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零八个月的悲痛:香港沦陷期间的广播(1941/1945)_香港电台论文

三年零八个月的悲痛:香港沦陷期间的广播(1941/1945)_香港电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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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香港沦陷时期,指的是1941年12月25日下午6时香港沦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前后共三年零八个月。这是香港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岁月,这段历史涉及日、英、中国大陆和香港等多个地区的多个政党、派别,而且留存下来的资料非常缺乏,因此历来的史书中均对这一时期的叙述非常简略。对这一时期香港广播的情况记述更是零散,惟见只言片语散落在各种有关著作、回忆文章中,从未有专文加以记述。本文试对香港沦陷时期广播的面貌进行描述并分析其特点,兼及香港沦陷前及重光后的广播情况,希望有助于人们了解香港广播少为人知的一段历史。

      一、香港沦陷前后广播情况

      (一)香港沦陷前的广播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战事加紧,尤其1938年10月广州沦陷,香港越来越感受到日军的威胁。据1939年10月4日美联社报道,日本电台以旧金山“金银岛”电台相同的频率广播,以致ZBW短波广播的亚洲听众,既不能收听ZBW,也不能收听旧金山的电台。事实上,这种混淆视听的做法在战时并不少见。1940年3月,当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时,进行实况转播的广播呼号即使用了重庆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的呼号XGOA,给听众一种汪伪政府已经继承了原国民政府并成为正统的错觉。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1940年6月,港英政府宣布香港进入非常时期。港督委派专人负责撤退在港的英籍老弱妇孺,于6月、7月分两次将公务员的妻儿及英籍平民中的妇孺3000多人送往澳洲,并劝告其他欧籍人士将家眷撤离香港。由于这一做法带有对华人的明显歧视,以致引起中国居民的不满和反对,加之许多人认为香港未必是日本人的目标,最终仍有约600名欧籍家属妇孺留在香港,借以平息这一事件。然而,由于大部分英籍公务员的家庭处于分居状态,ZBW电台此时在节目中每日专辟一时段,安排分居的家庭到电台广播,身处澳洲的家人可以在这一节目中听到来自香港的声音,从而起到联络在港丈夫与在澳洲妻儿的作用。

      (二)香港战时的广播

      1941年12月8日日军正式攻打香港,48架日军飞机空袭香港启德机场,在5分钟之内炸毁了香港仅有的五架军机,又轰炸军事据点及交通设施,香港陷于火海之中。[1]据当时在香港电台的工作人员记录:“在上午八时左右,当我们更衣准备工作时,我们听到飞机、高射炮和人们跑步的声音。所有巴士停止行驶,我们还以为是另一次的演习。”中午12时,香港广播照常播出,正当12点30开始播送跳舞音乐之际,日军飞机轰炸香港,电台广播中断。[2]

      12月8日当晚八时,港督杨慕琦于香港电台进行广播演讲,呼吁本港人士紧急加入战事服务,并向香港市民保证定能与中国人民一起对日作战并取得胜利。[3]港督杨慕琦的广播演讲,虽然言辞恳切、坚定,然而战事进程却并不如想象中顺利。

      12月21日,香港电台在广播中报道,“新闻报道英国皇家战舰威尔斯王子号(HMS Prince of Wales)和退敌号(HMS Repulse)在马来亚(Malaya)对开海面遇袭沉没,海外援兵断绝,听众心中有数。”[4]随后,日军长驱直入,5天即占领新界及九龙,港英驻军撤退港岛。经过十几天的战斗,1941年12月25日港英政府投降,日军占领了香港。

      (三)香港沦陷时期的广播

      1.宣传管理

      日军占领香港后,对待香港的“总战略方针,是把香港作为控制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个堡垒,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5]日军占领香港后即成立军政府,后于1942年2月设立总督部代替军政府,总督为陆军中将矶谷廉介、副督平野茂,对香港地区进行殖民统治。总督部对香港居民实行保甲式的控制和管理,设立了华人组织。先是成立善后委员会,后以“华民代表会”和“华民各界协议会”(合称“两华会”)代之,通过这样的傀儡组织“以华制华”。根据《日治期间日军的行政体制表》[6],总督下设参谋部、总务长官、副官和高级副官,高级副官管理民治部、交通部、财政部、经济部、报导部、管理部、外事部等,其中的报导部负责报刊、广播等宣传事宜。

      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报导部部长初为西川正行,后为吉田。报导部规定每星期于周五召集各报记者发布新闻,指导宣传,对新闻进行管制。[7]1942年7月28日,参考日本新闻体制的运行,香港媒体也成立记者俱乐部,地点就设在总督部楼下。中文报纸的记者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只能是传声筒,地位低下。如1943年3月,矶谷廉介总督在会客厅按照惯例接见华报记者时,“总督驾临后,全体记者随即起立致敬”。[8]当总务长官按照惯例到记者俱乐部与华报记者见面时,“全体记者早已在场迎候,席间莅临后,记者一律向泊长官致敬”。[9]

      香港沦陷后,日军于12月28日举行入城仪式,一个星期后,1942年1月4日香港“放送局”在中环告罗士打大厦八楼成立,电台随即恢复播音。日军将广播电台的波长改为1154,呼号改为JPHA,中文名称则为“放送局”,由少校佐佐木出任局长。香港放送局播出的时事评论稿件,最开始是由当局发来,后改成香港放送局自行撰述。[10]

      香港放送局的主要任务,是以侵华战争为目标,加强对中国战区的宣传。1943年2月27日,香港放送局为庆祝成立一周年举行晚宴。放送局局长佐佐木在致辞中说,香港广播对象有三,一是转播东京电台的内容,对象是日本居民;二是向香港本地华人广播;三是对重庆广播。而这三者之中,重点在于对重庆广播。[11]清楚地表达了日本占领者对香港广播功能的认识。

      香港殖民政府对香港的广播发出过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1942年7月底,总督部发出第四十八号公示,规定拥有收音机的居民须于1942年8月3日起去各宪兵队办理登记。要求每架收音机均需申报,如谎报姓名住所国籍及收音机种类的,或超过申报时间未登记的收音机将被没收并处罚拥有人,登记完后的收音机将发证。

      第二个命令,1942年10月底,总督部发出第四十六号香督令《关于禁止收听短波播音》,要求除因工作需要并经许可者,任何人不得拥有听取短波播音的收音机。如果所拥有的收音机具备听短波播音的功能,须完全去除相关设备。另外,将给拥有收音机者颁发“听取章”,并贴在该户门口。手续费分别为收音机不须改造者50钱,收音机须改造者3元。违反者处以军罚。据《南华日报》1942年11月29日报道,该项收音机改造检定工作将于11月30日结束,已经有超过三千架办理完毕,但仍有一些收音机未送检。

      2.播出情况

      日本侵略者比较重视广播的作用。在日本殖民者的统治下,广播也随之经历了恢复广播、每日两次广播、鼎盛期每日三次广播、后期多次停止的过程。

      在日军控制香港广播之后,最初每日播放时间为下午六时起至晚十时。后来,播出时间增加3小时,每日于午间和晚间播出两次。[12]1942年12月1日起,随着设备的添置,早间加播一次体育广播,成为每日三次广播,并增加特别报告时间以播出总督部的公示布告,并增设儿童节目和音乐节目等。[13]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盟军飞机轰炸香港频繁,用于运煤的日本船只多数被毁,全港电力因之不足,报馆只好自置发电机依靠人力拉索发电,广播也多次停止。

      从1942年3月的一张播音表上可以看出,“放送局”每日播出两次,日间节目为中午12点开始,时长2小时;夜间节目下午6点开始,时长5小时。节目内容以新闻、娱乐节目以及转播东京的节目为主。播出新闻的语种包括国语、广东话、日语、印度语,娱乐节目的种类则包括北方音乐戏曲、粤剧、日本音乐、西洋音乐及印度音乐等。

      具体内容大约是:日间节目中午12点开始播音,播放北曲及京剧,12点10分播出中文新闻,12点20分播出粤曲及粤剧,12点30分播出广东话新闻,12点40分播出中国音乐,12点50分播出日本音乐,1点钟整点报时之后,播出日语新闻,1点40分播出西洋管弦乐,随后结束。夜间节目下午6点开始播音,先是20分钟的北曲,包括音乐合奏以及四首歌曲,6点20分播出中文新闻,6点45分播出中文时事解说,7点钟整点报时之后,播出粤曲,包括音乐合奏及两首粤剧,7点20分播出广东话新闻,7点45分播出广东话时事解说,8点整转播东京的广播节目,内容主要为日本音乐和广播剧,9点整播放日本唱片,9点15分播出日语新闻,9点30分播出印度音乐,9点45分播出印度语新闻,10点钟播出西洋音乐,10点20分播出英语新闻,10点30分播出西洋音乐,随后结束。

      1942年12月1日之后,播出时间改为每天三次。以1943年3月1日的播出时间表为例,第一次播音于早上8时开始,播出30分钟的音乐体操。第二次播音于中午12时开始,至下午2时结束,时长2小时。第三次播音于下午6点30分开始,至10点30分结束,时长4小时。节目内容以新闻、娱乐节目、日语讲座及总督部公示报告为主。播出新闻的语种包括国语、广东话、日语、印度语,娱乐节目的种类则包括北方音乐戏曲、粤剧、日本音乐、西洋音乐、印度音乐及故事等。

      该日具体的内容大约是上午8时开始广播,播出音乐体操,8点30分结束。中午节目于午间12点开始播音,播放国语新闻及粤曲合奏,12点15分播出流行唱片,12点30分播出粤语新闻及粤曲合奏,12点45分播出粤曲唱片,1点钟整点报时之后,播出粤曲唱片,1点30分播出英语新闻及西洋音乐,2点钟结束。下午的节目于晚间6点30分开始播音,先是粤曲合奏及儿童报告新闻,6点40分播出儿童故事节目,7点钟整点报时之后,播出国语新闻及粤曲合奏,7点15分播出粤语新闻及粤曲合奏,7点30分播出总督部公示报告,随后是音乐合奏,7点40分播出日语讲座,8点整播出京剧唱片,8点30分播出故事《七侠五义》,9点整播出国语新闻及音乐合奏,9点15分播出粤语新闻及音乐合奏,9点30分播出印度语新闻及印度唱片,10点整播出英语新闻及西洋乐,10点30分播出结束。

      (四)战后香港恢复广播

      1945年,盟军对香港的轰炸愈来愈猛烈,日军已经完全无力招架。据日本政府派往香港任基督教总会顾问的牧师鲛岛盛隆回忆,日军在各战场的溃败消息本来对香港是封锁的,但香港在地理上无法防止或杜绝外来的消息,许多消息经由广播传入香港。日本投降的前两三天,大约8月13日下午,鲛岛盛隆就已经从在日本海军司令部专门负责收听海外广播的日籍友人那里,听说了可能“大事不好”的消息。8月14日,全港市民已经传遍了第二天将有重大消息的广播。8月15日,鲛岛盛隆在香港圣保罗书院的收音机中听到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诏敕”。[14]那天早晨,在日本“放送局”外的整条街上,跪满了戎装佩剑长靴的日本军人,个个神情沮丧地跪听“放送局”外面巨型喇叭里传出的日皇投降广播。下午,一名女性播音员在香港JPHA广播电台,先后用日语和粤语宣读日皇投降诏书,香港市民才得知这个消息。随后,香港日军当局播出安民布告,要求市民紧守岗位,切勿妄动,等待盟军接管。消息播出后,香港市民欣喜若狂,他们鼓掌、拥抱、欢呼,一片欢腾。[15]

      1945年8月15日,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终于结束。8月27日,赤柱英俘集中营发言人、原港英辅政司金逊(Franklin C.Gimson)在香港ZBW电台向市民发表首次广播讲话称:“我是目前驻港英政府的首席代表,现已取得日方同意,在维多利亚城设立一个办事处,并准备必要的步骤,当英军抵港岛受降时,恢复英国的统治权,我确信英军抵港的日期将在不远。”[16]

      统领英国太平洋舰队第十一航空母舰中队的海军少将夏愨(H.J.Harcourt)率领部队于8月30日登陆香港岛,从日军手中接收香港。翌日,夏愨设立军政府,下午一时,夏愨于ZBW电台宣布在香港成立军政府。[17]

      “由于日军在沦陷时期没有中断香港的广播事业,而且还保留着电台上的唱片,因此香港重光之后,广播电台立即就恢复广播。”[18]

      二、香港沦陷时期日伪广播的内容及特点

      (一)以抨击英殖民统治为策略,宣传大东亚共荣思想

      日军认为,“香港本身是殖民地,日本皇军从英国殖民地中解放香港”[19]。因此,日本人在香港的统治策略是将过去的港英政府树立为港人的假想敌。日本殖民者通过抨击香港被英国殖民者统治的历史,宣传大东亚共荣的思想,试图树立日本文化正面形象。香港总督矶谷廉介于1942年2月20日举行就任典礼,在接见中外记者时发表谈话,宣称日本“将英国在东方侵略之恶势力击倒”[20]。香港总督部报导部在日军占领香港一周年时编辑出版的一本日文小册子《新香港的建设》中宣称:香港要“推崇由来以久的高尚东洋文化为方针。打破英美、蒋影响下的偏重物质的思想观念,培养大东亚民族协力的思想涵养”。[21]每天中午广播开始时,先播放宣传大东亚共荣思想的歌曲,如《大东亚民族团结进行曲》《兴亚进行曲》、《保卫东亚》等。

      日本占领时期禁止吸食鸦片,在1943年初庆祝“放送局”成立一周年时,在电台播出了反对吸鸦片的广播剧《新生》。随后,又于1943年3月推出广播剧《林则徐》,重温中国人虎门销烟、抗击英人的历史。这些以反对鸦片为题材的广播节目,是为了树立日本人形象,挑起华人对英国人侵略中国、殖民香港的仇恨。[22]

      (二)以各种“纪念日”为契机,美化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人将广播作为重要的统治和宣传工具。为了巩固统治、粉饰太平,日军政府经常举行各种纪念集会和庆祝活动。而在这些活动中,总少不了广播的角色。1942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五周年纪念日。日本人将“七·七事变”美化为“大东亚联合”的开端,于当天在香港的一家戏院召开纪念演讲会。演讲者包括日本人、也包括一些华人。演讲会结束后,9点20分由华民代表会主席罗旭龢通过电台进行广播演讲,题目是《我对大东亚时局的观感》,美化日本侵略中国和占据香港的罪行。[23]

      1942年12月25日,是香港沦陷一周年的日子。香港总督部则将其定为“香港更生一周年纪念”,并于24日至26日连续三天进行广播演讲。24日晚7:30,由报导部部长西川正行演讲;25日晚7:30,矶谷廉介总督首次进行广播演讲,题目为《攻略香港一周年纪念日告全港民众》,时长30分钟,随后由香港小学生朗读庆祝一周年的日语论文;26日晚7:30,则由演员紫罗莲进行广播演讲,题目为《日本的印象》,时长30分钟,随后为日本钢琴家演奏日本音乐。

      日本殖民统治者深知宣传的作用,千方百计地设计各种纪念日和纪念活动,并运用广播进行洗脑。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向英美宣战,日本侵略者即以此为纪念日,每月均举行纪念活动。如3月9日第二次纪念时正逢3月10日“日本陆军纪念日”,香港放送局遂于3月8日起至3月11日连续四天进行“特别播音”,安排华人名流演讲、日本国民学校儿童歌唱等。[24]

      (三)以推广日语及日本文化的方式,推行奴化教育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日本人在占领香港期间,通过推广日语和推广日本文化,对香港人进行奴化教育。在香港电台的播音中,每周均有日语讲座,讲座人为曾丽卿、大森幸子。曾丽卿为岭南画家鲍少游之妻、出生在日本,大森幸子根据1943年1月25日《香港日报》的记载:生于日本,在香港居住20年以上,曾在中山大学教授日语。精通日语和粤语。是留日同学会理事陈李白史的夫人,是战前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性。在前述1942年12月24至26日,香港总督部组织的“香港更生一周年纪念”活动中,每晚的广播均安排香港小学生用日语朗读庆祝文章,题目为《日本的印象》,内容都是对日本侵略及日本文化的美化。

      日本统治者着力培养少儿亲日,日常的广播中设有专门的儿童节目,主要有“显浅新闻、童谣、童话、音乐等”[25],其中有许多是日本的儿童故事。除此之外,日本殖民者也经常安排小学生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并在各种纪念日时进行广播,如前述1943年3月8日至11日的“国府参战及日陆军纪念日”纪念中,就安排了香港多所小学的学生去电台朗读作文,题目为《我们与日本合作,共同击灭英美》。[26]

      (四)大量播出娱乐节目,麻醉殖民统治下的港人

      汪伪政府所办的《南华日报》多次援引中央社的报道,刊载“放送局”为了满足听众需要,改善播出秩序的新闻。如1942年3月5日第3版的《放送局业务积极改善加长播音时间播音秩序视听众需要而改善收音机牌照收费现暂行豁免》,“现目所播者,新闻与音乐(包括粤曲唱片)并重。闻有嫌音乐节目过少,此层大可绊倒,转播舞台粤剧歌曲亦大有可能。总之放送局之任务视乎听众需要而改进。”再如1942年3月11日第4版的《播音放送局快恢复音乐团体特走节目》,称“本局业务日趋发达,但对于音乐团体到局演奏,尚付阙如,颇引以为憾。现拟力谋恢复此一项节目,以娱听众。”

      总体而言,“沦陷时期没有什么新节目,除了广播新闻之外,大部分时间却是播放唱片。选用的唱片大多数是没有抗日色彩的时代曲唱片及粤曲唱片。主持中文节目的,是兼任《香港日报》的中文版编辑顾文宗,他们常常在旧料摊上收购很多古老的粤曲唱片,补充原中文ZEK电台之不足,反而丰富了唱片的收藏。在战争后期,上海方面拍了很多新电影,这些新电影有很多新插曲,其中大部分出版唱片。属于战时在日军统治下出版的时代曲,以李香兰主唱的为最多,如《三年》、《四季歌》、《夜来香》、《卖糖歌》……等等,而周璇的《夜上海》、《疯狂世界》等,都是战时的作品。”[27]

      (五)以要人名人演讲为手段,加强对香港的殖民统治

      许多在港的军政要人及社会名流进行广播演讲。如香港总督矶谷廉介、报导部长西川都曾在广播里演讲。在1942年12月25日举办的“香港更生一周年”纪念活动上,除矶谷廉介首次广播之外,报导部部长西川正行向香港的日本人广播,“凡我日人必须协力政府……香港日人,其一动一举,必须作一良好模范,使港中华人,有所效法。”[28]

      香港人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应,大约可以分为抗拒、流亡、接受与合作等几类,而大多数留港华人绅商均被日人拉拢合作,也大约可分为消极被动、积极主动、真心诚意等三种合作类型。[29]这些华人绅商尤其是参与两华会的,许多在香港的广播中进行过演讲,如香港总督矶谷廉介到港赴任不久,善后委员会推出李忠甫为代表,于1942年2月27日向香港广播,“勉全侨敬遵督宪训言,互相策勉,日华携手迈进,以完成大东亚伟业云。”[30]作为“华民代表会”主席,罗旭龢更是多次在日本人组织的集会及纪念会上进行广播演讲,题目包括《国父遗教与东亚共荣圈之关系》等,歪曲孙中山早期的革命言论,鼓吹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等谬论,在广播中积极主动地美化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

      当然,也不是所有在港名人都甘于就范。国民党早期主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许崇智被日军俘虏后,日军将领给予他很好的礼遇,并邀请他作广播。然而,许崇智嘱旧属谢宣邦AI写作广播词,并交代如下原则:一、如说东亚共存共荣,必须保证中国领土完整,不得干涉中国内政。二、不同意汪精卫的伪政权,坚决不与汪精卫合作。而这样的广播稿,也一直没有在当时的香港电台及报纸上发表。[31]

      香港沦陷期间,在日本统治者的控制下,香港的广播发挥着树立假想敌、弘扬日本文化、麻醉大众、宣告政令、思想统合的作用,完全成为日本殖民者的宣传和统治工具。这段黑暗的岁月随着时间的流逝正在逐渐被遮蔽,不仅外界人士对此毫不知情,就连香港电台自身也对这段时期的历史闭口不谈。在其出版的几本纪念专辑中一笔带过,如《香港广播六十年》“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香港沦陷期间,日本人维持电台广播,但人员、资金和物资均很缺乏。”再如《从一九二八年说起香港广播七十五年专辑》,“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广播一度中断,至翌年初由日军‘香岛放送周’恢复。”对三年零八个月发生的事情一笔带过,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广播播出的节目虽然转瞬即逝,但我们仍可通过当时的报刊、档案及亲历者的回忆,了解香港沦陷时期广播的样貌,并从中了解殖民占领者是如何通过广播这一媒介手段,巩固自己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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