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早中期甘肃石窟的考察与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甘肃论文,石窟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甘肃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留存有各类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其中佛教石窟寺更表现了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历史情况。甘肃现存的石窟寺除著名的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大型石窟外，在河西、陇中、陇东、陇南等地域还有很多中小型石窟寺，据历次文物普查的结果显示总计170余处，其中留存有造像和壁画内容的重要石窟寺80多处，它们基本沿丝绸之路以及古代重要的交通线路分布，其分布也基本反映了当时佛教石窟传播线路、开凿次第方面的情况。这些石窟分布范围广、数量多、延续时间长、内容丰富多彩，基本代表了中国石窟寺发展演变的基本过程，应该说与敦煌石窟在石窟艺术、佛教发展、历史等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20世纪初，由于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发现，引起了世界列强对中国西北地区探险的强烈欲望，各国探险者蜂拥而至，除了对一些古代遗址、古墓葬进行掠夺性地考察外，很多探险者都十分关注对古代佛教石窟寺的考察，敦煌是其主要的掠夺考察对象，甘肃其他一些石窟寺也成为其注意的目标。在国外探险者纷纷进行考察的同时，我国的一些学者也逐渐醒悟，不断发现并考察了众多的甘肃石窟。由于敦煌石窟的研究史包含在敦煌学的范畴内，许多学者已作了很多总结和研究，因此本文主要对20世纪早中期甘肃其他石窟的考察与研究作一概括和总结。
一、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是著名的早期佛教石窟寺之一，在中国佛教石窟艺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大村西崖1915年在其所著的《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引庾信《秦川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国外始知大都督李允信建七佛龛事（注：[日]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引《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九十》，国书刊行会，昭和四十七年（1915年）七月二十五日，第363页。）。我国著名的石窟，几乎都遭遇过和敦煌、龙门等石窟相同的命运，麦积山石窟也在1920年遭到天水天主堂意大利教士的盗窃（注：冯国瑞《麦积山石窟志》，陇南丛书编印社版，1989年12月天水日报重印线本装，第23页。）。
麦积山为国人所知，当归功于冯国瑞的考察。1941年天水籍著名学者冯国瑞和朋友赵尧丞、胡楚皕、聂幼莳同行，首次到麦积山实地考察，对证古本，抄录碑文，勘察地理环境，并对洞窟做了编号，发现以前未有人谈到的壁画，颇有收获。随后写成《麦积山石窟志》，由“陇南丛书编印社”石印300本发行。该小册子是国人对麦积山首次考察研究的成果，当时在《大公报》、《益世报》和《燕京学报》等新闻媒体均有相关报道，对宣传麦积山石窟起到很大作用，麦积山石窟始继敦煌之后显扬于世。《麦积山石窟志》石印小册在当时成为麦积山石窟唯一之介绍性读本。
《志》中对麦积山石窟历史沿革、造像、壁画、建筑及有关碑刻铭文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和考证。全志包括12部分：1、甘肃诸石窟中之天水麦积山佛龛。2、秦汉间麦积山之史迹。3、西魏大统时之再建麦积山佛龛。4、北周李允信之建造麦积山七佛阁与庾信之作铭。5、散花楼遗基间之六朝壁画与藻井画。其中附记民国九年（1920）天水天主堂意大利教士盗取麦积山洞窟壁画事。6、造像。7、建筑。8、六朝唐宋明人之摩崖。9、宋明清人之石刻。10、瑞应寺。11、胜迹。12、艺文附录。全志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基本上对麦积山石窟遗存的各个方面都有反映，可以说是这一阶段对麦积山石窟全面记录的集大成者。难能可贵的是冯先生还涉及到了甘肃其它一些石窟，如敦煌石窟、凉州石窟、泾州石窟及河州炳灵寺石窟等。还对麦积山石窟的有些问题进行了考证，如始建年代、庾信刻铭等，并对石窟造像进行分区，同时也涉及到了秦州地区史地的考察。但因先生未登临全部洞窟，对有些问题的认识还有不妥之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冯先生所做的开拓性的研究工作。
冯国瑞于1947年再登麦积山后撰《天水麦积山西窟万佛铜铭》，后于1951年发表《天水麦积山石窟介绍》（以下简称《介绍》）一文。再版时作为附录论文收入《麦积山石窟志》，并加上《麦积山石窟大事年表》（注：冯国瑞《天水麦积石窟介绍》之“乙，调查经过”部分，1951年第2卷，第10期。）（以下简称《年表》）一并录入，成为现今《志》的版本。《介绍》一文分历史、调查经过、现状、过去保管修建经过、麦积石窟和敦煌的比较等五部分，对麦积山石窟进行了较全面的记述与介绍，并首次将麦积山石窟与莫高窟进行对比研究，虽未深入，但此方法对麦积山石窟研究颇为有益。《年表》从历史文献中搜罗辑证，并结合麦积山石窟题记及题材内容情况，从公元404年东晋安帝元兴元年始到公元1947年，凡涉及麦积山或有密切关系的史实和人物均列入年表，便于研究者整体掌握历史线索。
1945年，北京大学教授阎文儒调查麦积山石窟，1960年阎文儒第二次考察麦积山石窟，中国佛教协会、甘肃省博物馆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参与，对麦积山所有洞窟进行了全面考察。考察成果集中发表于198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麦积山石窟》一书（注：阎文儒主编《麦积山石窟》，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1947年，冯国瑞再度考察麦积山石窟，邀木工文得权进入第133窟（万佛洞）。“同年美国驻国民党部队的顾问团九人来天水，骑兵学校教育长胡竞先强迫当地农民，为他们由马跑泉到麦积山修了二十多公里的汽车路，以便利他们去参观。这可能是一幕偷盗古物的阴谋。”就连美国首批游客在1947年《和平日报》中也称赞麦积山石窟是“全世界七大工程又增其一。”
1951年辜其一先生发表关于麦积山石窟建筑艺术的专论《麦积山石窟及窟檐记略》，内容包括：石窟历史、石窟及佛龛、装饰及妆銮、石造窟廊之制度，这是学者首次对麦积山建筑艺术的专题研究论文（注：《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10期。）。
1952年9月底，由中央政府文化部组织中央美术学院、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敦煌文物研究所三单位组成的考察团，在对永靖炳灵寺完成首次勘察后，又组织麦积山考察队。由常书鸿先生带队，参加人员有段文杰、史苇湘、范文藻、王去非、孙儒僴、窦占彪等，冯国瑞先生作为甘肃省文教厅官员及麦积山石窟首次个人踏察者也随队考察（注：孙儒僴《我曾经参加过的几次石窟考察》，《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34-136页。）。段文杰、史苇湘临摹壁画，范文藻摄影，孙儒僴测绘，常书鸿等调查记录洞窟，勘察队从11月1日开始至12月1日结束，历时三十余天，对重点洞窟进行摄影、测绘和临摹工作，共发现石窟157个。这是麦积山石窟有组织勘察工作的开始，登临了西崖万佛洞（现编第133窟）等周围许多洞窟，勘察小组的工作情况汇总为勘察报告，促使中央政府文化部在北京组织进一步的勘察。但遗憾的是这次考察的材料以及成果一直没有公布发表，仅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发了一简短的报道（注：《西北文化部完成麦积山石窟勘察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1期。）。
1953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郑振铎局长亲自组织麦积山石窟勘察团以做进一步的勘察研究。团长：吴作人，团员：王朝闻、常任侠、冯国瑞、李瑞年、罗工柳、邓白、孙宗慰、萧淑芳、戴泽、陆鸿年、吴为、张鸿宾、程新民、张建关等共15人。王朝闻、常任侠、冯国瑞为研究组，罗工柳、李瑞年、孙宗慰、肖淑芳等为绘画摄影组，张建关、程新民、张鸿宾为翻模测绘组。勘察团在32天工作中，写出《麦积山石窟勘察团工作报告》和《麦积山勘察团工作日记》（注：《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2期）。勘察团成员的临摹、特写和外景照片、翻模作品及测绘洞窟图纸等研究成果，后于1954年均选编入《麦积山石窟》图册刊印（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编《麦积山石窟》图册中郑振锋《〈麦积山石窟〉序》，1954年版。）。研究者们编录的《麦积山石窟内容总录》共录编194个窟龛，相比西北文化部勘察小组新增37个窟，每个编号洞窟内容均涉及窟形、时代、建筑、造像、壁画、题记诸方面，有十多个窟因道路不通只给编号，窟内情况不明。此次编号一直沿用至今。勘察团的《报告》、《日记》及《内容总录》的发表，引起国内外研究我国古代佛教艺术、古代雕塑史和美术史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并一致肯定了麦积山石窟的重要性，它可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和洛阳龙门三大石窟齐名。
勘察团研究成果的公布，将麦积山石窟再次推介给世人，麦积山石窟渐为国内外所关注，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研究和考察的兴趣。1956年日本友人名取洋之助应邀来华参加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活动后考察麦积山，几乎拍摄了全部能通行洞窟的雕塑作品，后与日本美术史专家町甲一合作著文，由岩波书店出版图文并茂日文本《麦积山石窟》一书（注：[日]名取洋之助著《麦积山石窟》，岩波书店，1957年4月20日。）。1956年日本《每日新闻》报道麦积山新闻，同年，日中友好协会主持召开了麦积山石窟等照片展览。町田氏还发表《论麦积山石窟的北魏佛像》一文（注：日本佛教艺术学会《佛教艺术》1958年第35号。）。
我国美术史界人士也就麦积山石窟艺术及雕塑的风格、流布情况和继承等问题撰写专论或评价。王朝闻先生从美学思想创作原则、绘塑技巧等方面分析了麦积山的雕塑及绘画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注：王朝闻《麦积山石窟艺术》，《人民画报》1954年2月。）。史岩先生从雕塑技法和样式上，将麦积山石窟北朝雕塑分出两种类型（每一类型各分前后两期），对每型均从头型、脸型、发髻、眉目、姿态、服饰、衣褶作法、塑造技法诸方面来做前、后期对比，以寻找其不同阶段的变化及发展线索（注：史岩《麦积山石窟北朝雕塑的两大风格体系及流布情况》，《美术研究》1957年第1期。）。可以说这是第一篇对麦积山石窟造像进行分类分期研究的专门文章。周石谈到麦积山石窟佛教雕塑艺术作品充满生活的气息和人民健康的高尚情感，艺术家通过作品表现活生生的现实社会的人，对其以后的现实主义艺术发展起到很大作用。创作者突破佛教教义题材的束缚来表现他心目中的现实社会和生活中的人物和情感，这是由艺术家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所决定的。麦积山石窟雕塑作品表现的不断追求形神兼备，以传神为主的民族的雕塑传统，是我国雕刻艺术的最优秀的传统之一。这些优秀的传统和现实主义创作态度都是我们应该继承并发扬光大的（注：周石《从麦积山石窟谈古代雕塑的继承问题》，《美术》1962年第1期。）。梅剑龙撰文指出“麦积山石窟艺术的价值和历史价值是无法估计的，麦积山石窟艺术所创造的辉煌业绩，是我们人类文化的骄傲”，“作品光辉地展示出古代艺术家们精湛的创作技巧和他们的观察生活的能力；他们的辛勤劳动，不仅给后代的艺术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同时也给后代的历史家提供了研究古代人民生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注：梅剑龙《巧夺天工的佛塑艺术——试谈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的成就》，据《麦积山石窟资料汇编（初集）》，天水麦积山文物保管所编，1980年3月。）。洪毅然1957年春率西北师范学院学生到麦积山石窟考察学习，与麦积山保管所同志一道对43窟后壁洞室进行详细勘察、测绘和照相，并对地面部分清理，经研究最终确认其即为史载之西魏文皇后乙弗氏“寂陵”之墓室，进而认定43号崖阁为“寂陵”遗存（注：洪毅然《西魏文皇后乙弗氏“寂陵”遗址蠡测》，据《麦积山石窟资料汇编（初集）》。）。另有李丁陇（注：李丁陇《麦积山石窟艺术》，据《麦积山石窟资料汇编（初集）》。）、温廷宽（注：温廷宽《我国北部的几处石窟艺术》，《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期。）、常任侠（注：常任侠《甘肃麦积山石窟艺术》，《中印艺术姻缘》1955年7月。）等知名美术家，均在不同刊物上撰文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麦积山石窟艺术的成就及其在美术史上的地位。雕塑家刘开渠把麦积山石窟誉为“我国历代的一个大雕塑馆”（注：刘开渠《中国古代雕塑的杰出作品》，《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期。）。通过上述国内外学者的调查、评介和研究，使麦积山石窟的价值更加彰显于世，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并为后来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60年代初，麦积山石窟的调查与研究工作进一步开展。以北京大学阎文儒为首，中国佛教协会、甘肃省博物馆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参与，对所有洞窟进行全面考察。1963年，甘肃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与甘肃省图书馆组织部分专业人员对重点洞窟进行了测绘、摄影和文字记录（注：张锦秀编撰《麦积山石窟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第248页。）。“文革”开始，研究工作基本停顿，这些调查活动的部分资料也散失了许多，但在文革后陆续发表的成果中可以看到，这是继中央文化部麦积山勘察团的调查之后出现的更为严格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了。
70年代初，麦积山文物保管所在以前调查的基础上，对50年代勘察团未能登临考察的新通10多个窟龛及两方刻石题记作了调查并发表了报告（注：麦积山文物保管所《麦积山石窟的新通洞窟》，《文物》1972年第12期。）。特别重要的新发现是78窟右侧基台上剥出的18身供养人画像及榜题“仇池镇□（经）生王□□供养十方诸佛时”等材料，成为研究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问题重要的考古学层位关系和服饰、史地研究方面的新证据。另外，3号千佛廊通4号散花楼的栈道旁崖石上题记“麦积山胜迹始建于□秦成于元魏经七百年□□名额绍兴二年岁在壬子兵火毁历至十三年尽境□宁国泰□□二十七年丁丑六月……”，也成为研究最早开窟年代问题的主要资料。这些重要新材料的公布，引发关于麦积山石窟最早开造年代及早期洞窟（尤以74、78窟为主）的争论。张宝玺先生发表论文，首次就开窟年代及最早洞窟造像壁画进行专门探讨。文中通过对史料及碑刻所记“六国共修”及“次七国重修”的综合分析，认为麦积山佛教活动史可上溯到东晋十六国的后期，其开凿年代晚于敦煌莫高窟，与天梯山、炳灵寺大体上属同时，早于云冈石窟及龙门石窟。在对74、78双窟的研究中，从历史地理、服饰史角度并结合考古发掘中的服饰形象资料，详细考证分析仇池镇供养人题记，认为供养人绘制上限在文成帝复法后，下限在太和改制前，即452-486年间。关于早期洞窟，作者认为与74、78公认的早期窟同期的有51、57、90、165窟及70、71、75等龛（注：张宝玺《麦积山石窟开凿年代及现存最早洞窟造像壁画》，《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这一阶段两次集考古、美术、测绘等方面专业人员的勘察（组）团对麦积山石窟进行科学的、详尽的考察和研究，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勘察报告及内容总录的发表及对洞窟的编号，运用石窟考古的理论更加专业化的对勘察情况做科学地记录，客观上有利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和资料引用。此阶段研究者多从艺术角度来欣赏、评论麦积山石窟，严格意义上的佛教考古理论指导下的研究工作相对薄弱。同时，与麦积山周边及国内外其它石窟的对比研究做得较少或不成系统，因而对洞窟的雕塑、壁画等艺术载体缺乏相对准确科学的年代分期和题材认定，内容总录等成果势必也存在一些不准确的地方，但却公布了一些重要的可供研究的基础材料。
二、炳灵寺石窟
炳灵寺石窟是丝绸之路上又一处著名的佛教石窟寺，开创于十六国西秦时期。
1951年，冯国瑞先生首次调查炳灵寺石窟，著有《炳灵寺石窟勘察记》（注：刊印于《炳灵寺石窟勘察记》（初步调查报告）1951年，《光明日报》、《甘肃日报》先后发表。），《光明日报》、《甘肃日报》先后发表，引起了全国对炳灵寺石窟的注意。《勘察记》对炳灵寺石窟的营建历史、部分造像题刻和内容作了论述，并对有关炳灵寺的文献记载进行了考证，提出炳灵寺石窟营建于西晋时期，文中录有一处石刻题记，为“永康四年……”，但该题记在后来的考察中均未发现。因为冯先生在此之前已多次考察麦积山石窟并有一些研究成果，所以就麦积山与炳灵寺的关系问题从高僧史迹文献方面也提出了一些看法，认为它们之间在营建上完全相似，有很深的渊源。冯国瑞先生对陇右两处地域相同的早期石窟寺的考察均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由于他开拓性的考察工作，以后的几次重要的麦积山和炳灵寺的勘察都有他的参与。之后，冯先生又发表《永靖发现西晋创始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的历史渊源与地理环境》（注：《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期。）。
1952年，中央文化部组织中央美术学院、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炳灵寺石窟考察团。人员组成如下：中央美术学院有吴作人、肖淑芳、李可染、李瑞年、张仃、夏同光。西北文化部有赵望云、范文藻。敦煌文物研究所有常书鸿、段文杰、孙儒僩。甘肃省文教厅的冯国瑞、曹陇丁。考察团团长为西北文化部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副团长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名画家吴作人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从9月18日至28日考察团在炳灵寺石窟进行了共12天的考察工作。勘察团分工合作，常书鸿负责窟内勘察组，吴作人负责窟外组，对大部分窟龛作了调查、摄影、绘图工作，此次调查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了北魏延昌二年（513）曹子元造窟题记（现编第126窟上方），此即冯国瑞首次考察时误认为西秦永康四年的题记；常书鸿先生在第124窟内发现了明代藏文写经29种，内有《造像度经》尤为珍贵；首次对石窟下寺区洞窟编号，共编124个窟龛，初步断代为北魏窟10、龛2，唐窟21、龛85，明窟5、龛1（注：《炳灵寺石窟第一次勘察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期、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29-134页、孙儒僩《我曾经参加过的几次石窟考察》，《敦煌研究》第2期，第58-60页。）。时任国家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也撰《炳灵寺石窟概述》发表（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编印《炳灵寺石窟》，北京，1953年版。）。
炳灵寺石窟最为重要的发现是1963年4月8日至5月30日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对炳灵寺石窟的调查中，登上著名的169窟，发现了西秦建弘元年（420）墨书造像题记，轰动了学术界，这是目前国内石窟中发现的有明确纪年最早的题记，该题记的发现对甘肃甚至内地石窟的排年断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为炳灵寺石窟的开创年代提供了重要证据，而且也为研究西秦及十六国的佛教艺术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形象的资料，同时也为全国其它早期石窟的分期断代提供了一个新的标尺。这次调查是为了做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工作而由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组织的调查，调查在前次调查的基础上对所有窟龛进行编号，下寺区共编号窟龛183个，对之作了分期，西秦窟2，北魏窟7、龛30，隋窟4、龛1，初唐窟2、龛1，盛唐窟14、龛104，中晚唐窟3、龛10，明窟2、龛2。在分期研究上，提出在西秦之前炳灵寺就有佛教活动，其开创年代应在公元四世纪末或五世纪初（即400年左右）。此次调查第一次登上了最高的第169窟，发现了窟内保存众多的西秦时期的造像和壁画，并在第6龛发现了准确的造像纪年。在现编第92、93等窟内清理出了四百余篇藏文印经、明代木雕和铜铸佛像及西夏文写经残卷等遗物，对研究炳灵寺石窟的历史是非常有用的参考资料。考察结束后马上发表了考察报告，西秦建弘元年造像题记的发表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注：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调查炳灵寺石窟的新收获——第二次调查（1963）简报》。）。同年8月，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等又调查炳灵寺，调查的成果集中发表于后来出版的《麦积山石窟》一书中（注：阎文儒主编《炳灵寺石窟》，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阎先生以调查的资料为基础，对炳灵寺石窟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和研究，尤其是对洞窟分期断代、造像和壁画内容的考证、炳灵寺历史地理、石刻文字考释等做了很多独到的研究，对炳灵寺石窟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169窟的重要性，之后很多学者如金维诺、张宝玺、董玉祥、杜斗城、常青等都对该窟题记以及西秦造像和壁画、西秦佛教等做了深入的研究（注：详细请参考炳灵寺文物保管所编《炳灵寺石窟研究论文集》，兰州：甘肃宝隆印务有限公司，1998年；《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12月；董玉祥主编《炳灵寺一六九窟》，深圳：深圳海天出版社，1994年4月；颜廷亮、王亨通主编《炳灵寺石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目前关于该窟的研究仍然是炳灵寺石窟研究的焦点。
三、陇东石窟
1923年，美国敦煌学家、时任哈佛大学美术系与福格博物馆东方艺术讲师的兰登·华尔纳组织了第一次福格中国考察队，其主要目的是到甘肃考古。华尔纳任队长，队员是华尔纳在宾夕法尼亚博物馆工作时的同事霍拉斯·翟荫。另在北京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物色了一位叫王近仁的学生充当翻译兼事务员。考察队在经过河北、河南、陕西后，于同年9月初进入甘肃境内。9月13日在泾川县城西回中山脚下发现王母宫石窟，由于该石窟形制与云冈第6窟极为相近，在窟内中心柱上部四角各雕一大象驮塔，华尔纳称之为“象洞”。考察队对该窟的造像进行了盗窃，7件石雕被盗凿，现藏于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据王冀青先生的调查，这7件石雕其中6件为佛头像，1件为造像的下半身，可能为菩萨像，佛头像高在22.8-35.6厘米之间（注：参见王冀青译、[美]莫洛索斯基《美国收藏的敦煌与中亚艺术品》，《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第122-124页。）。看来，华尔纳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怀着乘机盗窃中国文物的目的，其在中国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掠夺。陈万里等第二次考察队到达这里时描述道：“洞内东西北三面均有造像，下层者悉毁损，碎石遍地，残破之造像触目皆是。殆有盗者为之毁坏屿?随拾一佛头，拟带还北京，以证盗者所为固有意也。”（注：陈万里《西行日记》3月23日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40页；陆庆夫、郭锋、王冀青著《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262-275页。）华尔纳等之后在哈拉浩特遗址也劫取壁画3幅、雕塑1件、铜镜1件、瓦当1件。次年1月21日，华尔纳等到达莫高窟，在王道士的同意下，剥取第329、323、320、335、331、321等窟“初唐画有汉武帝遣博望侯张骞使西域迎金佛等有关民族历史与中国佛教史等的重要故事内容的”（注：常书鸿《警告霍雷斯·杰尼和他的主子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壁画10方、盗走北魏257窟和唐代328窟彩塑飞天和胡跪观音菩萨像各一件（注：参考陆庆夫、郭锋、王冀青著《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262-275页。）。华尔纳第一次考察的详尽报告题为《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1926年在美国出版，这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中国西北探险史以及西北包括陇东石窟、敦煌文物以及其他古代遗址文物外流经过的重要参考书。由于华尔纳第一次考察的“成功”，可以说收获颇丰，因此回国后立即被责成组建第二次福格中国考察队。
1925年，第二次福格中国考察队由6人组成：华尔纳、翟荫、丹尼尔·汤姆生（负责壁画分析与剥离）、阿兰·普列斯特（汉名溥爱伦，负责壁画剥离）、霍拉斯·史汀生（汉名石天生，负责测量）、理查德·斯达尔（汉名时达，负责摄影）。关于这次考察活动，陈万里先生在其《西行日记》里记得很详细。华尔纳专门带了两名懂壁画剥离的人员其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剥取一些壁画，也是其组建考察队的主要任务之一。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陈万里陪同美国考古队翟荫等考察敦煌途经甘肃调查了王母宫、罗汉洞石窟，并首次发现了位于泾河北岸的南石窟寺并推断还有北石窟寺。“南石窟寺之碑”碑额被带回北京大学，但目前不知下落（注：参考陈万里《西行日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40-45页。）。
1959年至1960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陈贤儒、赵之祥等在陇东地区调查文物时发现了北石窟寺，并作了初步勘察。1961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再次组织人员（赵之祥、吴柏年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霍熙亮等）对该石窟进行了第二次较全面的勘察，包括石窟编号、文字记录、摄影记录和重点窟龛的测绘等工作。并发现搂底村1窟（陇东地区为数不多最早的中心柱窟，其时代略晚于泾川王母宫石窟）。1962年，又考察（岳邦湖、赵之祥、初世宾、吴柏年等），新发现十余个窟龛，并对最大的165窟窟前殿堂遗址进行了清理。1963年成立了北石窟寺文物保管所。1962年4月20日吴柏年在《甘肃日报》发表《重现光芒的庆阳北石窟寺艺术》，邓健吾又发表《庆阳寺沟石窟佛洞介绍》一文对北石窟进行介绍和初步研究（注：《文物》1963年第7期。）。以上考察工作的基础，加上后来的陆续补充调查，最后完成了《庆阳北石窟寺》考察报告（注：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庆阳北石窟文物保管所编著《庆阳北石窟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1月。）。北石窟寺的发现，印证了陈万里在20年代发现南石窟后必有北石窟寺的推断。
陇东地区在关山、子午岭区域还分布有许多中小型石窟，大多开凿于北朝时期，尤以合水平定川流域的保全寺、张家沟门等为早，开凿于北魏太和十五、六年（注：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著《陇东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11月。），为目前发现陇东地区最早的石窟寺，非常重要，对于甘肃地区与当时北魏首都平城的佛教关系以及交通路线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些石窟的调查与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早中期的陇东地区石窟考察主要是几处大的石窟寺，如前述的南、北石窟寺及王母宫石窟等，华尔纳的考察虽然带有掠夺性，但也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而陈万里的考察可以说是我国学者最早对甘肃石窟进行的考察，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国人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及其价值的认识起到了很大的触动和促进作用。
四、河西石窟
河西地区由于地处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佛教向内地传入必对这里产生影响，因此为内地石窟开凿较早的地区。除著名的莫高窟外，还有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文殊山石窟、昌马石窟、马蹄寺石窟群（包括马蹄寺、千佛洞、金塔寺等）、天梯山石窟等众多石窟，其中多开凿于十六国北朝时期，在我国的石窟艺术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莫高窟的考察和探险活动，从1900年藏经洞发现以后十分活跃，也自成一个系统，不在本文范围之内。
天梯山石窟是北凉沮渠蒙逊开凿的石窟，为北凉石窟的典型代表，是“凉州模式”最早开凿的一处石窟，对研究十六国石窟艺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40年代初，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向达在路过武威时，曾怀疑武威张义堡天梯山大佛寺可能即北凉沮渠蒙逊所开凿的凉州石窟，但因时间仓促，又加交通不便，终未能前往考察（注：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西征小记》，上海：三联书店，1957年，第342页。）。1952年，我省著名学者冯国瑞先生利用土改工作之便，曾对天梯山石窟作过一次短暂的访问了解，并于当年的5月14日在《甘肃日报》发表题为《记武威境北凉创始石窟及西夏文草书墨迹与各种刻本》的报道，提出天梯山石窟即著名的凉州石窟，但因未能登临洞窟考察，所以虽然也引起了一些关注，终因无法了解洞窟详细内容，未能在学界引起足够的重视。真正比较正规的考察始于著名美术学家史岩先生。1943年史岩去敦煌途中，曾询问未果。1954年3月，史岩参加中央美术学院敦煌文物考察队去西北。7月，史岩在敦煌工作完毕的归途中，“抱了彻底了解石窟现存内容，解决美术史上一大问题的决心到了武威”，经过六天比较详细的考察后，顺利地攀登了每个洞窟，完成了初步的调查工作，“总算了解到了石窟现存内容”。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了简要的考察报告。在关于天梯山石窟是否属北凉王首先创凿的问题上，史岩认为沮渠蒙逊在天梯山首凿石窟，但无现存遗迹，现存的第1、4窟为北朝洞窟，推测1927年大地震时毁掉的一个更大的中心柱窟，可能属北凉窟（注：史岩《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状况和保存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
1959年，由于天梯山石窟下修建黄羊河水库，为了保护石窟文物，时文化部文物局批准将其作搬迁保护，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和甘肃省博物馆组成勘察搬迁工作队。常书鸿所长任队长，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吴怡如先生任副队长，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李承仙、段文杰、孙儒僴、李贞伯、万庚育、孙纪元、张学荣、祁铎、何静珍、窦占彪、李云鹤、霍熙亮等以及甘肃省博物馆的张鲁章、倪思贤、丁桂昌、任步云、翟广伟、赵之祥等共20多人先后参加了调查、搬迁工作，这是敦煌文物研究所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开展甘肃石窟调查方面的又一次重要工作，并且是投入业务力量最强的一次，也是石窟考古调查与保护相结合的一次重要工作，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和很大的成绩。整个工作从1959年11月18日开始，至1960年4月结束。考察最后出版了比较详尽的报告《武威天梯山石窟》一书（注：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编著《武威天梯山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9月。）。报告书中对史岩推测的第17窟作了详细的描述，并附有测绘图，认为此窟为天梯山最大的一个窟，“所处位置极其突出显赫，窟内遗存也较为丰富，绝非一般平民百姓所建，是否为北凉王沮渠蒙逊原建，很值得研究”。
1954年6月13日史岩从莫高窟起程准备东去麦积山，在通过河西走廊时，曾去民乐县境的祁连山作了一次试探性的踏查，在那里共计调查了金塔寺、千佛洞和南、北马蹄寺、上、中、下观音洞等七个石窟群共70余窟龛，北朝9窟，隋代1窟，西夏3窟，元代19窟，明代2窟（注：史岩《散布在祁连山区民乐县境的石窟群》，《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第37页。）。
1954年6月15日，史岩调查了文殊山石窟的千佛洞、万佛洞、太子寺、古佛洞、观音洞等七个洞窟的情况，并附2件北凉石造像塔（注：史岩《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史岩先生对河西诸中小石窟的调查和研究认为，象文殊山、金塔寺、千佛洞、天梯山等最早的一些中心柱窟为北朝时期开凿，与以后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调查的结论不同，这正好是关于河西早期石窟年代讨论的两个最主要的观点。史岩先生对河西石窟包括天梯山、金塔寺、马蹄寺、文殊山等石窟的考察研究颇为重要，均发表了相关的考察研究报告。
总之，这一时期，敦煌文物研究所作为甘肃最为健全、业务起步较早、业务力量最强的石窟研究机构积极地参与了甘肃一些石窟的考察，如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在常书鸿先生的带领下，包括石窟考古、美术、修复、测绘、摄影等方面的专家，对甘肃石窟的调查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冯国瑞先生对麦积山石窟、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等重要石窟寺的考察和研究具有开拓性的作用，是甘肃地方学者最早对一些重要石窟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学者。另外，向达、史岩、阎文儒、宿白等知名学者对甘肃一些石窟的考察和研究对甘肃乃至全国石窟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极大地推动了甘肃石窟的研究。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对陇东地区石窟和河西石窟作了比较全面的调查，张宝玺、董玉祥先生所作的工作最多，成果最为丰富，集中地反映在后来出版的《河西石窟》（注：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著《河西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10月。）、《陇东石窟》、《庆阳北石窟寺》、《炳灵寺石窟》等图录以及《文物》等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报告中。这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当首推1963年在炳灵寺169窟发现的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墨书纪年造像题记，这是国内石窟目前发现最早的造窟纪年题记。河西石窟的考察，包括天梯山石窟的考察，对确定一些北凉石窟（即“凉州石窟”）提供了第一手详细的资料。由于甘肃石窟在全国石窟中的重要地位，目前除敦煌学的研究外，甘肃石窟的研究还是十分被学术界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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