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对太平天国评价转变的历史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国民论文,启示论文,党对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评价，国民党主流意识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的转变过程。因此，清理探讨国民党对太平天国评价转变原因及其具体过程，对如何重新正确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是有重要历史启示的。
一、民族革命政治需要与国民党对太平天国的肯定
1875年，孙中山9岁在村塾读书时，课余听太平军老人冯爽观说洪、杨故事，敬慕洪秀全，并以“洪秀全第二”自诩。他说：“洪秀全起自布衣，驱逐异族，虽及身而亡，固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也，因深慕其为人。”1904年，他在刘成禺写的《太平天国战史》序中说：
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而皇祀弗衰；洪朝不十余年，及身而亡。无知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非洪，是盖以成功论豪杰也。……满清窃国二百余年，明逸老之流风遗韵，荡然无存。士大夫又久处异族笼络压抑之下，习与相忘，廉耻道丧，莫此为甚。虽以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号称学者，终不明春秋大义，日陷于以汉攻汉之策，太平遂底于亡。①
章太炎1906年为黄小配《洪秀全演义》序中也说：
洪王起于三七之际，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图籍十二年，旗旄所至，执讯获丑，十有六省，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若石达开、林启荣、李秀成之徒，方之徐达、常遇春，当有过之……夫国家种族之事，闻者愈多，则兴起者愈广。诸葛武侯、岳鄂王事，牧猪奴皆知之，正赖演义为之宣诏令闻。次郎为此，其遗事既得之故老，文亦适俗。自兹以往，余知尊念洪王者，当与尊念岳（飞）、葛（诸葛亮）二公相等。昔人有言：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洪王朽矣，亦思复有洪王作也！②
对太平天国失败原因与局限，孙中山也曾说：“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为纯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权。”“太平天国何以终归失败呢？……依我的观察，……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那种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③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自成立起，对太平天国一直采取隐恶扬善的态度，持完全肯定的立场。“太平诸杰，被视为民族革命英雄及革命先进”，与此相反，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与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一样，被斥之为“汉奸”或“反革命英雄”予以全面否定。直到上世纪30年代前，包括后来成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也是持这种态度的。这从1928年蒋介石、白崇禧、于右任的《太平天国诗文钞序》中可以说明。序云：
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而其政治组织与经济制度，则尤足称焉。余自幼习闻乡里父老所谈，已心向往之。吾党总理又常为予讲授太平天国之战略战术，及其名将李秀成、陈玉成、石达开等治兵安民之方略，乃益识其典章制度之可仪。
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之纪念焉。顾当时公私记载，处于专制淫威之下，既不敢公然表彰，而曲笔阿谀之徒，又妄肆诋諆以媚时君，遂使兴复之旅，等于新市平林之兵，革命之师，夷为黑山白波之众，被诬至五六十年之久，无能是正。吁！可慨也。④
蒋介石等是高度评价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总之，1930年前，国民党歌颂太平天国是因为反清革命的政治需要。
二、保卫传统文化、反对革命与国民党对太平天国的否定
1930年后，国民党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变，之所以如此，是与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兴起和后来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等内外因素有关。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建议下，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行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依靠这种合作和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的支持，国民党于1926-1927年取得了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占领了长江和黄河流域广大地区。但是，当北伐军在工人起义支援下攻占上海不久的4月12日，国民党公开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起血腥镇压和屠杀广大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人的反革命政变。史实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要联合敌人，反对工农”。就这样，“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被看成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被看成同盟”，这就是国民党对太平天国评价大转变的内因。九一八事变则是国民党对太平天国评价转变的外因。国民党高官和部分受国民党主流观点影响的学者，特别是其中的右翼，面临着“外患内忧”的新形势，在政治上效法曾国藩当年“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思想文化上则采取以保卫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立场，完全背离了自己过去的民族主义革命，否定太平天国运动也就是必然的了。
国民党对太平天国评价的大转变，德国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施泰格曾说：“该党（指国民党——引者注）认为，民族文化主义能够成为抵御各种外来意识形态的坚强壁垒。一旦出现用文化来表现的民族主义，太平军便不再成为楷模，相反，同治中兴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曾国藩，成为民族英雄，因为他们捍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⑤
1932年5月，蒋介石在一次讲阳明心学为中国的立国精神时说：“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认为儒家是“复兴中国”的“紧要武器”和“立国精神”。⑥蒋氏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在他的儒学复兴中国的影响下，上世纪30年代中国有一场中西文化之争。王新民等十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认为中国本位文化消失了，“要求有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其目标明显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这两种力量。
著名史学家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尽管也承认“太平军之起，以推翻清室、倡行耶教为宗旨”，“谓其能行共产主义”的史实，但仍然大段引用日本史学家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中的一些话，以说明曾国藩的湘军是“维持名教”⑦进行“圣战”的宗教军。这与20年前冯友兰认定曾国藩与洪秀全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的两种宗教，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看法是相同的。他们都认定“太平天国革命既非民族的、亦非政治的、更非社会的，而纯粹是文化战争”。这种所谓“文化战争”的重要代表之一就是柳先生的学生陈训慈。他在题为《太平天国之宗教政治》的长文中指出，太平天国的政策，自始至终以宗教为基础，与种族思想无关。又说，决不能责曾国藩为“满洲之奴隶”，因为他是“为人伦名教而战，非徒为清室而战”。曾国藩认为，伦常破坏，使孔孟传统精神扫地，较外族统治更为严重。⑧这些学者最为愤而不平的是，太平天国宣扬的基督教是一种外国宗教，用陈训慈的话说，是一种违背中国人民传统思想、习惯及国民心理的“异端”⑨。
国民党是从保卫孔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来否定太平天国这个异端邪教，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1929年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就是对国民党否定五四运动的公开抗议。他说：“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所以“至少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胡适进一步指出，一个革命政府居然拥护传统文化的反动思想，“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⑩
《大公报》在1932年11月刊登了郭斌龢教授的《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一文。该文高度赞扬曾氏为保卫孔孟传统文化——卫道辟邪的历史贡献，说“文正之荣，亦中国文化之荣”，曾是集文章、道德、功业成就于一身，堪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郭进一步指出，当时正值与曾国藩当年相似的“外患内忧”时期，需要众多曾国藩式的杰出人物。后来果然出现了“足为吾人之师资”的人物。(11)这个人物就是蒋介石。蒋与曾国藩1854年写《讨粤匪檄》一样，宣称对共产党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
随着国民政府对同治中兴的重视，1935-1937年出版了两本曾国藩传：一是蒋星德的《曾国藩之生平与事业》；二是何贻焜的《曾国藩评传》。两本书均承认曾氏全然没有民族主义思想。但在抗日战争的影响下，国民党中有人曲解历史，又把曾国藩塑造成为民族主义者。受国民党这种观点影响的论著一是王德亮的《曾国藩的民族思想》；一为萧一山所撰的三篇文章。
1938年，萧一山在报上先后发表《民族革命的三阶段》等三篇文章(12)，尽管他依旧承认太平天国为民族革命，曾给孙中山以影响，但不再认为太平天国直接促成辛亥革命，而是促成了政治权力重新回到汉人手中的洋务自强运动，这是辛亥革命成功不可少的条件。就这样，在近代民族运动中，同治中兴被提到一个更显著的地位。他还认为不能把满人看成异族压迫者而是“同族”，从而为曾国藩效忠清廷和镇压革命的罪责进行开脱。
国民党官员和一些学者，是从“外来文化邪恶论”的视角来肯定赞扬曾国藩“卫道辟邪”的历史“重大贡献”的，从而全面否定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国民党之所以对太平天国由“革命有理”转变到对它的“镇压有理”，完全是为了政治上维护和巩固统治的需要，主要目的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
三、由学术之争转变为国共两党的政治论争
早在发起对苏区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就歪曲历史，把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诬蔑为“粤匪”——太平军，希望在它的围追屠剿下，重蹈石达开在大渡河的悲剧。国民党宣传部长叶青（任卓宣）在《抗战与文化》半月刊上发表文章，否定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与旧式农民战争的本质区别，公开攻击毛泽东主义是“中国的农民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
针对国民党及有些学者、专家“曲笔阿谀之徒，又妄肆诋祺”太平天国，公开为曾国藩翻案“以媚时君”的做法，共产党和进步学者进行了批驳。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于1944年写下了长文《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批判了国民党歪曲历史真相的反共反革命的观点：
鸦片战争压迫中国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太平军起义揭开了救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曾国藩创造了走殖民地道路的反民主革命的反动典型。文化方面，坚守旧文化的黑暗面，拒绝外来的进步文化，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却依赖外国侵略者的援助，合力镇压民众，在外国侵略势力保护下，保存封建权利，这样一个典型；中国一天不解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反动统治者一天不放弃这个典型的继承。
文章最后画龙点睛地指出：“孙中山先生自幼即以太平天国的继承者自许，并终于完成了太平天国推翻满清的未竟之业，这正如他的叛徒们以曾国藩的继承者自许，并幻想完成曾国藩消灭中国革命的未竟之业一样，完全不是偶然的。”(13)这样，曾国藩与洪秀全学术评价之争转变为国共两党的政治争论。
对国民党背叛孙中山先生教导，肆意歪曲诋毁太平天国革命的观点，许多专家学者也是持批判态度的。著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先生，尽管不赞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解释太平天国史，但尖锐批评了国民党全面否定太平天国的看法：
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本性质是民族革命运动，其大宗旨乃在打倒二百年来亡我中国的满洲异族，恢复汉族河山而建立新国。试读洪氏起义前后之理论与后来各王之文告中，即可见民族革命之意义充分表现，内容充实。太平文献，彰彰足徵。其宗旨、其理想、其努力，在在表示这是合法、合理、合情的，及有宗旨、有计划、有规模的、为民族生命而奋斗的革命。其意义之正当，可比之其前朱元璋之驱逐蒙元而开创明朝，与其后孙中山先生及革命党人之打倒满清而建立民国。所异者，太平革命之性质，非单纯的民族革命，而兼为宗教革命与政治革命。(14)
可见，简先生对太平天国总的看法，与范老的观点基本上是一样的。
萧一山先生虽一度肯定曾国藩等的洋务运动，贬斥太平天国，但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太平天国是“近代民族革命先驱”的评价。对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萧先生在《清代通史》中作了以下的总评述：
总而言之：太平天国衍天地会之余绪，受基督教之影响，一方揭民族革命之旗，一方倡平等博爱之说：谓拜上帝为中国古代遗教，而其初则禁读孔孟之书；谓满洲人为鞑靼妖胡异种，而其后有天下一家之训。矛盾支离，卒用覆败。虽据位江左，厥年不永，然两世之朝，差胜于新莽；十四为期，祚迈于公孙。凡百典制，卒多更新，治平之略，亦有特色。观其用司马之兵法，军备严肃；守摩西之十诫，精神团结；典田国有，流风未息；大道为公，义训垂后：影响所及，殊足以翻旧史而开新运，固不仅在近百年史上为一重要之事变已也。(15)
他还为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作序云：“太平军为我国近代民族革命之壮澜，行动思想，均有源流可寻，事之不成，盖由时代使然。……其败宜也。然一线相承之民族主义，一瞥所见之民权民生主义，均足以启后圣而开新运，为国民革命之先河。”(16)
四、历史的启示
国民党对太平天国从肯定到否定的原因和演变的过程，以及由此引起国共两党对曾国藩、洪秀全评价的争论，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几条历史的启示。
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以求真求实为根本目的，即要坚持“秉笔直书”、写信史，决不能因政治需要歪曲篡改历史真实，这是国民党对太平天国“始则是之，终则非之”所提供的一条历史启示。
从反清革命需要出发，国民党肯定洪秀全与太平天国，后来又从维护自己统治和反共反革命需要出发，转而肯定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和湘军，全面否定太平天国，这就势必要背离历史真实，歪曲、篡改颠倒历史的真相。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犯了把阶级斗争理论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的左的错误，并用它为指导批判或评价学术观点，即以政治标准为第一性来批判学术观点，从而背离了唯物史观实事求是这一精髓，结果走向了它的反面。如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的确存在着美化、神化的左的错误。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世间上有一种歪曲流行，而另还它一个相反的歪曲，矫枉不宜过正，矫枉而过正，那便有悖于实事求是精神。事实证明，学术上的是非问题，要像陆定一所说，做到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17)，即要发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通过自由平等讨论去解决，决不能用简单的粗暴的政治批判来解决。
国民党对太平天国始是终非给我们提供的第二条历史启示是：历史学既不能成为“政治的奴婢”，也不能把它变成“商品”，而应当采取唯物辩证的科学态度。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逐渐摆脱了把“历史成为政治奴婢”的左的干扰，拨乱反正，迎来了历史科学的春天。但是这种“左”的干扰还是常常有所表现的，需要加以克服和纠正。从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价值取向后，史学研究中又出现一种把历史等“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18)近十多年来，与否定包括太平天国在内近代一切革命相并行的是，讴歌帝王将相的小说和戏说正说历史剧，充斥书店、电影和电视频道，就是把历史商品化、市场化的表现。如“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雍正王朝》，“我还想再活五百年”的《康熙大帝》，“燃烧自己，温暖大地”的《汉武大帝》，直到“统一中国，修筑长城，百姓从此安居乐业”的《英雄》等等，都是肯定和歌颂封建皇帝清官所创造的“太平盛世”的。笔者没有否认包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内的“圣君贤相”对中国历史所起的进步作用，但是对他们大搞专制独裁、阴谋权术不说，一味当作“救世主”来歌颂，是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也是背离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的。相反，他们本质上都是封建专制主义旧文化的代表。正如周泉先生《重编历史剧意味着什么》一文中所说：“这些历史剧反映的君权至上的伦理观念，其治理国家的封建专制制度与现代民主自由的普遍价值观念格格不入……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因而有学者呼吁：让更多的反思专制主义黑暗、树立启蒙精神的历史剧问世。”(19)笔者完全赞成，要补充的是封建社会向近代文明转变的进程，主要是推翻专制君主的政治统治，即告别帝制，走向共和。在中国这个任务是由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推翻二千多年来帝制开始的。近年来戏说正说的“历史热”中，对皇权的膜拜，对权谋的推崇，对理想的消解，是值得反思的。有良知的作家和剧作家，要像台湾著名作家柏杨那样，尽可能做到“不愿为帝王唱赞歌，而只为苍生说人话”。对于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我们应当采取唯物辩证的科学态度，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而决不能采取好就是绝对好，坏就是绝对坏的形而上学的非科学态度。
注释：
①《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8-259页。
②黄小配：《洪秀全演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页。
③《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8-269页。
④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册，香港：猛进书屋，1958年，第39-40页。
⑤施泰格：《民族主义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太平天国学刊》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5页。
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627页。
⑦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760-762页。
⑧陈训慈：《太平天国之宗教政治》，《史学杂志》1929年卷一第6期、1930年卷二第1期。
⑨陈训慈：《太平天国之宗教政治》，《史学杂志》1930年卷二第1期。
⑩《胡适文集》第五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79、560、588页。
(11)郭斌龢：《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天津大公报》1932年11月7日。
(12)萧一山：《民族革命的三阶段》，《汉口大公报》，1938年10月16日；《论近代中国民族革命》，《重庆时事新报》1938年11月27日；《再论民族革命的三阶段》，《重庆大公报》1938年12月11日。
(13)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延安，1947年，第453页。
(14)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香港：猛进书屋，1962年，第30-31页。
(15)萧一山：《清代通史》（三），台北：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31页。
(16)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香港：猛进书屋，1962年，第7-8页。
(17)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4页。
(18)恩格斯：《“爱尔兰史”的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73页。
(19)周泉：《重编历史剧意味着什么》，《今日中国》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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