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教育史研究取向与趋势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启示论文,国际教育论文,史研究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6)01～0015～07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16.01.003 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和繁荣迫切需要走向世界，在与世界教育史学界的互动中，了解世界与国际教育史学，展示中国及中国教育史学，丰富和发展自己，从而绘制新的世界教育史学地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就是在与国际历史学界的持续交流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特别是在参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过程中，“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对马克斯·韦伯的研究、环境史研究、社会史研究、冷战研究以及全球格局下的中国历史研究等”[1]始得以开启。正如有的历史学家在参加了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后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史学界走向世界是必由之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学传统的大国不与国际史学界交流是难以想象的。”[2]历史学科的发展启示我们，“预世界文化之流”不但是历史学科发展的应有逻辑，也是我国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包括教育史学科取得新的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动因之一。 基于此因，本文选取目前国际上影响力最大的教育史学术组织——国际教育史常设会(International Standing Conference for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简称ISCHE)及其年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介绍该组织及年会的基本情况，以及笔者2015年参加该组织年会与国际教育史同行学术交流的亲身体会，探讨当今国际教育史研究取向与发展趋势，以作为未来我国教育史学发展的借鉴。 一、国际教育史常设会(ISCHE)及其年会概况 国际教育史年会是国际教育史常设会主办的，每年一次。国际教育史常设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组织，1978年在比利时成立。根据章程，国际教育史常设会的组织宗旨是“推动教育史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因此，“国际性”是其基本特征，且制定了相应措施以保障宗旨的实现。 ISCHE设立年会制度，每年按计划召开会议，针对选定的议题，各国教育史研究者展开面对面的交流和探讨。在国际教育史常设会成立翌年，即1979年，比利时鲁汶大学承办了第一届年会，以后每年都在世界范围内选择一所大学作为承办方，组织召开年会，围绕某一议题进行集中讨论，出版相关的学术论文。年会参加人数多且广泛，2015年第37届年会就吸引了世界39个国家340人参加。下面是最近八年来[3]国际教育史年会召开地点及会议主题，从中大致可见其研究取向与发展趋势(表1)。 ISCHE同时创建常设工作组(Standing Work Group)开展工作。当10位以上的会员申请就某一个议题进行跨国背景下的研究时，ISCHE委员会就会考虑设立一个常设工作组(SWG)，从事专题研究。年会期间，常设工作组成员依据工作组议题召开研讨会集中探讨，休会时，成员在小组负责人的协调下定期互通消息。常设工作组并非永久不变，而是随着研究人员的兴趣和研究领域的开拓而不断变化。目前，ISCHE有5个常设工作组：“实物、感知和直观教学世界”常设工作组(Objects，Senses and the Material World of Schooling SWG)设立于2015年土耳其年会；“校园中接触的身体”常设工作组(Touching Bodies in School SWG)与“反思教育史学科发展”常设工作组(Mapping the Discipline History of Education SWG)均创设于2014年伦敦年会；“教师的批判性思考”常设工作组(The Teacher's Critical Thinking SWG)设立于2010年，目前仍在工作中；“性别与教育”常设工作组(Gender and Education SWG)初创于1994年，2005年工作组停止工作，2012年重新启动，工作至今。
二、近年国际教育史研究热点与取向 近年国际教育史研究热点日趋集中，研究取向也日趋明确。2015年6月24～27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教育史常设会(ISCHE)第37届年会上的有关学术论文以及与会同行的发言，大致可以看出近年国际教育史研究呈现出的热点与取向： (一)教育与文化 新文化史的“文化观”对国际教育史学界关于“教育与文化”的研究影响很大。研究者们摒弃了野蛮＼文明简单的文化二分法，承认文化的多样性；突破传统文化定义的狭隘，新文化观“包含比以往更加广泛的人类活动领域”[4]；否定了文化在传播、继承中是一成不变的，肯定接受的文化总会不同于原来的，因为接受者的主动性。在新文化史观的影响下，国际教育史学界对“教育与文化”的探讨可谓是多层次、多维度。既有宏观视角，如“社会与文化变迁中的宗教与教育”、“文化及其对教育的影响”，也不乏微观方面的，如“校园中的测评文化”、“教育仪式研究”；既有强调教育对文化的适应性研究，如“对文化学习史的研究”、“具身认知与文化适应”，也有重视文化对教育的影响研究，“文化传统及遗迹在个人和集体价值传递中的作用”。 1.对“文化学习史”的研究 文化是个体或群体认知世界的方式。文化学习在塑造国民性、协助个体合理定位社会角色等方面具有极强的支配力。文化学习在各国教育实践活动史中都占据重要位置，“文化学习史”研究是学者们对“文化学习”实践展开考古学式的研究，挖掘整理文化学习实践资料，总结其成败得失。汉堡大学Christine Mayer在《艺术带来的文化认同感：以希利德·华尔克和他的艺术教育运动为例的分析》为题的报告中，基于对欧洲艺术教育运动先驱希利德·华尔克发起的以增强民族意识为目的的艺术教育运动的分析，探讨了艺术教育如何通过称之为“文化活动”的艺术活动成功克服文化隔膜、塑造民族认同感。卢森堡大学Frederik以《工人文化的营造：推动文化适应的正规及非正规教育》为题分析了20世纪初期工人阶级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卢森堡，卢森堡社会又是如何通过学习由农业国家成为工业国家的。通过对“文化学习史”的研究，不但分析了历史上文化学习实践的成败得失，而且证明了“文化学习”教育并非现代的新生物，而是自20世纪以来就已经出现的教育话语。 2.具身认知与文化适应研究 过去50年来，文化教育领域不再局限于“文本”式的、纯粹思维的文化学习，强调具身性的文化认知、文化参与，主张文化适应是身心共同的建构和经验，一味强调心智培养和观念传递的传统文化学习观受到挑战。具身性的文化适应研究受到国际教育史学界的关注。剑桥大学Catherive Burke在报告《二战后英国小学和幼儿园为“触摸、达到、移动”而设的校园环境》中分析二战后(1944～1970年)英国的小学和幼儿园如何创造性设计校园的室内、室外布置，以利于学生动手操作，提高认知效率。以《16～18世纪现代欧洲早期的“品味”教育》为题，比利时学者Viktoria von Hoffmann分析了欧洲16～18世纪“文明化”过程中人的身体如何在“文明”的旗号下接受规训和教化，进而揭示了这种身体教育对当代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己相处的影响。上述研究走近了文化适应的本真，历史性证明了文化适应、文化学习是一个多种感官参与的意义建构过程。 3.校园中的测评文化研究 19世纪以来，受精英文化的影响，欧洲教育愈来愈注重对在校生的测量和评价，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教育中的测量与评价文化。校园中的测量和评价文化产生形成了一系列的认识，包括对学生的认识、对学生发展的认识、对学生应该获取何种知识的认识。这些认识影响和支配着教师、教育和社会对学生的评价。福柯(Michel Foucault)曾说过，任何测试、测量和评价都是主观性的，其受理念支配。近年来，国际教育史学界开始对历史上校园中的测评文化展开研究，分析测量和评价手段的变化及其背后教育理念的变迁。瑞典学者Patrick在《测量文化：19世纪末以来瑞典学校中的心理测量》报告中，基于对19世纪末以来因回应层级制教育体系而在瑞典学校中盛行的智力测验的考察，对下列问题做了解答：瑞典学校选择了何种心理测量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这些测量结果服务于教育的目的?心理测量如何影响着人们对智力表现的认识?来自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Nelleke Bakker以《学习和行为问题儿童：1950～1970年丹麦基础教育的认识实践》为题考查了二战后丹麦对学习和行为问题儿童的认识及其相应的教育实践，试图回答丹麦学校运用了何种测量方式把学习与行为问题儿童及弱智儿童加以区分?这种测量方式对这类儿童的课堂教学发挥着何种作用?对这类儿童进行教育的学校在推动儿童科学发展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对校园中测评文化的研究，便于理解学校考试的发展变化及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有益于在教育中合理、科学地运用测量及评价手段。 4.教育仪式研究 同一的行为不仅是社会对成员的基本要求，也是教育系统和实践发展的重要措施。所有社会要求的实现都赖于大量的同一行为。作为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仪式在学校环境中发挥着养成学生同一行为的重要作用。德国洪堡大学教授Marcelo Caruso和美国洛约拉大学教授Noah W.Sobe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教育惯例与仪式，力求透视教育实践中同一性文化的产生及对教育场域中人的训练和塑造。以《发生在教室里的同一：19世纪西班牙和爱尔兰小学里不同的教学仪式》为题，Marcelo Caruso对比阐述了在松散、低效的传统教育向系统、高效的现代教育的过渡期，为了构建系统化的教育，不同文化背景下，学校教育如何实施教学活动以规范学生行为。Noah W.Sobe以《一、二、三，眼睛看着我：1900～2000年间美国学校“吸引和控制学生注意力”教学手段》为题，从历史视角出发分析了同一化教育目标下“吸引学生注意力”教学手段的变迁，继而分析指出，变迁背后是“教师中心”与“学生中心”教育理念起着主导作用。 (二)教育身体史研究 在当下的学校教育环境中，身体对另一个身体的碰触几乎不可能不被质疑或被问讯。无论是学校的规章制度、社会道德准则，抑或教学话语都认为教师和学生必须保持距离。而且，学生之间表达友爱的、伙伴式的身体接触在学校时空中也几近消失。历史上校园中的身体是如何接触的呢?是以何种话语方式认识和理解身体接触?又采用什么策略和工具处理身体接触?什么情况下“伤害”成为了教育问题?又是在何时权利和保护进入了学校空间?今天校园中的身体接触又在经历着哪些变化?2014年设立的“校园中接触的身体”常设工作组(Touching Body in School SWG)召集教育史研究者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通过对身体多层次多视角的关注，促使我们重新理解学校教育中个体及群体经历，检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不同的身体是如何发展及塑造的。 “校园中接触的身体”常设工作组(Touching Body in School SWG)分三次召开了专题研讨会，来自不同国家的7位代表做了专题报告。洪堡大学Marcelo Caruso探讨了导生制初兴时期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身体接触的变化，得出在导生制初兴期并非严格地避免任何的身体接触的结论，同时，探讨了导生制教学组织下欲望、克己和肉体间冲突的动态变化。巴西学者Diana Vidal以《恰当的身体接触：学校中的性行为与性取向(1930，里约热内卢)》为题讨论了医学话语体系对学校性教育及学生性倾向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巴西医学界对“性变态”的看法发生了改变，由之前的一种犯罪行为到一种疾病的认识转变。研究认为医学界话语体系的改变对巴西学校的性教育及学生性倾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巴西学者Carlos Herold Junior讨论了童子军对20世纪上半叶巴西教育中身体观的影响及改变。通过对20世纪早期童子军运动在巴西的创建及流行原因进行分析，研究指出，由于童子军强调学生自然性，且改变了传统巴西学校里的游戏、室外活动和运动，使得巴西教育中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身体观。这种身体观被吸纳进巴西20世纪早期教育中，并对巴西现当代教育带来了积极影响。 墨西哥学者Ines Dussel以学校建筑设计史为视角，以1870～1940年为时间段，以建筑设计方案、国家规章制度、学校建筑史以及使用者在传记和日记中的记录为史料，通过分析比较墨西哥、阿根廷两国学校卫生间设计的历史变迁，讨论了卫生间如何成为校园内特殊的物理空间，学校如何利用卫生间的设计实现对身体的建构。以情感史与身体史的融合为视角，以问题为导向，智利学者Pablo Toro Blanco在考察1870～1960年间智利教育对学生身体的形塑而激发学生国民意识和国民情感的教育历史基础上，试着回答了：教育如何在不同时期通过身体影响学生既存的情感?青年人的情感如何通过一定的身体行为，例如，学校体操和爱国仪式得以宣泄?土耳其学者Filiz Meseci Giorgetti在报告《教育仪式的转变：基于土耳其的分析》中对土耳其两个不同时期(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学校教育中教育仪式的变迁，提出教育仪式的改变实则是教育身体观改变的反映。 笔者以《晚清教育场域中的女子身体》为题，以福柯的身体理论对晚清政府在构建近代化教育体制中如何运用话语体系和权力在女子学堂中规训和教化女子身体做了探讨。晚清时期，中国女子身体被隐喻为弱种、弱国的始作俑者。在保国强种的目标下，改造女子身体以改变国家未来的身体模塑运动在晚清时期轰轰烈烈展开。女子学堂是晚清女子身体改造的重要空间，社会精英人士言论及王朝政治需要构成的话语体系通过学堂规章制度形塑着学堂中的女子，主导着女子身体的生成取向。以教育史、身体史、性别史融合的视角，运用文献分析法，笔者对晚清女子学堂中女子身体生成做了历史分析和概括，澄清了女子在晚清教育场域中的真实存在，也是对目前中国教育场域中女子实存状态的历史追溯。 (三)跨国视角的性别与教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史研究对象从宏大结构的社会史和经济史转向了注重文化和话语分析的微观史，形成了新的角度和结构分析方法，放弃传统的“以男人(性)代表中立和普遍人种＼类的历史借口”[5]。受此影响，国际教育史常设会于1994年初创设“性别与教育”常设工作组，召集各国教育史研究者尝试新视角、新范式探讨性别与教育的问题。历经10年的研究之后，2005年“性别与教育”常设工作组暂停。随后发现性别视角的缺失严重影响了教育史研究开展，ISCHE成员们提议重设“性别与教育”常设工作组。2012年国际教育史第34届大会(ISCHE34)以“跨国环境中的性别、权力关系与教育”为名重设“性别与教育”工作组。重设的性别与教育常设工作组强调以“跨国”视角深度理解性别与教育关系的历史变化。跨国视角的性别与教育研究凸显了性别、教育、文化和国家这些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变迁及个人或集体在上述变迁中的重要性。而这些是权力结构视角下的历史研究无法做到的。2015年会上，与会者聚焦于“对关涉性别的历史概念、语言及象征物进行评述，探究上述因素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下的跨国旅程中的传播、变迁、被推行及抵抗的历史”。 悉尼大学Tim Allender以《印度殖民地时期的女子教育(1820～1932年)》为题的报告以新颖的视角、独特的研究范式引起与会人员的讨论。该报告以女性史为视角，通过梳理1820年至1932年近112年的时间内印度殖民地时期女性主义运动及印度女性气质的建构，考察了知识跨国传播的方式。报告人Tim Allender在报告结束时强调指出，此范式适用于考察其他非英属殖民地国家知识从宗主国向殖民国的传播方式研究。匈牙利塞格德大学的Attila Nobik以1887～1891年间在克鲁日(Clju)出版的、名为《家庭与学校》的杂志为史料来源，探讨了匈牙利女性教师如何参与教师专业化及这种参与如何影响与塑造了她们的职业生涯。针对传统教育史研究在分析内战前美国学校教育的发展和形成时，忽略对处于青春中后期的教师如何把教学实践、文化交流和文化创造融为一体的过程的关注，美国洛约拉大学的Annmarie Valde通过传记式地记录美国内战前两名青春期女教师的工作和生活足迹，研究了她们如何发挥文化传递的作用。日内瓦大学Beatrice Haenggeli-Jenni以跨国史和女性国际史为视角，聚焦来自于不同国家的两名贵格会教育工作者，通过对她们的信件、日记和出版物的分析，确定了她们之间的联系及努力帮助欧洲新教育组织在贵格会中发展了很多新成员，揭示了贵格会在新教育联谊会(NEF)的发展和壮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再次证明了新教育运动的迅猛发展与其他国际组织，如政治、科学、宗教等方面的有很大联系。 巴西学者Carlos Herold Junior以《跨国运动中的身体、性别与教育：基于对1907～1941年童子军及其指导组织在巴西发展的分析》为题分析了童子军及其组织在20世纪初期性别教育中发挥的作用，提出童子军及其组织在各国的传播为维持和改变社会规定的男女两性地位的斗争创设了斗争空间。希腊研究者Polly Thanailaki以希腊女子学校Arsakeion为例，研究了女子学校如何在巴尔干战争期间(1912～1914年)塑造和影响着巴尔干地区希腊人的国民意识和国家情感，回答了为什么女子学校Arsakeion被认为担当了国家保护者重任的问题。 (四)教育史学科建设研究 “反思教育史学科发展”常设工作组(Mapping the Discipline History of Education SWG)的工作目标，即对各国、各文化中教育史科研机构的基础力量及科研成果进行即时性、反思性的评价，以促进各国教育史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从而巩固教育史的学科地位，增强学科发展的清晰度。同时，致力于描述教育史学科最新的发展，力求为学科发展规划及制定研究计划提供参考建议。为了深化教育史学科的反思性研究，ISCHE拟创设合作性的数据库，为各国教育史研究者、科研机构、媒体等提供无条件共享的虚拟平台。 “反思教育史学科发展”SWG在2015年第37届年会上主要有两项活动，其一，召开“讨论教育史杂志”的圆桌会议。其二，“对学科发展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小组专题会。“讨论教育史杂志”圆桌会议的目的，在于为学术杂志的编辑们专辟一个空间集中讨论教育史学科杂志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启发教育史领域学术研究的反思。会议主持人是常设组负责人Eckhardt Fuchs，也是国际教育史协会2012～2015年的主席，英国《教育历史》(History of Education)杂志社、瑞士《北欧教育历史》(The Nordic Journal of Educational History)杂志社、意大利《教育与儿童文学史》(History of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杂志社、西班牙《时间与空间里的教育》(Espacil，Tiempoy Education)杂志社、希腊《教育历史中的问题》(Issues in History of Education)杂志社受邀参与了圆桌会议，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集中讨论：编辑管理模式对学术成果出版类型的影响；语言要求(学术成果的出版限定为英语，或者多种语言均可)；社会组织在宣传杂志的信息、成就及动向中的作用；对目前普遍认可的出版物质量评价标准的批判性反思；对杂志编辑在评价学术成就中重要性的认可。“对学科发展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小组专题会有四位学者做了专题发言。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Lucia Cappelli介绍了他自2012年着手创建的“意大利各大学教育史博士论文数据库”的情况。为了使意大利教育史研究取得有效的国际比较，同时，增强国内教育史学界教授、学者及博士生们的联系，自2012年起意大利教育史学会推动创建此数据库。里斯本大学的Joaquim Pintassilgo和Carlos Beato以2005～2014年间的博士论文为例对葡萄牙的教育史研究现状做了分析。文章提出，从整体上或以专题的形式对学科出版物进行分析及反思，不但是评价学科发展质量和方向的基本方式，也是规划学科前景的必要措施。基于这种认识，该研究对近10年来葡萄牙教育史的发展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历史时期、理论构想、研究方法的选择与运用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反思。法国第八大学Mathias Garder以《无地图参考的教育史学科发展反思》为题对纯思辨性的教育史学科发展提出了批评。Mathias Garder首先从词源上分析"mapping"，指出该词本意强调依据对可视化材料的应用，而对比现在历史书写中图表及分析制图的缺失现状，提出历史地理学，尤其是制图学应该是反思教育史研究工作的一个较佳切入点。 (五)教师的批判性思考研究 “教师的批判性思考”常设工作组(The Teacher's Critical Thinking SWG)倡导进步、民主的教育理念，建议从不同的层面对教学历史上的“批判性思考”进行再思考。 2015年“教师的批判性思考”常设工作组的报告人都来自法国。其中法国里昂第二大学的Andre Robert以《法国共产党对法国学校的批判性建议：在教育系统方面的变革(1930～1970年)》为题从实践教育、教育科学、学校教育系统重组三个方面的变化，分析了法国共产党对法国教育问题的批判由极端向辩证的变化过程。《罗伯特·弗雷内的教育批判思想》是法国学者Noelle Monin的报告题目。以法国里昂的罗伯特·弗雷内基金会、罗伯特教育博物馆、罗伯特担任主编的《法国教育小说》丛书(GREN)以及罗伯特本人的作品为资料，对法国20世纪著名的幼儿教育家罗伯特在教育上的首创精神及其通过《法国教育小说》丛书试图构建的教育批判精神做了历史性分析。 三、国际教育史研究取向与发展趋势及其启示 坚持不懈地探索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法是国际教育史常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国际教育史常设会及2015年年会的累累硕果是这些努力的见证。通过国际教育史常设会及2015年年会可以看出近年来国际教育史研究有下列发展趋势： 其一，国际化的合作研究趋势。ISCHE创设之初就把“鼓励与促进教育史研究领域的国际信息交流与合作”列为工作目标之一。目前，ISCHE已经同20多个国家的教育史协会建立稳定的联系。每年一次的国际教育史年会则为各国教育史研究者提供了稳定的、真实的交流与展示研究成果的机会与平台。正在筹建中的“国际教育史研究数据库”则把研究工作的国际化推向了更高层次。 其二，多学科、跨文化、跨国界的研究趋势。从2015年国际教育史常设会年会可以看出，国际教育史研究愈来愈呈现多学科、跨国界、跨文化、跨地域的特点。受全球化的影响，认同问题与跨文化研究的紧密结合成为史学研究界的热点。受母体学科历史学等研究热点的影响，教育史研究也表现出强烈多元文化特色。研究者本着多元、平等的立场，以跨文化的历史思维认识、理解、接纳对方，反观、认同、改进自己。注重多学科的融合是国际教育史学研究的另一特色。与女性主义、传播学、影像学、地理学、建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极大地拓展了研究领域、更新了研究方法，甚至从认识论及方法论层面上改变着教育史研究。 其三，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保持学科发展态势。2015年土耳其年会创设“实物、感知和直观教学世界”常设工作组，着手对直观教学或实物教学史进行系统研究，尤其强调该教学方式如何在国际间的传播。受母体学科历史学新近发展的影响，国际教育史学界对身体史与教育史的融合表现出强烈的关注。2014年伦敦年会(ISCHE36)上决议成立“学校中接触的身体”常设工作组(Touching Bodies in School)，以便于各国教育史研究者集中交流讨论教育身体史的研究。而且，即将于2016年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第38届国际教育史年会的议题即是“身体与教育”，召集全球历史研究者对教育中身体的物化定位、具身性的教育实践及与教育相关的“人体”和“身体”概念的隐喻使用等展开研究和讨论。这与2015年8月23日在中国济南召开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关注的“书写情感的历史”、“身体和空间中的情感”等议题正好形成呼应。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历史学这个教育史学的母体学科是如何深刻影响着教育史学的发展，它更提示教育史学研究者必须密切关注历史学乃至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动向，不能自我设限、画地为牢，在封闭中徘徊，而应在开放中发展。 近年来，在国内教育史研究者共同努力下，中国教育史学界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正日益增多。2013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徐勇秘书长代表中国教育史学界首次参加国际教育史年会。2015年6月，笔者作为中国大陆代表参加了国际教育史第37届年会，成为国际教育史常设会“校园中接触的身体”常设工作组成员，并在小组会上做了主题发言，报告引起与会者的浓厚兴趣。我国教育史研究者还积极邀请各国教育史研究者参与中国教育史学界的活动。2015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联合国际教育史常设会(ISCHE)、德国国际教科书研究所(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举办了“教育的跨国冲突：18世纪以来的东亚与西方”(Transnational Entanglements in Education：East Asia and the "West" since the 18th century)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德国、英国、美国、墨西哥、新西兰、韩国、中国香港等八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机构的二十多位学者参与了这次研讨会”[6]。 在“走出去”和“迎进来”双向互动的交流模式下，中国教育史学界逐步与国际教育史学界建立起联系和合作。但从整体上来看，国内教育史研究者的全球视野、多元文化意识仍有待加强。我们提倡国内教育史研究树立“全球视野与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观念和方法”，目的不止于构建适应全球化的教育史学术体系，而更注重的是拓展中国教育史学界在国际教育史学界的空间和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育史研究要立足于世界，必须通过加强与国际教育史学界的互动，寻求自身存在的世界意义[7](P209)，建立起中国教育史研究者的学术话语权。 目前，中国教育史研究者也在逐步加快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北京师范大学张斌贤教授、宁波大学贺国庆教授、北京大学陈洪捷教授等率领各自的研究团队对现代大学史展开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浙江大学田正平教授①近年来对“日记”这座无所不包的教育史料库进行深度的辨伪与阐释，使得教育史研究将“可能接近研究对象的本真，带来已有研究结论的丰富与改写”[8]；华东师范大学丁钢教授[9]以跨学科理论和方法为手段将教育史与叙述理论、教育史与图像史结合起来，开辟了教育叙述史、教育图像史等新领域；华东师大杜成宪教授、北京师大于述胜教授等人对中国传统教育范畴的深度解析和教育学术史的研究，别开生面，独具风格；首都师大石鸥教授、华南师大王建军教授等人开展中国近现代教科书研究，引起课程教材教学论学者的普遍关注；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带领研究团队对科举制进行全面探讨，出版系列论著，创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科举学”；华中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在周洪宇教授带领下确立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学术研究路向”[10]，打破了传统“二分论”的教育史研究范式，提出“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三分论的教育史研究新范式，开辟了教育活动史以及相关的教育生活史(向下拓展)、教育身体史(向内拓展)、教育旅行史(向外拓展)等新领域。这些都值得持续关注与推动，为此，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可顺应国际历史学界和教育史界的发展趋势，根据本国学术界的研究需要，对人们普遍关注的领域和问题或富有本国特色的学科，借鉴国际教育史常设会(ISCHE)的做法设立常设工作组，如大学史小组、教育图像、课程与教材史小组、教育活动、生活与口述史小组、教育身体与情感史小组、科举、书院与学庙史小组，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力量，对各个专题进行持续、深入的专门研究，从而推动中国教育史学向纵深发展，以适应21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在国际教育史学界占有应有的位置，促使国际学术界的话语体系得到更为合理的重构。 注释： ①陈胜、田正平：《横看成岭侧成峰：乡村士人心中的清末教育变革图景》，《教育研究》，2011(2)。陈胜、田正平：《救国千万事，造人为最要》——胡适《留学日记》阅读札记，《教育研究》，2011(8)。田正平：《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另一类解读》——《朱峙三日记(1893～1919)》阅读札记，《教育研究》，2012(12)。田正平：《寻病源”与“读方书”》——《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阅读札记，《教育研究》，2013(12)。田正平：《读书·修身·治家》——《曾国藩日记》阅读札记，《教育研究》，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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