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在华犹太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犹太人论文,战后论文,在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6—0130—1O
1840年后，先是欧洲塞法迪犹太人来华经商办实业，接着是俄国犹太人为逃避反犹恶浪和内战来华谋生，后来又有大批犹太难民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亡命来华。到上世纪30年代末，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已达4—5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种种复杂因素，在华犹太人逐渐离去。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几乎所有在华犹太人都离开了中国，除香港、台湾外，中国境内老的犹太社团和聚居点已不复存在。
西方一些著述在提到1945年后，特别是1949年和1966年后在华犹太人离去的原因时，总是刻意强调意识形态因素，认为他们是因为“害怕”共产主义而离开中国的。这种说法显然是片面的，而且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又带有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严重偏见。实际上，欧洲犹太难民，塞法迪犹商和俄国犹太人离去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而在这三个群体的内部，不同的人在不同时候离去的原因也是不一样的。需要指出，在文革前的17年里，仍然有许多犹太人生活在新中国的土地上，而在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香港，犹太社团一直十分活跃且不断发展。这些情况以前很少有人提及，更无人对此作系统研究。令人高兴的是，当文革结束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时，犹太人又回到了中国，今日中国各地又出现了新的犹太居民群体。本文拟就二战后在华犹太人的整体发展历程作一较为系统的考察。
一、战后初期部分在华犹太人离去的原因
1.欧洲犹太难民离开避难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首先离去的当然是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他们感谢上海这个“诺亚方舟”使自己免遭纳粹毒手，但他们毕竟只是把上海看作临时避难地，并无长期居留下去的思想准备。一俟世界各地硝烟散尽，和平恢复，他们便着手去寻找一个可以永久居留的新家园。此外，他们大都有家属和亲友没能逃离欧洲或逃到了世界其它地方，在战时与他们失去了联系，因此战争一结束，他们便急于探寻亲人的下落或去与亲人团聚。这也是他们在战后急于离开上海的一个原因。有关战后欧洲犹太难民离开上海的具体统计数字难以找到，但我们将手头掌握的各类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可得出如下不完全的统计：1946年离沪的犹太人约为3000—4000人，1947年约为8000—9000人，1948年为5000人左右，1949年约为5000—6000人，19.50年为2000人左右，1951年也在2000人上下。也就是说，从1946年到1951年，离沪犹太人总数约为25000—28000人，其中多数是欧洲犹太难民①。关于离沪欧洲犹太难民的去向，主要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四国，也有一些人去了南非和拉美国家，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回到了欧洲。目前有据可查的最大一批离沪返德的犹太难民是1947年8月21日抵达柏林的295名左翼人士及其家属，其中包括后来的民主德国首任驻华大使汉斯·柯尼希等人。1997年8月21日，他们曾在柏林集合纪念犹太难民从上海返回柏林50周年，笔者之一应邀参加了这一活动。据参加活动的原居沪犹太人估计，当时回到德、奥等欧洲国家的上海犹太难民总数不会超过千人。
从以上事实看，欧洲犹太难民离开中国（上海）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并无直接关联，主要是出于他们自身寻求家园和团聚的需求。当然，中国内战爆发造成的不稳定因素也可能对他们决定离去有一定影响，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显然并非主要原因。
2.部分俄国犹太人的离去。1946年后中国内战爆发使俄国犹太人中不少人希望长期居留中国的希望破灭，因此一些俄犹，特别是那些比较富裕的人便也随着欧洲犹太难民离去的潮流移居北美、澳洲等地。到1948年，由于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一批持苏联护照的俄国犹太人也被迫离去，但只有少数人真正回到苏联，大多数人还是移居到了其它国家。1948年5月以色列国成立后，以色列政府派领事官员摩西·尤瓦尔（Moshe Yuval）来上海，向上海犹太人发放了7000余份赴以签证，实际到达以色列的上海犹太人约有4000—5000人②，其中多数是欧洲犹太难民，但也有不少俄国犹太人。前“满洲国”境内俄犹的遭遇又颇为奇特。1945年4月5日，苏联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失效。此后不少俄犹便已丧失了中立国侨民的礼遇，处在日军占领当局的严密监视之下。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攻入中国东北。自知大势已去的日寇遂对一些苏联公民下了毒手，其中包括不少持苏联护照的俄国犹太人。如在海拉尔，日本宪兵队于8月9日逮捕了18名“内控”的苏侨，其中就有12人是犹太人，他们全部被杀害③。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俄犹是欢迎苏联红军进驻的。但苏联红军进占了东北一些大城市后，又逮捕了一些俄犹领袖，指控他们与日军占领当局勾结。如哈尔滨犹太社团领导人A．考夫曼，便被逮捕并押往苏联，罪名是反苏和从事间谍活动。这些事态剧变是东北地区一些俄犹离去的原因，这与关内的情况又有不同。不过，由于战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很快在东北占了上风，哈尔滨、大连等城市解放都比较早，因此，后来内战愈演愈烈及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关系恶化对东北俄犹的影响又要比关内小得多。不少持有苏联护照的俄犹更是利用这有利时机经商办实业，有的还成了“苏联专家”。
总体来看，战后这几年虽有部分俄犹因种种原因离去了，但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原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俄国犹太人中的多数仍然没有离去。如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哈尔滨约有俄犹2000人，到1949年8月新中国诞生前夕，仍有1600名俄犹在该市，离开的只占20％④。
3.塞法迪犹商集团的撤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塞法迪犹商一度曾大量购进日本留下来的产业和物资，冀图在上海等地东山再起，但很快就停止了这一计划，并开始大撤退。主要原因是：（1）战时英、美已与中国政府签约，放弃在华租界、治外法权及一切特权，因此英籍犹商不再享有战前的种种有利因素。连维克多·沙逊也承认：“在中国开展大规模业务的日子已成过去，……今后外国人只能从旁协助……企业要由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来经营了。”⑤ （2）战后不久中国便爆发了内战，国内形势动荡，经济状况急剧恶化，此后国民党政府将要倒台，一个新中国将要出现的形势已日趋明朗，这就使作为英商财团一部分的塞法迪犹商财团在中国再图进取的可能性化为乌有。1946年后塞法迪犹商财团开始将财产转移出上海，将业务重点转向香港。沙逊集团便将原设在上海的各直属公司全部迁往香港，资本额亦改以港币计算，上海只设立分支机构，尽量压缩上海的业务；作为沙逊集团之核心企业，新沙逊洋行总部也被迁往巴哈马群岛的拿骚；同时，开始有计划地出售房地产和股票，逐步抽走资金。在伊利·嘉道理去世后由其长子劳伦斯·嘉道理（Lawrence Kadoorie）执掌大权的嘉道理集团也收缩上海的业务、将经营中心转移到香港。到1948年，塞法迪犹商集团开始全面大撤退，将所有在上海的动产和不动产悉数抛售，终于退出了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
到上世纪50年代初，包括塞法迪犹商、俄裔犹商和其他犹商在内的犹商财团在上海及中国内地的工商业活动均告结束，其在华资产大部撤到香港，反倒使香港的犹太社团更趋兴盛。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也可以说犹太财团从香港出发对上海及中国内地的工商拓展，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曲折历程后，又以犹资退回其出发点香港而告终。
从上述情况看，导致塞法迪犹商撤离的原因中的确有意识形态因素，但关键还在于它失去了赖以发展的政策依托和经济氛围。实际上，同一意识形态指导的政府是可以奉行不同的政策的。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后大批犹商又回来经商投资的原因了。
二、文革前新中国境内的犹太人和上海犹联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境内究竟还有多少犹太人，目前尚没有精确的统计，但综合手头的资料作出不太精确也并不完全的估计，最高的数字约为9000—10000人，最低的估计也至少有5000—6000人，其中大多数是俄国犹太人。
此后十多年，在华犹太人逐步离去，主要因为以下这些原因。其一，少数尚未离境的犹太难民继续移居新的家园或与亲人团聚，个别犹太难民直至上世纪60年代初才离去。其二，冷战在全球范围愈演愈烈，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处于激烈的对抗态势，使部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存有偏见或疑虑的犹太人出于政治意识形态考虑离去。其三，新中国推出一系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开始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改造，这就使外国人在中国经商办实业日趋困难，使少数留下来观望的塞法迪犹商和几乎全部俄裔犹商逐步离去。其四，1960年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致使一些持苏联护照的俄国犹太人不得不离去。其五，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内经济形势恶化，人民生活比较困难，也是一些犹太人离去的原因。最后，1966年文革爆发，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包括在华犹太人在内的外侨几乎全部被迫离去。尽管上述复杂因素使在华犹太人逐步离去，但新中国从没出现过欧洲那种反犹主义。中国政府和人民与在华犹太人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并积极协助他们按自己的愿望移居他国，帮助处理已离去犹太人的善后事宜，维护仍居留在中国的犹太人的合法权益。所有这些，在解放后中国境内犹太人的主要组织——上海犹太社团委员会（简称犹联）的活动中可以充分地体现出来。
上海解放后，留在上海的犹侨绝大多数是俄罗斯犹太人，也有少数塞法迪犹太人和中欧犹太难民。1949年6月1日，他们成立了上海犹太社团委员会（Council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Shanghai），并于1950年9月1日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注册登记。犹联的初衷是协调上海犹太社区活动，帮助在沪犹太人移居国外。1951年，曾在上海十分活跃的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上海办事处关闭。上海犹联又承接了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原从事的中国境内犹太人的救济和移民工作，而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则向犹联提供财政援助。同时，随着许多犹太人离开中国，包括上海犹太社区协会和上海犹太宗教公会在内的一些犹太组织纷纷停止在华、在沪的活动。1953年8月起，上海犹太社区协会和上海犹太宗教公会将部分职能转交犹联。1956年7月，上述两组织将财产管理权和内部事务全部转交给犹联。犹联的工作主要有教育与医疗卫生、移民、福利与救济、宗教和文化活动、提供证明文件等几个方面。
1.教育与医疗卫生。解放初期，随着许多犹太家庭离沪，犹太学生人数越来越少，原有的犹太学校陆续停办。犹联遂接管了教育工作，集中开办了一个高小水平班，还办了一个对所有学生开放的希伯来语基础班，以解决留沪犹太孩子的教育问题。犹联负责支付学费和接送学生。在医疗卫生方面，由出售上海犹太医院所获资金设立的“医疗信托基金”（Medical Trust Fund）给予生活贫困的犹太人以必要的医疗帮助。该基金起初由托管人理事会负责管理。理事会由三人组成，分别由犹联、上海犹太宗教公会和上海犹太社区协会推荐。1956年1月，基金停止运作，并将其结余资金约14000美元交给犹联，由犹联统一管理。基金为生活贫困的上海犹太人所支付的医疗费用年均达8000多美元。
2.移民事务。这是犹联日常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主要是协助上海及哈尔滨、天津、大连、青岛等地的犹太人移居国外。犹联一方面通过与世界各犹太组织、以色列政府和联合国难民事务署的联络，帮助中国境内的犹太人申请移居名额和签证，另一方面还负责提供移民出境前在中国境内办有关手续及交通的费用。据不完全统计，经犹联安排，1952年移居国外的在华犹太人为364人，其中去以色列的99人；1953年为301人（其中上海161人），主要前往以色列（201人）；1954年上半年85人；1955年169人（其中上海69人），去以色列49人，去苏联87人；1956年上半年114人（其中上海44人），去以色列82人。每个犹太移民所需的费用，1952年为47美元，1953年为35美元，1954年为31美元，1955年为41美元，1956年上半年为76美元⑥。犹联在移民事务方面的另一个工作就是在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和世界犹太难民救济组织的帮助下，为中国境内老弱病残、不易获得签证的犹太人寻找接收国家。经过各方努力，1954年上半年共有21人获准去瑞士，2人被安排去了爱尔兰。1955年又为这一特殊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在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养老院找到了落脚点，后陆续出境。随着绝大多数中国境内的犹太人移居国外，特别是1955年以色列犹太代办处取消了移居以色列犹太人的年龄和经济限制，上海犹联于1956年6月31日起不再办理移民事务，将之交由设在香港的西起运（W.J.Citrin）办事处。西起运是以色列政府名誉移民官员和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驻远东代表。
3.福利与救济。1956年以前，少数留沪塞法迪犹太人的福利与救济工作主要由上海犹太社区协会主管，而俄罗斯犹太人和其他犹太人则归上海犹联资助的上海希伯来救济会（The Shanghai Hebrew Relief Society）和收容院负责。1953年10月，希伯来救济会和收容院合并。1956年7月1日起，上海犹太社区协会将塞法迪犹太人的福利与救济工作也交给犹联。这样，整个上海犹太社区的福利与救济工作就由犹联统一实施，其采取的主要方式有：现金补助、免费供餐、资助收容院和养老院等慈善机构、提供医疗补助等。
1952年至1959年上半年的现金补助和维持收容院及食堂的费用 （单位：美元）
年份 现金补助
维持收容院及其食堂费用
1952 10,850.00 7,930.00
1953 9,704.00 9,155.00
1954 7,062.00 7,730.00
1955 8,979.00 8,937.00
1956 18,234.30 8,476.00
1957 17,347.92 6.099.80
1958 15,767.26 5,430.20
1959上半年7,814.80 2,754.60
资料来源：“犹联”年报1955年7月—1956年6月，第4页。1958平7月1日—1959年6月30日，第2—3页。
同时，犹联也给予哈尔滨、天津、大连等地的犹太人乃至散居在安徽、新疆等地的少数犹太家庭以补贴和救济。如1956年上半年，犹联给天津希伯来协会的资助每月达4100元。直到1958年7月至1959年6月的一年内，虽然天津犹太人已所剩无几，上海犹联给天津犹太人的救济金总计仍达15400元⑦。
4.文化和宗教活动。解放初期，塞法迪犹太社团和俄犹社团的宗教活动仍然各自独立进行。1951年，上海犹太社区协会将上海犹太学校和拉希尔会堂出租后，塞法迪犹太人的宗教活动就借用俄犹的拉都路新会堂。随着越来越多的上海犹太人移居国外，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日益减少。为了节省开支，1953年8月，上海犹太社团开始重组和合并，宗教事务也归有塞法迪和俄犹社团代表联合组成的犹联宗教事务分委会主管，上海犹太社区协会负责提供宗教活动的一半经费。
在宗教事务分委会主持下，每天举行早、晚两次宗教仪式，生产和分发无酵面包等宗教食物。由于上海犹太人越来越少，1956年7月，犹联将拉都路新会堂出售，另在由犹太收容院改建的上海犹太活动中心里设立了一个礼拜堂，供宗教活动使用。同时，犹联还将新会堂中的圣经古卷和一些珍贵的宗教典籍捐赠给了以色列政府。上海犹太总会仍负责上海犹太人的文化活动，主要是举办哈努卡节和普洱节的儿童节目表演，有时也在小礼堂举行古典音乐独奏，很受上海犹太人的欢迎。1955年12月31日，上海犹太总会关闭，精选了3000多册图书作为上海犹太社区的礼物送给以色列教育文化部，图书馆剩下的报刊杂志则陈放在上海犹太活动中心阅览室免费供上海犹太人阅读，哈努卡节和普洱节儿童晚会也照常在活动中心举行。
解放初，上海共有4个犹太公墓，即惠民路（原倍开尔路）公墓、周家嘴路（原波因特路）公墓、黄坡北路（原马霍尔路）公墓和番禺路（原哥伦比亚路）公墓，一直由犹联、上海犹太社区协会和上海犹太宗教公会共同照管。1958年，犹联接上海市政府通知，鉴于卫生和市政考虑，市区公墓将统一迁往郊外新建的公共公墓。犹联协助市政府圆满完成了犹太公墓的搬迁工作。同时，犹联也继续关注中国境内其他地方犹太人的宗教社会生活。如1958年7月1日—1959年6月30日一期年报中就详细介绍了哈尔滨犹太公墓在当地政府支持下顺利迁移至远郊的情况及哈尔滨犹太人的宗教活动⑧。
5.提供证明文件。主要是为1943—1945年间居住在日军占领当局在虹口设立的“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内的中欧犹太难民发放“隔离区居住证书”（Ghetto Letters）和为隔离区内死亡的犹太难民提供死亡证明，以便他们及其家属据此向德、奥等国政府有关部门索赔。犹联存有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于1951年转交的近2万来沪犹太难民完整的个人档案和记录。1958年7月至1959年7月，犹联共发出“隔离区居住证书”401份（其中发往德国的有287份），死亡证明386份（其中发往德国218份），其它各类证明文件29份⑨。
上海犹联的工作始终得到世界各犹太组织和以色列政府的支持。如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一直向犹联提供资金援助，还与世界犹太难民救济组织一起为上海犹太人移居国外而奔波。在香港的西起运一直与犹联保持密切联系，香港犹太社团也起到了中间桥梁作用。嘉道理家族的霍瑞斯·嘉道理长期担任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香港办事处名誉财政官，负责与上海犹联之间的钱款往来。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犹联的工作一直非常支持，对在沪犹太人也非常关心，并根据情况给予适当补助。如1952年，上海有关部门解除了对金额达40万美元的“帕拉姆特”（Palamt）基金⑩ 的冻结，供上海犹联使用。上海粮食局在解放初期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然低价向犹联提供高标准面粉，满足其生产无酵面包等宗教食品的需要。上海房地局为帮助犹联救济上海的贫困犹太人，主动将拉都路新会堂的买价提高了50％以上。1955年后，上海市政府还减免了很大一部分上海犹太社团的财产税。上海犹联对此深表感激，在年度报告里一再指出，所有与犹联和其它犹太组织接触的中国政府官员始终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
据统计，在犹联注册的上海犹太人1950年有2000人左右，1951年也在2000人上下。到1952年，还有600—700人(11)。1954年6月底，在犹联登记的上海犹太人有310人。1956年6月底有171人，其中苏联公民87人。到1958年6月30日，上海犹太人只有84人，当年天津希伯来协会宣布停止活动，大连、沈阳、青岛的犹太人基本都已离去。到1959年中，根据犹联统计，中国境内的犹太人总共不过251人，全部集中在上海、天津和哈尔滨，其中上海72人，天津26人，哈尔滨153人(12)。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剩下的犹太人也纷纷离去，上海犹联于1967年自行停止活动。到那时，上海的犹太居民已不足10人。据了解，此后只有个别犹太孤老或中犹混血后裔仍居住在上海和哈尔滨。如犹太人列伊·伊麦斯是在二战期间穿过西伯利亚辗转逃到上海的，后在虹口定居。在年过50岁时，他与一位江苏姑娘结婚。解放后，他们一家不仅得到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提供的每月300港币生活费，还享受中国政府给予犹太人的特殊经济补贴。60年代初，在国内最低生活费用每月人民币13元的情况下，他们一家共能得到中国政府每月69元的生活补贴。1962年伊麦斯去世后，其家属继续依靠JDC的接济和中国政府的补贴生活。1992年，伊麦斯的女儿莎拉移居以色列，成为中以建交后第一个从中国移居以色列的犹太后裔(13)。另有一些材料提到，直到1985年，仍有一位犹太孤老哈娜·阿格雷（Hanna Agre）居住在哈尔滨(14)。
三、二战后香港犹太社团的发展和台湾的犹太人
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香港犹太人的数量没有较大的增长，始终徘徊在数百人上下。1933年访问香港的人称犹太社团由大约50到75个家庭组成，但并没提到确切的人数；1936年的一份出版物估计香港犹太人大约为100人左右，这个数字显然是低于实际人数的(15)。到日军占领香港后，大多数在港英籍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财产丧失殆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犹太社团又逐渐恢复了元气，人数不断增长，事业也开始兴旺起来。这起先是因为来自中国内地的犹太人纷纷途经香港移居北美、澳洲、以色列等地，后来则得益于大量塞法迪犹太资本从上海等地撤回香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香港犹太社团不但没有像有人预料的那样衰落下去，反而日趋繁荣，这是与香港所处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的。
香港犹太社团与新中国的关系的发展可分为文革前和文革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新中国仍处于西方世界的经济封锁之中，但英国则由于自身利益而早在1950年初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积极开展对华贸易。这就使香港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的主要通道，香港与祖国内地的贸易迅速发展，从1949年到1951年就猛增了两倍半(16)。在这一双向贸易中，与中国内地有着传统联系的犹太社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香港犹太社团和新中国的经贸关系与它和旧中国那种经贸关系已完全不同。首先，它不再享有当年列强在中国享有的种种特权，因而与新中国的经贸关系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其次，塞法迪财团在犹商对华贸易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来自欧美的阿斯肯那齐犹商则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这么讲，这一阶段是香港犹太社团在平等的基础上重塑与中国关系的时期。到文革后的第二阶段，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走上全面改革开放之路，香港犹太社团为此欢欣鼓舞，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热潮。1978年，劳伦斯·嘉道理访问了阔别30年的中国大陆。回来后他写道：“我可以欣慰地说，中国政府与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知道我们对自己从小生长的国家是心怀感激之情的，我们所经历的政治事件和麻烦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怨恨，而只是使我们认识到：为使世界更美好，必须尽一切可能去做。”(17) 他还兴奋地写道：“随着中国开始实施四个现代化纲领，香港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繁忙。”(18) 他1985年再访中国，并会见了邓小平。大亚湾核电站的建成，与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同时，香港犹太社团也在促进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推动中国与以色列建交等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如中以建交前，香港便是中以两国进行间接贸易的主要中转站，一年的贸易额达上千万美元，而在中以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便是当年逃离德国到上海避难，后成为巨富的犹太实业家肖尔·艾森伯格（Shaul Eisenberg）。1992年中以两国的建交，也有香港犹太人的一份功劳。
今日香港犹太社团的多数成员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实行大规模改革开放后来到香港的。据1989年的抽样统计，在香港定居不到10年（包括10年）的犹太人占犹太居民总数的63.8％，而定居超过20年（包括20年）的只占14.1％(19)。同年的另一项抽样调查表明，香港犹太人中70％以上是阿斯肯那齐犹太人(20)，这说明旧目塞法迪犹太人在香港犹太社团中据多数的局面已完全改变。现在奥海尔·利赫犹太会堂的宗教仪式也逐步转向阿斯肯那齐传统，以适应大多数社区成员的需求。就宗教范畴而言，香港犹太人中既有正统派，也有保守派，最多的是改革派，真正是一个具有多元特征的犹太社团。奥海尔·利赫犹太会堂拥有登记注册的成员256个家庭，约600余人(21)。由于该犹太会堂属正统派，因此一些保守派和改革派人士于1990年另组成了香港联合犹太社区（The United Jewish Congregation of Hong Kong），出版刊物《羊角号》（Shofar），在香港的影响日趋上升。除上述两大组织外，另有3个正统派组织，其中最强的极端正统派卢巴维奇社区组织拥有一百多个家庭。还有许多犹太人并不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和宗教仪式，有学者估计这部分人约在2000—4000人上下(22)。现在一般说香港犹太人约为3000左右(23)，这主要是指参加上述五个社区活动的人，如加上那些不参加这些社区组织活动的人，则最高统计数字可达6000—7000人。
目前香港犹太人中以商人最多，也有教师、律师、政府官员、外交官、学生、医生等各类人士。他们来自三十多个国家，讲15种以上的语言，其中美国人最多（约占39％），其次是英国人（27％）和以色列人（17％）(24)，来自加拿大、印度、澳洲、南非等原英属地区的也不在少数。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犹太社团长期来一直出版月刊《社区新闻》（News letter），自1977年开始编辑出版季刊《香港犹太社团记事》（Hong Kong Jewish Chronicle），1984年又建立了香港犹太历史学会（Th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Hong Kong），积极开展对香港及中国境内犹太人文化历史的研究，成果丰硕。总体来看，香港犹太社团文化素质高、经济上较为富裕，对推动香港的繁荣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犹太社团又开始实施新的发展计划，包括修缮奥海尔·利赫犹太会堂，兴建新的社团文化中心，扩建和更新犹太学校和犹太俱乐部。修缮后的奥海尔·利赫犹太会堂面貌一新，迎来了百年诞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新建的香港犹太社团中心落成并开始启用，这是一座既具犹太传统，又带有中国色彩的现代化建筑，楼内有一个藏书极丰的图书馆。香港犹太历史学会主席罗狮谷（Dennis A Leventhal）认为：“与公众对香港即将于1997年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忧虑相反，这些发展活动显示了香港犹太人对香港的未来及中国政府保持香港宗教信仰自由的承诺充满信心。”(25)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又有了一个繁荣兴旺的犹太社团。罗狮谷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的犹太人》一书中又指出：“今日，犹太社团对未来感到乐观，社团人口正在增加，开始进行重要的发展项目，犹太人赖以施展才能的天地比香港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广阔。”(26)
从上述发展的全过程看，1949年后香港犹太社团的兴旺和发展是与当时香港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主要经贸桥梁密切相关的，而1979年后香港犹太社团再次迅速发展则得益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及中国与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日趋改善。由此可见，香港犹太社团的命运实质上仍与中国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虽然在新中国境内的老的犹太社团到文革爆发时已不复存在，但中国的土地上仍然存在着活跃的犹太社团。可以相信，随着中国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迈进，香港犹太社团将更加欣欣向荣。
最后说几句台湾的小型犹太社团。它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初，起初主要由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犹太商人和在我国台湾地区美军中犹太裔军人构成。1975年，社团正式登记为非赢利社团法人。近年来，因为以色列在台北设了经贸办公室，越来越多的以色列犹太人来到台湾经商和学习中文，也加入了该社团。现在经常参加社团活动的有不到50个家庭，约200人左右，大都集中在台北市。他们大都是70年代中期以后到台湾的商人以及在一些跨国公司工作的人员，还有少量学者、学生和外交官。这个社团的宗教领导人为伊霍恩（E.F Eihorn）拉比，属于犹太教正统派，社团委员会主席唐·夏皮罗（Don Shapiro），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籍犹太商人(27)。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新犹太社团的出现
在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以后，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来到、或是“回到”中国大陆。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犹太人来华形成三波。第一波发生在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吸引了一些犹太人到中国经商、工作、旅游，但长期居住的还是少数，进行投资的更少。第二波发生在90年代中期，主要的推动因素是1992年中以两国建交，它导致以色列外交官、企业家和学者纷纷来华，以色列人在来华犹太人中的比例大幅度上升。进入新世纪，来华犹太人数量呈现迅速上升趋势，形成了第三波。其动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二是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猖獗，世界上许多地方动荡不安，而中国则相对稳定繁荣。
目前中国大陆（不包括港台）的犹太居民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总人数在4000人左右，这主要指在中国居住相当长的期限、尤其在中国工作的犹太人。主要犹太居民群体集中地的情况如下：在上海，1998年只有犹太人200多，2002年发展到500人，2005年已超过1000人，2006年达到1500人，2007年已近2000人；在深圳和广州地区，现在约有犹太人一千多(28)；在北京，1998年约有200名犹太人，2005年犹太人已达一千多(29)。另外，在其他一些沿海大中城市，如天津、大连、青岛、苏州、南京、杭州、福州、厦门等也活跃着一些犹裔人士，约有数百人。目前，各地犹太居民的数量还在不断增长。据上海犹太社团领导人毛瑞斯介绍，现在每周大约有4个来到上海定居的犹太家庭。
今日犹太人来中国的主要目的基本上是三个：经商、工作、学习。在深广地区的犹太人主要是工商业者，主要出于经济目的，因为深广地区本身不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重心，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往返于香港和深圳、广州之间。相反，在北京的犹太人中的外交官、学者和留学生的比例相对较高，因为那里汇集了各国的大使馆和中国众多的高等院校。上海则介于两者之间，工商界人士比例高于北京，但低于深圳广州地区，而外交人员、学者和留学生的比例低于北京但高于深圳广州地区。
当年的“中国犹太人”及其子女是这股犹太人来华新热潮中最为积极、活跃的力量。1979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M·布卢门撒尔应邀访华，曾专程来上海虹口寻访旧居。他向新闻记者指出，与他1939年自德国逃难来沪时相比，一大变化是“街上已没有乞丐和倒毙者”(30)。此后他每隔几年就要来上海看看，笔者曾多次陪同他去舟山路59号二楼旧居。1989年，时任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校长的Y．特科阿来上海访问，曾在一次宴会上深情地说：“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于青年时代，我在上海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现在我回来追寻那美好的时光。”(31) 1996年，91岁的前以色列宗教部长Z．瓦尔哈夫蒂格重返上海，还深情地亲吻上海的土地，并寻访当年住过的旧居。1994年，以中友协主席T．考夫曼率以中友好人士代表团重返哈尔滨，找到了自己度过童年的旧居，并到保存完好的哈尔滨犹太公墓祭扫，那里仍有600多座墓碑静静肃立(32)。现任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的父母均出生于哈尔滨，其祖父去世后就葬在哈尔滨犹太公墓。2004年6月，奥尔默特首次访华就专程去哈尔滨扫墓。那次他带了200多名企业家来华考察，推动了中以经贸合作。1998年，以色列实业家S．缪勒重返他的出生地天津，在旧居与当年的左邻右舍畅叙昔日友情(33)。
一些曾在中国生活过的犹太实业家及其后人更是纷纷来华投资经商，分享第二故乡新一轮大发展的成果，为中国拓展对外经贸文化联系牵线搭桥，为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如前面提到的肖尔·艾森伯格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并投入上海的改革开放事业，他在上海投资建造了耀华——皮尔金顿玻璃厂，直到去世前三天还签署了在浦东建立钻石中心的协议。那天他对记者说：“把建这样的中心选择在上海，是因为这里与以色列有着十分友好的关系，二战期间帮助了许许多多的犹太人。而我，就是其中之一。”(34) 1998年9月，世界最大维他命和矿物质片剂及胶囊产品生产商，美国纽崔莱公司总裁山姆·宏邦带一双儿女来到上海，寻访他父亲卡尔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35)。今天，中国已成为纽崔莱公司新一轮投资发展的重点。劳伦斯·嘉道理勋爵支持大亚湾核电站建设的事例前已提及。1994年2月6日，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李鹏总理在庆典上特别赞扬了“港方开拓者”嘉道理勋爵的功绩(36)。最近，勋爵之子米高·嘉道理在上海建立了办事处，准备再图进取。他们的行动也在国际上的犹太工商界中引起了一股“中国热”，使不少犹太实业家前来中国投资，如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加拿大犹太首富E．勃兰富曼（Edgar Bronfman）就多次来华访问，并在上海建立了饮料厂。美国著名犹太实业家，美国国际集团总裁M．格林伯格（Morris Greenberg）不仅在中国积极投资，而且还出任上海市市长国际咨询顾问委员会主席，为上海的对外开放出了许多好主意。
收稿日期：2007—02—27
注释：
① 这些数字系综合多种资料得出，主要参考了以下来源：迪克（Herman Dicker）：《远东的流浪者和定居者：犹太人生活在中国和日本的一个世纪》（Wanderers and Settlers in the Far East:A Century of Jewish Life in China and Japan）纽约，1961年版；戴维·克兰茨勒：《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世界犹太人大会犹太事务研究所1949年2月发表的关于中国犹太人的报告。
② 奥弗（D.Ofer）：《“以色列政府和犹太组织”：来自上海的犹太移民研究》（“The Israeli Government and Jewish Organizations:the case of the Immigration of Jews from Shanghai”），载《锡安主义研究》（Studies in Zionism）1990年春季号，第79页。
③ 魏寿山：《日伪宪警在海拉尔市对苏联侨民进行集体屠杀见闻片断》，《海拉尔文史资料》1992年第4辑，第53—55页。
④ 高斯坦（Jonathan Goldstein）：《中国的犹太人》（The Jews of China），纽约，1999年版，第211—212页。
⑤ 中央社1945年9月21日印度孟买电。
⑥ 《上海犹太社团委员会年度报告》（以下简称“犹联”年报）［Council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Shanghai,Report］，1953年7月—1954年6月，第3页；1955年7月—1956年7月，第9—12页。
⑦ “犹联”年报1955年7月—1956年6月，第5页，1958年7月1日—1959年6月30日，第14—15页。
⑧⑨ “犹联”年报1958年7月1日—1959年6月30日，第16—17、13页。
⑩ 此处指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在华机构拥有的一笔资金。
(11) 迪克：《远东的流浪者和定居者：犹太人生活在中国和日本的一个世纪》，第150页。
(12) “犹联”年报1953年7月—1954年6月，第14页。1955年7月—1956年7月，第5页。1958年7月1日—1959年6月30日，第19页。
(13) 《新民晚报》1998年2月9日。
(14) 埃班（Irene Eber）：《中国和犹太人》（China and the Jews），美国马萨诸塞，1992年版，第46页。
(15) 高斯坦：《中国的犹太人》，第172页。
(16) 威廉·比瑟：《香港经济与未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页。
(17) 嘉道理勋爵（Lord Lawrence Kadoorie）：“嘉道理回忆录”（The Kadoorie Memoir），转引自潘光等主编：《犹太人忆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年版，第11页。
(18) 潘光等主编：《犹太人忆上海》，第1页。
(19) 罗狮谷夫妇（Dannis & Mary Leventhal）编：《犹太人在华经历面面观》（Faces of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China），《香港犹太社团记事》（Hong Kong Jewish Chronicle），1990年版，第38页。
(20)(24)(25) 罗狮谷夫妇编：《犹太人在华经历面面观》，第33、30、6页。
(21) 奥海尔·利赫：《犹太会堂成员名册》（Ohel Leah Synagogue Membership List），1997年9月。
(22)(26) 高斯坦：《中国的犹太人》，第173、182页。
(23) 《耶路撒冷报道》（The Jerusalem Report），1997年3月20日。
(27) 摘自唐·夏皮罗给本文作者之一潘光的来信，信中介绍了台湾犹太社团的简史。
(28) 摘自对包恒先生（Mr.Boksboym）的访谈，他是深广犹太社团顾问律师。
(29) “Chabad Lubavitch of Beijing,China”,http://www.chabadbeijing.com/templates/articlecco.html?AID＝71594.
(30) 美国《华盛顿邮报》1979年3月4日、美国《时代》杂志1979年3月12日。
(31) 潘光等主编：《犹太人忆上海》，第74页。
(32) 采访T．考夫曼（Teddy Kaufman）记录，1994年4月18日于上海。
(33) 采访S．穆勒（Samule Muller）记录，1999年8月11日于上海。
(34) 《新民晚报》1997年3月27日。
(35) 《申江服务导报》1998年9月29日。
(36) 《人民日报》1994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