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文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殷墟论文,甲骨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序
上一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即公元1899年的一天，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一件意义非同寻常之事：一位古董商人从河南安阳携带一包“龙骨”来到北京王懿荣家中，让其观看。王懿荣“细为考订，始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乃畀以重金，嘱令悉数购归。”[1]这便是让世人震惊的甲骨文的发现。此后第二年，王懿荣开始收购甲骨。刘鹗在《铁云藏龟·自序》中说：“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价留之。后有潍县赵君执斋得数百片，亦售归文敏。”在此之前，殷墟甲骨多是被村民当作“龙骨”卖给了中药店。而在此之后，则是当作宝物卖给了古董商人或直接卖给学者，挽救了甲骨的厄运，保存了这一重要历史文物，为甲骨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如今甲骨学不仅是中国的学问，也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从1899年至今，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快一百年了。如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线，到本世纪末，正好前后各五十年。本文则以这两个时间跨度而分别叙述之。
二、解放前，甲骨文研究之概况
1.甲骨学之创立
甲骨文的发现，引发了一批中国学者对甲骨文的浓厚兴趣。刘鹗、罗振玉、王襄等人相继注意并收购甲骨。由于有人厚价收购，小屯村民便大规模挖掘甲骨。这种“挖宝”式的非科学发掘，一直持续到1928年夏。这一时期发掘的甲骨，大部分归于国内学者，但也有相当部分落入外国人之手，这是当时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任人宰割的结果。
甲骨文发现之后，我国最早的甲骨文收藏家和研究者之一刘鹗，从自藏的甲骨中选出一部分编为《铁云藏龟》，于1903年出版。此距甲骨文正式发现不过五年。《铁云藏龟》的出版，扩大了甲骨资料的流传范围，使更多的古文字学家能据以进行研究，从而真正开始了甲骨文作为一门学科的新时代。此后，不少的甲骨著录相继问世。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即《前编》）、《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后编》；姬佛佗的《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实为王国维编辑）；明义士的《殷墟卜辞》；林泰辅的《龟甲兽骨文字》等等。这一系列甲骨著录的出版，为甲骨学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随着甲骨著录的出版，甲骨文研究亦接踵而至。1904年，我国第一部甲骨文研究著作——《契文举例》由孙诒让写成（1917年出版）。这是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书，其所释之字在今天看来已不可取，但从历史的观点看，却具有开创性质，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和极大的勇气。正因为如此，孙诒让也就成为进入甲骨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个学者。继他之后的研究者中，其成就最大者要数罗振玉和王国维。罗振玉是一位金石学家，他在《前编》出版后，1910年又出版了《殷商贞卜文字考》，1914年出版了《殷虚书契考释》。罗氏考释并加以解说的字约485个，甲骨文常见之字，罗氏大部均已涉及。由于罗氏的努力，甲骨文这一古老的资料大体上可以通读了。郭沫若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甲骨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居第一，而考释之功亦深赖罗氏。”[2]王国维在文字考释方面亦有突出贡献，其成果集中在《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一书中。然而，王氏最大的贡献却在于利用甲骨资料进行古史研究，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观堂集林》卷九）这两篇名作，论证了《史记·殷本纪》中所载的商代的先公先王，而“不见于卜辞者殆鲜”。他还根据甲骨卜辞，纠正了《史记》所载之误，认为“上甲以后诸先公之次，当为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又指出“祖乙为中丁之子”[3]。由于王氏的努力，极大地提高了甲骨学的学术地位，令学术界对新兴的甲骨学刮目相看。
2.甲骨学学科的形成
殷墟甲骨的发现和甲骨文研究的开展，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为了不使宝贵遗产再遭受损失，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决定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第一次发掘是1928年10月13日至10月30日，共发掘出甲骨854片。这是甲骨科学发掘的开始，也是殷墟田野工作的开始。
从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共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第三次（1929年10月7日——12月10日），在大连坑发现“大龟四版”，董作宾写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考释》；第四次（1931年3月21日——5月12日），此次发掘由于梁思永的参加而改进了田野发掘技术，真正将地层学运用于田野考古，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田野发掘的科学水平，使田野考古走上科学发掘之路；第九次（1934年3月9日——5月31日），在侯家庄南地出土字甲和字骨，其中有“大龟七版”，时属廪辛；第十三次（1936年3月18日——6月24日），发掘了著名的YH127坑，出土甲骨17096片，是解放前极为重要的一次发现。
前中央研究院十五次发掘，共出甲骨刻辞24918片，为甲骨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批宝贵的科学资料。这次发掘完全是由中国学者主持和参加的，改变了以往考古工作受外国人控制而不能独立对资料进行研究的局面。同时，通过殷墟的发掘，还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学家，为中国后来田野考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殷墟十五次发掘所得的甲骨资料，一共编为两本书：第一次至第九次所得6513片，选其中一部分编为《殷墟文字甲编》；第十三次至第十五次发掘所得18405片，选其中一部分编为《殷墟文字乙编》（分上、中、下三集共六册）。同期河南省图书馆发掘所得则编为《殷墟文字存真》和《甲骨文录》二书。
《甲编》和《乙编》同以前的甲骨著录相比有根本的区别：一、这批甲骨资料是科学发掘所得，故绝对没有伪品；二、二书所录甲骨是按甲骨出土的先后次序而编排的，每一片甲骨编号后面都注明登记号。因此，要想了解甲骨出土情况，只要根据登记号，就可以在发掘报告的遗址部分将情况查明。同以前甲骨著录相比，《甲编》和《乙编》有了质的飞跃。
这一时期甲骨文研究的最大成就，在于甲骨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基本形成。这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甲骨学分期断代理论的建立。
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殷代的文史资料。因此，将甲骨文进行分期，是甲骨文研究中的首要任务。但是，在非科学发掘时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除了个别学者，例如王国维曾根据个别片子中有明确称谓而定其时代外，对于整个甲骨文时代仍然是一团茫然。
董作宾先生在参加殷墟发掘的第三年，即1931年就发表了《大龟四版考释》，创建了卜辞“贞人”说，提出了分期断代的八项标准。随后，又进行补充和完善，于1933年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该文将甲骨文分为五期，并提出分期断代的十项标准。五期是：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十项标准是：一、世系；二、称谓；三、贞人；四、坑位；五、方国；六、人物；七、事类；八、文法；九、字形；十、书体。董氏创建的“五期”法和提出的“十项标准”，至今仍是国内外甲骨学界普遍使用和承认的基本方法。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董氏的理论为甲骨学分期断代奠定了基础。
第二、甲骨文文字考释理论的建立。
这一时期，文字考释理论开始形成，对此作出重要贡献的要数唐兰和于省吾。唐兰先生于1934年出版了《殷墟文字记》，1935年出版了《古文字学导论》。他在后一书中提出“对照法”、“推勘法”和“偏旁分析法”，从而开辟了一条研究古文字的新途径。唐氏创建的识别古文字的方法，今天仍然是学习古文字入门的教科书。于省吾先生考释古文字的成就，集中在《双剑誃殷契骈枝》一书中。此书分初编、续编、三编共三册。于氏在《续编·自序》中指出：“考名识字必须先定其形，形定而音通，形音既确，其于义也则六通四辟，覈诸文理与辞例自能诉合无间矣！”于氏考释古文字，简练、精到、严谨，在学术界有重大影响。
第三、利用甲骨文研究古史获重大进展。
在这方面，王国维等学者已有良好的开端。而这一时期中，贡献突出者有郭沫若和胡厚宣。1927年，郭沫若先生旅居日本，在日期间他全力进行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先后出版了《殷契粹编考释》、《甲骨文字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一系列著作。他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基础。胡厚宣先生则对甲骨资料，“作一全面的彻底整理”，研究商代的方国、农业、气候、婚姻家庭、封建制度、天神崇拜等等。这些成果集中在他的《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中，在学术界有重大影响。
三、解放后，甲骨文研究之进展
1.对董作宾分期断代的反思
董作宾为甲骨文分期断代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怀念他。由于历史的局限，他的分期断代不可能尽善尽美。他的最大失误在于将“
”、“子”、“午”等组卜辞定为“文武丁”卜辞。……董氏是亲自参加了田野发掘的学者，本来熟悉甲骨出土情况。他在《甲编·自序》中还认为出“组”卜辞的E[,16]坑是祖甲以前的。但他在《乙编·序》中，却将、子、午组等卜辞统统定为“文武丁”卜辞。由于“组”等卜辞在许多方面与“宾组”卜辞有许多相似之处，董氏便认为这是“文丁复古”。可见，董氏在“组”等卜辞时代断定上，前后自相矛盾。
50年代初，陈梦家对董氏的分期理论进行过认真的分析。他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提出所谓“三项标准”和“九期分法”。陈氏的“三项标准”和“九期分法”，同董氏的“十项标准”和“五期分法”没有实质的区别。而陈梦家的贡献则在于，他指出宾组、组、子组、午组等卜辞都是武丁时代卜辞，并说“、子两组大约较晚”，“组卜辞属于武丁的晚期。”[4]
60年代初期，吉林大学姚孝遂先生发表了《吉林大学所藏甲骨选择》一文。该文中有一片甲骨曾著录于《前》3.14.2，这是一片典型子组字体干支表与宾组贞人“争”署名的同版卜辞。罗振玉在编辑《前编》时，曾对拓片加以剪裁，将上部有贞人“争”署名的残辞剪掉了。这样，“子组”卜辞与“宾组”卜辞之间唯一的直接联系被割断了，使“子组卜辞断代问题的争论延续了几达三十年之久”[5]。该文的发表，再次向董作宾的“文武丁”卜辞提出反证。
在此还要指出，对董氏“文武丁”卜辞提出质疑的，还有日本学者贝冢茂树和伊藤道治。1953年，他们在《东方学报》（京都）第二三号上，发表《甲骨文研究の再检讨》一文，提出了“多子族”卜辞和“王族”卜辞问题。认为这两种卜辞从内容、形式、书体等方面看，具有一定的晚期特征，但又与第一期武丁卜辞有许多共同点。根据称谓研究，更与第一期接近。因此，第一期存在着与一期典型卜辞不同的另外两种卜辞。
2.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与卜辞断代新进展
以1971年殷墟小屯西地发现甲骨刻辞为契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小屯村周围开始有意识地寻找甲骨。1972年，小屯西地又有零星甲骨发现。1973年春、秋两秀，安阳队在小屯南地进行发掘，实得甲骨刻辞4511片。这是解放后殷墟出土甲骨刻辞最多的一次，且多有陶器共存，为殷墟甲骨分期断代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科学依据。这次发掘对卜辞的分期断代贡献如下：
第一、取得了“组”卜辞、“午组”卜辞确切的地层证据。此次发掘的T[,52]、T[,53]探方中，出现了三组极为重要的地层关系，今示例如下（箭头表示叠压或打破关系）：
第二、确定所谓“历组”卜辞是真正的武乙、文丁卜辞。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部分学者将所谓“历组”卜辞提至武丁晚期和祖庚时代，从而引发了一场新的争论[8]。对于这部分学者的意见，我们是认真考虑过的。小屯南地中期地层多出康丁、武乙和文丁卜辞。而小屯南地中期地层又有很多的打破关系，例如上举的H[,85]→H[,99]、H[,75]→H[,91]、H[,75]→H[,92]等。此例甚多，不一一备举。根据这种关系，我们又将中期地层划分为中期一组和中期二组，中期一组早于中期二组。在中期一组的地层中，除出武丁卜辞外，主要出康丁和武乙卜辞；而在中期二组的地层中，除出武丁、康丁和武乙卜辞外，还大量地出文丁卜辞。因此，所谓“历组”卜辞只能是武乙、文丁卜辞。特别要指出的是，“历组”父乙类卜辞（即文丁卜辞）之地层多次打破“历组”父丁类卜辞（即武乙卜辞）之地层。这为它们之间的早晚关系提供了无法逆转的证据。
提出“历组”卜辞为武丁晚期和祖庚时代卜辞的学者有两个“重要根据”：一是“历组”父丁类卜辞中有“小乙、父丁”称谓，且“父丁”紧接“小乙”之后，故推断此“父丁”必是“武丁”；二是《屯南》2384卜辞中，“历组”父丁类卜辞与出组卜辞同版，故历组父丁类卜辞应是祖庚卜辞。
关于第一个“根据”是不确的。“历组”父丁类卜辞中，不但有“父丁”称谓，而且还有“父辛”称谓，这是出组卜辞所没有的。至于这个“父丁”称谓，我在《论武乙、文丁祭祀卜辞》一文中已作过详细的分析，指出“历组”父丁类卜辞中有“七大示加十示又二”，有大示“十示又三”，小示“十示又四”。根据这些集合庙主进行推算，该类卜辞中的“父丁”只能是康丁，而不能是武丁；“历组”父乙类卜辞中，有“伊、廿示又三”，此是“伊尹、大甲以下直系、旁系先王合祭，与文丁之时代完全吻合。”[9]
关于第二个“根据”，即《屯南》2384“历组”父丁卜辞与出组卜辞同版问题，也并非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同版”只是一种现象，而“同版”的原因则不尽相同：既可以同时期同版，也可以不同时期同版。究竟属于哪种情况，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论之。前举《前》3.14.2是同时期卜辞同版（按：也只是相对而言）。而《屯南》2384卜辞同版，则是不同时期卜辞同版。对此，我们已作过分析[10]，张永山同志也作过论证[11]，此不赘述。
《小屯南地甲骨》一书分上、下册共五个分册，分别于1980年和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屯南》所收甲骨是按甲骨所出灰坑、墓葬、探方之地层单位的次序而编排的。每一拓片既有《屯南》顺号，又有甲骨出土的层位号。故此，每一片甲骨出土的层位都是明确的。“这在甲骨史上第一次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可与出土层位及有关遗物互相联系起来的科学资料，从而使甲骨分期断代研究的考古学考察有了很大进展。”[12]这比起《甲编》和《乙编》来，无疑是重大的进步。
3.“上甲廿示”及其相类卜辞时代之解决
“上甲廿示”相类卜辞共有两个类型：一是《粹》221、222类型；一是《佚》884类型。《粹》221、222类型实际上可以归入“组”卜辞；而《佚》884类型虽与“组”卜辞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自身特征明显，可单成一类。关于“上甲廿示”相类卜辞的时代，自郭沫若先生在《粹考》中定为“文丁”卜辞以来，学术界基本无异议。故“上甲廿示”一直是公认的“文丁”卜辞。陈梦家先生虽然将董氏所定“文武丁”卜辞中的“组”、“子组”、“午组”等卜辞提至武丁时代，但仍将“上甲廿示”留在“文丁”卜辞内。在讨论“历组”卜辞的时代时，李学勤、裘锡圭二位先生都曾提到“上甲廿示”可能是武丁卜辞[13]。我并不同意他们关于“历组”卜辞时代的看法。但我一直认为，他们关于“上甲廿示”为武丁卜辞的观点是可取的。我在整理小屯南地甲骨的过程中，观察到“上甲廿示”卜辞同《屯南》的文丁卜辞并不相类，故提出“上甲廿示”相类卜辞不是文丁卜辞，而是武丁卜辞，并为此而进行详细论证[14]。《粹》221中有
而“伐歸”一事又见于《屯南》4516。《屯南》4516出于T[,534A]，属于小屯南地早期，是武丁时代。故“上甲廿示”相类卜辞属武丁时代，又从地层方面取得了证据。至此，原“文武丁”卜辞中应该提至武丁时代的都提到了武丁时代，完成了卜辞分期断代中的一件大事。
4.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和南地的发掘
1991年秋，考古所安阳队为配合殷墟博物苑至安钢大道公路修建，在花园庄东地进行发掘。这次发掘中H[,3]共出刻辞甲骨579片，是继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出土之后又一重要发现。该坑属殷墟文化第一期，所出甲骨目前正在整理之中。安阳队又在花园庄南地进行发掘，共出刻辞甲骨5片，其中M99上③:1，字体似午组，而该片所出层位和共存陶器属殷墟文化一期，又一次证明此类卜辞时代较早[15]。
5.《甲骨文合集》与《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出版
自1903年《铁云藏龟》问世以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内外所出甲骨著录总计约有60多种，这还不包括那些在刊物上发表的甲骨资料。这些甲骨著录刊布了近十万片甲骨，约占全部十五万片甲骨的三分之二左右。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甲骨分散于国内及世界各地，其著录的拓片有的互相重复，有的可以缀合，有的还是伪品。有的甲骨资料尚未公布。这些都给甲骨研究带来不便和困扰。因此，将这些发表的甲骨资料尽可能地集中起来进行整理，将尚未公布的有价值的甲骨资料尽量地公布，就成为甲骨研究中的迫切任务。为此，本世纪五十年代末，一部由郭沫若任主编、由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上马了。当时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批年轻的学者，在胡厚宣先生亲自率领和指导下，先后于1959年至1960年、1963年、1965年、1973年、1974年分赴全国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四十个城市寻访、收集并拓、照甲骨资料。这是一件十分浩大的工程。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从1978年10月至1982年12月，终于全部出齐了《甲骨文合集》十三巨册。《甲骨文合集》不是过去甲骨著录的汇总，而是在过去甲骨著录基础上，经过去伪、校重、缀合等一系列工作，选出其中有价值者，并增加尚未发表的新资料编辑而成。《合集》一书共著录41956号甲骨，约占全部十五万片甲骨的四分之一弱。因此，《合集》一书是对80多年来出土甲骨材料的一个总结，是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严一萍先生以《合集》为基础，将《合集》来不及收集的其他甲骨著录，如《屯南》、《怀特》等收入，并加入周原甲骨，编为《商周甲骨文总集》十六册。
甲骨文资料的相对集中，对甲骨文研究无疑是一大促进。但甲骨资料本身非常多，要在几万片甲骨资料中，提取对研究者有用的资料，有如“大海捞针”，困难很大。为此，本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岛邦男先生出版了《殷墟卜辞综类》。这是一部对甲骨文资料进行分类并提供检索的工具书。该书曾为甲骨工作者提供过极大方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合集》、《屯南》等甲骨著录出版以后，《综类》就显得无用武之地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吉林大学姚孝遂先生带领一批青年学者，经过几年的努力，于1989年出版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这是一部出于《综类》而又优于《综类》的大型工具书：第一、它所收集的材料几乎囊括了目前已公布的有价值的全部材料；第二、在分期断代和隶释上采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第三、增加了甲骨文隶释，为其他学者利用甲骨资料提供方便。
小屯南地甲骨的发掘和《小屯南地甲骨》的出版，解决了甲骨分期断代中最急须解决的分期问题，并在理论上重申了田野考古中的地层层位在甲骨分期断代中的决定作用；《甲骨文合集》和《商周甲骨文总集》的出版，解决了甲骨文资料的相对集中问题；《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的出版，则解决了甲骨资料的检索问题。这三大问题的解决，是近五十年中甲骨文研究的最大成果。它为今后甲骨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甲骨文研究之展望
从1899年到现在，甲骨学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但甲骨学还是一门很年轻的科学。甲骨学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甲骨文文字考释任务还相当艰巨，甲骨学为其他学科服务才刚刚起步。因此，甲骨学的发展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
分期断代仍然是甲骨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此中主要是“一头一尾”的问题。所谓“一头”，就是指武丁卜辞分期和武丁以前卜辞之探讨；所谓“一尾”，就是指帝乙、帝辛卜辞区分和帝辛卜辞的确定。
殷代诸王中，武丁在位时间最长，共59年，差不多相当于祖庚、祖甲、廪辛、康丁二世四王在位时间之和。目前发现的殷墟卜辞中，武丁卜辞几乎占了一半。因此，将武丁卜辞进行分期，就显得十分必要。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就武丁卜辞进行准确的分期，这是严酷的现实。
过去学者们曾经讨论过武丁“宾组”卜辞和武丁“组”卜辞的早晚。有的学者提出“组”卜辞是武丁以前的卜辞[16]；有的认为“组”卜辞可能属武丁时代，基本与“宾组”同时[17]；有的则认为“组”卜辞属武丁晚期[18]；有的则认为“组”卜辞出现较早，“宾组”卜辞出现较晚。[19]这些讨论对武丁卜辞分期均提供有益的启示。但武丁卜辞分期是一件非常庞杂而又细致的工作。“无论是‘组’卜辞早期说，或是‘组’卜辞晚期说，都过于笼统，对‘宾组’卜辞和‘组’卜辞都缺乏细致的分析，采取了比较简单的处理。……这样处理的结果，使许多现象无法解释。武丁时代的某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都同时见之于‘宾组’和‘组’卜辞。这说明，它们至少有一段较长的共存时间。所以，不加分析地提出谁早谁晚，就难免产生一些无法解决的矛盾。”[20]
武丁卜辞分期问题，应当从“宾组”卜辞、“组”卜辞本身的早晚关系中去求得解决。笔者曾经指出：“武丁‘宾组’卜辞是一个复杂的字群，内中可以分为大字群、中字群、小字群。……妇好生‘子卩’之卜辞是‘宾组’大字群（按：笔者论证，‘子卩’即小王孝己），妇好之死和被祭祀之卜辞基本上是‘宾组’中字群。‘组’卜辞同样是一个复杂的字群，内中也可以分为大字群、中字群、小字群。有关小王之死和被祭祀的卜辞，基本上是‘组’小字群；而‘组’小字群中，也有‘司辛’（妇好）被祭的卜辞。这说明：‘宾组’卜辞的大、中、小字群与‘组’卜辞的大、中、小字群各自代表着本组卜辞的早晚关系，而‘宾组’中字群早于‘组’小字群，‘宾组’小字群大致与‘组’小字群时代相当。至于‘组’卜辞与‘宾组’卜辞谁出现得更早，是一个更大的题目，须要作出详尽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21]我这个看法也只是初步的、探索性的。是否如此，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检验与修正。
关于武丁以前的卜辞探索，是尤为重要的题目。因为，它不仅关系到武丁以前是否存在卜辞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盘庚迁殷这一重大历史问题，近些年来的学术讨论中，有的学者提出“武丁迁殷”说，其“根据”之一就是殷墟没有发现武丁以前的卜辞[22]。因此，殷墟究竟有没有武丁以前的卜辞，就成为甲骨研究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五十年代，胡厚宣先生在《甲骨续存·序》中提到：“上编一四三三到一四六五，下编五七九到五九八，……疑皆当武丁以前，即盘庚、小辛、小乙之物。”胡先生在此用了一个“疑”字，自然是推测之辞，并无坚强论证。他所例举的那些卜辞，多属组、子组、午组，都是武丁时代卜辞。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殷墟田野发掘中的种种迹象表明，武丁以前卜辞应该是存在的。本文前面指出，1973年小
残骨一片，上刻二字[23]。M48经笔者论证，属殷代早期王陵，早于武丁[24]。故M48内所出刻辞应是武丁以前之物。解放前第十五次发掘中，在YM331内出了一片刻辞卜骨（《乙》9099），字体特别。YM331出土了成套的青铜礼器，其形式与安阳殷墟三家庄M3所出青铜器近似。三家庄M3之时代早于殷墟大司空村一期之H[,1][25]。故《乙》9099亦应属武丁以前之卜辞。
值得指出的是，台湾学者刘渊临先生从甲骨钻凿形态入手，从中央研究院所藏大量甲骨中，选出其中六片进行研究，发现其卜骨整治技术具有原始性，认为是属于“安阳早期”，即武丁以前。这六片是：出土号5.2.66、《甲》2342、2875、2344、《乙》9105、出土号3.2.139[26]。刘氏另辟蹊径，提出武丁以前卜辞存在的可能性，亦发人深思。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盘庚、小辛、小乙时代没有甲骨刻辞，那武丁时代不可能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甲骨刻辞来。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但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能准确地分辨出武丁以前的卜辞呢？这可能与我们的知识水平有关。我们在理论上可能受到了某些旧的框框的束缚。只要我们能突破（或打破）某些旧的“框框”，提出新的理论并运用新的方法，我们就有可能分辨出武丁以前的卜辞。愿我们这一代和以后的甲骨学者为此而努力。
关于帝乙、帝辛卜辞的区分和帝辛卜辞的确定，是甲骨分期断代中的又一个难点。过去，有的学者曾怀疑殷墟是否有帝辛的卜辞，认为“卜辞乃帝乙末年徙朝歌以前之物。”[27]但后来的研究表明，殷墟确有帝辛卜辞。先是陈梦家先生据《宁滬》2.125中有“王宾妣癸彡日”之语，指出“妣癸者，帝辛所以称文丁之配。由此一片，可证安阳出土甲骨确实有属于帝辛之世者。”[28]常玉芝同志对乙辛卜辞亦作过深入研究。她说：“妣癸即帝辛称文丁之配，它决不会是指他王之配。……因此，有‘妣癸’的此类卜辞，必为帝辛时所卜。由此又可证明，殷墟确有帝辛卜辞，则帝乙迁都之说是不确的。”[29]
乙辛卜辞中因主要有贞人“黄”，故又称“黄组”卜辞。关于“黄组”卜辞的时代，一般认为属于帝乙、帝辛。七十年代以来，严一萍先生怀疑属于“黄组”的“宰丰雕骨”刻辞应是文武丁时代之物[30]。八十年代初，李学勤先生提出“黄组”卜辞应分属三个王，其中有一组当属文武丁时代[31]。后来，常玉芝同志通过拟定王六祀、王二十祀祀谱，证明“黄组”周祭应分属三王[32]。近年，她又通过王二祀祀谱分析，为“黄组”分属三王找到了新证据[33]。以上事实证明：殷墟卜辞中确有帝辛卜辞存在。
尽管人们知道“黄组”卜辞中有帝辛卜辞，但要在“黄组”卜辞中真正分辨出帝辛卜辞却极为困难。除了前面提到的含有“妣癸”称谓的卜辞可以确定为帝辛卜辞外，其余的，包括那些“王六祀”、“王二十祀”、“王二祀”卜辞中，哪些是帝辛卜辞就很难确指。所以，“黄组”卜辞中，文武丁、帝乙、帝辛卜辞的区分，将是今后甲骨断代中的又一难点，期待着甲骨工作者作出新的努力。
注释：
[1]王汉章：《古董录》，1933年《河北第一博物院画报》第50期。
[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13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
[3]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九卷，第406至450页。
[4][18][28]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163页、第405页、第384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7月。
[5]姚孝遂：《吉林大学所藏甲骨选释》，《吉林大学学报》1963年4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之第六章《1973年小屯南地典型地层所出器物登记表》，《考古学集刊》第九集，1995年12月。
[7][19]郑振香、陈志达：《论妇好墓对殷墟文化和卜辞断代的意义》，《考古》1981年6期，第518页。
[8]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第11期；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11月。
[9]拙著：《论武乙、文丁祭祀卜辞》，《考古》1983年3期；又见《殷商考古论丛》第7页，台湾艺文印书馆，1996年1月。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下册·第三分册》第1522页。
[11]张永山：《小屯南地一版卜骨时代辨析》，《考古与文物》1989年1期，第80页。
[12]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第2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6月。
[13]李学勤：《关于组卜辞的一些问题》，《古文字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80年11月；裘锡圭：《论“历组卜辞”时代》，《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11月。
[14]拙著：《论“上甲廿示”及其相关问题》，《文物》1990年5期；又见《殷商考古论丛》第121页，台湾艺文印书馆，1996年1月。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6期，第488页。
[16]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序要》第1页，群联出版社，1954年3月。
[17]贝冢茂树、伊藤道治：《甲骨文研究法の再检讨》《东方学报》京都第二十三册，1-78页，1953年。
[20][21]拙著：《“妇好”、“孝己”关系考证》，《中原文物》，1993年3期：又见《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第122页，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12月。
[22]杨锡璋：《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的分期及有关问题》，《中原文物》1981年3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3期。
[24]拙著：《殷代初期王陵试探》，《文物资料丛刊》第10集，1987年；又见《殷商考古论丛》第29页。台湾艺文印书馆，1996年1月。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安阳殷墟三家庄东的发掘》，《考古》1983年2期；杨锡璋：《殷墟青铜器的分期》，《中原文物》1983年3期。
[26]刘渊临：《卜骨的政治技术演进过程之探讨》，《史语所集刊》46本第一分，第127页。
[27]郭沫若：《戊辰彝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大东书局，1931年。
[28]常玉芝：《说文武帝》，《古文字研究》第四辑，第225-226页。中华书局，1980年12月。
[30]严一萍：《文武丁祀谱》，《史语所集刊》第46本第2分，1975年。
[31]李学勤：《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1981年5期。
[32]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第五章第五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33]常玉芝：《黄组周祭分属三王的又一证据》，《文博》1993年2期，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