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与建国初高校“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民大学论文,革命史论文,新民主主义论文,中国论文,课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8)11-0086-08
建国初期，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全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央政府教育部决定，在全国高校有步骤地开设“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等三门政治理论课。1950年初，高教部明确规定，全国高等院校取消国民党的“党义”等课程，普遍代之以上述三门课程。1953年，“新民主主义论”一课又被改名为“中国革命史”。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以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的独特优势和重要地位，曾发挥过规划设计、组织领导、教研示范等开拓性作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本文试图对这一过程做一较为全面的历史考察。
“新民主主义论”课程于建国初期得以在高校顺利开设，中国人民大学得以发挥特殊的作用，都是历史形成的，有其政治原因和历史基础。
在各类干部学校中开设政治理论课，是提高党内干部理论素养的一个有效的方法。抗战时期，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之外，各类干部学校中都普遍开设有中国问题和中国革命史等课程，目的是使学员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能研究并了解中国革命问题，以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增强革命的自觉性和有效性。1940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可以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理论认识上的基本成熟。因此，该文发表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课程，便逐渐将讲授的重点转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上来。比如，194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华北联合大学，就曾专门开设了“新民主主义论解说”的课程。当时，创设这一课程并在该校率先系统讲授该理论的，是后来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干之先生。
何干之(1906-1969)，广东台山县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重要的理论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参与了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对三民主义理论、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等都进行过深入研究，并发表了大量论著，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宽阔的学术视野。其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特点等问题的研究和总结，曾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源。特别是何干之于1934年9月出版的《中国经济读本》以及1936年11月出版的《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二年初改名为《转变期的中国》)正式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革命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的观点，更是直接为毛泽东所吸收。[1]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何干之也一直是该论著思想的自觉阐发者和重要宣传者之一。1947年9月，他在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授课的讲义《〈新民主主义论〉解说》油印本，由他的学生保存至今。这大约是现存关于“新民主主义论”课程最早的大学讲义了①。
1948年，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等合并，成立了华北大学，“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仍是该校最主要的课程。在何干之的指导下，当时该课主要由胡华、宋涛、李又华、何戊双、王波鸣等人讲授。由于华北大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国民党统治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了解很少，因此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时，常常需要结合历史来讲，才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后来历史部分越讲越多，这门课程便又被改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历史”。[2](P1)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195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大学基础上创办中国人民大学，这是建国后中共创办的第一所正规高等院校。校内集中了一大批中共著名理论家和学者，他们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革命理论问题的权威研究者和阐释者，所以在建国初期及以后很长时间里，中国人民大学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全国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和研究的最大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一成立，就设置了直属校部的“中国革命问题研究室”，后来又调整为“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由何干之担任主任。至1951年，该教研室已颇具规模，下设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新民主主义原理三个教研组②。除何干之、尚钺两位教授，胡华、王大纲两位副教授之外，成员还包括林湘、戴逸、彦奇、冯拾、彭明、王淇、何东、戴鹿鸣、麦农、章起、常东人等人。
1950-1956年，在全国高校政治理论课“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的开设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所作出的一系列开创性贡献，正是以何干之为首的上述教研室集体完成的。其中，何干之和胡华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概括地说，中国人民大学对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理论课程开设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参与组织领导并草拟、确立了该门课程的教学大纲；二是在京津地区高校率先进行公开的教学答疑和广播讲座活动，实施了早期教学示范；三是编写了当时最有影响的相关教材；四是组织教师进修，为全国培养了大批有关该课程的教研师资。下面，我们就依次对这四个方面的内容，逐一加以阐述。
中国人民大学对建国初高校“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课程开设之影响，首先表现在其前身华北大学的“革命问题教研室”配合高教部，牵头召开了京津地区“新民主主义论”的首次教学研讨会，成立了总教学委员会，制订了该门课程的讲授大纲、教学组织和方法原则以及教学进度表，为该门课程在全国高校的推广奠定了基础。
1950年初的寒假期间，新中国高教部举办首次“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讨论会。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中(同年10月正式挂牌成立)，其前身华北大学革命问题研究室负责牵头组织召开这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北京、天津各大学政治理论课主要负责教师共有16人。在高教部副部长钱俊瑞和华北大学革命问题教研室主任何干之的主持下，会议连续开了7天，可以说为全国高等院校顺利开设这门课程做好了充分准备。[3](P85)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决定了以下事项：
(一)成立以总教学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构的教学组织系列，领导京津各大学“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工作。总教学委员会由各校政治理论课负责教师组成，下设“教学座谈会”和“传达会”。其任务是研究解决前一阶段教学中所发生的问题，根据新情况展开讨论，以决定下一阶段的教学重点。会议还规定，总教学委员会需每两周一次定期开会。
“教学座谈会”则由各校政治课讲员组成，其任务是传达总教学委员会意见，交流经验并讨论问题，开会次数不定，于必要时召开；“传达会”则由各校小组长以上基层中层干部及讲员组成，其任务为传达本学期政治课的教学重点及有关总结报告等，每学期开会两至三次。此外，会议还决定，京津各大高校内部也分别成立教学委员会、班(中层)及小组(基层)三种层次的组织，组成教学机构。各校教学委员会设专任秘书一人至三人，与校行政取得密切配合，并参照苏联讲座制，定期召集班教员讨论，推进教学工作。
除决定设立上述教学组织机构外，会议还要求各校在其图书费中，规定一定比例数，作为购买政治课参考书费用，务使同学们学习时有书可读。
(二)讨论了这门课程开设的宗旨，并拟订“新民主主义论讲授提纲”、“新民主主义论教学组织及方法的原则”以及“新民主主义论教学进度表”，供各高校参考使用。当时强调，开设“新民主主义论”的目的，是“藉以提高同学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的认识，改造背离总政策总路线的错误思想，以确立为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服务的信念”。[3](P85)该提纲就是围绕着上述宗旨制订的。
大会拟定的“新民主主义论讲授提纲”共分六讲，即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经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等等。
在大会拟定的“新民主主义论教学组织及方法的原则”中，对该提纲的内容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规定：第一讲，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主要说明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同时着重批判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第二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主要说明近30年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是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也就是毛泽东思想道路胜利的历史，并着重批判那些否认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偏见和所谓正统观念。第三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要学习人民民主主义的政治、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专政与民主的辩证关系等，批判自由主义思想，廓清对民主的错误认识。第四讲，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说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目的，以及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经济政策。批判否认国营经济领导的过“右”或者不要私人资本主义的过“左”思想。第五讲，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阐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工农兵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教育方针，批判对资产阶级文化盲目崇拜的投降主义思想。第六讲，中国革命的前途。说明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介绍我们的榜样——苏联，批判只要有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必要有社会主义社会的糊涂观念。
从以上提纲和讲授说明可以看出，结合建国以后的形势，该提纲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宣讲较之此前又有了一些新的阐述和侧重，如更为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着重批判否认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偏见和所谓“正统观念”；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以及专政与民主的辩证关系，着重批判自由主义思想；批判否认国营经济领导的过“右”思想以及不要私人资本主义的过“左”思想；更明确地提出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等等。作为建国后编写的第一本高校政治理论课教材大纲，今天看来其中虽不无“左”的偏向，但其内容总的说来还是相当简洁明了，体例也较为完整，经高教部审定之后，遂成为建国初期京津各高校讲授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依据。
与此同时，这次会议还讨论制定了详细的“新民主主义论教学进度表”，供京津高校统一使用。此外，会议还要求教学要与学生的思想情况及中国革命的实际密切联系，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加强学生的自学，提倡以“自学为主，集体学习为辅”代替以“讨论为主，大课为辅，自学次之”的学习方法，并严格规定自学时间，确立写笔记及做报告等制度。
上述“新民主主义论”教学研讨会的召开，为该门课程的顺利开设奠定了重要基础。50多年来，尽管政治风云变幻，政治理论课的名称及部分内容也几经变革，但政治理论课始终作为高校公共必修课而存在，甚至初设时所开创的教学方法、组织模式以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也都并没有发生多少实质性的变化。
除了牵头草拟、确立了“新民主主义论”这门课程的教学大纲之外，建国初期，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干之、胡华、王大纲等还分别在京津地区高校率先展开公开的教学答疑，并通过广播讲座等形式，进行了早期标准的教学示范活动。这在当时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0年春季，京津各高校开学后，均按照“新民主主义论讲授提纲”开始授课。由于是建国后初次在高校开设政治理论课，大部分教师既无充足的讲授经验，也无相应的理论和知识储备。在如何把握教学中的难点、重点，如何答疑等方面都面临着许多困难。
据当时的有关“政治工作报告”称，京津地区虽然经过历次学运，一般学生觉悟程度较高，但由于长期受国民党的反共宣传等原因，学生的思想十分复杂。当时估计，“京津两地专科以上院校十五个单位一万两千六百余学生中，进步、中间与落后分子的比例，大约是二比三比一”。[3](P80)因此，政治理论课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要圆满地回答学生们在教学中提出的问题，不仅需要有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而且还需要对中国革命史有深入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干之、胡华等同志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教学答疑的任务。
如在第一单元“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的学习中，一部分同学就提出“严格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是否可与新民主主义达到同样的目的？”从而表现出对旧民主主义的幻想；此外，还提出“为什么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苏联是一步走人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不能？”等问题。
在第二单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一章中，问题则集中在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认识上。部分同学怀疑无产阶级的领导，认为抗战期间，中共“游而不击”，没有领导抗日；还有人认为共产党一面参加政协，一面进行战争，没有和平诚意，等等。第二单元的内容同时还包括“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在学习中同学们多集中讨论统一战线的问题，他们提出，“蒋介石既然不好，为什么还要团结他？”，“既然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现在私人工商业不景气呢？”等问题。
第三单元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由于一些学生对旧民主主义尚寄予希望，因而对于人民民主表示怀疑，同时也不明白民主集中制的意义及其作用。[3](P80)
以上教学中学生们提出的这些问题，许多涉及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如中国革命为什么分两步走，怎样认识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人民民主专政，怎样理解统一战线等。此外，如何评价五四时期的胡适，如何评价国民党、蒋介石，特别是抗战时期的蒋介石等，也是当时的学生们所关心的问题。
按照高教部的决定，每单元教学结束后，各校都将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汇集起来，由高教部召开总教学委员会进行讨论，再由上述同志给予解答。此后短短的两个多月内，在前三个单元的教学中，共召开了五次总教学委员会，专门研究如何解答学生们的问题，并在解答的基础上，确定对全市广播讲座的内容。
如对于第二单元学习中提出的问题，胡华就分两次进行了解答。他解答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当时颇有争议的五四运动的领导者究竟为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还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等人？谁领导了大革命？到底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等问题。在回答后一问题时，胡华认为应该弄清以下五点：第一，什么叫领导；第二，谁在政治上领导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第三，谁在大革命的实际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第四，共产党为什么要帮助国民党建党；第五，陈独秀放弃革命领导权，是否说明第一次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对此，他分析指出：所谓领导，就是参加革命的各阶级、党派，能够在这个革命运动中，提出一整套的理论、纲领与战略，在运动的各个时期，提出正确的口号、方针、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指出革命的方向，引导这个运动走向胜利。由此出发，他最终得出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结论。[4]显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解答还难免存在简单化的弊端，对资产阶级在中国曾经有过的重要历史地位明显认识不足，但他所表达的却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观点。
总教学委员会在以上解答的基础上，确定了对全市广播讲座的内容。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亲自做了第一单元的广播讲座，其后则由胡华和王大纲等继续负责。应当说在当时，广播讲座基本上还是解决了不少学生们提出的主要问题③。
建国初期，中国人民大学在编写有关理论课教材方面，也走在全国的前列。特别是何干之、胡华等所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等教材，曾为全国各高校所广泛采用，其影响相当深远。
前文中曾提到，早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前，1946年何干之在华北联合大学讲授“新民主主义论”时，就油印有《〈新民主主义论〉解说》的讲义，但这只是一个油印本，并没有正式出版发行。该讲义分为“中国革命的特点”、“关于民主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政治”、“关于解放区经济工作——新民主主义经济”、“文化理论和文化政策——新民主主义文化”、“两个历史时期”等五部分。作者在题记中注明，其编写范围并不限于《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对于《毛泽东选集》中的其他重要著作，也有所论述。1948年华北大学成立后，“新民主主义理论”仍是该校最为主要的课程之一，但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主要教材，改由胡华等主讲。
胡华(1921-1987)，浙江奉化人，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1938年来到延安，由于其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两年后他年仅19岁就登上了华北联合大学的讲台，为学生们讲授近代中国革命史。此后，在吴玉章、成仿吾等前辈指导下，他长期从事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讲授新民主主义论的同时，他还以长期教学中积累起来的历史资料为基础着手编写教材，克服种种困难，最终于1950年初写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一书。周恩来总理百忙中阅读了该书初稿，并对个别史实作了订正。[5](P430)中央其他有关同志负责审阅全稿。经修改，该书于同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报道了该书出版的消息。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系统的中国革命史教材。虽然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徐特立、成仿吾、张如心等就在红军大学和党校里讲授过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的有关课程，30年代吴玉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讲过“近五十年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史”，但当时只有手稿和油印的讲授提纲，不仅未能形成课本，甚至这些讲稿都没能保留下来。1937年张闻天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出版，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早正式出版的这方面的教本。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在编写宗旨及体例上，秉承了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的写作手法④史料详实，注重史论结合。全书共分六个时期，叙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该书的一大特点是注重从中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阐述其领导革命的理论，总结其经验教训。
该书出版后曾不断修订再版，成为全国各界学习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基本教材，前后印了14版，发行230多万册。除了中文版、日文版和朝鲜文版外，还用哈萨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发行。后来，重印增订本时，外文出版社同时又用英、日、法、德文字出版。
为了配合学习的需要，1951年，在胡华主持下，戴逸、彦奇又编辑出版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作为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配套的辅助性读物，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建国后最早出版的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影响同样十分广泛。该资料的出版所得稿费极为丰厚，当时正值抗美援朝，遂由胡华提议，以三位编者的名义购买了一架飞机，捐献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6](P158)
虽然，当时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也相继编辑了一批《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参考资料，但都远远赶不上胡华所主编的这套资料影响大。
1953年下半年，高教部决定将“新民主主义论”这门课程扩展为“中国革命史”。为适应教学需要，何干之受高教部委托，负责主编示范性教材，这就是1954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的由来⑤。该讲义共分15章，叙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52年间的历史，出版后被高教部正式规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教材。截止到1956年，该书累计印行160余万册，并先后译成俄、英、越等国文字在国外发行。此后，该书又不断被修订和再版发行，特别是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它又增补了1953-1956年间的内容，将下限延续到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修订本以《中国现代革命史》为名，于1957年和195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
1964年，何干之应外文出版社的要求，又以“不突出个人，写领袖群体”为宗旨，对该书的新民主主义部分做了较大修改。为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极大冲击。这次修订本直到1980年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以上胡、何主编的两本教材，不仅是当时最为权威的中国革命史教科书，而且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共党史等此类专门类断代史研究的先河。尤其是何著《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影响尤为巨大，其后出版的各类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专著及教科书的基本框架，多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源头。直到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出版时，其中仍然有不少章节的标题与该讲义雷同，[7]其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比如，胡、何主编的两部教材都以1919年五四运动作为研究上限，这种做法就被后来的著作所继承。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必须从五四说起，不能仅从1921年写起，但如果过多地讲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则会冲淡主题。所以，把1919年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失败当做背景来讲，这种安排显然是合理的。
又比如，胡、何的上述两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勇于对最近的历史作出评价。早在华北联合大学时期，胡华就曾教导学生，研究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不要“把大多数时间消耗在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上，前重后轻”。学习的重点首先应是与现实斗争有密切关系的部分。他提出应该重视对“日寇投降以来的美国侵华史”、“政治协商会议的始末”、“爱国自卫战争”、乃至“八年抗战史”、“‘九·一八’以来的中国史”和“中国大革命史”等问题的研究。[8](P52—53)胡华的著作忠实地践行了他的上述言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他对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特别是自大革命以来的历史做了系统全面的阐述。
何著在这方面表现更为突出。何干之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最早研究总结了中共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及经验教训。其著作对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都作出了叙述和评价。在后来的修订中不断延续写作下限，又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继续作出叙述和评价。
几十年后，我们再来回看胡、何两著，可以说他们所引用的史料和所作出的结论仍然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不过相比之下，两著也各有所长，胡华偏重于史料搜集整理和史实叙述，而何干之则擅长抽象思维和理论概括，前者以史料详实见长，后者则更注重理论思辩性。
胡华长期在吴玉章身边工作，吴老一生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胡华受其指导，有着扎实的历史功底。他注重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在华北联合大学时期，他就告诫学生，历史研究中，“经验和理论”无疑是重要的，但“经验和教训应该与历史事实结合”，在叙述“无数无可置辩的铁的历史事实中，及时提炼出经验、教训、理论乃至结论来。这样，经验教训和理论是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是有生命的，是科学的”。[8](P53)重视史料工作，尽可能详细地叙史，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研究党史的特点，胡华应当说是很好地秉承了这一传统的⑥。
何干之本来就是一个具备深厚理论功底的思想家型的学者。他所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总是力图对中共有关重大理论问题做出自己较深入的分析，且注意避免仅以经典作家的论述来代替史料，故其著作每章都专门设立“结语”，以总结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这一特点是很突出的。此外，较之此前同类著作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而忽略经济史的不足，何著已开始向经济问题扩展，特别注意引用大量丰富的经济资料来分析中国革命每一历史阶段的经济状况以及每一重大事件发生的经济背景，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中共党史的研究内容。这也是何著理论性较强的一大体现。当然，这样一种书写方式，也容易伴随出现那种难以避免的把历史理论化、以论代史的弊端⑦
建国初期，受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还曾为全国高等学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的教师举办各类讲习班，以培养师资。这与当时高校政治理论课的不断调整与变革也有密切关系。
在建国初期政治理论课的开设中，培养师资是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这是保证课程顺利开设的基本前提。从1950年暑假开始，高教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为高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师举办暑期培训班。此后，中国人民大学一直承担着教师培训任务。上文中提到的1950年“新民主主义论”教学讨论会结束后，总教学委员会马上召集了各校小组长以上干部两千余人的传达会，由钱俊瑞、何干之分别报告教学的精神与学习内容和重点。那时，培训工作就已经开始。
1952年10月，高教部又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课程指示》，对1953年马列主义课程的设置、学时安排做了详细的规定，见下表：
1953年马列主义课课程设置及学时规定
学校类型新民主主义论 马列主义基础 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总时数
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100
136
136 100
472
理、工、农、医专门学院 100
136
136
372
三年制专科学校 100
136
136
372
二年制专科学校 100
136 236
一年制专科学校 100
100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422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从上表可以看出，当时在全国高校原有的“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三门政治理论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在上述四门政治理论课中，“新民主主义论”是唯一一门不分层次，在全国所有大学，包括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以及理、工、农、医等专门学院，还有各类不同学制的专科学校都开设的课程，并且因其地位重要，被排在所有政治理论课之首。
然而不到一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1953年6月17日，鉴于当时在高中三年级已经开设“共同纲领”课程，“新民主主义论”的政策部分与之重复；同时，新民主主义论的经济部分，又与政治经济学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部分重复，高教部又发出了《关于改“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国革命史”的通知》，决定自1953年秋季起，将高等学校开设的“新民主主义论”一律改为“中国革命史”，其讲授、课堂讨论和自学时数，与“新民主主义论”的原规定相同。笔者以为，这门课程的调整也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与提出有关，随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逐渐被放弃，“新民主主义论”这门课程的内容向前延伸，扩展为“中国革命史”，也是顺理成章的。
从通知发布到正式开课，只有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因此，编写教材和培养师资的任务非常繁重。高教部规定，先以中国人民大学起草的“中国革命史纲目”作为教学提纲。同时，在此提纲的基础上由何干之负责组织编写教材。前文提到的何氏所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就是因此而来。
在着手编写教材的同时，何干之等也承担了紧张的师资培训任务。起初，在没有教材的情况下，只能将“中国革命史纲目”印发给学员使用。后来，讲义初稿写好后，便分章印成小册子，发给学员边讨论边学习。随着培训任务的不断增加，何干之还分别在京、津、唐地区开设大课。由于其学识渊博，再加上讲课时逻辑严密、观点鲜明准确、语言简洁有力，非常受学生欢迎。据统计，到1957年全国教中国革命史的教师大约有1300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地听过何干之讲课。
除了短期培训外，从1952年起，中国人民大学受教育部委托，开始有计划地系统培养相关的高层次师资。到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累计培养的中国革命史专业研究生和马列主义研究班的毕业生，已达300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做了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其中主要是担任“中国革命史”课程的教师。[7]因此，称中国人民大学为“中国革命史理论师资的摇篮”，是毫不为过的。1959年后，“中国革命史”课又被改名为“中共党史”，还曾一度被改名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但无论其名称如何变化，它所讲授的基本内容却并无大的不同。
总之，在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其后的“中国革命史”教学中，中国人民大学在课程规划设计、组织领导、教材编写和教研示范等方面，都曾起到不容忽视的开拓性作用，其延续至今的影响，很值得加以总结。
注释：
①笔者于2007年11月5日，曾采访何干之先生的夫人刘炼教授。她回忆了1946年底在华北联合大学听何干之讲授“新民主主义论”的情景，据其回忆，当时每次讲课完毕，都会发给学生们字迹刻的工整漂亮的油印讲义，这些讲义1947年华北联合大学曾以《<新民主主义论>解说》为名出了油印本。刘炼主编的《何干之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所收录的《(新民主主义论>解说》，就是由当年何干之的学生完整保存下来的。
②笔者于2007年11月13日访问彦奇教授，据其回忆以上三个教研组中，新民主主义原理教研组是由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苏联专家总顾问提议设立的，主要研究和讲授东南欧匈牙利、波兰等实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之政策理论。
③虽然广播讲座在原则上解决了学生们提出的主要问题，但是由于各校具体情况不同，学生们思想发展也不一致，而广播解答未能就具体实例一一阐明，再加上收音设备不完善，从而多少影响了解答的效果。
④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对胡华影响很大，几十年后，在评介这本著作时，他认为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革命史教本，并指出“洛甫同志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方面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一位开山祖”。在谈到1938年在陕北公学学习这本著作的感受时，胡华这样说：“我们初次读到这样一本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书，又写得这样的明确、深刻，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认识，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成为我们最感亲切，最爱读的一本教材。”参见胡华：《读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41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⑤该讲义是1954年春天高教部分别组织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等校的相关教师，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拟定的提纲为参照，在何干之指导下集体编写而成，并最后由何干之统稿修订后出版。
⑥华岗的《大革命史》、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著作，都引用了大量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尤其是后者在资料丰富、博采众长、史论结合等方面达到了很高水平。
⑦据刘炼教授回忆，当时她作为北京农业大学的教师，也曾听过何干之在教师培训班讲授“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向何干之提出其讲课有时失之过简，对有些问题的分析深刻有余而解释不足的意见，而何干之强调说，给教师讲课应该更注重理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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