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宗棠对新疆的经济开发与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疆论文,经济开发论文,左宗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沉沦之下，一举收复新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但对他在收复新疆之后，对新疆进行经济开发与建设的历史贡献，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些探索，乞盼不吝指正。
19世纪中叶，随着沙俄和阿古柏对我国新疆地区侵略的加剧，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抗击外来侵略者，收复新疆，巩固西北边防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875年5月3日，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揭开了收复新疆的序幕。左宗棠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于1878年1月2日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历时达两年又八个月。他率军彻底地消灭了阿古柏入侵者，收复了被阿古柏蹂躏十多年的大好河山，粉碎了沙俄妄图吞灭我国新疆的迷梦。
左宗棠在新疆所取得的重大军事胜利，为恢复战后创伤，发展新疆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军事行动宣告结束，经济建设就成了当务之急。左宗棠精心擘画，制定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为建设和巩固西北边陲要塞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十余年来，新疆南、北两路久罹兵燹，遭到了空前未有的严重破坏，特别是经阿古柏长期的蹂躏和践踏，美丽富饶的新疆“蒿棘成林，狼嗥遍野”，处处萧条冷落，满目疮痍。乌鲁木齐“向称重镇，景象繁华，西人曾有小南京之目”[1]，而“膏腴已早为安集延吸空”。克复之时，“汉城仅剩颓垣，满城已同平地”，满汉两城“只余汉民及残回数十人”[2]。喀喇沙尔是南疆东四城门户，伯克胡里和白彦虎逃窜时为阻挡清军前进，决开都河水，“城中积潦数尺，庐舍无复存者”[3]。自喀喇沙尔至库尔勒，“沿途民舍，均已烧毁”。据英国人沙敖透露，阿古柏对不愿接受伊斯兰教的人民横加杀戮，约有汉人四万因此丧生。“边陲凋残，孑遗仅存”，这就是战后新疆的真实写照。
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医治战争创伤，开展经济建设就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由于战争的影响，清政府统治新疆的军府制度已名存实亡，因此，必须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才能强化对新疆的统治，这也是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建设的有力保障。左宗棠根据新疆的具体情况，不失时机地设置善后局，把它作为由军府制度向郡县制度过渡的桥梁。善后局的设置意味着新疆战后建设的开始。善后局设置的基本情况是：“克一城，复一郡，即简守令以善其后”。除北路责成镇迪道周崇傅总揽全局外，吐鲁番善后局由道员雷声远和署同知奎绂总理，南路东四城善后总局由张曜负责，南路西四城善后总局由刘锦棠负责。
善后局在战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安民”和“恤民”。其实施的主要内容包括安辑难民，招徕流亡，散发赈粮，分给籽种和耕牛农具等，帮助农民速归农产，以便恢复安定生活。左宗棠指出：“有土无民，朝廷亦安用此疆土”，“地荒民流，军饷何出？”1877年底，喀喇沙尔被阿古柏匪徒掘开都河水淹没，左宗棠急忙派员前往办理善后，“抚辑流亡，疏销积水，修葺城堡，并派各营分驻其间，以资照护”[4]。刘锦棠和张曜进军南路各城，将大批被阿古柏匪徒强行裹胁西去的各地农民，随时遣归原籍，据不完全统计，送归乌鲁木齐的约二千七八百名，送归哈密的约二千五六百名，发给他们必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俾得各安生业”[5]。1878年10月，吐尔扈特族人有七千八百多名从沙俄占领下的伊犁接踵归来，左宗棠将他们安插在开都河两岸，委派喀喇沙尔善后局委员黄丙焜尽力抚恤，按日发给赈粮，“令安居复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发放抚恤银四万两，还为他们换置帐房，购买羊种等，使他们“无冻馁之虞，有团聚之乐”[6]。另外，左宗棠还实行“蠲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让农民在战后能够得到喘息的机会。
无数事实证明，左宗棠的“安民”和“恤民”措施，对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充裕民生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以屯田为务”[7]。这是左宗棠用兵新疆以来的一贯主导思想。关内外因连年兵燹，田地荒芜，粮食奇缺，给左宗棠进军新疆带来严重困难。由凉州、甘州采购粮食运至安西，每百斤粮需银十一两七钱，再由安西径运奇台，又需运费银十一两，合计每百斤粮近银二十三两，而马、步兵勇每月只得实银三两，即使全部摊扣，还需找银交局二十两之多[8]，且运输艰阻万状，不可胜言，“至速非月余不达”[9]。如果“专恃采运接济，费十石不能致一石。兵屯日久，势必自溃”[10]，因此“自古用兵西部，从无内地筹粮筹运之案”，必须就地取粮，“既省转运之劳，复获生产之利”，这就是左宗棠实行屯垦的主要理由。
左宗棠对于新疆屯垦特别重视。早在嵩武军张曜屯堡哈密时，左宗棠就为屯垦的发展，制定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屯垦一时蔚然成风。左宗棠屯垦的区域至为广大，由于南路人口较密，屯垦的重点放在北路。屯垦的种类主要分为兵屯和民屯两种。
关于兵屯，左宗棠首先建立奖惩制度，鼓励士兵积极参加屯垦。每次耕垦时，“均插旗帜，分别惰勤”，并且“以开田多寡考其课”。对肯迈力的营、哨官“存记功次优奖”，否则给以记过处分。其次，将屯垦所耕获的粮食“照料给价，令勇丁均分”，使他们能够得到实惠，进一步调动他们参加屯垦的积极性。这样做有许多好处：第一，士兵在正饷外，又获额外粮价，收入有所增加。第二，国家可以节省转运经费。第三，日后农民归业，地亩已开荒成熟，可免开垦之劳。第四，锻炼士兵的吃苦精神，增强军事素质，并可防止酿成事端[11]。
关于民屯，左宗棠认为“徒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12]。只有民屯才是提供军食的主要来源，他反复指示善后局地方官员“如借籽种，假牛力，发农器，散赈粮，皆不可吝”[13]。对农民所耕获的粮食，除留籽种及食用外“官照时价给买”。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安心劳动，将来“地辟民聚，而军食可充”。
左宗棠措置有方，屯垦日增。张曜屯驻哈密一带“躬率所部殚力经营”，垦地二万余亩，岁获数千石，能够维持该营军食两个月。徐学功在绥来所屯水田，收获稻谷四五十万斤[14]。塔城参赞大臣锡纶在北山边隘及巴尔鲁克山等处，以屯代防，将所部马、步兵十营分为十屯，收粮万石左右。吐鲁番及南八城“除沙碛外，草莱日辟”。1878年清政府重新开始征收农业赋税，南北路共征粮二十五万三千一百石。1879年征粮增至二十六万一千九百石。1880年征粮更增至三十四万七千二百余石[15]。新疆岁纳米粟仅十四万三千余石。由此可见屯垦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屯垦“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馈。办之事定之后，以规久远”[16]。左宗棠办理屯垦，前后期侧重点不尽一致。特别在战后，为恢复及发展社会经济，巩固和加强国防建设，提供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水利为屯政要务”。水利的开发与屯垦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屯垦可以看出水利发展的趋势。同治年间，新疆地区屯垦规模不大，水利建设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光绪初年，左宗棠大办屯垦，水利开始日臻复兴。
在南路方面
张曜驻屯哈密时，兴修水利，功绩丕著。哈密一带，土质结构松散，渠水最易渗漏。张曜因地制宜，创造了架槽毡工的方法[17]，以防漏水。槽以木制，底铺毛毡，防止漏出，木槽起自山麓远渡沙莫，长亘数里，张曜用架槽毡工的方法，使渠水和井水可以远施灌溉。张曜和哈密总兵黄本富等还相继疏导石河子等渠，使哈密成为新疆水利发展的重点地区。
吐鲁番旧有官渠坎井，因年久失修而淤废，左宗棠委派善后局道员雷声远及防营提督罗瑞秋等修复，又开凿坎井一百八十五处[18]。
库尔勒旧有官民二渠，委派防营都司邹今柄督率修濬[19]。
库尔楚河长四十里，水不归渠，旱潦无备，委派防营副将王玉林等修筑完好，“宣泄有资”[20]。
库车阿柯寺塘、赛马里柯两渠长六十里，横穿戈壁，工程浩大艰巨，委派统领易开俊督率兵民修建，又增开许多支渠，使农田灌溉极为便利[21]。
南路西四城以葱岭南河即叶尔羌河和葱岭北河即喀什噶尔河为水利大动脉。葱岭南河因久未疏治，河床愈壅愈高，河堤愈决愈宽。河水泛滥后，由玛喇尔巴什直趋乌兰乌苏河，自爱吉特虎台至阿克苏克台数百里间，田庐漂没，驿道梗塞，城堡倾颓。玛喇尔巴什为东西咽喉，因地处低洼，竟成泽国。刘锦棠委派余虎恩等堵筑整修玛喇尔巴什各渠，使水患大减。葱岭北河龙口桥上游决口，直往玉带里克各台，湍悍特甚，经汤彦和及杨金龙等率领军民开挖支河，以分水势，堵塞决口，以截横流。龙口桥以上的英阿瓦提、牌素巴特及和硕阿瓦等各河渠，先后委派罗长祜、董福祥、侯名贵和王维国等次第修复[22]。
此外，叶尔羌的图木舒克台渠坝，焉耆的开都河堤都分别勘估修筑，于是水利大兴，屯田益广。
在北路方面
巴里坤防营蜀军提督徐占彪修复大泉东渠，可灌溉农田数千亩。绥来附近数百里间，阡陌纵横，沟渠周遍，“有水田能收稻米，虽次于温宿，而长腰香软，更胜长沙”[23]。迪化州修永丰和太平二渠，福裕修安顺渠，刘嘉德修奇台诸渠等等[24]。
总之，左宗棠大搞水利工程建设，使水利灌溉几遍于南北路各城，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左宗棠为新疆地区的水利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从而为新疆农业生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光绪后期，新疆三十八个县修整和新修干渠九百四十多条，支渠二千三百多条，灌溉面积达一千一百多万亩[25]。这与左宗棠的倡导和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农民之利莫过于养蚕”。新疆南路气候温和，“土沃泉甘，环庐树桑”[26]，发展蚕桑丝织事业有着广阔的前景。长期以来，和田人民以擅长蚕织而著称，所织绢素大绸和回回锦绸，最负盛名，且运往各处销售，男女习勤与农并重，故和田之民尤为富足。但是除和田外，其他地方桑树虽多，只不过是取葚以代粮，未能普遍地加以推广利用。左宗棠以为“天生美利，人自弃之，良为可惜”[27]。“非广兴饲蚕缫丝诸法，不足以尽地利”，于是派南北两路善后局员“检核属境桑株”，据陆续统计，实有桑树八十万六千余株。又委托祝应焘前往浙江招募熟谙蚕织诸务的工匠六十名，携带“筐箔竹木之器，杼轴络纬之机”，教民栽桑、接枝、压条、种植、浴蚕、饲蚕、分箔、入簇、煮茧、缫丝和织造诸艺[28]。左宗棠在阿克苏设立蚕桑总局，又于敦煌、哈密、吐鲁番、库车、库尔勒、英吉沙尔、叶尔羌、喀什噶尔、和田、阿依克和阿苏克等十一处先后设立蚕桑分局，派员专办蚕织诸务，酌派工匠分赴各地传授蚕织技术“以厚民生”，“未几蚕事大兴，争趋为利”。左宗棠又以本地桑叶粗硬，“蚕食之则出丝刚涩，服之易于脆损”，特地运东南地区桑树数十万株，给民领种。他在给杨昌浚的信中，谈到“移浙之桑，种于西域，亦开辟奇谈；古今美利，非书愚孰与图成”[29]。左宗棠醉心于蚕织事业的程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左宗棠在新疆本着先南路而后北路的原则，大力推广蚕桑之利。因为南路产桑最多，一经移接便能饲蚕，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然后逐渐扩大范围乃至北路，一些“不习蚕事之区，亦闻而兴起”，耕织相资，生计日广。
在左宗棠的首倡之下，新疆蚕织事业骎骎日进。据统计，南路茧丝旧额三十万斤，到了光绪后期增至七十万斤。仅和田境内种桑树达二百万株，岁销英、俄两国茧二十七万斤，丝八万斤；和田、洛甫、于田及皮山四县有织户共一千二百余家，所织夏夷绸，每年三万余匹，“供本地缠民服御，无行销域外，其民之殷富，从可识矣。”由于蚕丝质地不断改善，英、俄商人争相购买，茧价每斤由银一钱五分涨至二钱二三分[30]。新疆蚕织事业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起色。
“兴建义塾”是左宗棠推行文化教育政策的主要内容。左宗棠在经营新疆的过程中深感“汉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其症结就在一切民政事宜均经回目辗转通译，不免壅蔽，要消除这种弊病，必须从文化教育入手。他指示各善后局广兴义塾，重金延聘教习，月薪交达六七十两之多。又刊发《千字文》、《三字经》和《百家姓》等启蒙读物，教回童读书识字，“笔墨供给，无不丰备”，受到特殊的待遇。左宗棠还在乌鲁木齐开设书局，刊印书籍。“所费不赀，皆仰给于公家”[31]。据统计，截至1880年5月左宗棠共兴建义塾三十七处，为启迪民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左宗棠设立善后局，以抚辑流亡，广兴屯垦，修浚河渠，办理蚕织及分设义塾等诸大端为地方切要事务，均次第就绪，且井井有条，渐著成效。善后局的设立，促进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和加强了西北国防的建设，进一步增强了抵御外国侵略者的力量，同时为新疆改设行省创造了有利条件。
左宗棠对新疆的经济开发，促进了新疆改设行省的进程。而新疆改设行省又加快了新疆经济开发的步伐，它们之间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新疆改设行省是中国近代新疆经济开发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新疆经济的开发从此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新疆东扦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葱岭以为固，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关隘其封，河湟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32]新疆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从19世纪初期就开始广泛地引起许多爱国志士的密切关注。
1820年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中，最早提出新疆改设行省的政治主张。龚自珍确信新疆改设行省的主张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
魏源是专门研究《元史》的，从1822年即留意西北问题。魏源熟悉西北史地掌故，先后撰《西北边域考》及《答友人问西北边事书》等著作，倡言新疆改设行省，在《圣武记》中，更明确提出“列亭障，置郡县”的主张。
左宗棠对龚自珍和魏源所提出新疆改设行省的政治主张，十分钦佩。1883年左宗棠赴京会试后，吟成《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其中第三首有：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33]
左宗棠赋诗明志，提出新疆改设行省和屯垦实边的政治主张。1880年左宗棠给他的女婿陶洸的信中说：“来书述癸巳燕台旧句，于置省开屯时务，已预及之。五十年间志愿，到今尚行之不尽。”[34]可以看出左宗棠对新疆改设行省早有腹案。
左宗棠在军事上的胜利，为新疆改设行省提供了有利时机。设立善后局，在经济上恢复社会生产，为新疆改设行省创造了物质条件，在政治上为过渡到郡县制度奠定了基础。
左宗棠曾先后五次向清政府提出新疆改设行省的政治主张，并积极付诸于行动。
左宗棠收复北路和吐鲁番不久，于1877年7月26日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首次正式向清政府提出新疆改设行省的政治主张。他指出：“立国有疆，古今通义。规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势，必合时与地通筹之，乃能权其轻重，而建置始得其宜。……至省费节劳，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巳者”[35]。
左宗棠一举攻克南疆后，于1887年2月8日向清政府呈《新疆应否改设行省开置郡县请敕会议折》中，他又陈述：“新疆拟改设行省置郡县，虽久安长治之良图，然事当创始，关系天下大局”，建议交付廷议裁定[36]。
在中俄伊犁条约中，左宗棠为答复清政府的谘询，于1878年11月16日呈《复陈新疆情形折》，详细地论述新疆改设行省的理由。
第一，新疆改设行省有可治之民。
新疆南、北两路克复后，由于设立善后局，实行“安民”和“恤民”的措施，使户口渐增。据统计，迪化州、昌吉、阜康、绥来、奇台、济木萨、呼图壁、库尔喀喇乌苏和精河九城，原有民户两万四千余，至1878年已有民户六千四百余。自木垒河抵精河，土壤肥沃，农民领地耕垦逐渐增加。镇迪道周崇傅勤慎廉干，百废肇兴。吐鲁番道员雷声远和署同知奎绂妥善抚辑，粮食租税已逾旧额之半。南八城中，尤以喀什噶尔、和田、叶尔羌和阿克苏物产丰盈，更为富庶。刘锦棠和张曜悉心经理，善后诸务具有绪端。由此可见，新疆改设行省的条件已经成熟，“天时、人事，均有可乘之机，失今不图，未免可惜。”
第二，新疆改设行省可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
乾隆之后，清政府建立了军府制度即由朝廷掌握军事大权，派遣伊犁将军统辖全疆，以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协办大臣和领队大臣分别驻守各城，以资镇慑。上至伊犁将军下至领队大臣的人选，绝大多数都是由丰沛子弟的满员充任。这些满员“或皆出自禁闱，或久握兵符，民隐未能周知，吏事素少历练”，根本不堪胜任。新疆方圆两万里，“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偏重军事统治而忽视民政管理。北路粮员只管征收，承催则依靠当地头目。南路征收均由阿奇木伯克等交管，出现了官民隔绝的现象。“民之畏官，不如其畏所管头目，官之不肖者，狎玩其民，辄以犬羊视之。凡有征索，头目人等辄以官意传取，倚势作威，民知怨官，不知怨所管头目也。”至于征收田赋，内地征收常制是地丁合而为一，按亩出赋，“故无无赋之地，亦无无地之赋”。新疆则按丁索赋，“富户丁少，赋役或轻；贫户丁多，赋役反重。事理失平，莫甚于此”等等。综上所述，军府制度是弊窦丛生、变乱迭起的主因，欲图长治久安，势必要废除军府制度。
第三，新疆改设行省可节省军饷。
新疆过去有八旗绿营逾四万人，甘肃和新疆军饷每年为四百一十万两。改设行省之后，防兵可以渐减到三万人左右，换防制可以停止。如果旧勇裁毕全部改为坐粮，新疆每年可省兵饷八十余万两，合计每年可节省百数十万两，关内外只需协饷三百数十万两。改设郡县后，经费开支也可渐减。“诚于此时开设行省，于国计边防，不无裨补。”[37]
清政府对左宗棠新疆改设行省的建议原则上表示赞同，只因伊犁未经收还，对“一切建置事宜，尚难遽定。”
中俄战争处于剑拔弩张之时，左宗棠亲自赴哈密布置军事机宜，在戎马倥偬之际，于1880年5月26日向清政府呈《复陈新疆宜开设行省请先简督抚臣以专责成折》，再一次敦促清政府应及时设置行省，先派督抚负责筹备，并规划了一个建置的轮廓。左宗棠根据新疆形势，认为北路乌鲁木齐和南路阿克苏位于天山南北之脊，居高临下，足以控制整个新疆。因此建议乌鲁木齐设新疆总督，阿克苏设新疆巡抚，伊犁仍设将军，塔尔巴哈台改设都统，喀什噶尔改设提督，从前所设参赞大臣和办事大臣第一律撤消。设伊犁道于伊犁，镇迪道于北路，广安道于吐鲁番，阿克苏道于东四城，喀什噶尔道于西四城。各道内下设府、厅、州和县以治之[38]。
清政府表示：“惟现在伊犁尚未收置，布置一切不无窒碍。”
不久，左宗棠奉诏入京以备顾问，同时奏准将原归陕甘总督统辖的哈密道及镇迪道划归新疆，由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刘锦棠管理。又把甘肃和新疆向不划分的协饷和军实作四六分析，以四分归甘肃，六分归新疆，使新疆隐然成为一省的雏形。
伊犁交收完成后，左宗棠这时虽在两江总督任上，但对新疆改设行省仍极为关切，他说：“身居江表，心系西陲，刍荛之言，终难自默”。1882年10月18日他又向清政府呈《新疆行省急宜议设关外防军难以遽裁折》，特别强调“他族逼处，故土新归”，为防止沙俄和英国的觊觎，亟宜早定大计，设置新疆行省。只有这样，“疆索秩然，行国居国相芘以安，异类无从搀越”。左宗棠还根据“暗于边情”的崇厚出使俄国签署《里瓦几亚条约》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外交涉事件，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有督抚近驻其地，抚臣治内，督臣治外，凡可以防患未形者，先事绸缪，绝其祸本，不至暗长潜滋，难以收拾。”[39]
左宗棠五次提出新疆改设行省的政治主张，并亲自拟定新疆建置的蓝图，这种关心国事民瘼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如果说龚自珍和魏源是新疆改设行省的倡导者，那么左宗棠就是新疆改设行省的身体力行者。
新疆改设行省，左宗棠“首建大策”。他的后任刘锦棠“勉循左宗棠规划成法”而“踵成之”[40]。
1882年8月16日刘锦棠又根据左宗棠和陕甘总督谭仲麟改设行省的方案略加修改和补充，再次向清政府提出新疆改设行省的建议。1882年12月24日经吏部和户部同意，批准执行刘锦棠的修正方案。1883年5月刘锦棠委员试署南路道、厅、州和县各员，褫夺阿奇木伯克的权力。至此新疆开始有治民之官，新疆改设行省粗具规模。过去所设立的善后局、蚕桑局、征粮局和柴草局等已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先后予以裁撤，改归地方官员办理。1884年11月17日清政府正式批准新疆改设行省，任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仍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宜，调甘肃布政使魏光焘为新疆布政使[41]。值得庆幸的是：左宗棠在临终前终于看到了“五十年间志愿”的实现。
新疆改设行省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新疆改设行省，将军府制度变为郡县制度，削弱了地方封建统治者的势力，逐渐消除了他们分裂祖国的隐患，有利于维护和巩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团结。左宗棠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阿奇木伯克等鱼肉缠民，假权作势，亟应收回魁柄，惠此一方，郡县议设之故，实亦因此”[42]。另外一方面，阿奇木伯克等封建势力的日益衰落，对于防止帝国主义侵略者与地方民族上层中的反动头目互相勾结，制造分裂阴谋，煽动分裂叛乱，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郡县制度的实行使新疆与内地各省的行政制度统一起来，便于清政府统一管理，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直接统治。
新疆改设行省后，“疆索巩固，俄英诸强邻不敢妄肆鸱张。”[43]沙皇俄国本来是一个欧洲国家，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一跃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它通过一系列不平等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伊犁条约》等，掠夺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充分地暴露了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野蛮和贪婪的侵略本质。沙皇俄国侵略势力的恶性膨胀，对中国新疆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夫卧榻之旁，岂容人鼾睡，况俄人专尚诈力，不以信义为重，其情易变屡迁，与泰西各国不同，断难望其守约而持久，不及此时规划至周，一仍从前之旧，异日将何以制其鲸吞蚕食之谋”[44]。为了巩固祖国西北边疆，防止沙俄和英国对我国新疆领土的觊觎，增强抵御外国侵略者的军事力量，新疆改设行省有着特别深远的战略意义。
新疆改设行省促进了新疆社会生产的发展，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进一步密切了新疆与祖国内地的广泛联系。
新疆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新疆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它的命运和伟大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显而易见，左宗棠对新疆的经济开发有利于国计民生，其历史功绩不可泯灭。而新疆改设行省又使中国近代新疆经济的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左宗棠不愧是中国近代新疆经济开发与建设的奠基人。
注释：
[1] 《西疆杂述诗》卷2，第33页。
[2] 《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305、300，第2、19页。
[3] 《刘襄勤史传稿》，第20页。
[4]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3，第61页。
[5]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74页。
[6]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3，第61-62、86页。
[7] 《光绪政要》卷2，第12页。
[8] 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卷5，第4、9页。
[9]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38页。
[10]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0，第27页。
[11]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7-8页。
[12]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6页。
[13]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10页。
[14]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6，第48页。
[15] 《刘襄勤公奏稿》卷3，第21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6，第22页。
[16]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7，第7页。
[17] 王安定：《湘军记》卷19，第8页。
[18]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6，第20页。
[19]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6第29页。
[20]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6第29页。
[21] 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卷8，第12页。
[22] 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卷8，第12页。
《刘襄勤公奏稿》卷2，第53-54页。
[23] 《西疆杂述诗》卷2，第34-35页。
[24]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6，第29页；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卷8，第12页。
[25]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92-394。
[26] 《新疆图志》卷28，实业1，第5页。
[27]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81页。
[28]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6，第24页。
[29]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第17页。
[30] 《新疆图志》卷28，实业1，第7页。
[31] 《新疆图志》卷38，学校1，第4页。
[32] 宋伯鲁：《新疆建置志考》。
[33] 《左文襄公全集》诗集，第2页。
[34]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第18页。
[35]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75-77页。
[36]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2，第4页。
[37]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3，第32-39页。
[38]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6，第35-37页。
[39]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9，第57-59页。
[40] 钟广生：《新疆志稿》。
[41]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61、194、195。
[42]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2，第16页。
[43]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1，第21页。
[44]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等2帙，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