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能够解决民族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论断，在概括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主要立足点基础上，从理论上论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文中强调指出，只有解决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总问题，作为社会总问题组成部分的民族问题才能够得到正确的解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总问题，从而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根本途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在把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进程推向一个新阶段，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也将对世界作出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人类社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都是以阶级压迫为实质的。即便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包括民族平等在内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原则虽然写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上，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压迫、种族歧视的社会不平等根源依然存在。同时，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外的侵略扩张和殖民主义体系的建立，使民族压迫、种族压迫形成了世界性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众多民族都陷入了丧失国家主权和基本人权的危机之中。“资产阶级民主随时随地都答应一切公民不分性别、宗教、种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在任何地方从来没有实行过这种平等，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统治也不可能实行。 ”〔1〕真正科学认识人类社会民族现象和指明实现民族平等必由之路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理论体系，它一经产生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继承者们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问题作为人类社会总问题的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总体认识中占有重要的理论地位。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民族现象的科学认识和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阐发，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这是与地主资产阶级民族观根本对立的民族观。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认为：
——人类社会的民族现象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永世长存，它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人类群体形式。属于历史范畴。民族将经过形成、发展、融合、消亡的不同阶段而完成其过程。由于民族特征的稳定性，也决定了民族过程的漫长性。民族消亡是阶级、国家消亡之后的事情。
——民族不论规模大小、历史长短和发展程度高低，绝无优劣之分，都应一律平等。每一个民族都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各个民族特有的创造都丰富和繁荣着人类世界。
——私有制是产生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社会根源。解决阶级社会民族不平等的问题，就必须消灭这种所有制关系。只有消灭了阶级压迫才能消灭民族压迫，只有消灭了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才能消除各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实践，也是被压迫民族实现民族解放的必由之路。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才能取得彻底胜利。因为只有无产阶级代表着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根本利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以他不受民族界限约束的团结建立起各民族的平等关系。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阶级社会的深厚背景和陈腐意识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并未彻底消除。它渗透于历史上压迫民族的优越感和对“异族”歧视的大民族主义意识中，也渗透于历史上被压迫民族的自尊心和对“异族”偏见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里。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在率领各民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必须坚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民族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
——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任务，也是逐步消除民族差别的必由之路。国家为保障少数民族的发展，通过颁布专门的法律和制定特殊的政策来实现各民族的平等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民族平等真实性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民族现象的基本认识，开启了人类社会科学观察民族过程的新视野，指明了人类社会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新道路。20世纪以来，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先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一些多民族国家相继取得胜利， 其中都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正确指导；20世纪以来，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一些多民族国家遭受重大挫折，其中都包含了背离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错误实践。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在证明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科学性。47年前，邓小平同志指出：“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2〕从这段话中， 我们不难领悟出两条真理：一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社会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够正确地指导实践。前者是我们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和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是科学；后者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所在，因为它的普遍原理必须与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导的人类社会伟大事业才能不断前进。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社会演变中爆发的民族问题危机，导致了民族分立、联盟解体和流血冲突的悲剧，同时也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科学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各民族人民平等发展真实性的怀疑、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解决民族问题？面对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挑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在以它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的现实向世人作出有力的回应。
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各民族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十分尊重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但是并不盲从和迷信这些经验，并且坚决反对把这套经验和模式强加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头上，坚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在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选择上也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对中国的民族问题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当然，党当时还处于幼年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之甚少，对中国多民族的国情了解有限，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孙中山民族主义和“五族共和”的认识水平。在这种条件下，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以及共产国际指挥棒的作用，也必然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和革命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党在“二大”时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张，就是按照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建国模式照搬而来的。在党内“左”倾路线和教条主义影响下，这种苏式“联邦制”的建国构想曾在较长时间作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选择。这当然是脱离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实际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左右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到红军长征途经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是党的民族工作逐步发展、深入的重要阶段。没有这些实践过程，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对中国多民族的实际取得科学的认识，也不可能开创延安时期党的民族工作的崭新局面。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左”倾路线的斗争中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例如：
——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与少数民族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关系。克服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冒险和视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为中国革命“附带解决”的思想，抵制了用汉族地区革命方式规定少数民族的斗争和要求少数民族在反抗民族压迫的同时进行内部阶级革命的激进主张，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需要少数民族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少数民族争取解放的意愿只有在中国革命彻底胜利中才能实现。这一重要思想，不仅奠定了溶汇少数民族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于中国革命洪流之中和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而且也确定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少数民族内部阶级革命有别于汉族地区革命进程、策略和方式的基本原则。
——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下，支持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建立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当时，党虽然还没有明确宣布放弃苏式“联邦制”的建国设想，但是在实践中民族自治形式开始成为探索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基本选择。在这方面，党不仅坚决反对张国焘建立西北联邦政府的错误主张，而且在陕甘宁边区、西北地区和内蒙古地区进行了民族自治的实践和领导了少数民族的自治运动。
——赋予中华民族科学的内涵，摒弃传统观念对党的影响。历史上“内华夏”、“外四夷”的“中国”与“外藩”地域和民族观念，在辛亥革命时期又发展为国家有“中国本部”和“蒙、藏、回疆”之分，民族有“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之别。这种观念，对党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并成为照搬苏联建国模式的内在依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还有几十个少数民族，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整体的思想。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认识和中国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祖国的认识，表明了党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国情的科学把握，也表明了党在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认识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方面正在走向成熟。
——各民族人民共同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在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提出了各少数民族在共同抗日原则下有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并同汉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的思想。他关于改“工农共和国”为“人民共和国”的主张，赋予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宗旨以民族性，也代表了党在建国模式问题上的全新思考。
这些根本理论问题的解决，不仅为党制定各项民族政策提供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是党最终放弃“联邦制”的建国设想，作出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性选择的理论依据。
不搞联邦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建国以后，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广泛实行。实施这项制度的过程，也是我们党深入把握多民族国家国情和制定各项民族政策的过程。在这方面，党和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主要包括：
——派出访问团、慰问团、医疗队、民贸队、民族调查组等深入各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疏通民族关系，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生存和生活境遇，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和语言状况。同时，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代表团到北京和内地参观访问，使他们直接感受新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社会制度。
——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各少数民族的意愿和科学研究的甄别，进行民族识别。在这方面，我们党没有囿于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也没有照搬苏联根据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来划分民族、部族的作法，而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了中国各民族的具体情况，在充分尊重各民族意愿的基础上确定了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这样一种基本格局。
——根据各少数民族所处的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现实状况，确定了在少数民族地区采取慎重稳进的民主改革方针。根据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的情况采取与汉族地区不同的改革方式和措施，做好与人民有联系的民族上层和宗教人士的统战工作，，坚持“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的原则，〔3 〕防止照搬汉族地区经验和作法的“急性病”。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在以贸易为中心的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农、牧、工、商事业。把经济发展问题作为巩固政治的基础加以高度重视，同时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方面的人才，提高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促进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发展。
在实践这些工作方针的过程中，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的基本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4 〕正是由于在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平等权利的政策，才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本身得到了完善和发展，逐步在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开来，民族区域自治也因此成为集中体现和全面落实各项民族政策的制度保证。
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民族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思想不仅有效地指导了当时的民族工作，而且至今都是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例如：
——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5〕
——要搞好民族团结，建立新型的民族关系，就必须反对代表统治阶级意识的民族主义思想，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6〕
——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各民族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同发展。少数民族的发展离不开汉族的帮助，而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7〕特别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 “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是祖国工业化的有力后盾。”〔8〕
——政治要以经济做基础，解决民族问题也是如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如果少数民族地区“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9〕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要想趋向平衡，就要各民族合作互助，不能孤立地讲发展。”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10〕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50年代提出的这些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民族问题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理论基础。当然，民族问题作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不可能单一地得到解决，只有在解决整个社会问题过程中逐步解决。特别是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面临着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总问题。也只有在解决了这个总问题的前提下，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和充分体现优越性。1956年，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总问题上，当时摆在中国面前可以说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路是我们已经走了20多年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另一条路就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提出了中国应该找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针对当时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已经暴露出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从10个方面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各种关系，其中包括民族关系。毛泽东指出：“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11〕当然，接受教训是一回事，在接受教训基础上走出一条成功的道路是另一回事。主观上要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并不等于已经找到了这条道路。在进行这种另辟蹊径的探索中，难以避免会走弯路、犯错误。
从1957年以后的20年间，我国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过许多曲折，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也犯了许多错误。例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下把民族问题的实质判定为阶级问题，在反右扩大化中以打击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为重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民族融合风”、搞“一步登天”进入社会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所谓的“民族分裂”冤假错案、取消和肢解自治地方、停办民族院校，等等。建国初期党在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慎重稳进和不照搬汉族地区经验、防止“急性病”等行之有效的工作原则，也因此被认为是右倾而受到批判，党的民族工作蒙受了重大损失。为什么我们党已经选择了符合于中国多民族国家实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形成了一套体现社会主义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但是在后来的实践中却出现了违背这条道路的曲折。其原因就在于当时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条在贫困落后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决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总问题的道路没有找到，作为社会总问题组成部分的民族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同样，为了探索适合于中国实际的新道路而误入歧途，也就不可能使中国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这正是当时的民族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某些错误的根本原因。
那么，是不是当时按照苏联模式去建设社会主义，就可以避免这些错误和曲折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如果中国当时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中国不仅会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在苏联“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强权的支配、干预下沦为苏联的“卫星国”，而且也会像东欧等一些国家那样不可避免地承受苏联模式垮台所造成的包括民族分立、国家解体在内的种种恶果。毛泽东领导全党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在巨大的错误中失败了，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来得及总结这个深刻的教训，但是失败本身却使中国共产党从错误和曲折中受到了教育。从毛泽东领导民主革命斗争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逐步形成了从自己的错误经验中学习的光荣传统，这种传统不仅使党在克服前进中的缺点和错误过程中确立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和政策，而且也培养和造就了继毛泽东之后的新一代党的领导人。他们中的杰出代表邓小平同志，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从毛泽东领导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和教训中，根据时代特征、国际环境和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使中国从1979年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也因此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实践中发挥出它在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方面的保障作用。
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在短短的18年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才能使我们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大气候中稳住阵脚、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核心的。这也决定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和科学性，也要求我们在学习、掌握和运用这一理论时必须具备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的态度。关于民族问题，邓小平有一系列的具体论述。但是，我们只注意这些具体论述是不够的。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组成部分，只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中才能够发挥作用和走向完善。所以，我们必须确立这样一个思想，即全面理解和完整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
解决民族问题，说到底要解决发展的问题。中国解决所有的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搞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2〕我们说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普遍落后，其落后的主要标志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的民族政策是真正平等的政策，是保障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共同繁荣，就必须逐步消除历史所造成的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与历史上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我们整个国家还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且在探索这条道路的过程中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以致于总体上说发展不大，没有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优越性。生产力不发展或发展缓慢，国家就不可能强盛，民族也不可能繁荣，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主体的一整套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也难以充分发挥它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优越性。所以，邓小平在1980年论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强调指出：“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3〕其中既包括完备我国以宪法为主体的法律体系，保证各民族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和充分享有的公民权利；同时也包括通过立法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少数民族的平等发展权。政治要以经济做基础，否则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的权利就会落空。这一思想，邓小平在50年代就提出过。实践证明，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以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保障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适合中国的情况，“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14〕同时，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本身也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以适应新形势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积我们国家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教训得出的结论。要发展必须改革，改革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改革必须开放，开放才能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促进发展。僵化死板、闭关自守，只能把自己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历史的经验表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行不通的，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也建设不成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从各个方面都体现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鲜明特点。没有改革的精神，没有开放的思想，国家不可能发展，民族也不可能发展。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普遍存在观念保守和地域封闭的落后状况，这也是制约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内在不利因素。所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过程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仅是我们国家和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直接动力，也是各个民族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没有这样一种思想认识和革命精神，就不可能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从而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不仅要对世界开放，而且还有一个对内开放的问题。地区之间、部门之间、民族之间都要开放。只有开放，才能密切交往关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只有开放的民族，才能发展；只有开放的民族，才是有发展前途的民族。我们“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如果在那里的汉人多一点，有利于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不是坏事。看待这样的问题要着重实质，而不在于形式。”〔15〕民族杂居是我们国家多民族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在历史发展中各民族相互交往中形成的。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单一地实现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各民族人民只有在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保障下实现共同发展。邓小平同志说要着重实质，就是指发展的实质，它具体表现在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各民族人民生活水平这三个方面。在我们国家沿海、沿江、沿边的全方位开放形势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外引内联、扩大交往、互通有无、共同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和沿边开放的优势，不仅能够实现“今后发展起来很可能走进前列”的设想，而且必然地成为我们国家繁荣昌盛和整个中华民族发展振兴的有力后盾。
历史造成了我国各民族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也决定了缩小这种差距需要有一个过程的现实。实行改革开放，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打破过去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搞平均主义调动不起一切积极因素，结果是大家都穷。所以，要讲发展，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哪一部分地区率先发展，是以承认差距为前提的。东南沿海地区具备优先发展的条件，具备参与国际经济的条件，我们就不应该限制它，而且应当支持和鼓励它尽快发展。我们的国家这么大，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国力贫乏，没有条件把每一个地区都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一部分地区抓住时机发展起来，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是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正确选择，是我们国家在初始发展时期的大局。沿海地区发展快，内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慢，势必造成差距拉大。这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6〕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最充分的体现，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展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17〕在这一过程中，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某些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份悬殊的问题在一定时期难以避免。这些难以避免的现象并不意味着合理，而正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和调节的问题，但是这要有一个过程，要从大局着眼来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综合国力不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高。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搞“均贫富”，就会丧失历史的机遇和发展的活力，无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改革开放是加快发展的手段，允许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发展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因为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更快地创造财富，增强国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18〕经过18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显著成绩，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各民族人民正在向小康目标迈进。在这种形势下，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已于1995年提前实现，邓小平关于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的设想，也开始提前实施。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江泽民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把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给予了高度重视。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从“九五”开始，国家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的方针和措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和发达地区的帮助。针对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的资金缺乏、基础设施条件差等发展的困难，国家确定了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积极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体系、有步骤地引导东部某些资源初级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等一系列措施，同时要求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继续采取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帮助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19〕也是一个大局。但是，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更离不开这些地区和各民族人民的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从一个民族发展的角度讲，自力更生的内在发展动力是促进民族发展繁荣的基础。也只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少数民族才能在国家的支持和发达地区的帮助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正如民主革命时期少数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不是中国革命“附带解决”的问题一样，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附带解决”的问题。中国是由多民族共同建立的统一国家，各个民族都对共同祖国作出过贡献，都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添过光彩。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谁也离不开谁，都在为国家的昌盛、民族的振兴艰苦奋斗。每一个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都在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贡献；每一个民族的发展，也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没有少数民族的发展，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振兴；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也谈不上中国的现代化。这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立场。所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始终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少数民族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承担着重要的历史责任。这就需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各民族人民，在国家和发达地区支援帮助下充分调动和发挥内在的发展动力，在以资源开发为主导的发展战略中，创造性地走出一条符合本地区、本民族实际的使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发展的实践证明，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才能激发出这样的发展动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正是寓于其中。
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环境，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20〕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要发展就必须改革开放，改革本身就是一场革命。在这样一种深刻的社会变革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相应的各种矛盾也可能会比较突出，其中也包括民族问题。这些情况如果处理不好、解决不利，就会影响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形势。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的问题上。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把解决地区发展差距、支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制定“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内容以及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之一提出，也正是针对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集中表现而作出的根本性决策。这一重大决策，是我们国家民族平等政策真实性的体现，是完全符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迫切愿望和根本利益的，也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切实保证。当然，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必由之路，但是民族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的特点，又需要我们在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的同时，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关注民族问题和解决民族问题。即便是各个民族都跻身于现代化的民族之列，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因素不断增多，民族特点所形成的差异仍将继续存在，这决定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民族问题作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往往与各种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例如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密切关系等，也决定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民族问题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团结、保障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决定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中，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纷争十分突出，国家动荡、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往往与民族、宗教问题密切相关。同时国际敌对势力也把民族、宗教问题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西化”和“分化”的突破口，不断施加压力和影响。这更增加了民族问题对于我们这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所以，全党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加强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做好民族工作，是事关我们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边防巩固、建设成功的大局问题。江泽民同志说：“民族、宗教无小事”，正是对此而言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这就要求我们的民族工作向更宽广的领域发展和深入，善于发现新问题、善于解决新问题，在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坚持依法办事，坚决反对破坏祖国统一的民族分裂言行，维护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这也就是说，我们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过程中，要通过我们深入细致的工作，努力为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没有这样一种环境，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的愿望就不可能实现，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逐步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也不可能成功。因此，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辨证关系，“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21〕就解决民族问题而言，这是我们民族工作部门和民族研究机构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是我们中华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它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精神，是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能够解决民族问题，就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正确解决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在把社会主义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进程推向一个新阶段，“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的现实，党和国家“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的现实，〔22〕突出反映了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政策，而且是真正实行的政策。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我们的政策优势，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展示了各民族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光明前景。邓小平说：“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2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功，“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24〕我相信，在当前国际上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十分突出的形势下，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也会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对人类社会正确解决民族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1〕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 《列宁论民族问题》下册，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745页。
〔2〕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63页。
〔3〕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4页。
〔4〕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7页。
〔5〕 毛泽东：《关于大量吸收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9页。
〔6〕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1页。
〔7〕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4页。
〔8〕 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周恩来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2页。
〔9〕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7页。
〔10〕 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册，第263页。
〔11〕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3页。
〔12〕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13〕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9页。
〔14〕 邓小平：《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7页。
〔15〕 邓小平：《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7页。
〔16〕 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17〕 邓小平：《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
〔18〕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区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
〔19〕 邓小平：《拿事实来说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155页。
〔20〕 邓小平：《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4页。
〔21〕 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人民日报》1995年10月9日第1版。
〔22〕 邓小平：《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2页。
〔23〕 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
〔24〕 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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