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鼎之后的沉思——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忠实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四届论文,沉思论文,奖得主论文,茅盾论文,访谈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中国第一文学大奖再一次叩问陕西作家时，我们不能不想到：黄土依然深厚，文学依然神圣，陕西当代文学依然具有生生不息的伟力。进而想到，处在世纪之交的陕西文学，可能会在一种巨大力量的冲击中，遇到一次跨越的契机。为此，在《白鹿原》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之后，我们怀着和普通读者一样的心情，采访了作家陈忠实。
记者：您的《白鹿原》在本届茅盾文学奖评比中折桂，这既是您创作生涯中一次里程碑式的记事，也是陕西文学界的一件大事。我们表示真诚祝贺的同时，很想知道您是怎样认识这个“中国第一文学大奖的”？
陈忠实：在我的感觉里，这是新时期以来茅盾先生用自己全部的积存设立的，也是中国文坛从未有过的为长篇小说设立的专项大奖，是对中国文学最有力的奖掖、激励和推动。茅盾文学奖，可能是世界上诸多文学奖中奖金最低的，但作家们看重它，因为它是对一位当代中国作家创作实力的验证和承认。茅盾先生设立此奖，是以他崇高的威望，对中国文学事业的一种最虔诚的期待。早在30年代，茅盾就以自己的长篇创作，成为文坛上最具权威的作家之一，由他设立的中国文学最高奖，应该是最负声望的。
事实证明，从第一届的获奖作品《李自成》、《黄河东流去》、《将军吟》，到今年揭晓的第四届，都是对新时期以来长篇创作实力水准的一个整体反映，能从中窥出当代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创作趋向，更划出了我们国家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流变过程。就我熟知的，各届入选作品题材越来越宽泛，表现手法越来越多样，塑造人物越来越丰富，使得社会的各个层面，多元化地进入作家观照的艺术视野，既能感觉出各自穿透生活和历史的深度，又能看出各人艺术追求的轨迹。因此，我以为对茅盾文学奖最公允的认知，即它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缩影。
对于有幸获奖者，茅盾文学奖意味着一种已经完成的创造被承认和被理解，同时意味着一种即将开始的创造被鼓舞和被激励。艺术世界永远接纳和钟情勇于创造者，这恐怕是茅盾设立此奖最重要的用心，而决非让我们墨守成规。因为没有对生活的开掘、探索和创造，只能造成重复、平庸和苍白，一个作家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茅盾文学奖，会一路这样警示着每一位走近它的作家们。
记者：对于众多关注您的读者，有一个问题大家也很关心。听说《白鹿原》获奖版本是修改版本，是您花了月余时间，仔细审读和修订后，才再版的。如果有修改，请问在哪些地方做了哪些改动？
陈忠实：这是我很想告诉大家的一个问题，也是《白鹿原》出版后的四年时间里，我对各种反响的首次反应。先说为什么要修改。
《白鹿原》出版后，文学界和读者界反响比较大，时至今日，还不断有人来信来电，总体上是一种肯定和鼓励，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公开批评文章我只见过两篇，一是一家文学刊物上的几人谈话，一是一家评论刊物上的一篇文章。从写作到出版，再经过出版后四年的沉淀，我觉得读者中有人对小说产生误读，是我要修改它的主要动因。而发生误读最多的，则集中在朱先生的几句个性化的语言上。按一般常识，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民间人物，简而言之，在塑造他时，人格精神是完美的。尽管如此，如何看待这个人物却成了问题。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朱先生对事变的判断和认识，那是他的理念，并非作家的观点，应该说，作家的倾向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在修改时我有一个原则，即有责任把这些地方点得更透一些，不让读者再发生误读，把小说人物朱先生和作家陈忠实分开。下面说一件具体事。小说出版前，畅广元教授看了原稿，觉得在甩破的砖头里发现“折腾到何日为止”这一细节很不美，不仅直露，也很玄乎，我尊重畅教授的意见在与人物性格、情节发展无伤的前提下，把它删掉了。
另一个争议比较多的，是鹿兆海和白玲的爱情。这是一对天真少年，由于对革命理解不深，虽然感情很好，但立场发生对立性转换。有批评认为，两个人扔铜钱有失对革命的严肃。而当他们后来成熟后，冲突不是很尖锐吗？所以，对这个表现了人物成长的曲折历程的情节基本保存，未作修改，只是词句上有所调整。我想有些误读，也不要紧，这样，防止了我在修改时，为解除读者的误读，而陷入来自读者的另一种误区。还有一些表现内心独白、回忆的内容，显得主观意识太强，和作品整体沉稳叙述的风格不协调，也作了删改，力争使艺术上更和谐。
还有一个问题，很有必要和读者交交底。《白鹿原》创作时，是遵循恩格斯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最高规范“作家自己的倾向性越隐蔽越好”而努力的，始终把自己的艺术能力倾注在人物身上，让人物面对他们的生活去处事去说话。原由是我过去创作初期，每到激动处，自己总按奈不住想出来发议论。比如短篇小说《责任》获奖后，有人评点就说：“最后，作者终于忍不住点出主题。”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并把它当作创作上的大忌，在《白鹿原》的写作中我有意识加以防范。现在回忆整部书，我记得的议论只有一次，也只有两句话，其它都让人物自己去发感慨。那是写到国民党行将垮台时，面对鞭打绳拴的农村征壮丁，我议论道：“一个靠捆缚着双手的士兵支撑的政权，无疑是世界上最残暴的政权，也是最虚弱的政权。”这就是作家渗透在《白鹿原》中的政治倾向。反复说这些，想让读者不再发生误读，不再把朱先生等人的话，当成陈忠实的话去理解。
记者：谈到修改，似乎还有一个话题，那就是《白鹿原》中的性和爱的描写，您今天如何看待它？
陈忠实：在《白鹿原》创作之初，关于性和爱，是构思中最难的四个问题之一。我的总体思考是这样，不仅西方优秀的文学范本没有回避，就是我们最优秀的几大名著，也同样没有回避。彻底回避性和爱，为此造成的创作禁区，在新时期一开始就受到了一些作家的挑战。我承认，我不是首闯禁区者，只是续闯者，是对之继续进行探索的一个人。至于为什么要写性和爱，因为《白鹿原》所展示的那卷历史，是一组被打破和重绘的群雕图，不是平面地勾勒他们的通俗生活，而是要立体地探索他们的生存形态、精神历程。那么性和爱，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东西。记得我和评论家李星谈过，写作之初我确定下“写性三原则”：不回避；撕开写；不是诱饵。整部书中涉及到性和爱的，是严格遵守这三条写下来的。由于有写作之初的深度思考，自以为思维很清醒，但艺术创造不是打电脑、算算术，难免有过的地方。经过四年之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这次把一些嫌过的部分都删掉了，甚至某一个人物的细节里多了几个字，都认真地抹去。
记者：这下明白了，并且看出，整个修订过程，是严格地把握着一个艺术的度。那么，《白鹿原》从出版到修订，再到获奖，已有四个春秋，在这期间，您对自己的创作肯定做了总结和反思……
陈忠实：你们知道我现在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想要坦然地告诉大家，这部把我纠缠了整整十年的小说，到今天应该彻底结束了。对于它的总结和反思，我想至少有三点。
第一，十年后的今天，我对《白鹿原》的感觉和判断，和最初是吻合的，没有大的反差，感觉几年的构思已被语言这个形式完成了，基本达到了关于这部分的全部思考和追求。那一段很重要的历史之于我，也因这部书的最终完成，已经过去了。
第二，有关这部书的不同看法，我想作家都应认真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误读？一个严肃的有追求的作家任何时候都应正视它，不应不屑一顾，甚或傲慢读者。
第三，只要作家对生活及历史的体验是真实、新鲜和独特的，艺术上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努力完成自己追求的，就应该有所自信。面对读者的审视，以及参照祖宗的传统，参照欧美带有创造性的范本，《白鹿原》在出版后的时间里，得到了最基本的考验，但它仍将经受生活和历史的考验。正如这部书对于我，应该为它划上句号了，但作为一位作家，面对世界的思考和探索，永远不会终结。
记者：长篇小说作为重要的文学体裁，最能检验一位作家的综合实力。目前，陕西正处在长篇小说创作的热潮之中。您这次获得茅盾文学奖，肯定会为这股热潮，再添上一把火。我们想请您通过自己的体验，谈谈对长篇小说创作的看法？
陈忠实：这个问题很实际，也很棘手。从全国范围看，新时期以来，尽管文学发展经历了几个大的过程，但多数作家都遵循着由短篇到中篇再到长篇这样的一个过程。70年代末是短篇小说的时代，80年代是中篇小说的时代，9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则进入高潮，到96年，每年正式出版长篇小说据说有700多部，这是一个自然现象， 显示出创作空前繁荣，但也形成某些错觉，好像不写长篇不足以显示作家的力量。对创作本身的理解，应该是作家在一个时期形成了什么体验，就用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去表现它，不要一味为写长篇而写长篇，这是违背创作规律的。从创作本体、从文学史上看，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作品的成就并非以规模的大小、书本的厚薄去论定。《羊脂球》至多是一部小中篇，但谁能否认它是一部史诗？因此，考虑到当代人的生活节奏，考虑到新的娱乐形式的增多，读者的选择也多，长篇小说应作各方面的探索，要有一些更新的思考，要写得更精粹一些。我有一个观点：写你的小说的时候，哪怕一句话，从开始到结束，要铸成一种力量，即把读者从电视机前、麻将场上和卡拉OK里拉出来的力量。想想，作家写小说是让人看，没人看，是最大的悲哀，再加上写作时的辛苦，又是双重悲哀。
对于长篇小说作家，还要深刻理解创造的艰苦，首先在于思考，而不在于创作过程。而作家，又永远面临着甚至是意想不到的挑战。因此，不要报怨读者，不要迁怒于评论界。尽管我们的评论有时显得无力，但最基本的事实是没有损害哪一件作品，评论家坚守了应有的良知。严以律己，保持追求的坚定性，对从事长篇创作的人，或许尤其重要。
对未来的长篇创作，我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虽然不能要求人人都去制造精品，但在众多的长篇中，肯定会出现优秀作品。所以，首要的还是繁荣。
记者：您说过：“获奖是翻过去的一页。”那么，在翻过这辉煌的一页后，您的下一页会是些什么？
陈忠实：自从完成《白鹿原》后，关于小说创作的情绪一直上不来，不是其它原因，是由于创作心态影响。这几年，主要出版了散文集《生命之雨》、《告别白鸽》，写散文时，感觉情绪很顺。其次是埋头读了许多书，还想再读一些。等对生活有一种最新的感觉和体验时，形成了小说创作的新的冲动时，再写小说。多年的遭遇告诉我，只有新鲜的东西才能鼓舞和激励人。在纯粹属于个人的创作体验中，没有更新的体验产生，就坚决不写，读者决不希望陈忠实重复自己。
不断有读者问我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会不会是《白鹿原》续篇？我说过，我已经下了这个原，而且决不会再上这个原。在新的思考定型之前，不应许诺，更不该吹牛。作家自己要摆脱自己，越成功越要摆脱，这一点我很明白。把经验从成功中剥离出来，以全部的热情探索新的艺术形态，新的一页，唯有如此，才能被艰难地翻开。
记者：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就到此翻过去吧。最近，我们陕西日报文艺部举办的“跨世纪的陕西文学”征文，也快要鸣金收兵了，作为省作协主席，您能否谈点自己的看法？
陈忠实：我一直注意看着这场关于陕西文学跨世纪的大讨论。首先，作为权威大报，开展这样的讨论，无疑是关注陕西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举措。我们都面临一个世纪的马上结束，另一个世纪的必然到来，最先提出这个话题，很适应全社会都来关注文学的情绪。文革前，陕西文坛生长出了几棵文学大树，新时期一来，也受到中国文学界乃至世界的关注，出了为数不少的优秀作家，在全国性的短、中、长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评奖中，陕西是获奖较多的。这不是“炒作”的结果，是大家凭借自己的实力和艰苦劳动的创获。现在，一提起陕西作家，人们都会表现出关注和爱护，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其次，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对现象进行剖析，成就有充分的估计，缺点有恳切的批评。有一些偏颇，但不要紧，我喜欢很尖锐的讨论。这次很广泛的讨论，不只对有成就的作家有警示，对正在成长的青年作家，更是一种很好的参照。
对于陕西作家，我认为最缺乏的是对生活的总体观照，缺乏一种眼光、气度和境界，局限在生活的浅层上，很少有人站在人类合理生存的形态上去思考我们面对着的世界。所以，丰富完善知识结构，从根本上提高作家内在的素质，在作品中才可能有一个全新的境界。也只有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和崇高的生命境界的作家，才能以最善、最美和最关切的心理，去彻底透视世界，推动社会和历史的进步。因此，我感觉陕西文学跨世纪的根本，就在于每一位作家人格力量和生命境界的共同提升。
记者：在我们将要结束这场很有意义的访谈时，您还有什么话要说给读者？
陈忠实：感谢三秦父老对《白鹿原》的关切之情。小说出版四年来，我所到之处，受到的厚爱，借此道一声深深的感谢。
1997年12月25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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