面的言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责“有一知名学者发表所谓‘向政府争取自由’的言论”“目的在于制造人民与政府对立，破坏团结，减损力量，执行分化政策，为共匪特务打前锋”。要“总裁”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元首更是“荒谬绝伦的言论”。这份文件时时处处都要说明自由主义“实际地是共匪的帮凶”、“替共匪摇旗呐喊”，在时处“白色恐怖”的台湾，这可是杀头之罪。文件“要党内同志提高警惕，分清敌我”，“要思想动员：进行思想战打击敌人，最重要的，是有组织，有领导”，“一定要有组织领导，组织支持，在党内进行大规模地思想动员，而定计划步骤，安排出战人选，攻击不偏于一个角度，而要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四面八方来围剿敌人。”要求在学校、军队、机关、工厂、农村、商店，甚至家庭内、车船中都“随地作战”。随后，台湾各主要媒体都对自由主义这种“毒素思想”作了大量的猛烈抨击。
不过，胡适的声名毕竟还在，台湾当局又于1957年底任命他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于1958年4月返台任职，但以后仍然是风雨不断。
就在返台刚一个多月，他又发表演讲，后被《自由中国》加拟了《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的题目公开发表。他在演讲中高度赞扬了雷震和《自由中国》的努力，“堪称为言论自由的斗士”，强调“言论自由不是天赋的人权，言论自由需要我们去争取来的，从前或现在，没有那一个国家的政府愿意把言论自由给人民，必须要经过多少人的努力争取而得来。”在谈到“反对党”问题时他说：“一讲‘反对党’就有人害怕了。不明道理的人，以为有捣乱、颠覆政府的意味，所以不用‘反对党’这个词。”他认为用“在野党”这个词更好些，并再次提出由国民党分成几个党的设想，但立即又认为这并不现实，转而又说“现在可否让教育界、青年、知识分子出来组织一个不希望取得政权的‘在野党’？一般手无寸铁的书呆子出来组党，大家总可相信不会有什么危险。政府也不必害怕，在朝党也不必害怕。”其实，在当时这同样是不现实的。就在第二年初春，台湾当局就再次构陷《自由中国》，雷震被传讯，后经朋友作保了事。胡适立即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6 期上发表《容忍与自由》一文，原初题为《政治家的风度》，后几经斟酌才定此名，可见他实际是对当局的迫害表示抗议，要求当局应有“容忍”的“风度”。其主旨是“容忍比自由还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所以“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将容忍引入自由的范畴、作为自由的基石，对种种不容忍的根源作出历史的分析，确可说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因此，这篇文章在台湾引起较大反响，另一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专门写了《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一文，对胡适的观点作了更为详尽、激烈的发挥。
几乎同时，胡适还卷入了另一场冤案。1959年2月末， 台湾启明书局董事沈志明夫妇被“警备总司令部”以“叛乱”罪名拘捕。主要“罪证”有二：一是香港启明书局在1950年发行了斯诺的《中国之红星》；另一是1958年台湾启明书局翻印出版了冯沅君在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其中最后三页的内容“渲染自由主义文学，歌颂共产文学”。对此，胡适非常愤怒，立即写信给当时的“行政院”院长陈诚和副院长王云五，替沈陈述，代沈抗议。他写道，十年前在香港出斯诺的书“岂可归罪于远在台北的启明书局经理人夫妇？”而冯沅君之书“乃是二十年前在安徽大学的讲义，全书很平凡，只在最末三页提到‘无产阶级的文学’，此不过是二十年前的文人学当时的‘时髦风气’，何必在今日认为‘叛乱’罪的证据？”“起诉书中有‘渲染自由主义文学’一语，试问‘渲染自由主义文学’何以构成‘叛乱’罪名？此系根据那一条法令？我举此一例，可见书籍之事，文艺之事，都不应由军法机关管理。”还指出：“顷查云五先生主持之‘总统府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总报告’，其六十九案即是‘切实保障人权案’，其中‘办法第二项即关于司法机关与军法机关审判权之划分’，其三项‘人身自由之保障’，即特别注重宪法第八条之规定，‘于二十四小时内将逮捕人移送法院’等等。”他因此质问说：“何以拘禁至十余日之久，不许家属探问，不交保释放候讯？”后来他再次写信，多方活动，直至惊动蒋介石，蒋把责任完全推给了“下面”。这样，沈志明夫妇终于在3月底被交保释放， 自然向胡深表感谢。胡适说：“我没有帮你什么忙。我不是对你一个人的问题，我是为人权说话。”
将于1960年2 月举行的“国大第三次会议”涉及“总统”的换届选举，在蒋介石应否连任的问题上，胡适与国民党当局及蒋本人的矛盾更加尖锐。从1959年秋起，胡适就公开表示蒋应遵从宪法，不应连任，还于11月15日专请国民党元老张群向蒋转达他的几点意见，认为这是“中华民国宪法受考验的时期”，“为国家的长久打算，找盼望蒋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一切依据宪法，是‘合法的’。人民视为当然，鸡犬不惊，是‘和平的’。”“盼望蒋先生能在这一两个月里，作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作第三任总统……如果国民党另有别的主张，他们应该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来，决不可用现在报纸上登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其实，在不到一个月前他就将这几点向其它权要讲过，而此次他在日记中写道，之所以仍要复述，“我只是凭我自己的责任感，尽我一点公民责任而已。”正是这种公民的责任感，使他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在公、私场合多次发表意见反对修改宪法，希望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当然，这些并不能阻止蒋氏执意“修宪”连任的决心。当蒋氏“连任”已成定局时，“副总统”陈诚于1960年2月14日专访胡适， 劝他承认“既成事实”。对此，胡适表示：“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尽管胡适的态度完全无裨于事，但无论从个人的操守风骨这种角度还是从维护法治的尊严、保持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这种角度来看，这种立场的表白并非没有意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这年9月4日胡适正在美国开会之时，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的罪名将雷震逮捕，交军法审判。胡适当日得知后即致电“副总统”陈诚表示不满：“鄙意政府此举不甚明智”，国内外舆论必将认为这是“政府畏惧并摧残反对党运动”，“必将蒙摧残言论之恶名”，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评政府与谋成立反对党与叛乱罪名绝对无关”。他要求将此案交司法公开审理，而不能由军法审讯。同时，他多次会见美国记者，公开表示“我认为这是一件最不寻常的事”，“他以叛乱罪逮捕，乃是最令人意料不到的，我不相信如此。”《自由中国》“在过去十一年内一直是中华民国出版自由的象征。我希望这一象征不被肆意毁灭。”“希望我回到台北的时候，我的朋友和同事雷震将自叛乱罪下获释。”针对有人认为《自由中国》言论过激，他辩护说：“言论过激与否，各人的观点是不同的”，如美国的两党互相攻击就要比《自由中国》的言论过激得多，所以“我个人也没有觉得它有什么激烈的地方，不过这份半月刊对言论自由的争取，雷先生确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些谈话引起了各方长达数月的强烈反响。在返台当天，他就对前来采访的大批记者表示坚信雷震无罪，甚至表示“我愿意出庭作证”，“十一年来，雷震已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是很不公平的。”11月18日，胡适去“总统府”见蒋介石时再次提到此案，对如此判决深表不满。当然，胡适的态度还是不起作用，雷震并未获减刑，仍被“军法审判”处徒刑十年。消息传来，胡适对记者无奈地说：“对雷案我只有六个字的感想：‘大失望，大失望’”。此案使胡适深受刺激，不久就心脏病复发，终未全愈。1961 年7月26日，病中的胡适抄写了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送给狱中的雷震，祝他65岁生日：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表达了对雷震的深深赞许与高度敬佩。
1962年2月24日，胡适终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逝世。
如前所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1949年都必须在国、共之间作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胡适等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国民党，但他的政治思想却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反屡被指为“匪谍”、“共党帮凶”……相映成趣的是，海峡此岸作为对整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选择共产党）进行思想改造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批判胡适反动思想运动”更是轰轰烈烈。“胡适派”被指为“一只狗，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战犯胡适及其一派，乃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御用学者、反共政客……胡适派这班‘学者’就装扮成为‘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等等。总之，他们只能或“彼”或“此”，但却又都不被“彼”“此”所容：选“彼”者反被指是“此”的“帮凶”，选“此”者又被指是“彼”的“走狗”。这，便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困境和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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