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98文学批评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1998年的文学批评，总的印象是论及的问题丰繁而分散，只有相对集中的论题，没有大众瞩目的“热点”；各种各样的研讨会比比皆是，批评不光表现为“写”，而且还表现为“说”。这些现象若细究起来，仍不难从中见出文学批评在新的形势下的某些微妙变化。
根据自己的看法及印象，1998年谈论较多的批评话题，主要是在新中国文学50年、九十年代文学及新生AI写作作等几个方面。对于这些问题的研讨，一方面反映了当前文学发展与演进的主要情形，一方面也表现了批评家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以及对于当下文学的已有思考。
一、新中国文学50年回思
1998年间，明确提出总结、研讨新中国文学50年问题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他们提出这一问题之后，自8月份起，连续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十七年文学的学术对话”、“关于重话‘文革’时期文学的学术对话”和“八九十年代文学对话”三个座谈会，至是年10月在重庆召开“新中国文学50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当代文学第十届年会”，有关这一问题的研讨进一步走向了高潮。
在“十七年文学”（也即五六十年代文学）问题上，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不能过于简单地对待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但显然角度和意见又各不相同。一种意见认为，应当给“十七年文学”一个公正的评价，它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这一时期的赵树理、柳青的创作以及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红日》《红岩》《红旗谱》等，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经典”文本；另一种意见认为，“十七年文学”之所以不能忽视，是因为它在文学观念和文学体制上的一体化对后来文学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支配着“十七年文学”的主要是一种非文学的精神。是年7月号的《北京文学》发表了洪子诚的《五六十年代文学的意义》，洪文认为，五六十年代文学过程所包孕的问题，“还未被我们充分发掘和回答”，尤其是有关“这个阶段作家的心性结构和存在方式的考察”。他在《1956：百花时代》的专著中，主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检省在50年代极有代表性的1956年文学。
关于“文革”文学，研讨者普遍对已有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基本回避这一段历史感到不满，认为不能使这一时期的文学成为历史的空白。谈到“文革”时期的文学形态，有人主要着眼于公开发表的作品，认为“文革”期间在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一定数量的文学性较好的作品，而且在当时产生的影响也很大，如浩然的小说、革命样板戏等，并且“文革”后期在小说方面有一些作品是向新时期过渡的。另有一些人与此看法不同，他们认为“文革”文学事实上存在着两大形态，即公开的和地下的。不能低估样板戏的巨大普及作用，同时要看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当时还可能是在地下。研讨者普遍认为，由于“文革”的历史和文学的特殊性，对这一时期的文学要采取不同于传统文学史的做法，一方面要从国际大背景出发，站在精神现象史的高度上，发掘公开发表的文学中的深层次的内涵及其对群众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应大力加强“地下文学”的发掘工作，力争建立比较完备的史料库，还要加强“地下文学”史料的证伪工作。
有关回顾、总结新中国文学50年的工作，还表现在对当代时期重要文学事件和重要文学人物的再度评价和有关文学史料的整理方面。在重评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方面，比较重要的文章有林贤治的《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夏中义的《谒吴晗书》和李陀的《丁玲不简单》。这些文章都脱出了就事论事或就人论人的传统视角，而从知识文人在当代政治社会中的选择与命运的大思路上去重审过去，所得出的结论不仅推“陈”出“新”地重评了人物，而且也以“点”带“面”地反思了历史。在50年文学的经历自述和史料实录方面，1998年出现的重要的著述有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韦君宜的《思痛录》和李辉的“沧桑看云”系列等。这些著述以实证性的记述，披露了当代文学中一些重要事件的内情与内幕，给人们研讨当代文学50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佐证。
二、九十年代文学现状
九十年代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差异，已是显见的事实。九十年代开始不久，评论界便有人提出“后新时期”的概念，用以与八十年代文学相区别。后来有关报刊开辟专栏研讨九十年代文学，有人用“无主潮”来概括九十年代，有人用“多极化”来形容九十年代，不一而足。及至1998年，比较多的评论家倾向于用由“一体”走向“多元”、由“群体”走向“个人”的说法，来描述九十年代文学的状况与走向。
究竟怎样认识九十年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评论界在1998年也做了各种努力。在北京“八九十年代文学比较学术对话会”上，吴思敬以九十年代诗歌流变的考察为基础，把九十年代文学概括为：理想主义有所淡化，精神漂泊有所抬头；群体写作有所淡化，个人化写作有所抬头；先锋情结有所淡化，向传统、现实回归的倾向有所抬头。在重庆“新中国文学50年研讨会”上，杨鼎川又把九十年代文学现状概括为“抛弃‘宏大叙事’”、“返回个人”、遁归民间”、“隐蔽低语”四大特点，并指出，相对于“一体化”写作，作家的“个人化”写作无疑是一种进步。陈骏涛在《九十年代的个人化写作》的对话录中，具体分析了个人化写作的具体内涵：1.写个人的事情，包括个体的经历、个体的生命体验、个体的记忆等；2.个体化的叙事策略，包括过去被视为禁忌的个体的“隐私”、女性的躯体话语等；3.纯粹个人化的写作特点和写作风格。在去年年底的北京“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上，还有人提出，由于商品文化的扩张、政治意识的弱化和民间空间的拓展，由于文学工作者面临新形势的观念更变和生存方式的重新定位，当下的文学已出现越来越显见的民间化趋向，这在创作追求、作者队伍构成和文学运作方式几方面都表现得越来越加突出。
对于九十年代文学现象的论评，已开始深入到不同体裁的文学现状的考察中。陈旭光、谭五昌在《艰难的转型与多元的无序》中，对九十年代的诗歌创作的文化价值取向作了如下四点概括：宗教文化的追求与亲近；解构冲动中的文化虚无主义；“后乌托邦”文化的建构意向；市民文化的重构与重塑。但同时又指出：“九十年代以来开始形成的‘个人写作’的诗歌文化语境难以找到两个写作姿态近乎一致的诗人中诗歌群体了”。王蒙在《关于九十年代的文学》一文中认为，九十年代小说与过去很不一样，首先是长篇小说成为了热点，作品大量增加；其次是作品的样式分化得比较厉害，写什么和怎么写的作品都不鲜见；三是小说作者的变化非常之大，老的作家没有停笔，新的当红作家不断涌现，代与代之间的差别也比较明显。杨洪承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思潮流变管窥》一文中，以小说为例指出：九十年代文学对传统历史主义挑战，掀起了文学的主观化、个人化、当代化的历史写作革命。张业松在一篇文章中，由张炜、王安忆，韩少功等人的长篇近作，谈到“情境逻辑言述”与“批判逻辑言述”兼擅的难能可贵，而这些作品出现于九十年代，则表现了“作家的个体精神资源配置”“渐渐有了向‘五四’一代看齐的迹象”。他进而认为，九十年代为文学的更大发展，提供了“未可再次错失的机缘”。
对于以上把九十年代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特别区分开来的做法，也有人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孙基林发表的《是断裂，还是伸延》的文章，就批评了把九十年代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截然断开的趋向，他具体论说了发生于1985年之后的文学范式革命及其与九十年代文学的内在联系，认为“九十年代文学并不能构成独立的写作范式，它与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并没有产生断裂和错位，而是既有范式的伸延和继续”。
三、新生代诸问题
“新生代”也称为“晚生代”，最近又有人提出“文革后一代”，属于这一群体的作家，目前还众说不一，但大多数人倾向于把六十年代后出生、九十年代间活跃于文坛的文学新人都看作“新生代”。因而，广义的“新生代”主体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也包括“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1997年第6期《南方文坛》在“晚生代作家自述”的栏目下，推出了九位“新生代作家”谈自己的文章，这九位作家是徐坤、邱华栋、东西、李冯、李大卫、丁天、张驰、朱也旷、田柯。朱文等人发起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的调查，收到问卷的73位作家和回答问卷的56位作家，也主要都是“新生代”作家。
1998年，“新生代”在创作上比较引人注目的，除过他们纷纷以中短篇小说占据文学刊物的重要位置，表现了十分强劲的整体实力之外，一是由王蒙主编的“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推出7部长篇小说，表明“新生代”已由轻量级写作向重量级写作迈进；二是一批“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频频亮相，其作品以较多的数量和较高的质量令人瞩目。以《作家》1998年7月号为例，在此期“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专号”上，一次推出卫慧、周洁茹、棉棉、朱文颖、金仁顺、戴来、魏薇等七人的小说新作，同时配发了郜元宝、李敬泽、施战军等人的新作评语。
关于“新生代”作家的创作，雷达曾指出：新生代作家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本身还不是一个流派。当然，也应该看到，这个年龄段的作家对文学的关注、文学的价值观、观察生活的眼光、审美意识的时代性，以及他们的文化姿态、文化立场等等，确实与他们以前的作家有明显的差异，他们以个性存在为特点，但又各不相同。张柠以“广州新生代”为例，指出“新生代”作家正是“现实生活的见证者”，当“文”与“质”产生了矛盾，甚至成了反讽关系时，他们弃“文”从“质”，抛弃所谓的形式探索，抛弃了虚假的内容，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包括有钱的欢乐和无钱的苦恼，有爱的尴尬和无爱的惶惑。“新生代”作家邱华栋和李冯在《“文革后一代”作家的写作方式》中，从重新命名到具体论述，都力图找到“新生代”写作更深层次的内涵及特点。他们认为，在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与多元文化的背景之下，“新生代”一出现，就是边缘化的作家群，这一茬作家的特征是没有多少“文革”记忆，也没有什么童年记忆，他们没有历史的重负与文化积累，没有对外国文学思潮膜拜般的移植与模仿，其写作“极具生长性”，这也正是他们的独特性之所在。也有人对“新生代”作家表示不满或提出批评，如黄发有在《晚生代：可疑的个人》一文中，就具体论析了“新生代”作家“顾影自怜的姿态的无奈”，他指出：新生代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多是“受厌倦和焦灼所驱使的出逃者”，他们“逃避历史，逃避时间，也逃避自我本身”。“他们的所谓个人性一旦脱离边缘状态而楔入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这种个人性势必摇晃不止。”
在有关“新生代”作家的论评中，另一个比较集中的话题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写作。李洁非认为，“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较之“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文化的影响，以城市为背景，注重个人化的情绪和体验，有一点躁动不安的东西。齐红认为，对于“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来说，“认同现实的生活可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经验”。李玉滑、万平认为，“七十年代人”由于其文化立场和生命体验的独特性，也由于他们更年轻，“他们的个人化写作似乎来得更彻底、更放肆，也更加自信。”高俊峰在分析了“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叙事策略后指出，对现实世界进行客观反映是他们共同的孜孜以求的艺术理想。他们并不急于重建理性深度，在他们看来，唯有平面、无价值判断才能真正客观地表达对于现实生活迷幻莫测的认识，也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平等对话。”李敬泽特别谈到“七十年代人”写作中“意义的沉默”，他说，七十年代人以他们独特的话语策略改写了“成长”、“都市”、“女性”等重要主题，“他们表现出穿越沉默的机敏，但他们有待表现出的是打破沉默的智慧和勇气。”
对于流行于当下文学报刊和批评话语之中的“六十年代出生”、“七十年代人”的说法，也有人明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南帆在《作家的出生》一文中就指出：考证作家的出生、论证作家的年龄，其实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有时候，不同代别的作家在创作上倒可能相通，而同一年龄层次的作家却可能大相径庭，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具体分析作家的创作追求与特点，而不是简单地以年龄划线。这一意见也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但对于评论界来说，目前也很难找到更为确当的提法来论评“新生代”作家，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