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轨迹（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青铜论文,中国论文,轨迹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汉代青铜文化的重人性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掉齐国， 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的局面，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大业。在这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切文化都在经历巨大的挑战，有的文化在大变革中消亡了，有的通过改头换面而在新的社会体制中继续存在，青铜文化就是如此。
青铜文化在青铜文明消亡后还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它根植于深厚的土壤，内涵异常丰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战国时人们自发地对它进行过调整，给青铜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使之更适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从而保证了青铜文化在深刻而彻底的社会变革时没有随旧体制的消亡而消亡，但是也作了相应的必须的改革。载奴隶制之礼的青铜礼器在秦汉时消亡，而战国出现或增多的日用器成为青铜文化的主流。
秦是一个西鄙小国，受周礼教化不深，对青铜礼制缺乏兴趣与感情，尤自商鞅变法后，以农为本，强调法制，在思想上不遵循周礼，进一步淡化了铜器的神性和礼制的味道。整个秦国，铸造的青铜器数量不如其它六国多，工艺水平也不如六国的精。其最有特点的不是礼器，而是度量衡器。秦朝建立后，采取了“焚书坑儒”的行动，作为儒家文化物质载体的青铜文化无疑也受到浩劫，只是秦朝贵族大墓尚未有发现，故无实证。不过秦朝的青铜冶铸业还是很先进的。秦始皇的陪葬坑中出土的铜车马结构复杂，车盖华丽，车舆镂空雕饰，鞍辔金银相错，取结自如，通体彩绘，云气缭绕，四马驾车，气派非常（注：叶浓等：《秦始皇陵出土大型铜车、铜马、铜人》，《人文杂志》1981年第1期。）， 从此可推知秦代青铜冶铸业的水平。
秦亡汉兴。汉初承秦制，思想上实行黄老之术，未把礼制恢复到先秦的高度。虽然汉武帝采取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此时的儒学杂揉阴阳五行方术，与先秦儒学的基本精神已相去甚远了。与此相适应，从战国中期开始的世俗化趋势到汉代取得了全面胜利，追求人的价值，享受人生乐趣成为时代思潮，所以，汉代的青铜冶铸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铜器品种主要是日用品，使用铜器是为了方便生活，享受生活，而不是对人生的束缚，对人性的扭曲。青铜器日益向日常生活靠近。由此青铜文化进入了最后一个发展阶段：重人阶段。
重人阶段的青铜文化主要表现在器物功能的转换——从鬼神和礼制的束缚下摆脱出来，由为鬼神、为礼制服务转变成为人服务。其特点是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世俗化，一是商品化。
1.世价化导致了商品化的发展，反过来，商品化又推动了世俗化的进程。
汉代青铜器的种类很多，主要有饮食器、水器、乐器、日用杂器等。鼎壶等器物在西汉前期的贵族墓葬中时常可见，而洗、鍪、樽、卮、盘、杯、熨斗、釜、盂、盆、勺、锺、钫、灯、炉、案等日用器物则更为习见；乐器有铎、钲、铃、鼓；文具有刀、研盒；记时有漏壶；还有大量的兵器、度量衡器、货币、铜镜等。这表明青铜器已经被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生活尤其是贵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完完全全的世俗化了。
世俗化和社会的需求推动了铜器向商品化的发展，铜器买卖在汉代十分普遍。满城汉墓出土了一些铜器，从铭文可知，不少器物系自外地购进。如在一鋗上有“中山内府，铜鋗一，容三斗，重七斤五两，第
五，卅名四年上月，郎中定市河东，贾八百”33字的铭文，知此器从河东购进；铜鋗铭文甚至还记有买价840钱。 也有不少器物购自洛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陕西省武功出土的“阳邑烛灯”的灯柄有“阳邑铜烛行锭（灯），重三斤十二两，初元年三月河东造，第三”（注：吴镇烽等：《记武功县出土的汉代铜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字样； 陕西省茂陵丛葬坑中出土了一批“阳信冢”的铜器，不少购自邯郸，如釜等器物的铭文上有“奉主买邯郸，夷（第）二”，炉上记有“三年现孟所买”等文字（注：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从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 年第9期。）。这些都是西汉初年的铜器，由此可以说明，从汉初开始，铜器的买卖已经十分盛行了。
铜器买卖不仅在中原地区流行，也传播到边远地区。居延汉简中有“邯郸”的记载（注：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铜镜的买卖更常见。 不少作坊为了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往往借助铭文来标榜镜的质量。如“叶氏作镜佳且好，明如日月世少有”，“吾作明竟自有纪，令人长官宜子孙”，“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类似这样的铭文在铜镜中屡见不鲜（注：孔祥星等：《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2年。）。
《盐铁论·散不足篇》说：“夫一文杯得铜杯十，贾贱而用不殊。”用十个铜杯才能购买一个漆杯，价格何其低也。它说明铜器已失去了原有的尊严，身价大大降低。
铜器的世俗化和商品化虽然使青铜器能更好的为人类服务，但是青铜器神秘的宗教外衣被剥掉了，从而使之失去了丰厚的社会思想基础及尊严的地位，为其消亡埋下了隐患。
铜器商品化和世俗化后，使用的数量更多，流行的区域更为广泛，在汉文化波及的范围内，没有被盗掘的贵族墓出土的铜器依然是随葬品的主流，“除宫廷以外，各地的贵族，官僚以及一般的中小地主阶级都相当普遍地使用青铜器，这可以从大量的汉墓发掘工作中得到证明。”（注：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之五《汉代的铜器》，中华书局，1984年6月。）长安、洛阳、邯郸等地经常有汉代铜器窖藏发现， 出土的器物数量很多。1961年，陕西省西安市三桥镇发现了一个汉代的铜器窖藏，出土了鼎、锺、钫、鉴等22件器物（注：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西汉铜器群》，《考古》1963年第2期。 黄展岳：《西安三桥高窑村西汉铜器铭文补释》，《考古》1963年第2期。）。除铜锺外，其余各器均有详细铭文。从铭文可知，它们均为上林苑皇家宫馆所有，年代自汉武帝天汉上年（公元前97年）至成帝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属西汉中晚期。大部分在长安铸造，也有从外地征调而来或地方官员捐献的。八件铜鉴上的铭文表明，仅就上林苑宫馆中所用的铜鉴，数目就相当大：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工匠杨政造10件；几年后，工匠李骏、周博各造240件；鸿嘉二年（公元前19 年）工匠周霸、杨放各造300件；次年，工匠黄通、周博又各造84件。 从阳朔元年到鸿嘉三年的短短七年中，仅宫苑使用的铜鉴就达1258件之多，这还不包括没记录在案的，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工匠王意造160件， 鸿嘉二年，工匠左恽造200件。其它各类器物就出土的情形来看， 铸量当也不在少数。没有被盗掘的刘胜夫妇墓就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的铜器，集西汉前期青铜器铸工艺之大成，在战国的基础上，将春秋以来的诸种青铜工艺推向顶峰。
2.器物造型和装饰服从于实用的需要。
日常生活用品成为汉代青铜器的主流，造型更注重实用性、科学性和审美功能，这一特点在灯、炉一类的器物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大体来说，汉代以前，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活动，晚上歇息，这种生活模式对灯的要求并不迫切。但战国中期后，随着社会各方面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也有了相应的改变，少量而正规的青铜灯具的出现暗示着一个新的现象：远古以来一以贯之的“日落而息”的模式受到冲击，夜间活动在部分人中间逐渐流行。到汉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食物，增加其乐趣，灯具日益增多。
汉代的灯具种类极多，造型富于变化，如长信宫灯、朱雀灯、羊灯、当卢灯、凤鸟灯、十二连枝灯、雁衔鱼灯、错银饰牛灯等，尺度适宜，造型生动，讲求实用，功能合理，可消烟除尘，可挡风调光，灯盘与灯体的机构复杂而科学，灯体可以拆洗，便于携带，吊灯设计有悬挂装置，使用方便，充分展示了汉代冶铸业的水平。这些灯多以当时的祥瑞动物或人为灯座，灯座中放水，利用动物的脖子或人的手臂为烟管，油烟从灯管流于座内，溶于水中，从而避免了室内空气污染，保持了空气的清新。灯罩还可自由转动，以调节光的方向和亮度的强弱。有的灯灯盘众多，分层错落安置，灯火交相辉映，有如花树，极其豪华气派。灯的装饰还极其富丽，变化多端，达到了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既是实用的照明用具，又是室内精致的陈设品，一器二用（注：高丰、孙建国：《中国灯具简史》，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1年。）。
炉的造型和装饰也是既讲求实用又注重美观。象博山炉、竹节熏炉等既是高雅的装饰物品，又是很富有科学性的实用器物。博三炉的盖呈山峦形，山峰林立，飞禽走兽栖息于其间。炉身内放置香料，香气透过山峦间的缝隙向外溢出，弥漫于空气之中。如满城1 号汉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通身用金丝嵌出云气纹，线条委婉流畅，器表亮丽夺目，炉身透雕三条龙，腾波出水，腹的上部探出山峰，恰与炉盖上的山峰相衔接，山峦重叠，其间的缝隙是熏烟流出之孔，平视不见孔隙，但熏香时烟篆缭绕；山峰间点缀树木、花豹、野猪等，还有持弓弩的猎人出没；猴子或跨于山巅，或骑在兽背，更增添了器物的生动情趣。茂陵陪葬坑中出土的竹熏炉的炉身、炉盖与博山炉相去不大，但高高的炉柄却独具特色：其底部呈圆盘状，透雕仰头张口的蟠龙，龙口衔长柄，柄呈竹节状，共有五节，在第五节的上端伸出三条曲体昂首的龙将炉身托起。炉的通高58厘米，应与较高的订、帐配合。通体鎏金或用金银镶嵌成如博山炉一样的云气纹，显得高贵堂皇，同样起到实用和装饰的双重效果（注：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汉诗云：“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上权似松柏，下根据铜盘。雕文各异类，离娄自相连。”齐刘绘在《咏博山香炉诗》中咏道：“蔽野千种树，出没万重山。上镂秦王子，驾鹤乘紫烟。下刻蟠龙势，矫首衔莲。”
汉代铜器的装饰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皇室和贵族用器，器物表面多有复杂的花纹和精致的装饰，以体现皇家贵族生活的富丽与奢华。装饰技法有鎏金、错金银、细线刻镂等。北方地区的装饰纹样以动物或云气纹为多，南方地区器物上的纹饰多为几何形的三角形、菱形、回纹、羽毛纹等，细腻匀称，是典型的南方青铜工艺的风格。所有线条舒展委婉，细致流畅，风格类似漆器上的纹饰。玻璃宝石镶嵌花纹技术也很发达。如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楚大官糟锺、错金银鸟篆纹壶、陕西省兴平茂陵丛葬坑出土的竹节熏炉、广西梧州出土铜同案（注：梧州市博物馆：《文本梧州市近年来出土的一批汉代文物》，《文物》1977年第2期。）、 合浦出土的同盘（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湖南长沙出土的铜酒樽（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及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些铜器（注：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都代表了这些工艺的最高发展水平。也有浮雕和浅浮雕装饰，山西右玉出土了一件公元前26年的镀金铜酒樽，纹样有猿、牛、羊、兔、虎、熊、狐狸、骆驼、鸦、鸭、鹅、雁等十余种动物，都作浮雕式，形象生动，很有艺术感染力（注：郭勇：《山西省右玉县出土的西汉铜器》，《文物》1963年第11期。）。
但是，汉代铜器总的发展趋势是素面器物日渐占据主要地位。因为汉代铜器灵巧轻便，不适合铸刻粗重的纹饰，因此纹饰日趋简单。从西汉后期开始，绝大部分器物除铺首和弦纹外，基本上是素面无纹，铺首也是为了使器物便于使用。纹饰的简单与素朴，降低了制作成本，简化了制作工序，从而降低了器物的价格，正因如此，青铜器才得以大量制作和普遍推广使用。
3.官私营冶铜作坊的并存推动了铜器世俗化和商品化的进程。
早在战国时代，人们在利用矿苗寻找矿藏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管子·地数篇》说：“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得，下有铅锡赤矿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又说：“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秦汉时，发现和开采的金属矿藏更多。《史记·货殖列传》载：“铜铁则往往山出棋置。”丰富的铜矿为青铜器的制作奠定了基础。西汉时期铜矿的开采技术在以前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比如，河北承德西汉铜矿遗址分为矿坑、选矿场、冶炼场。矿井深达100多米， 超过战国铜绿山矿井的一倍，有宽敞的采矿场，一米多高的矿柱，表明支柱结构已经有了改进。巷道也有所增高扩大，采矿、通风、运输条件都有所改善（注：罗平：《河北承德专区汉代矿冶遗址的调查》，《考古通讯》1957年第1期。）。又如，广西北流铜石岭的汉代冶铜遗址有炼炉14座， 以及大量的冶铜遗迹和遗物，也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冶铜作坊（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北流铜石岭江公冶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5年第5期。）。
汉代铸铜业有官营、私营之分。官营铸铜业规模大，产品主要供应宫廷和官衙。官营作坊在西汉由少府属官尚方令和考工令管理，在东汉由太傅管理。汉政府还在各地设铜官，《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在丹阳郡设有铜宫、河内郡和河南郡有工官，“阳翟有工官。属豫州”，南阳郡下辖的宛“有工官、铁官”，泰山郡“有工官”，丹阳郡“有铜官”，广汉郡“有工官”，金石文录及考古发掘中亦常见带河东郡铭文的铜器。蜀郡和广汉郡的工官，除善制漆器外，所铸铜器也名闻遐迩，如故宫博物院所藏建武二十一年的鎏金铜酒樽就是蜀郡工匠所造，铭文还记载制作铜器的工匠按职务可分为造工、雕工、铜涂工、冻工（注：方国锦：《鎏金铜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9期。）。 它们的产品一部分供应宫廷，另一部分出售。各王国和侯国也有专门的制造铜器的机构。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不少器物上铸刻有铭文，其中，勾鑃上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等文字，意即此勾鑃系南越文帝九年由乐府中的工匠监造，表明当时南越国有专门制造青铜器的作坊和管理机构；在五件铜鼎上都铸刻有“少内”的铭文，表明它们是南越国少内官署所使用或专门为少内官署所制作的器物。
汉代私营冶铜业也很兴旺。《史记·货殖列传》说，通邑大都中有铸卖“铜器千钧”的大工商。洛阳、邯郸是当时主要的铜器产地，犍为郡、广汉郡和蜀郡也有不少私营冶铜作坊。尤其是东汉后期，官府手工业日益萎缩，铜器制造业也为豪强大族所垄断，有铭文表示出于官府作坊的器物越来越少，相反，“某氏制”的铭文越来越多，有的铜器上有“杨”、“范”、“唐”、“胡”、“黄”等姓氏，一些传世的铜洗上常见“蜀郡董氏造作”、“蜀郡严氏造作”等铭文，说明他们都是私人冶铜作坊主。私营作坊铸的铜器行销和使用很广，甚至远销边地。
4.边远地区礼器和实用器并存的两极现象展示出两汉青铜文化的多姿多彩。
不仅中原地区铜器铸造及使用的数目极大，而且边远地区也不少，并各有地区及民族特色。如云南地区、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铜器无论是数量、种类、工艺都不亚于中原的同类器。
南越国是西汉初年的一个地方政权，建国于秦末，灭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南越王墓的墓主是南越文帝赵眛。墓葬规模庞大，结构复杂，随葬品丰厚。其中铜器最多，品种有礼器、乐器、生活用具、生产工具、武器、车马器、符节、玺印、杂器等，尤以生活用具最好、最多；铁器和漆器都很少。由此可见，即使是远在南方的地方政权，也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特点是一致的：既有礼仪场合使用的礼器和乐器，但更主要的是日常生活用品。青铜器为人服务的目的十分明确，符合汉代青铜文化的重人风格（注：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云南地区的青铜器以丰富多彩的内容、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和特有的民族风格而著称，在中国灿烂的青铜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注：云南省博物馆：《云南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1年。）。主要品种有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乐器、装饰品等，大约7000件，90余种，年代约从商代晚期到东汉初期。出土地点集中在滇池地区晋宁的石寨山，此外，祥云的大波那和楚雄万家坝等地也有不少出土。
云南青铜器是土生土长的，具有明显浓厚的地方特点，很多器形和纹饰不见于中原，可能多是古代滇国的遗存。据文献记载，滇国位于今昆明西南的滇池地区。有关滇国历史的最早记载，约始于公元前四世纪战国楚将庄
开滇称王之时；汉武帝时，在滇地设置益州郡，建立地方政权机构，确立了滇与汉朝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加强了与滇国的经济文化联系。出土文物表明，随着西汉王朝对西南边陲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日益加深，流行于中原地区的半两钱、五铢钱和其它青铜器相继传入，对滇文化产生很大影响。在滇的古墓群中，汉滇青铜器相伴、钱币与贝币为邻，刻有“河内工官”的铜弩机以及汉武器物并不少见。西汉晚期后，滇国的青铜器逐渐失去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基本上与汉族的青铜文化熔为一炉了。
中国青铜文化大约经历了2000余年的发展历程，走过了一条灿烂辉煌的道路，在奴隶制文明结束后，还延续了几百年，这在众多的文化现象中是不多见的。但是如前所言，青铜文化随着时代的到来而进行的调整——世俗化和商品化——与其它众多因素一起，最终导致了它的消亡，时间约在东汉时期以后。此后的墓葬中，出土的器物以瓷器为主，纵偶有铜器出土，也只是青铜文化的流风余韵了。
东汉以后青铜文化的衰亡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青铜文化在先秦具有强大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本身是奴隶制文明的物质载体，一旦失去了这种功能，失去了它起这种作用时所具有的那份神秘色彩和助教化的作用，也就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宗教的、思想的及社会的基础，就注定了要消亡。它之所以没有马上消亡，可能有以下的原因：
第一，文化延续性的结果。青铜文化土壤厚、根基牢，在人们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使其得以在青铜文明消亡后还延续了一段时间。
第二，当时没有任何一种物质文化可以完全取代它。我们知道，有汉一代，青铜器一直在与漆器和铁器争夺市场。汉代的制漆工艺十分发达，成品非常精美，其表面红黑相间或纯红纯黑的亮丽的色彩，轻巧精雅的造型，潇洒舒展流畅委婉的纹饰线条的确为铜器所不及，所有才会有《盐铁论》中所说的“一文杯得铜杯十，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的记载。一些日常器皿如酒器、女性用的奁、盒等以漆制品为多。但漆器有不能见火，难以制作大型器物等局限，所以象鼎、炉、灯、鉴、壶之类较大的和需要耐火的器物，漆器是无法取代的。但漆器的大量使用，对青铜器形成了巨大威胁，成为它的一大劲敌，改变了商周以来青铜器独尊的地位，降低了它的价值。同时，汉代的冶铁技术大大提高，质地坚硬的铁器逐渐取代了青铜器在生产和武器上的用途。但“恶金”铁产品远不如“美金”铜产品美观，所以铁制的日常器皿很少。可见在汉代，青铜器虽然失去了一些阵地，但还是牢牢固守着部分阵地，并开辟、扩大了日常用具的新领域。
但是，东汉中期以后，青铜器遇到了一个远比漆器和铁器更为强大的对手——瓷器。东汉晚期，制瓷技术成熟，由于制瓷原料丰富，制作方便，使制瓷业走上了日新月异的道路。瓷器没有漆器和铁器本身所有的局限，可以广泛地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很快取代了青铜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使青铜文化走上了衰亡的道路。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社会经济严重衰退，割据的诸侯除了战争和寻求支持战争的经济支柱外，无暇他顾，这对青铜文化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来自瓷器的挑战加上这样的社会背景最终导致了青铜文化的彻底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