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重庆《新华日报》言论自由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言论自由论文,重庆论文,抗战胜利论文,新华日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3)04-0081-07
中国共产党关于新闻自由的论述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即认为新闻自由是阶级的范畴，没有超阶级的普遍的新闻自由；同时，它也是一个政治范畴和历史范畴。也就是说，新闻自由是目的也是手段，并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发展①。但最近随着重庆《新华日报》(以下简称《新华日报》)上关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民主自由文章的被重新发现和解读，引发了学界一场不大不小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新闻自由理念与实践的讨论。本文要探讨的是，《新华日报》发表这些言论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在新闻传播史的时空语境下，我们到底该如何认识这些言论？
确切地说，“新闻自由”最初提出时，仅仅关乎新闻采访、写作、传播等业务领域，和思想、政治关系不大。1944年4月，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日等国新闻界的“恶意宣传”对世界和平所造成的危害，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和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分别召开会议，一致同意成立一个新闻自由委员会，在世界范围内发起新闻自由运动，将新闻自由的条款写进战后缔结的国际和平条约中，其重要内容包括：“第一，一切消息，要公开的任各报社采访；第二，一切电讯工具要平等的让各记者使用；第三，对于新闻之传递，官方的约束，要减低到最小限度；第四，各种消息来源，各报纸均得采用。”这一提议立刻引起美国国内业界、学界和政界的积极正面反应。从这个背景看，“新闻自由”的提出者更愿意强调新闻业务领域，包括新闻采访、工具使用、发布传播等方面的自由。而新闻自由运动解决的问题也比较具体，包括消除“恶意宣传”、防止“秘密外交”、消除“国际误会”、形成“国际意识”，有效保证“国际舆论制裁”②。
因此，国际新闻自由运动的内涵和目的非常明确，与以往的言论、出版自由概念中暗含的天赋人权等价值理性相比，新闻自由所暗示的解决问题的技术价值更为凸显，其业务特点更为明显。国际新闻自由运动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向世界各国推广③。从报道中看，美国新闻自由考察团代表先后到欧洲、印度、中国、苏联、日本等重要国家和地区进行游说，获得一些政府和政要的支持与赞同。中国报界及新闻学界也表示了支持，“新闻自由”四个字开始频繁出现于国内报刊之上。④
但《新华日报》的关注点并不在这里。1945年3月底，美国新闻自由运动代表团的三位特使来到中国进行考察时，《新华日报》和国民党《中央日报》、《扫荡报》的报道立场、报道内容完全不一样。《新华日报》对这场运动的反应并不积极，像样点的文章是3月30日第2版发表的题为《新闻自由需要争取，希望中国报界努力参加运动》的“本报讯”，强调“斗争”在争取新闻自由中的重要性。文章写道：“他们(指代表团，笔者注)一致指出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军阀等法西斯独裁者钳制言论新闻自由，危害世界和平平安，此次战争结束，必须消灭这种情况，才能保障安全和平；并强调新闻自由是斗争，不只是编辑们的斗争，而且是广大人民的斗争，如果没有不断的斗争，是不会成功的。”相较而言，国民党很多报纸对此有较多报道，如同日《中央日报》在第2版发表消息《美报界三代表，拜会王部长等，交换新闻自由意见》，以及社论《拥护新闻自由——迎美国同业代表团》，4月3日《扫荡报》发表马星野的《现阶段之国际新闻自由运动》等文章，表示对新闻自由的欢迎。实际上，自1944年8月以来，国民党方面已经发表了多篇阐述新闻自由的文章，较系统地阐述了新闻自由运动的原因、目的，美国各界的反应和世界各国的响应，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和姿态。马星野引用美国代表团的话说，“我觉得代表团有几句忠告，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是新闻教育，“训练出能够负责尊重自由的记者”；第二是“报纸要同津贴分离，经济之独立是自由的第一条件”，“只有经济自足之报纸，其言论才受人尊敬”；第三，“写新闻最好勿夹杂着意见，意见更不可受政治偏见左右。中国有些报纸，新闻夹叙夹议是他们最看不顺眼的(他指重庆《新华日报》)”；第四，对于政治，“不必顾忌任何外来的侵略或内在之分裂，只要我们决心做政治改革工作，一点点的改革，为小百姓而努力之改革，比一切外交军事要紧”⑤。从《新华日报》和《扫荡报》引用的美国代表团成员的讲话，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异，《新华日报》强调斗争获得自由，而《扫荡报》更多从新闻业务的角度来进行探讨，同时不忘顺便批评一下《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对国际新闻自由运动的不甚关注，缘于国际新闻自由运动的内容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治追求并不匹配，与《新华日报》对新闻自由的理解也有分歧。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新华日报》立足于争取“言论自由”和“民主自由”，并没有顺着新闻自由运动中所提的内容进行报道和评论，更多时候仅仅是借用了新闻自由的概念，继续进行言论自由和民主自由的争取。
《新华日报》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国民党当局同意的在国统区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但因其中共喉舌的地位和功能，一直受到国民党的遏制，特别是重庆期间，《新华日报》遭受到更多的新闻检查和迫害。⑥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实行更为严厉的压制政策，民众对于民主自由的呼声升高。《新华日报》逐渐将报道重心从反法西斯和抗日宣传转向争取国内民主政治，批评国民党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报道大量增加，主要有以下几类内容：
(一)世界各国取消新闻检查的报道
“二战”结束前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甚至战败的日、意等国，都纷纷取消新闻检查制度。《新华日报》资料研究室配备专门的编译人员，对此类外国新闻进行选登。尤其在1945年，《新华日报》对涉及言论自由的外国新闻进行了较多摘录转载，借这样的报道影射国民党政府的新闻统制，敦促国民党政府取消新闻检查制度。
(二)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批评国民党新闻政策
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政策是《新华日报》关注的重点，这样既可以通过报道突出揭露其政策和规定的不合理之处，更可以将其政策与实践形成对照，起到批评国民党的作用。如1945年4月23日第3版《冒牌“言论自由”，实际文化管制，法令细于牛毛，俨然天罗地网》一文，对当局颁布图书杂志登记审查检查办法以外，对书店、印刷店也制定专门规则施行管制一事进行批评。
(三)报道国民党的“新闻检查”
战时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多个新闻检查机构，包括各地新闻检查所、战时新闻检查局、军委会特检处、中央及地方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等，主要对国统区出版的报纸实行严格的审查和管理。其做法主要有：查禁出版物、关闭报纸、恐吓、捣毁报馆、迫害报人。《新华日报》对上述破坏言论自由的行为有较多报道。如1945年3月20日第3版《“中国农民”五卷一期，原稿被扣得太多，无法按期出版》；1946年8月至9月进行的“国民公报案”连续报道，跟踪关注该报馆被捣毁事件；再如1946年9月至11月对《新民报》记者曾梦生被法警扣押侮辱一案陆续发了10篇报道等。用事实揭露国民党对言论自由的破坏。
(四)报道《新华日报》自身遭受的各种迫害
作为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中共党报，《新华日报》受国民党政府压制颇深，反抗也很激烈。如及时报道其发行报差、记者遭殴打迫害的事件，稿件被扣，报纸丢失等等。从数据统计看，此类报道数量很多。
(五)关于个别媒介事件的集中报道
如新闻界拒检运动、《新华日报》报社遭受暴徒袭击等，不仅在事件发生的高潮期进行集中报道，而且关注性的后续报道和评论也超过半年时间。
上述五类报道的数量统计见表1。
以上内容，既有该报在国统区对言论自由的理解，也有对言论自由的践行。其对言论自由的理解主要包括：
(一)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上文提到有三名美国新闻自由运动代表团成员来到中国，3月31日《新华日报》以此为由头发表《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借摘录其他报纸关于自由的言论，表达自己的观点。文章给这些转载的文字加上了旗帜鲜明的小标题，如“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仅在平时需要言论自由，在战时更需要言论自由。罗斯福总统把它列为四大自由之首，丘吉尔首相也把它定为七项标准的第一项。”
实际上，这样的观点在1945年之前就已经出现在《新华日报》上，如1944年4月19日发表的《言论自由与民主》一文提出：“有民主就有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不是民主”；“报纸和人民也还有对言论限制作抗争的权利，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而在拒检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新华日报》对这场运动的肯定中也包括它“为今后的民主运动指出了一个方向”。
(二)提供和保障言论自由是民主政府的表现，尤其是政府要允许报纸进行舆论监督
《新华日报》1945年3月20日《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民主政治，英国各报能够自由批评政府，使人民对当时危机有所警觉》一文说：“英国的报纸本身即为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英国的各报，自由的直接批评政府，使得人民对于当时的危机有所察觉。”甚至指出在报纸的报道下，促成了英国政府的改组：“由于报纸不断的批评当时的制度及在位人物，反映人民对于政府的不满，结果便使政府知道，改组政府是人民普遍的要求。”
《新华日报》还指出，“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引导批评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⑧。这篇未署名的文章可以认为代表了《新华日报》的观点，也体现了中共报纸在国统区的办报策略及迂回宣传的方式。
在实践层面，《新华日报》更多的是运用“言论自由”批评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言论自由”成为共产党对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
(一)彻底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实行所有出版物送审接受检查的制度，但1945年8月，黄炎培《延安归来》一书未送检直接出版发行，拉开了国统区“拒检运动”的序幕。1945年9～10月间，《新华日报》对拒检运动的报道就多达30篇，体裁多样，包括消息、社论、通讯、专论、读者来信等。除对各地拒检运动动态消息的报道外⑨，也借民间团体之口，系统表达了争取战后新闻自由的具体内容，主要有《华西晚报》提出的六项主张⑩、成都廿七家新闻文化团体的七项主张(11)。当拒检运动取得初步胜利时(从10月1日开始，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但收复区除外)，《新华日报》提出，“检查制度的废止是言论自由的开始，但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现”(12)，废除行动必须“彻底”，收复区不能除外。
这些内容部分超出了反对战时新闻检查制度的范畴，扩大到反对国民党限制民营新闻出版事业，要求释放被捕记者(当然多数为左派人士和中共党员)等内容，《新华日报》借此表达了更多深层次的主张。
(二)反对国民党“党化新闻”的做法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借收复沦陷区之机，通过相关法令，限制报纸异地出版，从而限制中共报刊事业的扩张；以没收敌产逆产为名，对重要民营报纸注入党股，进行控制。对此，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指出这是国民党在国统区搞“党化新闻”，破坏民主。1945年10月23日，国民党勒令《建国日报》等11家报纸停刊。26日，《新华日报》愤然发表《中国将没有声音了！可怕的党化全国报纸政策》一文(13)，指责国民党的做法：“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党化全国报纸的策动是愈来愈积极了。最近三个月来，收复区的新闻事业的兴衰，生动地表现出这一清一色(党)化的魔影的可怕。”“党化报纸的步骤是这样的，有三套法宝：第一套法宝是抢先控制——日本一投降，许多国民党的官吏，以中宣部特派员名义纷纷出发……首先就是接收所有的当地报纸，这样一来，收复区所有报纸的房屋机器生财统统成为党的财产了。”指责国民党政府颁布的《管理收复区新闻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专业暂行办法》为“虐杀民间出版自由的法令”，这样下去，“民间报纸是只有死路一条！”文章更对《建国日报》等被停刊表达了不满，指出国民党政策的虚伪：“《建国日报》等十一家最近奉令停刊了。这样一来，上海的报纸是做到了绝对清一色。……为什么这十一家报纸要奉令停刊，而另外十五家又可以特准核准或暂准出刊？如果照中宣部颁布的条例来说，根据战前非在原地出版的报纸不准回原地出版这一条，那么《中央日报》、《前线日报》与《东南日报》等战前又何曾在上海出过报，为什么又能准其出版？反过来说，如果根据原地出版的原则，那么，《建国日报》(即从前《救亡日报》)是在八一三抗战以后在上海出版的，有功于抗战，为什么又要勒令停刊？”
1945年11月15日，该报刊登消息《〈申报〉〈新闻报〉党化了》，报道陈训畲担任《申报》总经理一职，并在相邻位置刊登《言论自由等于废话，本报报差又遭毒打》。之前的11月3日，曾刊登《在党化新闻政策下，汉奸报纸充斥北平》。不过文章发表后，国民党中宣都来函，指出文章存在不实内容。11月4日，《新华日报》在第3版最下栏《来函照登》中，刊登了国民党中宣部的函件。
(三)报道国民党迫害报人和报社、破坏言论自由的行为
拒检运动中，1945年9月1日记者节时，《新华日报》发表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一文，系统抨击国民党新闻政策下破坏言论自由的情况：“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不合理的制度”。在不合理的制度下，“政治外交的大事可不必说，指摘一点兵役粮政上的缺点，也就是‘暴露黑暗’、‘沮丧信心’、‘妨碍抗战’，结果是‘别有用心’，罪名层出不已”。“在争自由民主的神圣抗战中，检稿、扣报、罚令停刊，唆使流氓特务殴伤报童，阴谋放火，这算是‘合法’行为；而在中小城市，那么逮捕记者、封闭报馆，更是家常便饭。”这段文字总结国民党新闻政策对言论自由的破坏，形象具体、生动深刻。
1946年，国民党当局在发动内战的同时，也加紧了对中共和左派报刊的迫害。针对这种局面，《新华日报》针锋相对，在报纸上及时发布消息，表明态度和立场。在北平，国民党政府没收《解放报》、关闭《鲁迅晚报》等77家报刊、查封新华社分社(14)，在上海，查禁《昌言》杂志、勒令《文汇报》等民间报纸停刊(15)、处理出售被禁书刊的书店和摊贩；在西北，特务数次纵火、捣毁《秦风工商报》社，毒打该报记者、报贩，恐吓订户，枪杀法律顾问王仁等(16)。《新华日报》对这些都做了大量报道。
在报道中，《新华日报》还借助特殊事件，做足文章，严厉批评国民党。1946年，重庆发生“反对苏联干涉中国”的游行，《新华日报》提前得到预警，会有流氓混在队伍中，对报馆进行冲击和破坏。但为了在政治上获得主动，报社还是决定不和对方对着干。果然，2月22日，报社营业部被捣毁、报馆工作人员被打伤。23日《新华日报》第2、第3版主要的内容就是关于该事件的报道，有通讯、消息、社论等，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如第2版上《陪都又一大暴行大血案，暴徒昨日行凶捣毁本报，本报营业部主任杨黎原及职员徐君曼、管佑民等重伤，书籍财物用具全部损失至少一万万元，暴行经历2小时，暴徒从容施虐从容逸去》的大字标题长篇报道，配合社论《严重的抗议》、大字报道《暴徒行凶捣毁本报，中共代表团招待记者，周恩来同志发表声明》，形成报道的主体。第3版的大块报道有《暴徒暴行又在北平发生，调处执行部也被捣乱，撞入办公室内殴打办事人员，三委员拟请蒋主席严惩祸首》、《“二·二二”这血的日子》。第4版一般为副刊版，这里也发表了《暴徒捣毁新华日报目击记》等文章。除了以上这些大块文章外，还配发各机关团体、民主机构对《新华日报》的慰问等相关报道，形成了一股合力。从版面上看，除第1版为广告版没有与此相关的内容外，其余3版全有相关内容报道，而报道的重点则在第2、第3版上，大约占到全部篇幅的80%。24日起连续3天在报纸头版发表大字声明《本报民生路门市部被捣毁紧急启事》。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新华日报》先后发表各类报道150多篇，除了报道事件进展，要求严惩暴徒外，还发表大量社会各界同情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在内容上，“民主”、“和平”、“政治”、“政府”等词语多次出现在相关报道里，也再一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认为保障出版自由是与社会民主政治权利紧紧相连的。这一事件让国民党非常被动，《新华日报》的确很好地运用了言论自由这一武器打击了国民党。
(四)言论自由需要靠“斗争”争取
面对当时国统区恶劣的政治和办报环境，《新华日报》指出“斗争”是获取言论自由的有效路径。“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是懦夫的行为，受辱不争，受苦不争，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径……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国家，应该先以铲除这不争的恶根性开始。”(17)《为笔的解放而斗争》(18)一文希望记者起而斗争，反对国民党不合理的新闻制度。而正如前文所提，在美国新闻自由运动代表团来华的时候，《新华日报》在报道中引用的也是代表们说的言论自由需要编辑和人民共同努力“斗争”才能获得。
《新华日报》并没有系统地讨论言论自由问题，从其各种报道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它所提倡的报刊言论自由的基本内涵是：自由报道事实，自由发表评论，报刊内容不受检查，报人人身安全受到保护，不受干涉地销售报纸等；外延是：报刊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和基本组成部分。这些言论明显与中国共产党自1942年以来形成的“坚持党性”为核心的党报理论有所不同。那么，《新华日报》为什么要发表这些文章，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这些文章呢？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新华日报》数量众多的言论自由文本几乎都是“批判”性的，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既是出发点也是归宿，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它没有主动构建未来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因此，言论自由在《新华日报》那里是作为“批判的武器”来使用的，即作为批判国民党在国统区限制自由民主、实行独裁的手段、工具和利器。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与运用“言论自由”做文章一样，当年《新华日报》也发表了大量关于争取民主的言论。对此，《新华日报》有关人员回忆：“有这样的看法，认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最终目标，但是将其与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相比，它毕竟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争取中国民主制度必要的一步。”同样，西方的言论自由也不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最终目标，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因此利用国民党表面上支持，实际上限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做法，来批判国民党，仅仅是一种战术手段，他们坦言：“这些文章在《新华日报》上出现，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所促使的，究其动机原是要借此倡导民主政治化，反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这在启迪人民特别是青年痛恨国民党一党专政是起了一些作用的。”(19)
厘清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并不能据此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未来的新社会计划实践所谓的“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更不能说中国共产党欺骗了人民。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当时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走出了另外的新路，即“人民”的新闻事业，他们认为这种新型的新闻事业会从根本上超越资产阶级虚伪的新闻自由，使人民真正享受到自由。对此，《解放日报》负责人陆定一曾有过相关论述，他认为报纸分为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记者也分为两种，“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20)。如此泾渭分明的定性表述，已经说明“人民的报纸”才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目标。
同时期以延安地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已经比较成熟地诠释了什么是“人民的报纸”。经过延安整风和《解放日报》的改版，那里的报纸已经完全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已非少数人拥有生产资料、少数人关起门来办的“资产阶级”报纸；报纸记者不再是为“个人自己”或“小的同人集体”而工作的资产阶级性质，而是“为全党工作，为人民工作”(21)；解放区成立了近2000人的通讯员队伍，采访写作大量工农群众的新闻；无数的普通“工农兵”成为报纸报道的主角。从这些层面上说，人民群众已经在各个方面成为报纸的主人。在这样改天换地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有理由相信，“人民的报纸”已经超越资产阶级虚伪的新闻自由，而达到更高境界了。
因此，当年重庆《新华日报》关于言论自由的报道，如果将其作为“武器”来理解，也许更符合当时真实的历史语境。在批评国民党没有言论自由、破坏新闻自由的同时，《新华日报》更多论述的是自己是人民的报纸。它曾说：“当此新闻检查制度废止的时候，一定有很多读者要问：在你们有了自由的篇幅后，你们将有些什么新的表现呢？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将更加努力使《新华日报》成为人民的报纸。”“假如每一个读者都自动成为我们的通讯员，每一个读者一有什么意见要发表，一有什么问题要提出，就感到有必要写给本报，那么，本报才真正能成为人民的报纸。”(22)有了这样直接的表述，我们更能正确理解重庆《新华日报》关于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争取，最终目的是成为“人民的报纸”。
感谢研究生赖垚珺帮助搜集了部分资料
注释：
①单波、秦志希：《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回顾(1921-2001年)——新闻学专家访谈录》，《新闻与传播评论 2001年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马星野：《新闻自由与世界和平》，《中央日报》1944年9月24日，第2版。
③由于各国新闻业发展极不平衡，这个运动最后在1948年草草收场，仅签订了《国际新闻错误更正权公约》，而《国际新闻采访与传递公约》和《新闻自由公约》没有获得通过。
④以往报刊报道类似观念，一般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笔者通过《中央日报》标题数据库检索，发现《中央日报》自1944年8月后，开始有明确的“新闻自由”的报道和言论；通过对《申报》全文数据库检索后发现，《申报》自1945年11月复刊后，开始明确使用“新闻自由”的概念进行相关报道。路鹏程的博士论文《晚清言论自由思想的肇始与演变(1833-1911)》(华中科技大学，2009)对此亦有论述。
⑤马星野：《现阶段之国际新闻自由运动》，重庆《扫荡报》1945年4月3日。
⑥各种中国新闻事业史教材均有《新华日报》反对国民党新闻检查、破坏发行工作，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等内容的叙述。
⑦对拒检运动的报道因其事件阶段性特征，因此只集中出现于1945年8～10月。另外，1947年2月28日后《新华日报》被勒令停刊，因此相关报道数量很少。本表数据来自个人统计，不排除存在一定的误差。
⑧《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第2版。该文主要是摘录其他报纸的言论。
⑨如《蓉十六新闻文化团体自动取消审查制度，致信重庆杂志界表示响应；即日起一律拒绝再送审查》、《成都重庆各杂志继起响应，自动取消检查制度；燕京大学各壁报团体亦自动取消壁报检查制度》、《拒检运动各地风起云涌》、《争取言论自由，群众周刊拒检》，分别见《新华日报》1945年9月12日第2版、9月13日第2版、9月14日第2版、9月18日第2版。
⑩立即取消党政机关出版特许权、新闻检查立即废止、反对独占新闻倾向、过去八年间被停止发行的报纸通讯社应即解禁、立即释放被捕记者、严惩附敌记者。《要求战后新闻自由，华西晚报提六项主张》，《新华日报》1945年9月14日，第3版。
(11)取消一切出版发行的特许制度、取消新闻和出版物的检查制度、撤除传递检查的办法、改变印刷出版发行的独占倾向、由政府公平协助民营文化事业复原、惩办降敌叛逆的文化人、保障文化人的人身自由。《成都廿七家新闻文化团体举行联谊座谈加紧团结，提出七大主张，争取“发表的自由”》，《新华日报》1945年9月20日，第2版。
(12)《言论自由初步收获》，《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日，第2版。同日第3版发表《人民的报纸》等两篇社论。
(13)《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6日，第3版报眼位置。同日第2版发表社论《人民要求言论自由的兑现》。
(14)《解放报在平创刊后，迭遭军警没收，特务用手枪威吓报贩，禁止贩卖，并殴打经售书店经理》，《新华日报》1946年3月5日，第2版。《北平出版业联合会紧急呼吁，抗议当局摧残舆论暴行，要求恢复七七家被封报刊，取消等级制度，实践四项诺言》，《新华日报》1946年6月10日，第2版。《扩大内战阴谋步骤，北平中共新闻机关解放报、新华社，竟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其他报纸通讯社多家亦同时被封》，《新华日报》1946年5月31日，第2版报眼位置。
(15)《“昌言”杂志竟遭封闭》，《新华日报》1946年6月30日，第3版。《沪市当局摧残民间报纸，〈文汇报〉被迫停刊一周，该报昨日起休刊，并声明“保留法律上之权益”》，《新华日报》1946年7月20日。
(16)《民间报纸受尽反动派摧残，〈秦风工商报〉被迫停刊，自三月至今该报被特务捣毁两次，纵火焚烧三次，记者被毒打，法律顾问被冤杀，报贩被殴打，订户及广告刊户遭恐吓；该报曾揭露政府统制新闻的新花样》，《新华日报》1946年5月10日，第3版报眼位置。
(17)《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18)《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新华日报》1945年9月1日，第2版。
(19)韩辛茹：《新华日报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325页。后一段引文中的“这些文章”，是指引用丘吉尔等欧美领导人关于新闻自由的表述，以及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新闻自由的文字。
(20)陆定一：《人民的报纸——为〈新华日报〉八周年而作》，《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21)《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7日。
(22)《人民的报纸》，《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