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母子关系模式及文化传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母子论文,中国论文,模式论文,关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言
美国心理学家鲍比（Bowlby,1969 ）在他的对亲子依恋的早期研究中，把母子间的连结视为一种调整目标的行为系统。该系统的目标就是促进幼儿的安全。他还首先认识到扩大依恋概念的可能性并提出了“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 ）的概念（Bowlby,1969,1973,1980）。他认为，这类模型是个体在早期互动中形成的表征模型，对以后的行为有指导作用。在此基础上，梅因提出了亲子依恋的内在品质代际传递的观点。她指出，一位母亲在孩提时代与自己母亲关系的模式往往与她与自己的孩子的关系很相似。由于亲子依恋的模式在代际间传递，因而这种代际间的持续性表现得很顽固。于是研究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儿童与最初的养育者（即母亲）的关系怎样成为文化传递的载体。梅因扩展了“内部工作模型”，用以解释自我的发展。她认为，一个心理表征的形成源于亲子依恋的特质。它一旦形成，就会持续而稳定地影响个体的一生， 不仅影响其自我概念， 而且也会影响到与他人的互动（Main,et al.，1985）。
基于同样的观点，我们现在的研究再一次扩展了母子关系所影响的范围，认为它在影响个体自我发展的同时，也在影响着文化的传递。认为，内部工作模型是个体早期社会化经验的表征，它包括情绪唤起。这些表征永久地影响着个体后来的社会交往，左右着个体对他人的知觉和期望。内部工作模型主要形成于生命早期，因而正是母亲对儿童的内部工作模型的发展给予了最大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母子二人看作一条通路，文化正是沿着这条通路在代际间传递下去的。由于母亲是在与她母亲的互动中形成其内部工作模型的，所以她自己知道如何在她所处的文化中生存。她对孩子所做的事情，正是她母亲对她所做过的事情。母亲按照自己的内部工作模型与孩子互动，并作为一种经验教学法用之于孩子，传递给孩子，并被孩子采用。
本研究的目的有两个：首先，探讨中国母子关系模式，并通过与其他一些文化相比较，了解其特殊性和它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其次，通过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对上述有关内部工作模型的理论观点作具体检验。
方法
我们所进行的研究是关于母子互动的跨文化研究的一部分，是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本研究在中国天津进行。研究对象为15对亲生母子。儿童年龄在24至36个月之间。被试选于南开大学和天津中医学院，家长均是这两所大学的教职员，受教育程度较高。由于样本选择存在倾向性，这个样本不能代表中国人的普遍情况，却可以作为中国文化中一个亚群体的代表。
资料收集采取两种办法：母子互动的录象和对母亲进行的成人亲子依恋关系访谈。二者都是在被试家中由当地的中国研究者进行的。
首先研究者把30分钟的母子互动录制下来。片子分三部分。在头10分钟，要求母亲与孩子完成一项玩具分类工作；在第二个10分钟，要求他们做斯坦福——比奈智商评估游戏；在最后的10分钟，让她们自由活动。录制工作结束后，对母亲进行访谈。
对录象片用Q分类法加以分析。每部片子都由15 个独立工作的评分员评定。评分员针对每对母子的表现，根据100 条描述标准进行评分。根据描述标准与录象片中的互动相关度，把这100 条描述分配成常态分布的形态。计算出每条Q分类的平均数，并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
对亲子依恋关系访谈资料首先按梅因创立的标准程序进行评定计分。同时，也对这些资料作解释性的分析。研究者从中国的样本中找到共同的特征，并把它们与其他文化相比较。
结果
Q分类的结果显示，最高分的10 条描述（即一致性最高）与最低分的10条描述（即一致性最低）如表1所示。表1对录象片的评分（Q分类，分数自1至9，分数越高表示一致性越高）
描述项目Q分类分数
最高分的10条
16.母亲象一位教师(M) 8.67
78.母亲以任务为中心(M)
8.18
15.孩子是注意的中心(C)
8.16
98.孩子通常很活跃(C) 7.62
51.孩子普遍很快活(C) 7.62
46.母亲首先提出新的方法(M)
7.46
34.母亲与孩子身体距离近(D)
7.45
66.母亲的注意集中在孩子身上(M)
7.44
29.母亲很耐心(M) 7.15
77.母亲的语气是鼓励孩子(M)
6.99
最低分的10条
21.母亲不帮助孩子/孩子希望得到帮助(D)2.62
39.孩子故意与母亲作对(D) 2.57
75.母亲表现出厌烦孩子(M) 2.56
97.母亲训斥/威胁孩子(M) 2.35
20.母亲被孩子搅得不得安宁(M) 2.11
61.母亲显得不知如何是好 2.03
82.母亲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而不关心孩子(M) 2.00
40.母亲精神不振(M)
1.92
100.孩子精神不振(C) 1.60
48.母亲压抑自己的怒气,不表现出来(M) 1.12
注：“C”代表孩子的性格特征，“M”代表母亲的性格特征，“D”代表母子互动的特征。
把Q 分类的结果与其他文化的Q 分类结果进行比较（Freedman &Gorman,in press），它们之间的相关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Q分类的跨文化相关
中国人平均相关系数 r＝0.72
冰岛人 0.46
阿拉伯人0.61
旅美广东人 0.67
美国中产阶级0.70
以色列集居区人 0.70
意大利人0.76
美国工人阶级0.83
孟加拉人0.83
日本人 0.84
韩国人 0.84
被领养的韩国人 0.87
加尔各答人 0.89
注： 中国人平均相关系数代表中国的样本与所有其他文化相关的均值
通过对15位母亲的亲子依恋关系访谈所得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出一些代表中国样本的主题（见表3）。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母亲（13 人）都表现出对孩子的个人主义的期望。这些期望包括“自主”、“独立”、“有雄心壮志”、“幸福”、“有创造性”等。此外，母亲还希望孩子身心健康。有些母亲希望女儿漂亮，儿子身体高大。只有5 位母亲表现出对孩子的集体主义取向期望，期望孩子在家庭、工作单位或社会人际关系和谐、顺利。
表3 亲子依恋问卷结果
主题 选择人数
1.对孩子的个人主义取向的期望
13
2.以物质的形式表达爱
11
3.希望孩子身心健康 10
4.父亲以严格为首要特征,其次是慈爱
9
5.父母教育方式相同 8
6.母亲以慈爱为首要特征,其次是严格
7
7.父母以凶猛动物或父母死亡作为吓唬的方式7
8.对孩子的集体主义取向的期望5
9.孩提时被遗弃的感觉0
讨论
（一）母子互动
中国的母亲，象世界上所有的母亲一样，对孩子的养育非常投入，甚至比其他文化中的母亲更投入一些。她们认为自己是孩子的启蒙教育者。母亲传授给孩子的知识有两类：一类是口传的关于在一种文化中如何与人交往的零散信息；而更重要的另一类是通过参与互动，孩子在母亲的指导下理解个体之间是怎样相互关联的。这两类知识被纳入孩子正在形成的内部工作模型中，成为他们以后人际互动的规范。
从录象片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两方面的学习。在Q分类中， 比其他项目都显著的是，母亲扮演教师的角色。孩子是她的学生及其注意的中心。母亲和孩子都专心于手中的工作。母亲的目的在于把知识和技能教给孩子。相应地，孩子的目的在于学好这一课。从这种最早的互动中，孩子进入两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一个全身心的参加者。
孩子们作为独立个体而行为的观念在Q分类中得到了证实。 母亲把和睦相处的默契灌输给孩子，同时孩子的个体主义倾向没有遭到阻止（母亲禁止孩子独立为3.55）。Q分类资料显示， 个体主义倾向的得分还是相当高的：
孩子积极活跃 7.62； 孩子有创造性 6.74； 孩子有独立性5.98。
然而，只有当孩子不对抗母亲或不破坏两人关系时，这种积极性和独立性才被允许：
母亲训斥/威胁孩子 2.35； 孩子故意对抗母亲 2.57；
孩子经常失去控制 2.80； 母亲允许孩子的破坏行为 3.02。
对录象资料的主观印象也支持了Q分类的结果。在整个过程中， 母亲们似乎用一种很稳定的方式控制着她们的孩子。这种控制的形式很微妙，没有任何的对抗性。母亲通过自己特有的互动方式避免与孩子冲突。例如，通过操纵物品或整个工作的方式与孩子互动，而不是简单地直接指挥孩子。孩子的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工作上，而母亲的注意力也集中于同样的事情上，所以她们之间很少有目光的接触，很少有感情的流露。母亲有时会鼓励孩子几句，但表扬是有限的。孩子们偶尔成功时会拍手、微笑。总的说来，互动中的感情流露不多。西方文化中很熟悉的大笑、拥抱及身体接触等表达感情的方式几乎很少出现。
中国的母亲也用其他的方式向孩子灌输社会文化意识。例如，让孩子表演就是其中之一。在录象的过程中，自由活动的那段时间，几乎所有的母亲都要孩子唱歌、跳舞或背诵诗歌。孩子正是通过表演而初步知道一些关于社会情境对人际互动内容和形式的规定的知识。
在对访谈内容的分析中，关于母亲对孩子期望的问题，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其中一些母亲对孩子的期望是从群体角度出发的，或者说是以人际关系为出发点的（包括家庭、职业、民族或社会）（5人）。 而大多数母亲强调以个人为基础的期望（13人）。最突出的表明是，有3 位母亲说不对孩子的将来作任何规划、设想。她们只希望孩子“顺其自然地发展”，或是“能让孩子感到幸福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去做”。一位母亲回答说：“我希望孩子学会自我奋斗。”还有一位母亲说：“我不想把任何希望强加给孩子，但我知道我必须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
通过以上对调查资料的分析，我们大体可以把中国母亲的内部工作模型概括为：“我要教会孩子在他（她）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不仅使他（她）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还要使其成为杰出的分子。为此，我和孩子要共同努力。我要象一个导师一样，劝导孩子如何去做，引导他（她）走上正确的道路。”
（二）跨文化比较
中国的样本与其他文化相比，总体的一致性很高（r＝0.72）。 这说明全世界母子互动的特质是很相似的。但是与不同文化的样本间的差别仍然存在。
1.与旅美广东人样本对照。由于两者的文化不同，因而母子关系的特质也有区别。从总体上看，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较低（r＝0.67），Q分类所显示的区别见表4。大体而言，大陆的孩子活泼性、创造性较高；而旅美广东人的孩子不太活跃。后者的母亲表现出对孩子更多的控制，她们不鼓励孩子的独立并压制孩子的主动性、创造性。中国大陆的母亲同样也要控制孩子，但采取的是较为温和的方式。她们是典型的教师，允许孩子表现出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的孩子在这种微妙的控制环境中，极少表现出明显的反抗和对立，他们甚至很乐意接受母亲的控制和引导。
表4 天津（中国大陆）人与旅美广东人的Q分类比较
旅美广东人天津人
母亲阻碍孩子的独立
6.093.55
母亲过分活跃 5.403.50
孩子被母亲支配
5.803.50
孩子表现得沮丧
4.611.60
孩子积极活泼 5.707.60
孩子有创造性 5.206.70
母亲对孩子热情
4.906.60
2.与美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样本对照。结果发现，中国的样本更接近工人阶级（见表5、表6）。美国中产阶级的孩子表现出较高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而这些在另外两个样本中是不明显的。与中国情况不同的是，美国中产阶级母子的互动似乎是由孩子们掌握的。孩子们支配活动并表现出很大的反抗性。母亲们对孩子的指导看上去无能为力。
美国工人阶级母子互动的形式与中国很相似。母亲们充当教师的分值虽然没有中国的那么高，但也是很高的，孩子们始终是她们注意的中心。两个样本之间的主要区别从母亲的感情中可以表现出来。美国工人阶级的样本中，孩子们通常情绪较高，而母亲则通常表现出情绪不稳定或生气。此外，相比之下，美国工人阶级的孩子积极性和独立性比中产阶级低，而比中国样本高。
表5 天津（中国大陆）人与美国中产阶级Q分类比较
美国中产阶级 中 国
孩子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 7.54 5.44
孩子的注意力从活动中转移
7.03 5.15
孩子主动提出新方案 6.68 4.06
母亲象教师 6.86 8.67
孩子的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
4.11 6.74
母亲无能为力/孩子任性 4.33 2.63
孩子消沉
1.60 3.62
表6 天津（中国大陆）人与美国工人阶级Q分类比较
美国工人阶级中国
母亲象教师 6.698.67
母亲以任务为目标6.538.18
孩子是注意的中心7.118.16
孩子积极活跃6.107.62
孩子快活6.017.62
母亲压抑自己的愤怒 3.211.12
母亲情绪不稳定 3.522.03
孩子积极表达自己的意愿 5.915.44
孩子有创造性5.576.74
孩子首创新方案 4.994.06
孩子表现被动3.603.77
3.与印度、韩国和日本的样本对照。结果发现有高度的相似性，与印度、韩国、日本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9、0.87和0.84。相似性主要表现在母亲充当教师角色，以完成任务为目标，孩子是注意的中心。典型的区别在于以上3种文化中，与中国样本相比，母亲们说话更多些。
印度样本与中国样本的相关性最高（见表7）， 除了上述共同的特征外，印度母亲与中国母亲都很少表现出消极情绪。当然，区别还是存在的。印度孩子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更高些，而在完成任务方面注意力的集中程度却低于中国孩子。有趣的是，当印度孩子表现出更大的独立性时，母亲却没有鼓励的表示。一种解释是，孩子已经很独立了，所以母亲不必再对孩子说些什么；而中国的母亲希望孩子独立，是因为她们认为孩子的独立性还不够。
表7 天津（中国大陆）与印度Q分类比较
印度中国
母亲象教师8.708.67
母亲以任务为目标 8.588.18
孩子是注意的中心 8.198.16
母亲多话 7.605.39
母亲压抑愤怒 1.301.12
孩子消沉 2.081.60
孩子表现独立 6.605.98
孩子首创新方案7.194.06
孩子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4.116.74
表8 天津（中国大陆）与韩国Q分类比较
韩国中国
母亲象教师7.268.67
母亲以任务为目标 6.198.18
孩子是注意的中心 6.848.16
母亲多话 7.255.39
孩子消沉 3.281.60
母亲更关注自己而不是孩子 4.002.00
韩国样本也与中国样本有高度相关（见表8）。 象所有亚洲的样本一样，韩国的母亲也在扮演教师的角色。然而，与中国的母亲相比，她们以任务为目标，以孩子为中心的程度要低些。研究者们在对录象资料的观察中，发现韩国母子互动情况不象中国、日本那么和谐，母亲并没有完全被孩子所吸引。实际上，与中国的样本相比，母子的消极情绪都比中国高。
韩国的样本属于中国样本与日本样本之间，代表了中间的情况。在这3个高度相关的样本中， 日本的母子互动表现出极高的消极情感（见表9）。以前有研究者注意到，日本人比中国人表现出更多的个性特征，无论这种个性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母亲与孩子的互动更多的是按照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对孩子的特有感情。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日本母亲总是对孩子低语。
表9 天津（中国大陆）与日本Q分类比较
日本 中国
母亲象教师
6.64 8.67
母亲以任务为中心 6.90 8.18
孩子是注意的中心 6.79 8.16
母亲多话 6.18 5.39
孩子消沉 4.34 1.60
母亲消沉 4.12 1.92
母亲情绪不稳定
4.44 2.03
母亲压抑愤怒 3.47 1.12
（三）本理论在文化方面的意义
母子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考虑文化异同问题的窗口。通过对某种文化中母子关系的探讨，我们注意到了一些互动的模式。我们又从这些模式找到了在一种文化中指导所有互动的内部工作模型或人的心理表征。可以把内部工作模型看成是对于在这一种文化关系中如何互动这一问题的概括化的、速记式的心理说明。这样，便把内部工作模型放在文化基础之上，并带有特殊的文化性。
文化传递这种说法，是用遗传作类比，它首先由洛伦茨（Lorenz，1966）在关于侵犯行为的论述中提出。文化因子， 象遗传基因（即DNA）一样，从父母身上遗传下来并影响个体的发展。生物染色体被看作是在代际间传递身体信息的遗传禀赋，内部工作模型则可以看作是在代际间起传递文化信息作用的文化禀赋。文化禀赋很象遗传禀赋，二者都导致趋异的进化。文化通过内部工作模型传递，使个体建立永久性的适应环境的模式，从而促进了文化的完整统一。
然而，却不能由此而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截然不同的。正如先前提到过的，文化间的相似性是最基础性的。文化的差异只是人类在这种基础上的表层变动。基础对人类的意义在于生存、繁衍、友谊、个人生命的意义等。此外，人类是有灵活性、适应性的有机体，能够适应环境的许多变化。人的心理也是有一定适应性的。内部工作模型在内心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个体也需要补充新的信息与经验。因此，内部工作模型并不是影响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唯一因素，他在生活中得到的新信息与经验也会产生影响作用。正因为这样，个体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还需要提出的是，虽然我们在这里是把遗传基因和内部工作模型进行类比，但是它们之间是有重大区别的。基因是生物体固有的、可以代代传递的，因此她们在生物有机体的一生中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而内部工作模型代表了个体生命早期的经验，并不是遗传而来的。这就使它的变化成为可能。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强调母亲对孩子的影响作用。同时，也承认反向作用的存在。在对中国母子互动的考察中，很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双向因果关系。当母亲在影响孩子时，孩子也在影响着母亲。既然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孩子对内部工作模型有影响，而内部工作模型是个体内部的文化表征，那么孩子为什么不影响文化本身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孩子的确会影响文化，不过是通过影响其母亲而间接实现的。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白人）的孩子有更强的独立性和反抗性。这便使其母亲在互动中允许孩子的独立。更恰当地说，是使其母亲不可能对孩子的行为更加严厉。母亲需要控制她的孩子，可面对孩子的反抗却无能为力。于是，美国的孩子较之于中国的孩子在母子互动中更居主导地位。在中国的母子互动中，母亲对孩子控制较严，是因为她完全能做到这样。中国的孩子相对较为听话，更容易控制，反抗行为很少。在这个因果链中，孩子对母亲发生了影响。由于我们假设文化传递是在母子互动中实现的，因而可以说孩子对文化的形态也有影响作用。我们可以把母子互动看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母子互动是双向的。在母亲影响孩子的同时，孩子也在影响母亲。她们共同构成的互动影响着文化的形态。
结论
（一）本研究以中国天津母子二人组为样本，考察了她们的关系模式。结果显示，可以对该样本中母亲的内部工作模型作这样的描述：“我要教会孩子在他（她）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不仅使他（她）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还要使其成为杰出的分子。为此，我和孩子要共同努力。我要象一个导师一样，劝导孩子如何去做，引导他（她）走上正确的道路。”
（二）在与其他样本进行比较分析之后，发现天津的母子关系模式与其他文化看起来很相似（相关系数为0.72）。而在与其他文化的具体比较中，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差别。与旅美广东人相比，天津孩子表现出较高的活泼性和创造性。而在旅美广东人样本中，孩子们不大活泼，母亲对他们的干预较多。在美国文化的两个样本中（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国样本与美国工人阶级样本有很大的相似性。其原因在于，美国中产阶级鼓励孩子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这个特点在另外两个样本中没有明显的表现。在对印度、韩国、日本样本比较研究中，也表现了高度的相似性，即都强调重视孩子和重视教育。
（三）本研究的重点在于强调母亲对孩子的影响作用。不过，我们在对中国母子互动的考察中，很明显地表现出双向因果关系。当母亲在影响孩子时，孩子也在影响着母亲。由于我们假设文化传递是在母子互动中实现的，因而可以说孩子对文化的形态也有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