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象学何以可能
彭 斌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长春130012)
20世纪以来,尽管那些参与现象学运动的思想家和学者的学术研究领域和观点并不相同,甚至相互抵牾,然而,他们却享有一种共同的现象学精神,具备一种大致相同的现象学观念。胡塞尔等创办《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时曾经就在其第一卷首页撰写了创刊声明,也就是所谓的现象学宣言,即“这些编者并没有一个共同的体系。使他们联合起来的是这样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只有返回到直接直观这个最初的来源,回到由直接直观得来的对本质结构的洞察,我们才能运用伟大的哲学传统及其概念和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直观地阐明这些概念,才能在直观的基础上重新陈述这些问题,因而最终至少在原则上解决这些问题”① 转引自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8页。 。上述声明从根本上阐释了现象学运动的内在精神,即通常所谓的“朝向事情本身的本质直观”。
当前的计算资源也应该能使三维走时层析成像中的有限频率敏感度内核应用到广角反射／折射数据。Gautier等（2008）已证实了将有限频率层析成像应用到当地地震数据，通过提供三维复杂速度结构的高分辨率图像，包括层边界锐化，提高了地壳层析图形的质量。虽然全波形三维层析成像利用谱元法和宽带地震记录（Tape et al，2009，2010）已用于建立区域三维模型，但至今尚未证实它是否适用一般仅用垂直分量检波器记录的广角反射／折射数据。
应用拮抗微生物对采后病害的生物防治是一个广阔的领域。目前，还很难选出一个广谱的且能够对于多种果蔬起到有效防治的单一拮抗菌株，因为单一拮抗菌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因此，研究者们尝试将其他病害防治手段与拮抗菌复合使用，通过改变病原菌和拮抗菌生长的微环境来增强拮抗菌的防治效果。
在政治现象研究中,“朝向事情本身的本质直观”就是从政治性的事情本身出发,通过直观政治现象的本质,描述、分析和阐释政治现象及其所蕴含的意义。政治现象是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它属于人类行动的领域,具有复杂性、多样性与变动性的特征,既不可能依据某种理想模型制作出来,也不能运用某种规范予以推导和构建。从方法论的维度上讲,政治现象学就是通往政治现象的方法论,它通过直观政治现象本质的方式来保障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具有合理性。在这种意义上,政治现象学研究不是否定既有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研究的价值,而是提醒它们,政治学研究应当回到政治生活世界本身,朝向政治事物本身进行本质直观的方法才是政治学知识生产的根本源泉。这就如胡塞尔指出的,“每一种原初给予性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在直观中原初地(可说是在其躯体性现实中)给予我们的东西,只应按如其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在它在此被给予的限度之内,被加以理解。”②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 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1页。 那么,政治现象学的方法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它蕴含着什么样的精神和观念呢?
在现象学研究中,施皮格伯格曾归纳总结出现象学方法的七个基本步骤,即研究特殊现象,研究一般本质,理解诸本质间的本质关系,观察显现的方式,观察现象在意识中的构成,将对于现象存在的信念悬搁起来以及解释现象的意义。他认为：“所有那些将自己与现象学运动联结起来的人都承认(至少是含蓄地承认)并实行前三个步骤；而以后的一些步骤则只有一小部分人承认。”③ 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892页。 依据施皮格伯格的归纳,我们认为,他所讨论的既可以说是现象学研究的方法,也可以被认为是现象学的观念或精神。实际上,现象学的观念、精神或信念本身就蕴含于其方法中。基于此,政治现象学的观念和精神应当涵盖如下几方面。
2. 直面现象：在政治生活中,政治现象不是以“点”的方式静态存在着的,而是以过程的方式动态地显现出来。在政治现象的发展过程中,其本质并非是完全无遮蔽的、敞开着的自动显现出来,而是需要不断地、反复地观察才可能被直观到的。“在现象学中十分重要的就是我们将全部的材料,不论是实在的,还是非实在的,还是可疑的,都看作具有平等的权利,并对它们进行不带任何偏见的研究。”① 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第925页。 从这种角度上讲,如果要获得政治现象的“全部材料”,那就只能是直面政治现象本身,进行观察和体验,从个别到一般,如实地描述所有观察到的政治现象及其显现的方式。在政治生活中,某种政治现象往往不会将其所有方面全部显现出来,而是可能会将其某个方面显现出来,或者是以扭曲的或虚假的方式显现出来,也可能是与其他政治现象以复杂组合的方式显现出来。所以,直面现象就不能只是进行一次性的观察,而是应当进行多次的、反复的观察；不是采取同一视角观察,而是采取多种视角观察；不仅需要观察所显现出来的政治现象及其显现的方式,而且力求观察到被遮蔽的、被掩盖的、被遗忘的政治现象。在此基础上,直面政治现象还需要比较和描述政治现象之间的异同,分析其内在的要素与结构特征,解构各种对于政治现象的扭曲认识,使政治现象的本质呈现出来。
1. 悬置定见：政治现象学分析要朝向政治性的事件本身,直观政治现象的本质,就应当悬置各种既有的前见、定见与先入之见,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与反省,防止自我作出超越政治事实本身的判断。悬搁定见是政治现象分析的基本环节,它既不意味着人们应当拒斥研究政治学的文献、理论和思想,也不意味着主体可以进行任意地判断,而是表明,任何直观政治现象本质的尝试都必须回到政治现象本身,依据对政治现象本身的观察和体验来发现真理。需要指出的是,在现象学研究中,悬置定见的方式既不意味着持有“价值中立”的主张,也不意味着采取怀疑主义的立场质疑既有的“定见”,它只是强调应当回到所有具有预设前提和假定的判断之前,直接去面对现象本身,从而更加科学地描述和解释现象。
政治生活世界中政治现象的本质并非自动呈现出来的,而是通过不断地观察和体验而直观获得的。然而,政治现象是具有差异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它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形态呈现出来,同时也可能会被遮蔽、被掩盖,因而难以被人们直观到其本质。在这种意义上,政治现象分析是与人们对政治现象进行本质直观的知识和能力密切相关的,并非所有人都能够科学合理地直观到政治现象的本质。也就是说,人们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是进行政治现象分析的前提性条件。由此可见,政治现象学研究必然要求研究主体应当接受现象学方法的规范训练,具有相应的内在认知能力,具备相应的领悟力、广泛的社会经验和自我内省的精神。
在政治现象学研究中,既应当避免那种没有政治的现象学研究,也需要防止那种没有现象学的政治现象分析。政治现象学所研究的是政治领域中的现象,而不是建筑、历史、道德或精神领域中的现象。政治现象涉及的是人类行动的领域,展现出人们之间合作与冲突的政治关系,表明我们、朋友与敌人彼此间的分合离散状态。政治生活世界必然会存在着权威、权力、暴力等,表现为压迫、支配、依附、承认、认同与反抗等形式。因此,政治现象学必须朝向上述各种现象予以研究,而不是朝向那些非政治的、反政治的或去政治的现象。同时,政治现象学是运用现象学而不是政治哲学或政治科学的方法分析政治现象。政治现象学研究在分析政治现象时需要悬置既有的定见,将各种具有预设前提或假定的论断还原为对政治事实本身的描述与意识体验,考察政治现象在意识中的显现与构成等。然而,非现象学的政治现象研究则并非如此。政治现象学所以运用这样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更好地接近政治现象的本质。
4. 解释意义：政治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以人们的政治活动为主题构建出其政治生活世界。政治生活世界并非由人们的意识所构造的,但是,它进入人们的意识领域并取得了意识存在的形式,它的存在、价值、意义与有效性等却是由人们有意识地赋予和构造的。因此,政治生活世界以何种方式存在,它意味着什么,具有何种价值,存在何种意义等方面的认知、评价乃至实践,都是由人们的意识不断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政治生活世界所蕴含着的时间、空间、行动、行动者等就不仅仅是自然的、物理性的,而是成为富有意义的存在,它蕴含着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对“我(们)是谁”“我(们)的行动意味着什么”“我(们)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应当承担什么”等问题的自我追问和判断。所以,在政治现象研究中,反观人们的意识也就必然要求揭示出政治生活世界中所蕴含着的“意义世界”,描述政治现象在人们的认知、评价与实践等方面呈现出的意义,解释人们与政治现象之间在意义上的内在关联。由此可见,政治现象学不仅体现为研究政治现象的方法论,而且是一种揭示与解释政治生活意义的科学。
3. 反观意识：在政治现象分析中,既需要分析人们直面政治现象时体验到什么,也需要分析某种或某些政治现象是如何显现在政治行动者的主观意识中的。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世界,人们所处的位置和境况是有差异的,因而会拥有不同的经历、知识、能力与体验,形成不同的视角。所以,在直观政治现象的过程中,人们由于视角的差异而直观到的政治现象也会存在不同。胡塞尔曾经举了下述例子,即当人们在一边不断看着一张桌子、一边绕着它走动时,作为具体的事实存在性的桌子是始终不变的同一物,然而,人们却会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位置,他们对桌子的知觉是不断变化着的,像这样的知觉是诸种改变着的知觉的连续体。②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第72页。 人们观察政治现象亦是如此。由于他们在视角上的差异,他们所体验和知觉到的政治现象就会存在不同,相应地也会构成不同的意识。因此,这就需要反观政治现象在意识中的构成过程,揭示政治现象在人们的意识中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具体化的,反思政治现象与意识之间的内在关联。
植物在园林中占据主导地位，通常在园林绿化的植物配置中都采用乔灌草结合的配置方式。根据不同的园林应用形式将鸿图嶂山地的野生观赏植物进行分类，按用途分类可分为行道树、园景树、花坛花境植物、地被植物、垂直绿化植物、盆栽植物、湿生植物。
毋庸置疑,政治现象学研究应当借鉴已有现象学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应用。但是,并不能将社会科学领域中已有的现象学研究简单地移植到政治现象学中,也不能让某些特定研究领域中既有的现象学观念或知识成为新的先入之见,变成新的教条和教义,从而束缚政治现象学的研究。现象学研究是运用现象学精神和方法就特定现象所进行的具体的、当下的认识行为,它可能会受到所直观的特定现象的约束。例如,爱尔兰哲学家莫兰认为汉娜·阿伦特的思想可以理解为“一种在德国被称为‘die Offentlichkeit’(公共性、公开性)的现象学,即关于‘公共空间’或‘显现(appearance)空间’问题的分析”① 德尔默·莫兰：《现象学：一部历史的和批评的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17页。 。莫兰的阐释无疑是正确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阿伦特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对古希腊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国时期政治现象进行还原。尽管阿伦特也曾分析暴力、欺骗、谎言等现象,然而,她却将这些现象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因而将通常所谓的政治的理解狭隘化、形式化和浪漫化。在这种意义上,政治现象研究必须不断地超越既有的分析,不断完善有关政治现象的描述与解释。这就像倪梁康指出的,“一旦现象学成为新的传统,那么它所主张的对传统的反叛迟早也适用于自身。”② 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9页。
那天，我逛超市时看到海鲜区墨鱼仔不错，想着公公喜欢吃墨鱼仔蒸粉丝，便买了一些。送到婆婆家时，他们不在，恰好隔壁邻居陶阿姨出来，主动提出可以先把墨鱼仔放她家。
正是由于政治现象学研究具有上述特性,所以,它将有助于促进当代中国政治学进一步繁荣发展,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的政治学知识和理论的生产。自1980年恢复重建以来,当代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以及政策咨询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原创性的知识生产不足的问题,存在着借用甚至套用西方政治学的概念、框架、方法和分析范式来解释中国政治现象的问题,存在着对中国政治问题研究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政治现象学的发展恰恰有助于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学面临的上述困境和挑战。简而言之,在政治学研究中,政治现象学所谓的“悬置定见”就意味着不能拘泥于西方政治学的既有概念模式,要防止运用某种西方政治学概念模式中的刻板印象、刻板知识来理解中国政治现象；“直面现象”就是强调直面中国政治现象本身,将政治学知识生产奠基于中国政治现象之上；“反观意识”就需要分析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政治现象对于中国人政治意识的影响,反思其构成过程；“解释意义”就需要说明中国人在政治生活中特有的意义世界,揭示和解释其基本要素和特性。在这种意义上,政治现象学的发展有助于中国政治学面向本土化发展,有助于生产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的政治学知识,也有助于促进中国政治学对国际学术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总之,20世纪以来的现象学运动并没有发展出完整统一的教义、学派和理论体系,不同的现象学家都是运用现象学的精神和方法富有个性地开展研究,朝向不同的事物本身进行分析。“纯粹现象学必定是不丰富的,因为它是本原的；但现象学则完全可以也必定是丰富的,因为所有的事实和事件,都可以从显现着的现象的角度来考察。”① 倪梁康：《纯粹的与不纯粹的现象学》,《学术月刊》2007年第1期。 在这种意义上,政治现象学研究运用现象学的精神和方法开展各种具体的政治现象分析,其未来的研究主题、方向与领域将是具有开放性、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应当会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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