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3)04－0024－07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早探索者之一。党的十八大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全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一结论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贡献，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同时表明：有人以党中央没有把毛泽东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由而否定毛泽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独特贡献和历史地位，否定毛泽东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指导地位，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是错误的。产生这一错误的原因在于，学界没有正确理解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且大多数研究者主要局限于从1956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寻找答案，而没有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以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的影响，以致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了不必要的困惑和疑虑。因此，全面准确地阐述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对我们澄清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些误解或是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健康发展，都是必要的。
目前学界关于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大都是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或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中来寻找答案。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包括其理论体系，也包括其实践道路和基本制度。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来看，就社会主义道路和基本制度而言，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仅就理论体系来说，毛泽东的贡献也是不能否定的。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虽然不是毛泽东提出的，但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实现第二次结合的思想。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重要的联系还在于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探索的，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一基础。因此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联系决不仅仅因为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早探索者，他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设计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是道路还是理论体系都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尤其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而言的，而不是相对于毛泽东同志探索和建设的社会主义而言的。也就是说，同国外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相比，我们是不能把毛泽东的探索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的。我们之所以没有把毛泽东的探索归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畴，除了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总结外，还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毛泽东的探索中才刚刚提出，甚至这种提出也不是系统的，而且毛泽东的理论旨趣和实践旨趣也不在这里。即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与从邓小平开始的社会主义探索有着重要的区别，要区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与邓小平及其后继者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的异同，必须把二者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的基本内容和实质搞清楚。
与苏联模式相比，毛泽东开创和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许多自己的特点，这是众所周知的。毛泽东本人在号召向苏联学习时，也强调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和模式。如我们的国家制度、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照搬苏联的，中国在基本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具有与苏联不同的特点。从这些方面来说，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是指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话，毛泽东开创、探索和建立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完全可以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毛泽东当时建立社会主义虽然是“以俄为师”、并在一定程度上有苏联人参与和帮助，却有许多是我们自己的创造发明，并不全是照搬苏联的。这一点与邓小平及其以后的探索是一致的。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在毛泽东探索的基础上开始的。这从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性的评价中可见一斑。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1](P369)他还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2](P300)邓小平之所以说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丢掉毛泽东，是因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个必须坚持的前提，那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这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所探索和建立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的概括和提炼。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质上就是坚持毛泽东所开创、建立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是在坚持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探索的，是对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因此，毛泽东探索建立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出发点，二者是一脉相承的。对此，胡锦涛明确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3]因此，把毛泽东思想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并不意味着把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更不是抹杀毛泽东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中的历史功绩，而是为了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这是理解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时必须明确的观点和立场。
为什么毛泽东探索和建立的社会主义也可以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中央却没有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原因是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如果说毛泽东探索并建立的社会主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毛泽东的探索侧重的是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属性这一问题，即人民常说的“姓资姓社”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1956年后毛泽东的探索基本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这与他建国前后的一系列思考是一致的。可以说，在毛泽东的意识中，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道路，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根本问题。他对这一问题的坚持在“文革”中几乎达到了荒谬的程度。而邓小平及其以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则更重视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突出“中国特色”，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在这里，邓小平及其后继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抽象的“姓资姓社”问题，而是如何解决中国面临的具体实践问题。这并不是说邓小平不关心“姓资姓社”问题，他强调要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以及后来党的领导人强调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障执政安全，实质上谈的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强调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在理论上展开辩论。这才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
从毛泽东的一生及其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来看，“姓资姓社”一直是他考虑的首要问题。正如他一直所强调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4](P345)在中国社会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他始终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的。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就明确表示，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他也不会容许他领导人民建立的社会主义中国改变颜色。这不是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没有中国自己的特点，而是从总体上而言，毛泽东主要是从如何保持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属性这一角度去考虑问题，以防止“党变修、国变色”为自己思考问题的焦点。由于自己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更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取得的成绩，使毛泽东很容易把苏联模式与社会主义挂钩。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肯定，实际上就是对斯大林领导和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肯定；反过来说，毛泽东把对斯大林的否定等同于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从毛泽东把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问题，而不是苏联模式的问题；同时把赫鲁晓夫开始的社会主义斥之为修正主义就可证明这一点。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上存在的这一误区，加上苏联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上及其后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对中国未来能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担忧压倒了一切，“姓资姓社”成了他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更为严重的是，他对斯大林及其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的肯定使他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捍卫与苏联模式联系在一起，捍卫社会主义道路变成了对苏联模式的捍卫。一旦现实与这种模式不符，不是去反思这种模式的合理与否，而是剪裁现实以适应模式。这一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中国后来发生的许多失误都可以在这找到根源。
毛泽东时代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就是毛泽东的这一逻辑的典型表现。从理论上来说，这一口号夸大了“革命”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且在事实上又把“抓革命”而非“促生产”作为目的。即毛泽东的重点是“抓革命”，以为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就上去了。在这里，生产不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只是抓革命的副产品；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才是他思考问题的中心。这是革命思维方式思考社会主义的必然产物，也是以“姓资姓社”为思考问题的中心所必然导致的逻辑结果。按照这一思路去进行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必然在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导致“越左越革命”的荒谬后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踢开党委闹革命”等等。从这种思维逻辑来思考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结果只能是社会大乱，发展停滞，人民普遍贫穷。其实，毛泽东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的，问题是他的方法错了。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是“方法不对头”，所以好心办了坏事。事实证明，离开了中国的特点来谈坚持社会主义，其结果必然是用理论来剪裁现实，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以往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错误往往归结为毛泽东把革命中的经验简单地搬到建设中来，而没有探究其中的理论和逻辑上的原因，显然是不深刻、不全面的，也不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毛泽东作为辩证法的大师，其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从来是不拘泥于陈规的。要真正找到毛泽东在“文革”中犯错误的原因，还必须从理论和思维的逻辑上去寻找。就此而言，能不能实现理论上的突破，就成了邓小平能不能开创新局面的关键。真理标准大讨论之所以能成为邓小平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点，其原因就在于此。
我们知道，邓小平是在继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的基础上开始自己的探索的。这种探索一开始就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要总结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另一方面必须解决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所遗留下的问题。这首先需要对毛泽东建国以来的探索进行清理和评价，既要总结成绩，也要分析问题，以便为今后的探索打下基础。这一任务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得到了解决。全会对党在建国以来的历史和毛泽东同志的功过的评价，实际上也是对毛泽东探索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评价，这一评价构成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发点，也是邓小平领导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理论上的逻辑起点。因为只有肯定了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毛泽东的探索是社会主义的，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有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我们知道，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及其以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都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了。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1](P138)这就是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保持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属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出发点和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但是，事实已经证明，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按照毛泽东那样去追求纯之又纯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状况是行不通的；要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有一条新的道路；这条新道路不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寻找，而应该到中国的现实中去寻找，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普遍性只有体现在特殊性中才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普遍道路要由各国具体的建设道路体现。为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中国特色”上下工夫，建设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至此，邓小平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自然就变成了“各个国家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2](P313)从而为中国人民在实际中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找到了一条现实的途径。
既然现实问题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立足点，那么基本国情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认识的问题，因为基本国情不过是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总体状况。我们知道，邓小平当时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面对的主要问题一是穷，二是乱；经济停滞不前，人民普遍贫穷，党的组织涣散，社会处于内战边缘，整个国家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其中经济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主要是看能不能发展中国的经济，解决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也就是说，“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而“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1](P304、375)为此，邓小平指出，要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必须集中力量发展中国的经济。正是抓住了经济建设这决定性的一环，邓小平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创出一条路来。他说，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1](P117)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而在中国，这两方面的目标的实现又离不开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1](P208)因此，加强党的建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至此，邓小平理论乃至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核心问题被合乎逻辑地提了出来：发展问题、社会稳定问题、党的建设问题。邓小平正是紧紧抓住这些问题去思考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取得了成功。从这里看出，邓小平考虑的出发点仍然是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他认为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坚持社会主义，要在发展中解决中国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不能拘泥于“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为此，他提出经济停滞不前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安定团结，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这都是就如何坚持社会主义而提出的。他说：“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低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2](P312)“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P116)这就是说只有消灭贫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要在发展中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坚持社会主义。其整体理论前提是，毛泽东所探索和建立的是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坚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只有发展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这些立场构成了邓小平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理解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和逻辑线索。
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判断所包含的逻辑是：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凡有利于我们发展的一切东西都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有利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后来把计划与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也是从这一判断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一基本判断为后来提出的“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理论前提和基础。因为只有先明了社会的性质，才能进一步研究和判断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同时，这一判断也为在探索过程中避开“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广泛吸取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包括引进西方的资金和人才提供了理论上的先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提供了广泛的空间。邓小平指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些东西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2](P351)可见，做出“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判断既是对毛泽东探索取得的成绩的肯定，也是对建国以来党领导人民建立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肯定。这条道路邓小平用四项基本原则加以概括，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江泽民提出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同样是从这一判断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5](P286、287)因为我们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只要有利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的，自然都是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社会阶层和人员既然是在社会主义中国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其性质自然是社会主义的。正因为有了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判断，胡锦涛才说，坚持当前的发展道路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6](P12)
可见，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这一判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是肯定了毛泽东建立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逻辑起点。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另起炉灶和重新开始，而是在已有的基础上开始。二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而非资本主义的，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进行的。三是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根本属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四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基本符合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但缺少中国的特色，存在许多不适合中国情况的地方，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因而改革不是在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属性上纠缠，而是使其带有更多的中国特点，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因此，对中国特点和解决中国具体的实践问题的强调，就成了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持的基本立场。他反复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P3)
到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探索虽然具有许多共同点，但二者的理论和实践旨趣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后果。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表明，如果拘泥于抽象的姓资姓社的争论与区分，必然走向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导致理论对现实的批判和否定。这种探索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只承认本本的合法性，不承认现实社会的合法性。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脱节。这就是说，要承认中国现实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必须首先打破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束缚。只有这样，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中国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做到了这一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可能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不仅仅是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国的实际情况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关注的对象，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真正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因此，把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重心从单纯的追求社会主义属性转移到关注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真理标准大谈论所起的解放思想的作用之所以如此之大，其理论和实践意味就在于此；党的领导人反复强调要不断解放思想，原因也在于此。因此，实现不是从本本而是从实践出发来确立评价社会主义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变革和转折，也是毛泽东探索的社会主义与邓小平及其以后探索的社会主义的分水岭。由于这一转变，毛泽东所开创的社会主义实践与邓小平所开始的社会主义探索就有了原则的不同。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1](P382)建设社会主义是从本本出发还是从实践出发就成了他的探索与毛泽东的探索的区别所在。邓小平反复强调对“姓资姓社”问题不要争论，说“看准了就干”，“错了就改过来”。这隐含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只要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至于其他的，有错误也是社会主义在发展中的错误，不是路线和原则问题，不会危害到我国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实际上是用发展社会主义的办法来解决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不是在具体的“姓资姓社”的问题上兜圈子。邓小平强调发展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其用意也在于此。
因此，邓小平说的：“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解问题。”[1](P291)“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P137)这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可能说苏联建设的是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把毛泽东探索和建立的社会制度称之为社会主义，更无从讲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邓小平的话只是说，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但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在实践中建设、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我们并没有搞清楚。这是经典作家没有说清楚也不可能说清楚的，是要由后人去探索的。后人如果把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勾画取代自己的探索，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用静态的理论来取代动态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把社会主义理论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混为一谈，必然扼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丰富内容和勃勃生机，使马克思主义丧失对现实的实践的批判力量，使社会主义的实践走向歧途。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P291、292)因此，始终结合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唯一选择。
总之，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及其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就毛泽东的探索而言，他更关注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属性即“姓资姓社”这一问题，邓小平及其以后的探索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强调中国的特色和走自己的路。这两种不同的致思取向导致了不同的实践后果，也是毛泽东的探索与邓小平及其以后的探索相区别的基本依据。但是要看到，邓小平及其以后的探索毕竟是在毛泽东探索的基础上进行的，更没有改变毛泽东的探索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架构和基本制度。因此，无论是把二者等同起来还是把二者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是有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实的，也是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的。
收稿日期：2013－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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