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媒体景观下的政治经济学——以韩国电影工业为例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为例论文,韩国电影论文,景观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10)01-023409
全球化涵盖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所发生的变化，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尤为显著。近期全球互联的扩张趋势不容否定，但是由于全球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的最终实现尚未完成，因此把全球化定义为客观现实的方法很难站得住脚。全球化的拥护者，无论是左派(例如“历史尽头/思想尽头”论调的支持者)还是右派(例如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维护者)，会故意忽略其作为持续过程的本质，提出相关的一些误导性问题，如世界的全球化已经到达了何种程度。[1]
全球化背景下大多数关于国家角色的讨论强调的是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并进一步产生了两个普遍但相互矛盾的立场。新自由主义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持消极态度，认为它的特点是腐败、自私和无能。[2]于是，私有化，放松管制，权力下放和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等行为与这些国家减少公共支出的举措同时实施也就不足为奇了。[3]在这些趋势的压力下，一些人认为全球下背景下国家越来越无力甚至已经过时，而与此同时，开放的市场经济逐渐地履行完成了国家权力的传统职能。但另外一些观察者认为尽管全球化已经改变了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但它依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4][5]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全球化理论家对国界、民族企业、民族工业以及国家经济的终结做出了预测，认为它们都终将被合并入国家法律规范之外的相关跨国组织中。这种观点并不只是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而纯属子虚乌有，因此不能被轻易驳回，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超全球主义论学者还是马克思主义左派批评家都支持这个“国家消亡”理论，或至少他们预测的某些中心论点与此有关——这点在理论家们竞相设法解决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解体问题时尤其明显。这些观点是基于经济对政治的控制力越来越大这一普遍认可的假设而形成的，经济全球化改变了整个世界互联人类社区的政治和社会事务，使之发生了转化。[6]与这些对全球化理论做出的判断不同，本文的中心论点批评了一些作品。这些作品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持久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为整个地球潜在无与伦比的广泛繁荣提供了希望。新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学者似乎都认可了全球化进程中制度上的同构趋势。与此观点相反，笔者对全球经济秩序和市场体制无可避免地侵蚀着现代国家政府与其有效满足所面对的新需求的能力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在地域变化的情境下，国家不可避免地消亡这一论调歪曲了国家能力的事实，而这种误读在传播和媒体领域尤其明显。这种误读隐含的危险是相当大的；事实上，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国家会被完全边缘化而导致它的消亡，恰恰相反，为避免完全的体制崩塌，唯一的方法就是迫使人民接受国家高压政治下更苛刻更具压迫性的机制。[1][7]
韩国全球化的经历能够佐证笔者这些带分歧性的描述。韩国(下文中“韩国”和“南韩”将交互使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信息科技的发展和高速网络的深化验证了韩国的地域性崛起，它已经作为信息通信技术(ICT)及电信产品服务的龙头脱颖而出。韩国是世界上有线覆盖最全的国家，它的娱乐工业产品(例如电视剧、电影、流行音乐和在线网络游戏)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在区域范围内，所有这些趋势的总和被誉为“韩流”，是国内文化产品受欢迎程度和全球化的一个表现。许多邻国受其影响，如日本、韩国、中国(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蒙古、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这一趋势很可能会继续加强韩国在国际市场体系和全球文化中的国际竞争力。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带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的话语现象。在解释全球化的区域具体逻辑时，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国家在全球化话语的产生和散布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全球化浪潮中对媒体产业所起到的塑形作用。而理论趋势[2][8][9]则与本文以上的陈述相反，认为国家是跨国资本主义的被动受害者，或把全球化看做帝国主义国家独裁的单向过程，而韩国政府正是野心勃勃地掌握了该主动权以创造和鼓动全球化的形成。在为理解研究全球化及其后果所做出的学术努力中，也应包含以上这些信息。
研究对象、研究理论和研究问题
尽管我们曾提到全球化与国家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对这两者必须加以区分。至少在传统意义上来说，全球化要比帝国或者是文化帝国主义更为复杂，更为多样，但组织性也较差，更加难以预测。②这是笔者在下文中力图强调的，因为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检视在逐步展开的全球化逻辑影响下，目前韩国经济和文化转变，同时审视全球化作为合理框架来解释整个世界特别是东亚所发生的变化是否合理妥当。
因此，通过分析国家在干预某重要领域——跨国及国家媒体景观——时所扮演的角色，本文探索了不同国家国家性的类型和模式以及它们的结果。由于韩国媒体产业在该国政治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对其近年来发生的变化做出了一些评估。该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国内一些重要的公司(如三星、现代、LG等财阀和大企业)的业务扩展进入了通信经济领域，并且占据了日益扩大的地区市场份额。考虑到韩国经济发展中国家与企业的传统关系，这些企业的新商业策略应是遵循规律，与国家的政策紧密相连。至此，全球化结构逻辑和世界经济的近期历史可以被理解成是合理化了的国家的重要性，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由于缺乏能够联结经济全球化和弱化的国家角色的清晰逻辑，新兴全球秩序的思想维度不得不令人思考。[1]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目前文化与媒体景观之间可观察到的联系，还有意义或话语与国家行为之间的联系。这些形成了当代文化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技术、体制结构和手段的基础，即媒体。它是文化产生、流通和获得资助的渠道，当代文化研究没有一个能够忽视媒体的角色和作用，也不能忽视世界和地区范围内媒体的巨大变化。韩国媒体产业近年的变化说明了这个观点。20世纪90年代韩国财阀为获取媒体资产而引发了巨大变革，媒体在韩国公司政治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0]考虑到国家和企业的传统关系在韩国经济发展中的历史重要性，人们假设公司的新商业策略与国家政策之间有着一定关系也是很合理的。
从政治和文化经济视角来看，这篇文章不仅仅检视了国家作为话语制造者的角色，同时也探讨了国家、公司、媒体和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这里把Appadurai对全球化的阐释应用在媒体景观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可靠的，是非常有用的理论补充。如果我们把他对意识景观的分析与政治经济的复杂性联系起来，会发现以上陈述更为合理。[10][11]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韩国媒体产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本质，我主要探索了以下中心问题：
就国家和跨国媒体产业而言，全球化的实践和使用的经济和文化后果是什么？
在整个转化过程中，国家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人们仍在对经济文化全球化做出总的归纳，相对此而言，专注的例证研究能够更为有效地考察在大范围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或是在地方和具体的情境中，地方或国家媒体景观是如何通过全球化的话语实践和使用而转化的。[10]
方法论和材料
对全球和地方辩证逻辑动态过程的研究要有实证分析，并对其进行具体描述而不是简单地附上总过程的结果。把国家视为活化剂需要人们组织搜集多种多样的证据，同时使用灵活而又缜密的方法。这些都要求我们在不同学术背景下建立多样化的理论、经验和历史视角，使其进入富有成效的对话并在地域具体逻辑的基础上得出正确的结论。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索不同历史交汇期国家(第一部分)和私有产业(第二部分)以及媒体景观的关系，这是非常有益的，但同时也会引起广泛的争议。如果缺乏对推动变革的文化措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没有详细的描述，人们就无法理解这些变革的形式和重要性，也无法理解它们是怎样与其他社会主体进行各种斗争相联系的。因此，在关注话语现象的同时，我主要采用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作为本文方法论的大框架。
有关通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所有权和控制权了，它包括政治经济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了文本和/或接受者。结果就是整个传统相较于一些批评家所说的要更为复杂多样，应该被称为“无缩减者”，因为它显然并没有把各种复杂因素缩减到一个中心中去。[12]因此，如果不清楚强势的社会力量(如广播产业的性质与国家对交流与文化的政策)是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的，我们就无法在特定的社会中从交流与文化系统的本质上抓住公共政策与媒体策略的相关性。正如Vincent Mosco[13]所说，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更加密切地关注社会关系的构成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Mosco对政府的信任坚持是对批判理论趋势(例如法兰克福学派)施加的一个平衡力，反对它们把媒体机构视为完全强制的固定结构。
在实证分析时，笔者主要关注的问题有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和国家政策的制定，以及在国家媒体景观的变革中全球势力和国内政策关系的结构的定义，方法论的目的在于对转变过程中国家是怎样致力于抑制或是开展与私营产业不同形式的谈判进行制度分析的。因此本文强调更为广阔的语境，更为关注生产、分配和调节模式以及媒体景观、国家和商业之间的联系。笔者在此寻求的是对媒体景观一个更为详细与实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制、历史和话语分析，而不仅仅是一个文本分析。与此同时，本文还希望能够寻求到解决经济VS文化、结构VS政府部门、物质现实VS意识形态、基础VS上层建筑的二元对立。
笔者分析了大量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媒体产业发生变化的报纸刊物，同时使用了许多政府记录，例如韩国电影委员会和文化旅游部的年度报告。这些信息体现了国家新政策的运行，公司投资的大方向以及在媒体改革过程中政府监督所扮演的活跃角色，这样就使得我们能够对韩国完成全球化经济试航的国家情境做出更加细致丰富的描述。
国家驱动下的全球化的话语与行为
尽管全球化和全球资本主义力量在国家政策的制定、引导国家行为上看似一往无前，但是政府在政治措施和社会稳定上依然是有力的核心。我的目的在于审视一个普遍的思维假设，就是全球化的不可避免性根除了设立政治机构的可能性。在韩国，我们看到的一些例子记载了一系列对全球化单向、同类及确定理解的不同反应。国家作为政治和行政的实体，并不是存在在真空之中的，它存在在独特而又复杂的环境中，处处都是来自全球化的压力，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限制国家决定自身文化与世界经济互动进程的潜力。
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全球化话语悄悄渗入了国民生活之中，那时的金泳三(Kim Young-Sam，1993-1998)政府是韩国三十年来第一个文人政府，他把全球化作为国家的重点来发展。[1]1994年11月，APEC(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澳大利亚举行时，韩国总统金泳三宣布韩国步入全球化。金在短短的五年任期内详细制定了管理原则，并宣布全球化为本国新的愿景与发展战略。自那时起，全球化就成了韩国大众媒体和公共观念的关键词。[14]
显然金泳三政府做出的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策划，它的官方全球化动力成了对外来压力做出积极反应的一种方式。这些外来压力包括来自美国和其他全球机构的贸易摩擦和监管措施。比起之前的军事化政府而言，该政府的这种尝试是以大量的政治标语和演说的使用为标志的，这包括一些主要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标志。例如“新韩国、改革、经济复苏、提高竞争力和建立国民信条”，每一点都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全球化并不像新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只是简单的经济解放而已，韩国的全球化动力要更为全面，在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都非常地开放。它的本意就是阐释韩国独特的政府自我概念和政策纲领(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进步，以便于韩国达到世界其他先进国家水平。[6]
西方所宣扬的极端的全球化试图预测国家领土概念不可避免的消亡，阐释其无关性。与之截然相反，韩国的全球化动力来自国家，是作为提高国家水平的自上而下的战略计划实施的。这个事实表明，由金泳三政府提出，金大中(Kim Dae-Jung)政府积极响应的全球化概念相较于人们观念中的西方版本而言，改革力度更大，也更为激进、开阔。例如，金泳三在1996年4月24日宣布了他“就工业劳动关系在21世纪跨入先进国家行列的一些新思路”。这项新举措是他全球化战略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其中罗列了以下新劳动—管理关系的主要指导原则：公共财务最大化、参与合作原则、保持自治与社会责任的平衡、强调教育与人性化，以及机构与意识的全球化。[15]金大中政府“参与式民主”的概念被他的继任者卢武铉(Roh Moo-Hyun)总统所沿用。除此之外，金大中提出了一个相关的想法，认为市场经济与参与式民主，正如车厢与轮子一样是相互补充的。这两个概念在那时已被广泛采纳，因为彼时全球化影响了自由民主国家职责的全球扩张，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家政府有效处理各种需求能力的减弱。[6][11]
1998年2月被选举为总统之前，金大中担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反对党领袖。尽管金大中曾经对民众保证了完全的自由，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在平民运动领袖、反独裁反对党领袖的位子上开展事业，在其在位期间依然对财阀集团进行了改革，削弱它们对国家政治经济的掌控，卓有成效。2000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不仅仅是赞赏他在韩国实行的阳光政策，也是对他在过去三十年中冒着生命危险为朝鲜半岛带来民主与和平做出的褒扬。金大中的最初目的是限制韩国政治经济中的政府干预，但是由于金泳三政府的遗留问题，在国家经济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这个计划也只能搁置了。例如，政府为了使财阀把他们广泛范围内不同的业务并入连续的核心商业领域内以降低债务负担并增加利润做出了许多的努力。[16]
整个方针政策在1999年8月15日金大中的朝鲜独立日纪念讲话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特别是在以下讲话中：“我会成为韩国历史上首次对财阀集团进行改革的总统，将使我国的经济转移到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方向上来。”一些主要报纸，包括《中央日报》和《东亚日报》，都在首页以社论或政治评论的形式对此进行了报道。主流报纸和保守大众媒体把财阀改革理解评论为财阀解体。例如，它们评论说，金大中总统技巧性地暗示了他解散财阀企业的决心。大国家党(或称GNP，当时的在野党)批评了总统的讲话，认为它是反资本主义的，并暗示它只是变相的社会主义，[17]试图重新燃起文人政府出现前韩国的红色情结(Red Complex)。
一个国家文化政策的设定需要有超越表面增长和直接物质利益的长远眼光和理念。金大中政府的早期重点是领导整个国家走出经济危机，把战略重点放在了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同步发展上。同时，1999年3月政府文化旅游部长提出了“21世纪文化和旅游目标及政策”，体现了他们对文化及其在全球化时代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和政策。[18]尽管韩国文化政策的决策者在制定21世纪的总体规划时显然被市场及短期盈利所引导，他们的工作仍然表达了依托于预期“世纪文化”的一个清晰目标。申部长的报告中指出，21世纪政府文化政策的目标是坚持所制定的战略，提高国家文化水平至世界最高水准，同时在所有产业内及公共生活中开展文化创新以促进全民向新知识分子的转化。[18]
2005年11月，卢武铉政府的政策制定委员会宣布将把韩国发展成一个品牌，这是又一个信号，说明政府将采取具体措施对外提升韩国形象，推广韩国文化，增强民族特性。韩国文化与观光部长郑东泳说该委员会将致力于一些传统文化内容的全球化，如韩纸、韩服和韩屋等，以提升韩国文化形象，支持“韩”品牌的全球化。[19]郑部长还简要介绍了在国外设立韩国中心的计划，这类似于德国的歌德学院，将提供全面的艺术、文化产业、旅游和体育服务。在没有这类中心的国家，可以利用韩国观光公社的办公室来设立韩国展厅。这些场馆将用来播放韩国电视剧和电影，同时也将销售韩流相关产品。
在这个信息时代，全球化的重点在于基础设施建设，韩国致力于建立以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同时把信息通信技术改革作为国家重点来抓。金大中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对新的千年做出了展望，那时离新世纪不到两年。这将是一个信息时代，无形的知识和信息将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因此就要求韩国文化的全球化和外交手段必须“以经济和文化为中心”。[6]这里全球化的概念是在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设施为基础的信息社会的基础上构建的。金大中政府把这叫做信息化带来的知识经济、新知识分子和全球化，而所有这些都要求复杂网络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以联结国家所有的元素。卢武铉政府率先尝试了电子政务，把它作为一种手段来精简政府机构并使其民主化。卢武铉总统把网络作为一种沟通手段，与全国人民，或者用韩国流行语来说是网民(网络+人民)进行沟通，开启他的“人民政府”政策(也被称为G4C)。整个韩国到处都有联网的计算机，约310万人(占总人口的70％)定期访问互联网，韩国政府与社会权力的分级如今受到了挑战。[20]
文人政府对全球化的追求已经对文化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有助于其他媒体产业的结构转型。例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韩国决定开设一个综合有线电视设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推出。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新闻部选出了20家有能力进行有线电视程序设计的公司。《有线电视条例》计划推出11类节目共20个频道，保证有限服务内容的多样化，包括新闻、电影、体育、艺术、娱乐、教育、音乐、儿童、女性、宗教、交通还有旅游受支持的内容。在开播的20个频道中，三个大财阀瓜分了最有盈利潜能的几个频道。三星买下了唯一的一个付费有线频道、一个艺术及一个文化频道，大宇买下了电影频道，现代买下了娱乐频道。[21]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几大财阀开始投资参与国内电影制作。从韩国经济投资策略标准来看，这些进步喻示着媒体内容观念的一个重大转变，它从一个相对边缘或者说是小规模的文化产品转变成了高利润产业的基础。
金泳三政府沿用了其前任独裁政权的许多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它对待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态度和方式则与军事政府有着明显的不同。不同于前任独裁政府只是消极勉强的态度，金泳三政府积极主动地接受全球化趋势。[22]金大中总统全面推进这个自由化或者叫做放松管制的政策。首先，他解散了原本负责媒体产业的新闻部。1999年的《广播法案》全面反映了媒体制作的新的全球化背景，也反映了政府为推进媒体产业发展而对此新趋势进行投资的策略。该法案强化了韩国广播委员会作为独立的管理个体负责所有广播事业的管理和政策实施的权力。通过要求每个广播公司成立观众理事会，它也阐明了观众至上的思想。该法案弱化了政府对媒体的掌控，取消了所有的事前检查，同时在每一个广播公司引入了自我规范系统。尽管如此，政府对媒体放松管制的态度依然有些自我矛盾，一方面，它推崇放松管制和市场原则，另一方面，它仍然强调公众利益。同时，政府对境外资金也持模糊态度。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市以来，韩国在所有产业都引进了外国的投资，但媒体产业例外，因为许多的肥政府组织，例如媒体工会、市民组织等，都对外国资金持消极态度。[14]
更进一步说，韩国决策者并不仅仅只是通过打开市场，也是通过使媒体产业更充分地融入全球市场体系来把全球化逻辑应用于文化和媒体产业的。例如，1989年日本电子巨头索尼公司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及CBS唱片公司，还有1991年松下收购MCA工作室都被认为是韩国公司进入新商业领域的绝佳范例。韩国媒体决策者建议韩国电子公司效仿日本同行。他们强调说像电影与音乐这样的文化软件可能在未来要比电子硬件更具经济重要性。他们相信现在也是韩国投资好莱坞制片公司、录音室和电脑软件公司的最佳时机。[21][22]
伴随着有线电视和地区商业广播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电视频道也促使人们相信外国节目将会占领韩国的客厅。人们担心外国媒体和软件竞争者将使本国媒体产业黯然失色，对此问题的日益关注使得政府宣布对该产业加大投资力度，并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扶持。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就如何推进视觉产业的进步开展了研究并发表报告。许多主要报告的建议都得到了采纳，[16]政府在电视与软件行业也投入了巨额资金。为了吸引境外资金认购这些计划，政府计划全面放松市场管制，加大自由力度。但并不会出现像金和洪[14]所说的国家完全把文化和媒体产业交付于市场逻辑这样的情况，国家能够在任何时候进行干预，甚至比以往更为明显，这也是对妥协的全球化更为广泛的逻辑的反映。
文化产业妥协的全球化：以电影产业为例
电影产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验透镜，通过它能够更好地理解文化与媒体的全球影响。目前韩国电影正处于鼎盛时期，本文之前简短地讨论过这个事实。但是，韩国市场曾经长期被外国电影所占领，特别是美国电影。在韩国电影市场中，每年大约只有5部电影能够吸引超过10万人的观众，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好莱坞大片在韩国的观众超过100万人。例如电影和视觉产业作为充满希望和营利产业崛起的同时，也把人们的眼光吸引向了所谓的“侏罗纪公园综合症”。1994年，总统的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报告，引用了好莱坞大片《侏罗纪公园》的总收入来建议政府加快媒体制作，把它作为国家战略产业来促进。《侏罗纪公园》的总收入相当于甚至超过了现代出口上千辆车的总收入。[1][16][21]
20世纪80年代晚期至90年代中期对于韩国媒体产业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领域内引入了自由化措施。至1987年，只有国内电影公司被允许在市场上进口和分销外国电影。在美国的压力下，韩国政府同意好莱坞制片公司直接向当地分销影片。好莱坞直接分销开始了，它相应的统治地位也得到了加强，这个1988年开始的趋势在此时达到了高潮。按照与美国政府贸易协定，1988年好莱坞大公司开始通过其附属公司直接向韩国市场分销影片。对好莱坞大公司开放市场总体上影响了国内电影公司的活力。1987年，好莱坞电影观看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了53％。到1994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80％，外国电影的流行导致当地电影产业近乎灭绝。韩国本土电影从1991年的121部减少到了1994年的63部。在引进好莱坞电影直销之后，十多个韩国电影公司濒临破产。与此同时，好莱坞主要营销商在报告中指出，自1988年以来，韩国电影市场的收入以60％的水平逐年增加。最终韩国政府与公司意识到一个制作精良的影视作品创造的收入能够抵得上一到两年公司出口的利润，这个比较结果使得韩国大众意识到了文化产业这个概念。[1][21][23]
20世纪80年代好莱坞电影主导了韩国全国的媒体产业。自80年代末以来，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了把具有高附加值的媒体产业作为新千年国家战略性产业的重要性。自1999年以来，韩国政府对电影和其他生产行业给予了直接支持，更于1995年韩国国立艺术大学开办了电影与多媒体学院，希望培养出能够使用新一代媒体技术的专业电影制作人。[1][21][24]
人们普遍认为国家文化极易被全球市场所吞没，但与之相反，韩国电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一面。自韩国新潮流开始以来，韩国电影制作的市场份额稳步攀升。自1999年以来，韩国电影票房市场份额的最高记录已经超过了40％。2001年韩国本土电影票房的市场额高达49.1％，2003年和2004年市场份额都已经超过了55％。1996年以来，该国电影产量增加了60％，在1999年至2001年间上座率从5470万人剧增到8790万人。[25]2001年韩国在本土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取代了原本好莱坞的地位，而如今更是已经占据了总份额的50％左右。在高度发达和城市化程度高的国家中，除了法国和印度(所谓的宝莱坞现象)之外韩国占本土市场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26]
伴随这次国内的商业成功而来的还有出口的成功。许多韩国电影出口到了亚洲的一些国家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特别是作为韩流的一部分取得了票房胜利。甚至几部韩国文艺电影的成功引起了世界关注，在一些高规格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荣誉。这促使许多韩国影评人宣称韩国电影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被称为“韩国民族电影的复兴”[27]。毫无疑问，几个因素解释了韩国电影质量与其国内国际表现的巨大变化。但其主要的动力还是来自韩国政府对其电影产业的支持。例如，韩国政府把电影产业的工业化、自由化和放松管制作为其文化政策的目标，这是导致国家电影产业复苏的主要因素。
特别是金泳三政府的全球化策略，成了国内电影事业的转折点。这期间政府文化政策的转变使得国内电影产业收到了大规模的投资，并在此后通过市场竞争和外国投资成就了该行业一片繁荣的景象。因此近些年来本国电影在韩国电影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2000年，韩国本土电影占市场份额的35.3％，已经远远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如法国(28.5％)、英国(19.6％)、德国(12.5％)以及日本(31.8％)。同时期内，在其他国家国内市场紧缩的情况下，韩国电影业以其持续增长的市场份额、上座率以及电影数量而特别引人关注。[22][28]
以全球化和其他有利的政府政策为基础，财阀在电影业内一如既往地忠实追寻着投资的逻辑，三星参与到媒体行业中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三星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运营着一个广播电视网和中央日报，但它依然更为广泛地参与到了媒体活动中来。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三星更为积极地投身文化领域。1995年成立的三星娱乐集团作为一个新的公司把之前分散的电影、音乐和有线电视生意都整合到了一个个体中来。截至2002年3月，其旗下控股公司和子公司包括以下影视企业：Catch One，唯一的付费有线电影频道；Dreambox，电影进口商及家庭电影制作商；Nices，CD、影碟、光盘和娱乐电影制作商；Star Max，电影进口及制作商；湖岩艺术大厅，韩国最大的电影院。[21][22][29]
在这些有利的条件下，几大财阀在取得有线频道的所有权后也把投资深入到了文化制作领域，为了不落于竞争者后，其他的也开始展开媒体相关项目。财阀投资遍及媒体及信息通信技术领域。[21]几大财阀，如三星、现代、大宇和CJ等，与国内资本合资，在共同制作、发行和放映的各个层面上展开合作。最大的合资企业之一是西格拉姆公司所有的MCA和韩国的CJ合办的，在1995年就跳上了梦工厂的彩车。当时，CJ集团与MCA达成了一项协议，规定其以3亿美元取得梦工厂11％的股份。CJ对这笔交易感兴趣是因为该集团想要把梦工厂作为自己影院的一个外国电影管道，而梦工厂可以取得有限的韩国电影发行权。[7][22]
电影配额制在近期韩国电影复兴中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这是人所共知的。20世纪60年代引入的电影配额制度是为了作为一种保护措施保护韩国当时新生的电影产业，它强制国内影院播放一定数量的本国电影，为支持国产电影起到了关键作用；政府规定一年当中146天必须播放本土电影。[1][30]除了制定一些规范措施外，政府没有其他的有效方法能够通过其文化政策保护发展民族特性。2006年7月1日，国家文化旅游部规定国产电影的配额从每年146天减少到73天。这个缩减为韩美之间自由贸易协定(FTA)谈话铺平了道路，因为美国谴责该配额系统为不公平贸易措施，认为它歧视好莱坞并要求韩国减少国产电影的配额。尽管美国和好莱坞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是韩国政府并没有完全取消配额制，只是把它的数量减半，这一举动表明了政府将继续对其文化产业实行保护措施，也向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了妥协，是一个野心之举。
韩国政府制定了各种电影宣传政策，如电影促进基金和文化促进基金，同时通过税收优惠刺激私人对电影产业的投资。由于电影配额制度、各种宣传政策的实施和放松管制，韩国电影产业由本土的产业成长至更为高端、现代和国际化的文化产业。[27]政府也通过举办各类电影节为这种跨国和国际扩张提供了部分帮助。例如，釜山国际电影节上韩国的电影制作者有机会与国外买家接触。[31]
因此，政府宽松的审查政策、利益的强烈刺激、电影配额制度和国际扩张为韩国电影创造了良好环境，加之新的一代愿意更为坦率地谈论触碰敏感性话题，如南北朝鲜关系和同性恋等，这一切造就了人们翘首以盼的韩国电影复兴。在长期不移的学习过程之后，韩国电影终于能够通过创新的方式把本土的文化特色和独特风味融入外国风格和形式之中。[32]
全球化是指导本文的中心理论。尽管本文没有有效地概括出全球化的定义，但是它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世界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这是因为，无论“全球化”这个词已经变得多么普通，许多国家仍在努力寻找最佳的战略方案以应对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所带来的挑战。当然国家媒体景观也不例外，笔者认为韩国电影产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媒体理论主要围绕经验来说，没有考虑到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创造和维持国家媒体景观中所扮演的多样化活跃角色。
近些年，韩国的例子更好地阐释了国家、资本和媒体关系的布局，其中韩国政府在积累资本、保护国家公共领域、对抗全球化经济和文化资本带来的挑战上扮演了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在西欧和北美构建正面的民族性和国家形象。来自先进国家经验的媒体理论总是会忽视对国家、资本和媒体关系的认真考量。在此笔者呼吁人们密切关注全球化对不同国家不同的影响，由于不同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条件，全球化会影响不同国家的政策形成。
完全否认一些强大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对处于中等发达国家所施加的压力是荒谬的。但韩国的例子表明，来自国际势力的限制和压力并不能完全支配政策结果，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文化上的。全球化不能在国家选择文化和经济策略时完全剥夺它们操控范围和方向的权利。
注释：
①原文发表于Media，Culture & Society，2008，部分内容来自作者博士论文中的一个章节。
②在Tomlinson(1991)书中有所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