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中国古代论文,经济史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西汉建立全面的财政市场的努力
西汉至武帝统治时期，由于出现了财政危机，国家遂企图独享财政市场之利益。其具体的做法，就是取消行之已久的盐铁特许制度，由政府自行经营盐铁。其时，王国的问题已经解决，山海资源的垄断权也已全部收归朝廷。这些都为国家垄断财政市场之利益创造了条件。于是，在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 作官府”。值得注意的是，孔仅和东郭咸阳，一个是当时的“南阳大治”，一个是“齐之大鬻盐”；而后来厉行这一盐铁官营政策的桑弘羊，也是“贾人子”；至于各级盐铁官吏，通常也都选用“盐铁家富者”（注：《汉书·食货志上》。）担任。这种用原来的盐铁商为国家经营盐铁办法，显然是为了争取盐铁商的合作，并利用他们经营盐铁的现成经验和销售网络，最大限度地减少盐铁官营的成本。
以盐铁官营来垄断盐铁之利，国家不仅可以吃掉盐铁商经营盐铁所获的利润，还可以吃掉他们借助国家财政市场所获得的那一部分利润。而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对盐铁的垄断，国家可以充份地发挥财政市场的敛财效应。盐铁“贾贵，或强令民买之”（注：《汉书·食货志上》。），这是西汉实行盐铁官营之后很普遍的做法。把农民对盐铁的消费纳入了国家的财政市场；盐铁的价钱又往往比过去贵了很多；而本来在生活市场上通过物物交换就可以得到的东西，现在却必须支付了货币才能得到；于是，在汉武帝治下的农民，他们的生活和生产几乎全都被控制在国家的财政市场上了。
必须指出，从总体而言，秦汉以至明清，像西汉这样实行全面盐铁官营的，毕竟是少数。官盐铁，因其成本是最高的，所以不可能长久地施行。《盐铁论·刺权》曰：“自利官之设，三业（盐铁、均输、酒榷）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并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鹜；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扶流微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絺紵；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商人（主要是盐铁商）摇身一变而为朝廷“利官”，即专权擅利、穷奢极欲的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把盐铁之官营，变为朝廷内部对盐铁高额垄断利润的分脏。惟此，要满足国家之财政需求，盐铁的价格自不能不一涨再涨。像这样的状况，虽然在某些场合下可以稍得改善，但其败坏的趋势则不可避免。最终，所谓盐铁之官营，不过是似有还无的一种东西了。后来王莽实行“五均六筦”，其“六筦”之中，有盐铁之官营（注：《汉书·食货志下》。）。可见，在此之前，这制度基本上已是形同虚设了。
2、国家财政市场之重建
（1）中唐以前国家财政以实物和力役为主
自西汉而后，历代对盐铁，一般都不再实行全面的官营，而是实行“专利”。如东汉，虽曾仿效西汉，实行盐铁官营，却终因“吏多不良，动失其便”（注：《后汉书·和帝纪》。）而放弃。此后，历三国、两晋、南北朝，国家对盐铁的控制则趋于松弛。此固由国家分裂、战事连绵、政治动荡、政权更迭所致，但也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如这一时期的北方，由于战争所造成的极大破坏，人口大量死亡，生产奄奄一息；其地之所产，人力之所出，尚不足供国家之实物与力役之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市场的交换，恐怕基本只能是以物易物了。《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上说，其时“以谷贵，罢五铢钱”《通典·食货八》亦记此事，谓当时“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买。”至于其他各朝，除了西晋，情况也大致如此。《魏书·食货志》就说，北魏一直到太和年间，都还是“钱货无所周流”。既然在乡村生活市场上是物物交换，既然国家对实物与力役的榨取都嫌不足，那么与其对盐铁抽税或实行官营，间接地榨取农民，倒不如直接从租调力役中榨取来得更方便些。东汉之后，中国北方之各政权，之所以对盐铁之利不甚重视，关键就在于此。
至于当时的南方，因战乱较少，又得大批北方人口南下，生产力有很大的提高，商业也远比当时的北方要繁荣得多，于是又出现了一些将实行和力役折钱征收的情况。刘宋时，曾经“田进一亩，度以为钱”（注：《宋书·周朗传》。）。至南齐，田租、户调、口税和徭役征钱，则开始形成制度。永明四年（486年），诏令“扬、南徐二州， 今年户租三分现布，一分取钱。来岁以后，远近诸州输钱外，并减布直，匹准四百，依旧折半，以为永制”。（注：《南齐书·武帝纪》。）其后，徭役亦折钱。如会稽的“塘役钱”。（注：《南齐书·王敬则传》。）扬、南徐二州的桥桁、塘埭丁，也都“敛取现钱”（注：《南齐书·东昏纪》。）。据此，可知当时的乡村生活市场，也有被国家利用为财政市场之可能。但是，这种对实物与力役折征货币的情况，从来都不曾成为南朝财政重要方面。此外，在南朝，即使是经营盐铁，也与经营一般商品并没有什么两样，都只不过是私人经营而国家课税。总而言之，国家既不在赋税中征收大量货币，也不对盐铁实行垄断，南朝的市场形态就比较正常，一般不存在财政市场挤占生活市场的问题。
入隋而唐，一直到安史之乱以前，国家之赋税征取，主要仍为实物与力役。值得深思的是，此时南方赋税征收中原有的货币之征，当国家统一之后，反而在租、庸、调的征取中消失了。此赋税制度之取法于北朝，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然究其原因，则纯粹是由当时的政治和军事的形势所决定的。盖隋朝的政治、军事中心立于西北。而以当时西、北地方之物产，殊不足供西北之用。惟其如此，国家必须从各地征收大量实物，通漕设仓，以给西北。隋文帝在河置黎阳仓、常平仓，在陕西置广通仓；三仓逐次转运长安。其后隋炀帝迁都洛阳，又置洛口仓、回洛仓。此外，隋之各州也都置仓积粮。而为了运输上的便利，隋文帝又开广通渠，隋炀帝则开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凡此置仓积谷，开河运输，都表明了隋朝的财政，因充实西北的需要，不得不主要依赖实物和劳役之征。及唐朝建立，亦一意经营西北，规模则有甚于隋，同样需要调运天下物产，以济西北之用及储备。《新唐书·食货志》上就说：“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一直到中唐之前，唐朝的财政都是以实物和力役为主的。
从隋朝统一到唐朝安史之乱，大约一百六七十年间，国家对盐利也不甚注意。《隋书·食货志》谓隋时“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估计此所谓“与百姓共之”，即任民贩运，国家不过课税而已。问题在于隋朝对人口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国家掌握了大量的人口，可以直接从他们那里征取了租、庸、调。且其时，赋税之征取以实物与力役为本，所以也就不必在乎盐铁之利。而唐朝在安史之乱前，对人口的控制亦基本不失规矩，租、庸、调之征取亦足，故也只对食盐采取征税的政策。在第五琦改革盐法之前，唐朝盐价低得惊人，每斗才十文钱。可知当时国家之盐税也是非常低的。
赋税的征收，基本以实物和力役为主，对食盐之课税又非常之轻，可知隋唐两代，在安史之乱以前的将近两个世纪里，一直没有建立起国家的财政市场。但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因西北政治、军事重心之倾覆，这种情况则随之改变。
（2）中唐以后国家财政市场之重建
公元758年，这是安史叛乱的第四年。由于安史的叛乱， 唐朝原来在西北所采取的积极进取的政策，此时已经放弃。惟此，它原来所执行的财政政策，也相应地开始改变。而其时国家支出浩繁，赋税之地以及可赋税之人口却锐减，急需采取新的财政对策。正是在这这种情况下，唐朝开始改革盐法。
据《新唐书·食货志》：“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第五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计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即此，可知第五琦已将食盐的生产与运销都改为官营。其具体的做法是：一、凡从事食盐生产者，必须经国家登记，成为专门生产食盐的亭户；二、一律于产盐地设“监院”收购；三、采取“节级相输”的运送方式；（注：殷亮《来鲁公行状》。）四、“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很显然，第五琦的盐法改革，就是把食盐的生产和运销都改为官营。由此，唐朝始建立起国家的财政市场。但是，这种由食盐官营而建立起来的财政市场，并没有唐朝的财政带来很大的利益。其时，商贾固无所牟利，但国家一年的盐利之入，也不过四十万缗。其中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官营成本太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官营食盐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销售，有相当一部分食盐必须转卖给商人，才能销往比较边远的乡村。于是在四年之后，刘晏对第五琦的食盐官营做了很大的改变。其基本精神，就是在食盐产地，将所收官盐高价批发给盐商运销，所谓“收盐户所煮之盐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余州县不复置官”（注：《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大历十四年。）。这一改变，不仅大量减省了原来必须由国家支付的食盐的运输和销售成本，也使官盐的销售范围扩大了许多。于是，仅十年左右，唐朝的盐利就猛增到了六百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注：《新唐书·食货志》。）。
显然，第五琦搞的盐法，与汉武帝时的盐法基本如出一辙。我们把这种由国家直接经营食盐的做法，叫作食盐官营。而刘晏搞的盐法，虽与历史上通行的食盐特许制度，在立法的用意方面有所一致，但就其攫其盐利的方式而言，又与特许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具有很大的掠夺性，充份地反映出国家之暴力。刘晏之后，唐朝屡次大幅度地提高食盐批发价，每斗盐从原来的一百十钱，进至二百钱、三百钱，甚至三百七十钱。而那些贩卖官盐的商人，在提高食盐的售价上，也是胆大包天。“豪贾射利，时或倍之”（注：《新唐书·食货志》。），这同样是国家暴力的一种延伸。此即所谓国家“专利”。
“官营”的特点在于它是“经理型”的，而“专利”的特点在于它是“税收型”的。由刘晏所建立的这种食盐专利制度，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家财政市场，同时也成为历代食盐专利制度之蓝本。唐以后，历代对食盐专利制度的设置越来越严密，却不失刘晏之本意。而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另外一些人民生活的必需品，诸如酒、茶之类，也逐渐成为国家的专利品。但这些所谓的必需品，与食盐之“必需”有本质上的不同，国家不可能对它们实行像食盐那样的专利，故不能与食盐之专利相提并论。
虽然安史之乱终于在公元763年结束， 但当时唐朝的西北和北部地区，已经是藩镇遍布。朝廷既然不能控制这些藩镇，其传统的以西北为政治、军事重心的政策，当然也就无法继续下去。随之而来的，则是传统的以实物和力役为主的赋税政策的放弃。据《旧唐书·食货地上》：“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有司完天下百姓及王公以下，每年税钱分为九等：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又据《通典·食货六》记载：“按天宝中天下计帐，户约有八百九十余万，其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
户税在唐朝武德年间（618～626年）就有了。然当时征取，并不一定用钱，可以折纳实物，也可以征收货币。至开元时（713～741年），则征收货币，年平均税额约为77万贯。而自开元十年始，唐朝又征“别税”80万贯（注：以上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二卷，第一章，第二节。）。可见当时平均每户要负担的货币税是很轻的。按上引《通典》的记载，天宝时八百九十余万户，税钱约二百余万，平均每户也不只不过负担二百二十余文。而根据大历四年（769年）的户税交纳规定，连第九等户所必须交纳的户税（钱），都要大大超出开元年间之平均数。不过，由于当时国家控制的人户锐减，国家真正收到的户税总数，可能还不及天宝年间。
除户税之外，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还创增“青苗钱”。《旧唐书·食货志上》说：“诸道税地钱使、殿中侍御史韦光裔等，自诸道使还，得钱四百九十万贯”。此事在代宗永泰二年，即公元766年。 而这一年，亦即大历元年。据《新唐书·食货志一》谓这一年皇帝诏“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通名为青苗钱。”《旧唐书·食货志上》还记载了大历八年之朝廷敕令：“青苗地头钱，天下每亩率十五文。以京师烦剧，先加至三十文。自今已后，宜准诸州每亩十五文。”看来，在当时税制极其紊乱，而国家财政又十分吃紧的情况下，青苗钱的税率并没有严格规定，不过是根据国家需要而随时增减。
在杨炎实行两税法改革之前一年，唐朝的货币总收入为一千二百万缗，其来源主要是盐利、青苗钱和户税，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杂税。但是，也就在实行两税的当年，唐朝的货币收入，不计盐利，就高达一千三百余万缗（注：《旧唐书·德宗纪》。）。必须指出的是，两税法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以“计钱”为体，以“折钱”为用，所谓“定税计钱，折钱纳物”。其大致的做法，就是国家财政以货币来预算赋税总收入，征收的时候则按需要部分地进行实物“折纳”。通过“计钱”与“折纳”，国家财政的总的预算能力增强了，而农业赋税的征收也与市场（财政市场）价格的起落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两税法实行之后，因国家征取大量的货币，造成了市场上严重的“钱重货轻”。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计钱”的税额不变，“折纳”仍会使剥削量加大。两税施行之后，“物价渐贱，所纳渐多”，甚至达到“往者输其一，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赋而私已倍输”（注：《陆宣公集》卷二十二。）的程度。
两税法之“定税计钱，折钱纳物”，使唐朝的财政市场极大地膨胀起来。两税法实行之后，数年之间，唐朝财政的货币收入就高达三千万缗。（注：《通典·食货六》。）可以肯定地说，其中很大部分，是因两税“计钱”而来的。《资治通鉴》卷249大中7年条，云：“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内五百五十余万缗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榷酤，二百七十八万余缗盐利。”唐朝后期，国家财政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个部分。故此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当为上供部分。按此上供部分中货币租税所占的59%的比例外例推算，唐朝三千万缗的货币总收入中，由赋税征收而来的，应该有一千七百余万缗。在钱重物轻的情况下，赋税征收如此之多的货币，上市的货物必然倍增。于此，我们则不难想象当时国家财政市场上“商品经济繁荣景”的景象了。然而不应该忘记的是，因为“折钱纳物”，农民还不得不以国家财政市场上的价格标准，向官府缴纳更多的实物。这种“折钱纳物”，往往是“惟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注：《陆宣公集》卷二十二。）。毫无疑问，其结果肯定是使国家财政市场上的商品经济更加“繁荣”。
3、唐以后历朝的国家财政市场
（1）食盐专利制度的深化
刘晏的盐法和杨炎的两税法，为唐以后历朝之财政市场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但就食盐专利本身而言，其垄断利润不可能长期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因为，盐价如果高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一方面会造成人民减少其正常的食盐消费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则会引起大规模的食盐走私。在前一种情况下，政府基于对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的优虑，会以降低盐价来缓解社会紧张。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政府如果不采取行动，官盐的销售量就会大量下降；而一旦采取行动，就会（1 ）增加大量的财政开支，甚至抵消政府在此项专利上的收入；进而（2 ）还可能引起某种军事上的抵抗，甚至有目的的进攻。如唐末造反的王仙芝、黄巢，都曾是私盐贩子。
正因为存在私盐的竞争，从五代十国开始，国家渐渐地把盐利打入田赋一起征收。如后晋，“计户征税，每户自一千至二百文，分五等；听商人贩盐，民自习食”。（注：《二十二史劄记·五代盐曲之禁》。）又有所谓“蚕盐”，“依夏税限纳钱”（注：《五代会要·盐》。）。而宋代则继承和完备了唐、五代的食盐专利制度，形成了更加严密的食盐专利体制。郭正忠先生把宋代官盐榷卖体制归结为四点：“一是在某些榷禁地区的城镇，官府自行批发或置场零售，令民随意选购；二是大多数地区——特别是乡村，实行蚕盐和食盐的定量赊卖；三是官府强制一部分居民定额认购食盐；四是某些地区官府强制全体城乡固定居民和流动人口，定时定量地认买官盐而纳钱，或不买官盐也纳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代的食盐专利制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已被纳入国家的城乡税收体制，而主要是被纳入了农业赋税体制。其时有种种强制性的举措，如所谓“随产科敷”、“按税”买盐、“分等抑配”、“按屋”摊派、按户配卖、“计口科售”等等（注：皆参见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第五章，第二节。）；所有这些，实际上主要是与农业赋税发生关系，它们也都是要通过国家财政市场来进行的。除此之外，宋代还实行官盐商卖。即商人向官府购买钞引，然后在限定的区域内运销食盐。据郭正忠先生统计，两宋之盐钱岁收最高者，各约为2500万贯和3100万贯（注：见同书第六章，表44、45。）；而盐钱在国家货币收入中所占的最高比值，各为36%和44%。（注：同书696页。 ）于此可见食盐专卖在当时国家财政市场上所占份额之大。
宋以后之盐法，就总的倾向而言，就是不断增加人民计口配盐的比例，然后任由已经向官府购买盐钞的商人，在规定的地域内销售。其如元朝，在产盐地行“食盐法”，让人民按户口交纳食盐税；又有“行盐法”，由商人向政府购买盐引，往盐场支盐，在规定的地区销售。但为了对付食盐走私，国家每每在私盐泛滥之地区，“比屋计口配盐，入其直以防民私”。这种情况在元代后期更加严重。而元朝的盐利之入，则为国家最重要的赋入之一。“经国之费，盐税为重”，“国家经费，盐利居之十之八”。元未的情况，差不多就是如此（注：以上引文及论点，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354～355页。）。至于明朝，其食盐之专利，一是实行“计口给盐”，二是实行与通商专卖有关的“开中”、“票盐”等制度。（注：参见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第八、九、十章。）《明经世文编》卷474载李汝华《户部题行盐法十议疏》， 其谓明之“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上四百万（银两），半属民赋，其半则取于盐筴”。此所谓“民赋”，可能是指制盐之灶户缴纳的盐课；至于“取于盐筴”，即取之于种种通商专卖之措置。如果是这样，就应该加上因“计口给盐”所征之“盐钞银（曾为盐米、盐钞）”。必须指出的是，盐在明代，其地位甚至有同于货币。其时，政府通过对盐的控制，除了实行计口给盐之外，还有纳米中盐、纳马中盐，纳秒中盐、纳布中盐和纳铁中盐等等，还把盐作为俸禄支付。这种政策最终仍是以货币交换的形式，到国家财政市场上去兑现的。及清，一直到近代之前，据《清史稿》记载，朝廷每年的盐课，从顺治时的约二百一十二万两，增至康熙的约二百七十六万两、雍正时的约五百七十四万两、乾隆时的约七百零一万两、道光时的约七百五十万两（注：至宣统时，盐课岁入约为四千二百万两。以上数字皆见于《清史稿·食货志四》。）。而同期国家所入之关税，总是要略少于国家的盐利之入。
（2）赋税征收的市场化与货币化
由杨炎两税法所开创的“计钱”为体、“折钱”为用的赋税方法，至两宋也发展得十分完备了。赋税征收货币，这已是当时国家财政的基本国策；而为了储备的需要，货币也是国家储备的重点。盖此两点，在货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肯定会造成“钱重物轻”。这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中国经济史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物有丰歉，市场对物的需求量则因时因地而有不同，国家遂亦通过“折变”来增加财政收入。以所谓“折变”，同于“折纳”。即官府因甲、乙、丙各物之不同价格，以甲折乙，再以乙折丙，反反复复，“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注：《宋史·食货志上》。）。包拯说：“以用度日广，所纳并从折变。重率暴敛，日甚一日，何穷之有！”（注：《包拯集》卷1。）及宋室南渡， “徒规折纳所获之甚丰”（注：《宋会要辑稿·食货》112。）。其中仅折帛钱一项， 竟至千万缗。
但就整体而言，整个宋、元、明、清时期，赋税征收货币，是当时国家财政的一个大势。在钱重物轻的情况下，赋税大量征收货币，无疑是迫使农民把大量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去贱价抛售。宋人李觏曾说：
古人有言曰：“谷甚贱则伤农，贵则伤末。”谓农常粜而末常籴也。此一切之论也。愚以为贱则伤农，贵亦伤农；贱则利末，贵亦利末也。盖农不常粜，有时而籴也。末不常籴，有时而粜也。以一岁之中论之，大抵敛时多贱而种时多贵矣。夫农劳于作剧于病也，爱其谷甚于生也。不得已而粜者则有由焉。小则具服器，大则营婚丧，公有赋役之令，私有称贷之责。故一谷始熟，腰镰未解而日输于市焉。粜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贱。贱则贾人乘时而罔之，轻其币而大其量，不然则不售矣。故曰敛时多贱，贱则伤农而利末也。农人仓廪既不盈，窦窖既不实，多则数月，少则旬时而用竭矣。土将生而或无种也，耒将执而或无食也，于是乎曰取于市焉。籴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贵。贵则贾人乘时而闭之，重其币而小其量，不然则不予矣。故曰种时多贵，贵亦伤农而利末也。农之粜也或合顷而收，连车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籴也或倍称贱卖，毁室伐树，不能以足食。而坐贾常窥人之余，幸人之不足，所为甚逸，而所得甚饶，此农所以困穷而未所以兼恣也。（注：《李直讲先生文集·富国策第六》。）
对于“一谷始熟，腰镰未解而日输于市”的原因，李觏指出了四条。但其中真正具有关键作用的，是“公有赋役之令”一条。正是迫于此“公有赋役之令”，谷物之上市，遂总是集中于一时。其时限之迫，上市量之大，必然导致价格之跌落，所谓“岁丰收成而州县逼迫，不免贱价售之”（注：《长编》卷349。）。至于其它几项，适成雪上加霜。 总而言之，如果不是国家之赋税大量征收货币，“日输于市”的情况就不会发生。而有“日输于市”，也就必然会有“日取于市”。“聚钱运本，乘粒米粮戾之时贱价以籴；翘首企足，俟青黄不接之时贵价以粜；其籴也多方折挫以取赢；其粜也杂糠粃而亏头斛。”（注：李之彦《东谷所见·牟利》。）毫无疑问，像这样的“商机”，必定会在国家财政市场的作用下，反复而有规律的出现。
随着国家赋税征收货币的比重越来越大，钱（银）重物轻的情况也在不断加剧，最终必然导致农民仅以自己的土地产品，尚不能供国家赋税之征。于是，为了完纳赋税，农民们不复不将自己的家庭副业的产品，也投放到市场上去。徐光启曾说：“（松江）壤地广袤不过百里之遥，农亩之人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由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布帛枲苧，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从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注：《农政全书·蚕桑广类》。）竭田亩之收，而不能应付国家之赋税，以至于不得不仰赖家庭之副业，这与明朝之赋税折银有极大的关系（明朝大规模的赋税折银，始于在当时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征收“金花银”；至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赋税折银已成为一项全国性的政策；此后“三饷”之加派，也全都是征银）。盖“自里甲改为会银，均徭改为条鞭，漕粮渐议折色，则银贵谷贱，而民有征输之困矣”（注：《万历实录》卷172 。）。而“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故田土之价，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壤瘠与？曰：‘否，不能为赋税也。’百货之价，亦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物阜与？曰：‘否，市易无资也。’”（注：《明夷侍访录·财计一》。）凡此，可见国家财政市场为害之深。
必须略加说明的是，明朝的粮价在总体上又是上升的（注：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04～705页明代米价表一、二、三。）。但是粮价的这种上升，决不可能是在农民完纳赋税的时候，而只可能是在他们完纳赋税之后。换言之，这种较高的粮价，一般总是商人在市场上的卖出价，而决不可能是他们从农民那里的买入价。整个明清时期，尽管农业生产有发展，但人口的增长也很快，土地所产并非就能足用的。明人丘浚说：“宁以菽粟要钱物，使其腐于仓庾之中，不肯以钱物当菽粟，恐一旦天为之灾，地无所出，金银布帛不可以充饥，坐而待毙也。”（注：《大学衍义补·贡赋之常》。）丘浚这种贵粟之思想，其实就是当时社会生产不足的正常反映。在这样一个农业社会的市场中，既不可能有充足的粮食供应，粮价通常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乃理所当然。所以，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明末徐光启所说的“银钱愈多，粟帛将愈贵”的话，究意是个什么道理。（注：《徐文定公集·屯田疏》。）盖因社会生产之不足，货币的供应量越大，物价也就不得不越贵。明中期以后有所谓“银荒”，而恰恰是从那时开始，粮价也不断上涨，白银的购买力反而下降了。
农产品生产不足，农民却必须贱价出卖自己的产品，然后甚至还要花高价去买回，这对于社会生产是极为不利的。顾炎武曾经谈到过赋税征银之恶果：“往在山东，见登、莱并海之人多次言谷贱，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今来关中，自鄂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问其长吏，则曰一县之鬻于军营而请印者，岁近千人；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也。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注：《亭林文集·钱粮论上》。）而清朝在彻底完成“一条鞭”之赋税编制之后，实行“摊丁入亩”，而大体以征银为主。据《清史稿·食货二》载：“总计全国赋额，其可稽者，顺治季年，岁征银二千一百五十余万两，粮六百四十余万石；康熙中，岁征银二千四百四十余万两，粮四百三十余万石；雍正初，岁征银二千六百三十余万两，粮四百七十余万石；高宗末年，岁征银二千九百九十余万两，粮八百三十余万石。”大体而言，清朝赋税征银的总额，在近代之前，约占其货币总收入的三分之二。而其他的三分之一中，则以盐课最多，关税（商品过境税）次之。据周伯棣《中国财政史》所引，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廷财政的白银总收入，达到4854万两，分别为：地丁2991万两、盐课574万两、关税540万两、耗羡300万两、 常例捐输300万两、落地杂税85万两、契税19万两、牙当等税16万两、 芦课鱼课14万两、矿课定额8万两、茶课7万两（注：见该书420页。）。 其中，地丁银、盐课和耗羡三项，毫无疑问都来自于国家财政市场上的交换，占了清廷货币总收入的约80%。而其他的20%，也未必全都是生活市场上的征商所得。如其中的300万两“常例捐输”，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可能就来自盐商。
《皇朝经世文编》卷46载李象鹍《平价禁囤议》，其中说道：“十年来，岁非太稔而谷甚贱。银一两得谷二石。居家用贾不减于前，以谷易银，仅得往日四分之一。于是，收租之家病。佃家终岁勤劬，竭一人之力，可种谷百石。以半纳租，少亦须十之四。……及春间力作，借银籴谷，借谷种田。谷之息，借二还三。银息不过二分。而谷贵，借银籴谷。谷贱，粜谷以偿银。转移之间，其失自倍。于是，种田之家病。租入既多，兴版筑，餍酒肉，市布帛。负其力者得其食，出所有者易所无。谷贱，则无所取资矣。于是，佣工匠作商贾亦病。”这里，李象鹍一方面提出了谷价“贱则伤农，贵亦伤农”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更深刻地提出，因为谷价太贱，“收租之家”（非身份性的中小地主）的消费遂不得不减少，而一般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中小商人与贩夫贩妇）亦将因此而“无所资取”。盖此二者，都说明了当时的乡村生活市场，因国家财政之挤占而萎缩。
三 余论
在中国古代，财政是国家一切经济政策的中心。自春秋战国时期“履亩而税”制度的普遍施行之后，对土地的控制和管理，大大越出了原来甚为狭小的村社共同体范围，而扩大到方圆几百里、上千里、甚至上万里的国家范围。这是一个幅员极其广大又极其分散化的小农社会，原有的社会基层组织——村社共同体，已经随着村社土地公有制的瓦解而解体了，原有的社会中间组织——贵族政治，也在君主专制集权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渐消灭了。面对这样巨大而又分散的社会，国家为实现其有效的控制，遂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军事一官僚组织。这样的一种体制，其本身的费用是很高的。因此，实现“大国效益”，是国家财政的根本目标。所谓“大国效益”，即在广土众民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赋税制度，将人民十分有限的土地产品，像涓涓细流江成大海那样集中到国家手里。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善政得民财”（注：《孟子·尽心》。）。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个广土众民和国家财政之大国效益的关系问题。战国如此，其后的历代王朝当然更是如此。国家规模越是巨大，体制越是复杂，就越是需要实现国家财政的大国效益。否则，就不可能维持这样一种大一统的集权制度。（注：见拙作：《封建大一统与国家财政的“大国效益”》，《探索与争鸣》，92·5。）
但是，由于土地之控制和管理需要极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一切有关限制土地占有、实行土地分配、界定土地产权，以及土地清查等制度措施，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履亩而税”的制度理想就被束之高阁了。起而代之的，则是“舍地税人”。中国历史上之户藉制度的发达，原因就在这里。但“税人”极易造成赋役负担之不均，引起大量人口逃亡；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惟食盐专和制度之建立，不仅使国家通过财政市场提高了剥削率，也大大地扩大了国家税人范围。食盐专利制度的建立，以及有关赋税征收货币的种种制度，是保证国家充份实现税人，推进了财政上之大国效益的两项根本手段。
国家财政市场，从根本上说，是由国家财政政策所诱导出来的市场，它对正常的商品生产和生活市场的进步，具有很强的阻力。正是由于这种财政市场的存在，已使（1 ）商业对农业的侵害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2）农民在生活市场上的购买率， 一般是与他们在国家财政市场上的售卖率成反比的；由此（3）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乡村中， 其生活市场几乎一直处于少量的物物交换的窘迫状态中；结果是（4 ）造成了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使中国的农村变得越来越封闭；而（5）城市生活市场则因国家财政市场上及其严重的不等价交换， 形成了畸形的繁荣；如此则（6）司马迁所谓的“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不幸竟成中国经济史中之宿命。总之，财政市场上的“商品经济”越是“繁荣”和“发展”，乡村生活市场上的商品经营就越是萧条、萎缩。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商品经济、交换方式、商人资本、资本主义萌芽、货币、消费等，如果离开了对财政市场的认识，恐怕皆不得其解。
需要说明的例外是，明清时期的清南地区，出现了许多以工商业发展为基础的市镇。王家范先生指出，这些市镇的形成途径，与中国传统城市很不相同：中国传统城市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政治的，而江南市镇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经济的；它们不是以府县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而往往是在离府县城较近，与邻府县交界的地区率先出现；从空间分布的角度考察，它样已深入到农村的各个角落，有相对固定的村落与之发生商业联系，其中有些还冲破了行政区划；市镇的丝织业和棉纺业，不仅以市镇手工作坊和居民家庭手工业为基地，而且还以四乡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强大后盾。（注：《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大学报，1984·1。）而据《英宗实录》卷21载，正统元年（1436 年），明朝始在江南实行赋税折银（金花银），当年即入一百余万两，而民“甚以为便”。想来当时的江南农民，并不需要为了完纳赋税，马上就将约四百余万石粮食（当时每石折银二钱五分）同时抛向市场。明人谢肇淛曾说：“三吴赋税之重，加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盖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赀；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正所谓弥天之网，竟野之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矣。”（注：《五杂俎·地部》。）按此，可知江南农民通过生产的多样化，在国家赋税征收货币的情况下，反而可以多方资取。
关于江南地区的这种例外，是尤其值得讨论的。如明朝张居正曾说过：“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注：《张居正书牍》卷1。 ）江南地区是国家赋税之重地，故事关江南，朝廷总是慎之又慎，“优容”的地方不少。而江南地区之成为明清时代之全国性市场，则与国家的军政消费有关。如日人藤井宏所著《新安商人之研究》就曾指出：“明代，在华北诸省的北部，长城线带还存在着一个大消费地的军政地区；他们把全国租税所榨取来提银子到此乱花。”（注：引自《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1985年版。）惟此，则江南地区经济与当时国家军政消费之关系究竟如何，也非常值得深究。
财政市场问题，是中国经济史中的关键问题。我们过去常说“超经济强制”。中国古代的国家财政市场，就最集中地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超经济强制。研究中国经济史，决不能忽视国家财政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那种因为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力，就不在乎在这“最终”之前的种种问题，不再关心结构问题，而是孤立地去找有什么，肯定不是正确的方法。其结果，必然是明清时有的，战国、秦汉时找得到；城市里有的，山林里找得到；工商业中有的，农业中找得到；外国有的；中国找得到。但究竟有什么，是只有在结构中才能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