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的神话与死亡——新时期文艺发展中的主体性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新时期论文,文艺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由它带给我们的诸多思想北景中，主体性问题始终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一个存在（注：本文所讨论的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主体性问题，是指在文艺创作与观念中对人的精神创造性、能动性、丰富性的把握处理。）它即使我们走出“文革”的梦魇，又制造出一个我们难以企及的关于人的神话，使时代精神的发展走向迷失。在新时期文艺的发展中，主体性的苏生、发展、流变一直成为其内存的基调。在这一视角下对新时期文艺的发展进行一种描述，勾勒出其内在的演进逻辑，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时代精神价值取向的变化。这无疑能为我们对当前文艺发展的理性反思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神性时代的终结与主体性的苏生
新时期文学的开端，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它同过去的文学存在哪些联系，是什么价值动因促使它发生了与旧传统的隔绝，走向了与以往不同的路径。与旧传统的这种既有跨越又有深在牵连的两面关系，是我们准确理解评价新时期文学发展初期状况的必要前提。
文革十年，对神性的迷狂崇拜构成了那个时代深层的价值基础与轴心，支配着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想象与实践。它把人完全“理性”化、政治化，抹煞了人的感性的、自由的本性。神性时代的这种对主体性的反动、异化，直接给那个时代的人们带来了沉重的创伤，成为几代人心灵中难以抹去的梦魇记忆。它直接构成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背景，焕发着主体性记忆的复苏。
这种转折是在浓厚的“伤痕”氛围下展开的。它的发轫同那个变换时代的精神主题一样，也带有一种鲜明的“受难者”的哭诉色彩。以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为代表的一批伤痕作品，都展现了文革时代神性对人性的压抑与戕害，暴露了那一时代反主体的非人化精神本质。在伤痕背景下，创作主体心灵中对文革的梦魇记忆力很凝重。反映到作品中，其笔调普遍表现得沉重、压抑、凄切。从今天来看，这批作品在思想精神探求与审美表现上都存在种种局限，大多停留在一种情绪的展露、渲示上，主题比较单一、直露，人物形象缺乏立体性。但这也正说明这一时代的人们挣脱文革记忆，主体精神初步复苏的一个渐进过程。伤痕文学的出现，使新时期文学开始变得生动。它标志着时代精神价值取向的转换与神性时代的渐趋终结。随着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发展，时代的主体意识逐渐强化，伤痕文学所奠定的价值取向转换的精神前提也得到了纵深推进。其突出表现是，伤痕文学在精神维度上比较单一的“哭诉倾向”开始有了改观。在展露旧创痛的同时，又显现出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儿女们》、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作品为代表，都在“伤痕”之中融入了“反思”的特色。既展现出文革时代对人主体精神的摧残，又在此基础上超越了单一的情绪层面的演示，开始了理性的反思，从正面对主体的价值、尊严和权利加以了肯定和维护，这就在根本上质疑、动摇了文革精神的神性基础。主体意识的这种发展，使得新时期文学逐渐摆脱文革时代沉重、压抑的古典主义氛围。这种特点在新时期文学走向改革文学的精神主题时，得到了更加清晰的显现。如果说在“伤痕”、“反思”背景下的创作，是一个时代的人们面对历史重新肯定、确立主体的价值、尊严和权利，那么改革文学则反映出时代主体挣脱文革旧记忆，展望新空间的一种努力。以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高晓声“陈奂生系列”、张洁《沉重的翅膀》、柯云路《新星》为代表，其作品大都从各个角度、侧面反映出这一历史变革给时代与社会带来的新的状态，展示出一个时代的主体精神由感伤、悲愤走向昂扬、振奋的过程。
总体来看，新时期文学在“伤痕”、“反思”、“改革”这三个母题背景下的发展，形象地展现出文革神性时代的终结与时代主体意识的一个逐步苏生过程。伤痕文学在一种感伤而又愤懑的情绪渲示中，生动地传达出神性崇拜的退场与主体性记忆的萌发，反思文学在对旧时代的批判中，从正面初步确立了主体的价值、意义与尊严；而改革文学则使新时期文学开始挣脱文革旧记忆，时代主体面向现实与未来，展开了新的精神想象与实践。这一时期的主体精神，更多地带有实践群体主体性的特点，它表征出一个时代的人们在告别旧时代的过程中，一种对人们精神创造性、自由性的集体记忆的复苏。
但严格而论，在这一时期旧理性的惯势仍妨碍、制约着主体性的发展、深化，主体性仍依附在政治伦理学、社会学内容范畴内。这使得这一时期的创作还很难显示出新时期文学总体的思想与审美特质。它们更多地带有一种历史转换时期的过渡色彩。一方面，它们展出现与旧时代的决绝倾向，开始走向与以往不同的路径；另一方面，在它们对旧时代的告别中，其理性底蕴与审美表现又都存有一些与旧时代、旧传统的深在联系。这使它们都还无法完成对文革理性范式的根本超越。这一特点在这一时期文艺观念与创作实践的不平衡发展中表现尤甚。应该说，在理性层面的观念反思中，新时期文学较早地表现出了对文革理性艺术的跨越，其深化的程度是同期创作所难以达到的。发表于1979年第4期《上海文学》的一篇著名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就较早地在文艺观念的格局内，直接质疑、动摇了文革文艺的理性基础：
“工具说”，要求文艺创作首先从思想政治路线出发，势必导致“主题先行”，这样就撇开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把文艺与阶级的欲望、意志的关系作为首要的和基本的关系来考察，这样的文艺观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文艺观。（注：陆梅林、盛同主编《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下），重庆出版社1991版，P1144～P1155。）
这就从艺术与思想上，对文革文艺以政治性、阶级性湮没多样丰富的主体性的先验唯理主义倾向进行了根本的否定，为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理性基础的转换奠立了一个价值前提。在随后的“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大讨论中，这一前提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关于这场讨论，至今仍歧见纷繁，但其所存有的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它把对主体价值地位问题的思考，从文学创作与理论的范围内转化到了最根本的哲学本质层面，使全体性开始获得了独立的存在价值与意义，王若水在《为人道主义辩护》一文中就直接为人道主义的合法性做出了辩护：
我认为马克思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人道主义，而是把人道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始终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同人的价值、尊严、解放、自由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注：陆梅林、盛同主编《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下），重庆出版社1991版，P1344～1359。）
这种对以尊重、高扬主体价值、地位为质的理性原则的肯定，把新时期对人的问题的反思从局部、表层深化到了全面、本质层面。
同这种观念探寻的高度相比，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理性观念、原则的逐步变化，但就其总体而言，其显现出的深度与广度都是有限的。它们在深层上仍普遍带有新时期以前文艺创作的痕迹，旧理性权势仍影响着创作的实践。主体意识、精神表现出尚未从根本意义上得到释放与舒张的特点。在思想底蕴上，创作者对经验世界仍多停滞于一种单一的政治、伦理层面的直观把握，缺乏从主体性视角的深邃的批判与反思。有的作品虽然在样态上表现出了历史现实的复杂性、丰富性，但在理性底蕴上仍陷于一种旧意识的循环（如引起争议的《新星》中所反映出的清官意识）。同此相连，在审美表现上主题多比较单一直露，人物形象“扁平色彩”较重，缺乏多侧面、多层次的立体感。这些局限都反映出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发展中，主体意识深化的限度。它还没有从对政治、伦理的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的存在价值。观念与创作发展的不平衡，正昭示出一个时代价值观念实现根本性变革的漫长性与艰巨性。创作就其实质而言，更偏于一种情态上的存在。在很多时候，价值观念的转换、蜕变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心灵内化过程，在这个过程没有完成之前，理性观念层面的认知与感性层面的表现间，在广深度上的脱节、不同步就难以避免。新的价值观、主体意识的真正确立还有待社会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真正实现这一步跨越的是寻根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一个过渡：寻根文学及其理论对主体性的确立与偏移
新时期文学开端所展现出的主体性的苏生，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在旧的理性范式内进行的，主体性处于相类似的被动状态，尚未显现出其灵动、自由的一面，还没有成为文艺观念与创作的价值基础、中心。只有从寻根文学开始，新时期文学才开始了对旧传统的根本跨越，显现出主体性的独立存在特征。
这种跨越的最根本表现在于，寻根文学以“文化”剥离了传统的政治、伦理等社会学背景下的一体化价值空间，为主体性的深化发展奠立了精神基础与前提。阿城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中，意味深长地表达出了这一转换的信息：
我们的文学常常只包含社会学的内容是明显的。社会学当然应该是小说观照的层面，但社会学不能涵盖文化，相反文化却能涵盖社会学以及其它……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制约着人类。（注：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政治、伦理等社会学内容的价值基础地位被文化概念所动摇。对这种置换的意义，郑万隆作出了进一步的表述：
更重要的是我企图利用神话、传说、梦幻以及风俗为小说的架构，建立一种自己的理想观念、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和文化观念；并在描述人类行为和人类历史时，在我的小说中体现出一种普遍的关于人的本质观念。（注：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5月。）
很显然，在寻根者们的意识中，对历史文化的寻觅是与人类主体的自我反思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注：从根本而言，寻根文学蕴含了两层意味，一是它重振民族文化的历史主义冲动；另一层是在对人的反思中所表现出的启蒙意义。）。这种反思同此前文学中所表现出的反思有着根本差异。此前的对主体性的反思、追寻还多处于政治、伦理等社会学框架内，政治、伦理等社会学内容还是处于文艺观念与创作的中心。而在寻根文学中，政治、伦理渐渐被排挤出价值基础与中心范畴，它的地位渐渐被附着在文化之中的主体性所替代，旧理性范式的惯势在其中渐渐得到了挣脱。
同主体性的这种愈渐独立、成为时代精神的价值基础与中心的变化趋势相关，寻根文学的创作也表现出了与以往迥异的风貌。在寻根作品中，政治、经济、伦理等社会学内容往往淡化成了背景，对历史现实的单一的社会学视角的直观把握被多样丰富的主体的文化视角所代替。这种变换使得寻根作品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较强的理性深度，另一方面，审美表现方式也愈趋灵活、丰富，改变了以前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单一、刻板色彩。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阿城的“三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都以新异的面貌，显示出寻根文学在观念变革背景下的创作实绩。
寻根文学对主体性的价值基础与中心地位的初步确立，真正实现了对神性时代的文学观念与创作的根本跨越，使得新时期文学第一次清晰地显露出自身比较稳定的基调与特质。多样丰富的主体经验世界与精神想象开始支配文艺创作与观念的整体格局。但是，另一方面，寻根文学在以文化疏离、排斥社会学内容、渐渐确立了主体性的价值地位同时，又使之开始发生偏移。这种偏移集中表现在其对文化概念处理的抽象化、静止化倾向上。在寻根文学的实践中，其在抛开了单一的社会学视角同时，又往往排斥了社会性的历史现实内容的镕铸，使得文化在他们那里成为一种抽象的、静态的观念性存在。地域风情、民俗习惯、原始风貌、庄儒释禅常常成为其文化的唯一表现。这又使得他们在文化之中所探寻的主体性，也往往缺乏具体的、社会性的历史现实内容规定，从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中所显示出的实践主体性，开始向单一的精神主体性方向倾斜。这一偏移发展下来，渐渐衍生出寻根文学理论与创作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决定论”、“文化至上论”倾向。郑义在《跨越文化断裂带》一文中说道：
近几十年间，就社会生活而言我们实在可以产生世界上一流的作品。但一代作家民族文化修养的欠缺，却使我们难以征服世界……作品是否文学，主要视作品能否进入民族文化。不能进入文化的，再热闹，亦是一时。（注：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阿城在《文化制约人类》中，更进一步指出，
文化的事，是民族的事，是国家的事，是几代人的事，想要达到先进水平，早烧火，早吃饭，不烧火，不吃饭。（注：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这种对观念形态的文化作用、地位的夸大，在寻根文学的许多作品中都有鲜明表现。在阿城的代表性作品《棋王》中，许多纷扰、困苦、动荡的历史现实内容，一经主体的精神文化观照、点化，其沉重内涵就被稀释无迹。主人公王一生在老庄精神的烛照下，将尘世的烦忧、喧嚣置之度外，从而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超脱胜利。在这里，文化及其所深蕴的精神主体性成为一种决定一切的力量。由于它的切入，这部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批判性反而被冲淡。这种对文化及其所深蕴的精神主体性的夸大描写，在寻根作品中，普遍压倒、淹没了对历史现实的深层审视。从根本上来说，对精神主体性的张扬有利于解放主体的创造力，但是这种精神主体的腾飞毕竟是必须建立在人的历史、现实的实践基础上的，它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自由嬉戏。寻根文学在对文化作用的强调中所表现出的观念论倾向，极大地妨碍了它自身的深化发展，也使得它试图在主体性启蒙中重兴民族文化之势终究难得实现。
从整体来看，寻根文学在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中显示出浓厚的过渡意义。一方面，它使主体意识第一次获得根本意义上的解放，开始确立主体性在文艺发展中的独立价值基础与中心地位；另一方面，这一运动把主体性从实践主体向单面的精神主体上的偏移，又使之染上了浓厚的观念论色彩，使主体从解放走向扩张。寻根文学为新时期文学发展所奠立的这种两面性，在寻根以后的文学发展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
理性的迁徙与主体性的神话
寻根文学对主体性的独立的价值地位的初步确立，直接预示着一个时代理性的深层迁徙。随着寻根氛围的逐渐淡化，到了80年代中期，主体性有了更新的发展，它渐渐从对文化概念的附着状态中摆脱出来，直接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调之一。应当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研究中心的文学研究系统，把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让文艺真正从政治附属和宗教碑文的地位中以及现实的各种束缚中超越出来，从而获得更大的自由。这样，我们应给人以创造主体的地位，给人以接受主体的地位，给人以文学对象主体的地位（注：可参见刘再复《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论文学主体性》等文章。）。在这一新的精神空间下，新时期文艺发展中的主体性王国逐步诞生了。这时的主体是一个全新的主体，是一个裸露自身全部存在特质的主体。它不再局限于一种认识论层面的存在，而是在根本上成为文艺观念与创作的本体依据。这样的一个主体的出现，几致成为一个时代的救世福音，它一方面刺激着人们的精神想象，解放了人们的精神创造力；另一方面，它又强化了寻根文学中所存在的对主体性向单一的精神主体性方向的偏移，而且又渐渐将这种精神主体性变异为个体主体性。从而制造出了一个全面的关于人的神话，使主体性的内涵愈益失去其历史现实依据，引发了主体性的狂欢，使解放了的主体走向迷失。
主体性发展的这种两面性，在先锋文学的精神想象与实践中得到了清晰的显现。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先锋文学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都是一个意义丰富的群体存在。它的出现、发展，很形象地展示出文学在从对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意识形态的依傍中解放出来，一个独立的主体性王国诞生后，文学发展的各种可能状态。从根本而言，先锋文学的发生与流变，正是主体性神话从诞生到渐趋衰亡的一个过程。
先锋文学在主体性发展背景下对新时期文学的推进，首先表现在其对人的多面而深入的思考上。在以往的文学发展中，对人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并未成为其探寻的中心，人的问题多是依附在政治、历史等社会学问题之中的。而且这种思考也多是在共同的价值背景、角度下进行的，这使得它们对人的探寻在深度、广度上都显现出一种相似的一体化历史印痕。而在先锋文艺中，主体性的充分独立与解放，都使先锋群体的精神实践呈现出一种丰富的多元姿态。在先锋文艺较早的两篇代表之作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徐星《无主题变奏》中，通过对当代青年变幻不定的价值寻求的反映，都昭示出在以往人们精神实践中那种共同的价值取向、规范的碎裂与崩溃。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先锋文艺对人的探寻思考愈来愈向广度、深度推进。尤其是在对人性阴暗、丑恶一面的展示上，更是新时期文学发生以来的一种独异的景观。在灾难、性爱、死亡、历史、罪恶等主题原型下，先锋作家把对人性“恶”一面的思考推进到了极致。洪锋对以“父亲”为象征的儒家伦理道德文化的反讽与调侃，格非展现的梦魇般的难以理喻的生存世界，余华传达出的在“恶”的人性背景下主体心灵的一种颤抖与恐惧，苏童对虚幻历史的一种忘情缅怀，都在新时期文艺发展中把主体人的多面性、复杂性展现揭示出来。先锋群体的这种对人的探寻实绩，如果没有主体性的空前解放，无论如何是难以获得的。
但是，当这种主体性愈益向精神主体、个体主体一面倾斜、变异时，被解放的主体又成为了一种被神化的主体，使先锋群体走向精神迷失。放纵、扩张的个体自我成为其先天即来的一个抹不去的胎记。一方面它刺激着先锋群体打碎传统理性背景下的种种意义偶像，进行着主体性的狂欢；另一方面，它所深存的观念论倾向，又使主体失去了其历史现实依据。这造成了先锋群体在面对未来的价值建构时，又显得无所适从，难以实现新的精神更生。这种特点使得先锋文学愈往后发展，其发展初期所存在的对传统的挑战与反叛的积极意义也愈益消淡。在整体上，渐渐变异为单面的以虚无主义为根基的价值亵渎。人性中的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他们那里都被置入荒诞的境地。传统的一切都被打碎。面对当下，又难以建立起新的价值世界。这种精神上的局促、困顿状态，使得先锋群体从对人的思考、探寻滑向对人性总体理解的迷失。缺乏甚或放弃人文关怀，迷醉于形式操作成为其精神发展的一种必然归宿。
主体性的根本解放所引发的先锋文学对以往文学的跨越的第二层表现是，寻找自我独特的审美表现成为创作主体所追求的目标。这几致成为先锋文艺的一种存在特质。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先锋群体第一次把文艺的审美品性作为其关注的中心，在艺术形式上作出了深入的探索，显示出创作主体自我实现和自由程度的空前提高。在先锋群体中，不仅各个作家间，就是同一个作家不同阶段间，其艺术形式与话语风格也有鲜明的差异。西方近现代艺术的百年变化，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短短几年间就都实现了。从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象征主义、新小说，种种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审美方式都融入了中国文艺的发展中（注：后现代性本是一种对启蒙时代主体张扬的反思，表现出浓厚的消解主体倾向。但在中国当代文艺中，这种意味却被弱化，使得对后现代性的使用成为一种方法论活动。这一点可参见拙文《解构的幻觉》，《文艺报》（1997年5月27日）。）。经过先锋文艺的洗礼，审美性成为当代作品评估的重心。很难想象在当代文坛上，一部审美性缺失的作品会再能获得重要价值地位。先锋文艺的审美实践，极大地提高、丰富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审美品格，为其走向新的发展高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前提。
但是，主体精神的迷失又使先锋文艺的这种审美追求走向畸变。对新的价值世界的无力建构，使得先锋群体对自我独特审美方式的追寻往往是最终蜕变为他们的一种精神慰藉与寄托。唯形式是尊的唯美主义倾向，成为他们难以逃脱的一种精神归宿。缺乏向更高的精神文化层面价值的提升，极大地制约着先锋文艺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其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推进作用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
神话的死亡与主体性的委顿
先锋文艺在精神探寻与审美表现上的内在缺失，使得其迅速走向衰敝。80年代末期，先锋文艺已很难再发展成潮。先锋的式微，其意义在于它表征出一个时代的狂放主体在承受了巨大的精神挫伤后，其所建立的一个主体性神话的渐趋死亡。它昭示出一个不受历史现实约束，在唯美的空间内自由嬉戏的主体之梦的破灭。这种新的时代情境引发了主体性的收缩，主体的精神驰骋开始重新融入到人的历史现实的实践过程中来。主体性的这种新的发展在现实之中的典型表现是新写实与个人化写作的潮流。
新写实与个人化写作潮流在精神底蕴上都反映出主体意识在历史现实情境下的一种内在调整。它们既是对先锋文艺中所存有的扩张、僭越的主体的告别，又是对新世纪文学中主体存在状态的一种描摹、预演。这样的一种精神承载，使这两股创作潮流都显示出它们的思想史范本的意义。
对新写实的总体特点，有论者指出：“我以为它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即‘新写’和‘新实’。如果从‘新写’的角度讲，它具有新潮小说的所有手段。但同时它又是‘写实’的，它又是‘新实’。它把我们日常经验的一些所谓原生态、生活的实貌作为对象，把原来所有过的处理加括号悬置起来，然后自己重新来开拓一片处女地。”（注：王干《新写实小说的位置》，《上海文学》1990年4月。）新写实在先锋的唯美与传统写实间的双向妥协，放弃了先锋文艺的唯形式主义的激进倾向，把笔触重新伸向历史现实之中。这种转向更多透露出时代主体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面挤压下的一种思想精神状态。一方面，主体停止了不受历史现实约束的精神扩张与自由嬉戏，重新建立主体的精神想象与历史现实内容的联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先锋群体对精神主体力量的夸大及其所衍生出的对个体主体的放纵。新写实作家们对原生态的生活实貌的写真与描摹，都能使我们感受到在先锋文艺中很难出现的厚重的生活实感，捕捉到了真切的历史现实信息。但是，在另一方面，新写实对先锋文艺非历史化倾向的告别，重新建立的与历史现实内容的联系程度是有限的。神话的破灭所带给的主体的巨大精神挫伤，使新写实群体在总体上始终陷于一种思想情感上的低迷、委顿状态。这造成他们在重新进入历史现实过程之中时，又难以对这种“新实”进行纵深把握，其“中止判断”、“零度写作”的宣示与其说是其所追求的一种目标，倒不如说是其内在的一种主体精神状态所决定出的一种无奈结果。新写实所呈现出的这种精神格局，使得它们注定无法完成对先锋的拯救与超越，从总体上显现出主体精神渐进调整中的过渡与徘徊姿态。
从演进脉络来看，个人化写作潮流（又有人称之为晚生代的创作）直接是以新写实为精神原点起动、发生的。对这股创作潮流，目前批评界多有争议，还难以形成共识。但比较新写实，它展现出的一些观念特征还是显而易见的。同新写实一样，它疏离了先锋文艺的唯形式主义倾向。把笔触伸向历史现实情境中，“吸取了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热潮的教训的晚生代作家，已经告别了纯技术化，这使得他们与先锋文学热时期的先锋作家区别开来”（注：田珂《晚生代的时代与时代的晚生代》，《南方文坛》1997年5月。）。另一方面，这种创作又试图改变新写实对历史现实纵深把握上的“零度”状态，开始介入作家自身的主观判断。但是这种介入又不同于传统写作中主体介入所存在的共同的、一体化的价值立场，而是把它限定在个人化的范围内。对这一特点，晚生代作家的一个代表东西作了形象的描述：“晚生代的小说，它是与时代同步的，它的贴近是真切的。它观察世界的眼睛是个人的眼睛，而不是组织的和集体的眼睛。”（注：东西《关于晚生代》，《南方文坛》1997年5月。）它是面对自身的写作，是力图在自身的经验世界、感悟世界的基础之上建立起自身价值判断的牢实性、稳固性。晚生代的这种个人化立场，深刻地显示出这一时期主体性的发展状态。一方面，晚生代对新写实创作中的表现出的低迷、委顿主体进行了初步的张扬，重新开始主体对历史现实的介入；另一方面，先锋文艺发展中由主体精神扩张所导致的缺失，又使晚生代作家在观念上对主体的这种介入保持了一种低调与谨慎的姿态，把它限定在了一定范围内。晚生代对主体性的这种处理，无疑是对新时期文艺发展中主体性从异化到神话的发展过程的反思结果。它反映出一个时代的人们在经历过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主体性认识的渐趋成熟。但就晚生代的实际来看，其创作发展还很难显现出他们在观念上的这种认识特点，理性认识与创作实际间仍有很大距离。在晚生代的大多作品中，个人化的眼光并未引发出一个意义生成的张力结构，而是更多带来价值立场的零散化、随意化与混乱化，呈现出欲望化写作特征。对晚生代作家来说，如何在积极融入主体性的参与同时，又注意避免由个人化立场所极易带来的相对主义甚或虚无主义倾向，重建时代精神的价值、意义共振点，仍是他们创作深化所必须正视、解决的一个问题。
总体来看，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从走出文革神性时代对主体性的异化，经先锋文艺对主体性的神化而以晚生代个人化谨慎立场暂时小结，这一过程反映出主体性在不同阶段对实践、群体主体性、精神与个体主体性的不同侧重与倾斜，也显现出新时期文艺发展在理性基础、依据上的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从另一角度而言，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意义积淀与局限，都是由对主体性这一精神根柢的不同认识、把握而生发出来的。它启示我们，如何对待、处理主体性问题的不同侧面，在高扬主体性的价值、意义同时，又建立起其与历史现实的紧密关联，注意其实践品格，仍是新世期文艺发展、繁荣所须拥有的一个理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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