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道德主义的政治伦理——马克思对政治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政治论文,现代性论文,伦理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马克思之前，对政治的批判大多是基于道德主义立场进行的。所谓道德主义立场即 是指诉诸于抽象的人性原则，以超历史语境的伦理或道德尺度来对现实的、历史中的政 治、政治制度进行外在的道德判断与伦理评价。这种以人性设定为价值基石，以完美政 治生活为终极目标的政治思维与道德主义的原则，自古希腊的美德伦理政治化、中世纪 的神性伦理政治化以来，虽然遭到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反对，但一直或强或弱地影 响、甚至支配着近代以来的政治学家、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们，成为一种巨大的伦理 思维传统，乃至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依然如斯。
马克思对政治伦理的判断，首先扬弃了道德主义传统，强调政治伦理评断尺度上的主 体性、历史性、现实性与未来性相统一的内质，从动态的政治变迁，从变化着的历史现 实之未来视角，反观与定位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品质，批判政治伦理思维的静态逻辑， 突出政治伦理的历史性超越，实现了审视政治伦理的思维方式与方法论革命。
首先，将政治伦理的成长置于人类历史进程中，从人类生活的整体关系变迁来规定政 治伦理的历史特征，使政治伦理的变迁呈现出与整个生活整体的、历史的变迁保持高度 的一致性和相切性，从而摆脱了孤立、静态和抽象的政治伦理思维，这就为深入剖析不 同历史阶段的政治伦理提供了可靠的前提与坚实的背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 形态理论，充分揭示了在人类发展不同阶段的生存关系及其特征。马克思指出：“人的 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 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 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 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 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95，第104页；第104页。) 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生存关系依次经历“人→人”、“人→物←人”、
三 种进化图式。政治关系是人类生活关系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缩影，由此与人类生活关系整 体变迁相一致的政治权力——权利关系或权力制度也就必然蕴涵着不同的政治伦理。马 克思开启的这一视角展示了他对政治现代性的认知与价值立场，以及对现代政治的未来 性判断，同时深刻地体现出马克思政治伦理思维所蕴涵的历史理性原则。
其次，揭示了政治的利益本质以及政治伦理变革的经济动因，纠正了以往对政治的错 误判断。如果说肇始于马基雅维利的近代政治思维，强调政治是世俗人之利益关系，摈 弃政治的神性之维，渐次摆脱政治为人性写照的路径，将政治的本质、政治的权力逻辑 、政治的合法性以及政治的命运等置于现实的利益关系中，把政治从天国拉回到了人间 的话；那么，霍布斯只是将这一思维贯彻得更为彻底与鲜明，点出了现实的国家的“利 维坦”本质，由此，西方政治思维不再以“个体”的道德为支点，而是以政治制度为政 治伦理的载体，从而置换了政治的内核与政治伦理的依托。这是整个西方政治思维的巨 大转变。马克思在肯定近代西方政治思维的基本思路，充分吸纳近代以来政治思想资源 的基础上，强调政治不是悬浮于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之上，而是直接与经济利益紧密相关 的，是经济利益关系的法权表达；政治变化的终极动力既不在观念领域，也不在政治领 域，而是在经济领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集中表达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恩格斯 指出：“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注：《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9页；第617～618页；第618页；第611页； 第607页；第629页；第630～631页；第631页；第630页。)“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 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 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 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 版社，1995，第609页；第617～618页；第618页；第611页；第607页；第629页；第630 ～631页；第631页；第630页。)“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 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 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9页；第617～618页；第618页；第611页；第607页 ；第629页；第630～631页；第631页；第630页。)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强调政治与经济 的直接关系，而且指出一定历史阶段、一定民族的政治品质与该历史阶段、该社会的科 技发展水平、宗教信仰状态、精神文化传统与伦理品质等多因素紧密相关连着。这就奠 定了审视一定历史时期政治伦理的多维视角，为全面透析政治伦理品质提供了一个广阔 的思维平台。
最后，强调“原本批判”与“副本批判”，即“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相结合、 相统一的双向互动思维，从而体现与印证着马克思政治伦理思维中的彻底批判精神和历 史辩证法的内在品质，这是马克思既立足于现代性，又能内在超越现代性的基本保证。 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生与成长，对其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在马克思之前，对现代 性的批判，主要是针对私有制的罪恶进行经济批判、文化批判和伦理批判；批判模式主 要有：(1)以传统的、旧的封建关系为价值标准的批判。但是，该模式无视资本主义的 历史进步性及其对人类的历史解放作用，本质上贯彻的是倒退的价值观与历史观。(2)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观念超越批判。这是一种具有未来特征的应然批判思维，具有革命的 内涵，但由于缺乏实现其价值目标的现实条件，决定了该模式必然是乌托邦式的幻象。 (3)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该批判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不足，但其立意不在于超越资本 主义，而是维护资本主义法权利益的根本合法性，由此，采取的策略是试图通过修复资 本主义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使资本主义更为完善，并永恒化，这本质上是一条实 证主义的路线。在马克思看来，“他们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 他们延缓下降的趋势，而不改变它的方向；他们服用止痛剂，而不祛除病根”(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97页；第97页。)。因此他们都无力 真正解决批判之后的路该如何走的问题，无法真正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因为整个资本 主义生活，包括政治生活都是异化的生活，“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 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 95，第43页；第275页；第294页。)。因此，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不能停留于观念的 层面，而必须渗透、深入到其本质，进行现实的感性批判；不仅批判它所造成的结果， 而且批判产生结果的根本之因，否定承载着实现现代性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将“ 原本批判”与“副本批判”、“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有机统一起来。惟有如此， 才能在正视现代性给人类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生成超越现代性的可能性与现实条件 。这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辩证否定中显现出的政治思维的彻底批判特质。
二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发展第一形态阶段的政治，即前现代的政治着力于将人与动物之 别呈现出来，展示人之政治特性，“人是政治的人”。但由于此阶段整个社会生产方式 的落后，社会生活关系尚未全面地建立与展开，因而只能以“政治权力”为轴心而建构 社会。在这一阶段，经济、文化等领域还处于政治的依附状态或派生状态，尚未获得其 独立的空间；个体也尚未从集体中分化出来，并且受制于封建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 及相互的人身依附关系，个体的权利未获得独立的合法地位。严格地说，此时人的政治 性还呈现为人作为动物而具有的直接占有性与被支配性。政治权力处于受野蛮蒙昧的血 缘世袭、宗法从属、等级依附等一系列关系链条的屏障之中。这本质上是由特权、专权 、集权为权力核心所构造出来的一种专制政治，是权力宰制理性的制度。在这一历史阶 段，“以吏为师”成为政治伦理的主要实现模式。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扩张，前资本主义的一切旧的关系及其原则都被渐次 边缘化。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 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使“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 家庭关系都解体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9页 ；第617～618页；第618页；第611页；第607页；第629页；第630～631页；第631页； 第630页。)，“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 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 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 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 、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注：《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3页；第275页；第294页。)更为重要的是 “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注：《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9页；第617～618页；第618页；第611页；第 607页；第629页；第630～631页；第631页；第630页。)。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资本 主义政治置换前现代政治的内在本质：基于交易原则基础之上的“物权政治”(或“金 钱政治”)，即以物权为依据而进行政治权力分割的政治、物权至上的政治。在现实的 政治关系中，金钱成为左右政治的主导性力量。正如恩格斯在揭示现代国家的本质时所 说的那样：“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 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 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 9页；第617～618页；第618页；第611页；第607页；第629页；第630～631页；第631页 ；第630页。)
在一个物权至上的社会，占据物权即金钱的多少成为分享政治权利的重要尺度。人与 人的政治关系实质上是“物与物”关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权力—权利关系成为直接的 物化关系，人与人政治关系的变化与调整置换成彼此间物权关系的变化与调整，人本身 被物挤压而边缘化。这样，奠基于物权，本质上为了解决物权关系，最终也是为了追求 与分割物权的现代政治，必然会超越基于血缘、宗法等非交换经济关系的人治政治，使 政治生活中的一切关系都渐次形式化与程序化，从而生成新的政治游戏规则，形成以法 权为轴心的现代政治：法治政治。
与前现代政治相比，现代政治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前现代政治权力的生成源于天赋 神授或世袭传承，它体现着政治泛神论原则与社会生物主义原则，而现代政治权力的生 成原则则充分体现着货币意蕴，即遵循着货币意义上的契约原则、交易原则。第二，前 现代政治的合法性来自于血缘、神性和德性，奉行天然权力至上的原则，而现代政治则 尊从货币意志至上的原则，现代政治的伦理依赖于或直接是货币伦理的再现。第三，前 现代政治经营的是权力本位的政治，而现代政治经营的则是货币本位的政治，它以显在 的或潜在的、有形的或无形的货币拥有量为基础和前提，政治的直接货币化使之成为货 币的奴隶与工具。第四，现代社会的制度安排序列凸显了货币的主导力量，它使得经济 制度成为社会制度安排的预设性前提，从而使经济制度获得社会制度生成的原生意义。 第五，现代政治是计量成本的政治，它通过普选制、竞争制表现出来的对社会政治资源 的统筹、整合与利用，体现了现代社会货币所蕴涵的效率法则。第六，由于现代政治是 效率政治、成本政治，因此，衡量现代政治制度伦理的根本尺度不再是前现代的人性伦 理，或私人德性的简单外推与放大，而是权力运作效率的高低；审视权力的制度安排和 权力之间分配与制衡的自律品质的标准，不再是是否符合神性或人性，而在于是否节约 权力运作的社会成本与经济成本。而政治制度的公正、公开、平等、民主等一系列伦理 规则是由货币所造就的社会生活关系的政治表现，或是由货币化的世俗关系在权力伦理 要求上对政治的塑造。
总之，现代政治从政治生成动因、政治的前提与合法性基础、政治的组织原则、社会 制度的安排序列、政治的交易成本、政治制度的伦理内涵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本质的变 迁，从而凸显出政治的现代性特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置换了内涵的资本主义政治 ，从政治理念到政治制度的创制，政治文化、政治心理与政治情感的形成与变化，其中 所孕育和培植的政治关系、政治原则，以及蕴涵于现代政治中的政治伦理、政治伦理思 维都或强或弱、或直接或间接地表征着现代政治深刻的二元背离逻辑。一方面，物权政 治或金钱政治(法治政治)无疑消解了特权政治、专制政治权利关系，使人的法权关系得 到了历史性的提升，人在政治关系中获得了历史性的解放；另一方面，以自由、平等、 博爱为基调的政治主张以及其围绕着明晰法权关系而进行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所真正体现 出的是占有物权的强势利益阶级的支配力，人成了“物的依附”，并受制于“物”，由 此，政治权力、政治制度依然是一种强大的异己力量。这是现代政治不可摆脱的天然困 境。
三
从“伦理政治”到“技术政治”的历史跃迁，现代政治无疑深刻地张扬了政治的工具 理性，使人成为借助金钱、并以金钱为尺度而获得独立的“政治人”。但在此历史阶段 ，政治的价值功能未能得以充分地彰显，政治依然是异己的力量，政治关系使人尚未从 受制于“物”中彻底解放出来，依然压制着人类整体生活的提升。在马克思关于人类未 来生存的价值视野中，一切基于阶级关系、具有阶级压迫性的政治或政治组织、政治制 度都将被彻底扬弃，政治将真正成为属人之政治，从而使人获得真正全面的发展。这是 马克思批判现代性政治以及构建未来政治伦理的根本着力点。
现代政治是人类走向未来的非阶级性、非异己政治的必要环节。人类的政治生活、政 治伦理经由现代政治的洗礼，超越特权政治，给人类政治伦理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 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5，第97页；第97页。)
对现代政治客观的、历史的事实分析，揭示出现代政治的真正本质乃是一种金钱政治 、异己政治，现代政治伦理包容着历史进步性，是一种待超越的政治伦理，这就为马克 思批判现代性的固有局限，超越现代政治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在马克思批判现代政治，关于未来政治及其伦理的理论建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十 分清晰的线索，那就是马克思一直追求的、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一根本主旨 。这一鲜明的政治伦理思维路线可以从马克思不同阶段的著作中得到印证。马克思在博 士论文中说：“伊壁鸠鲁哲学的原理……是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尽管这个自我意 识只是在个别性的形式上来理解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 社，1995，第241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将未来社会描写成：“代替 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 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 版社，1995，第43页；第275页；第294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 思把“联合体”的底蕴归结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 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人民出版社，1995，第104页；第104页。)，等等。从此可以看出，马克思超越了“物 的尺度”，确立了以“人的尺度”来批判现代政治、建构未来社会政治伦理的价值标准 ，从而成为新型政治伦理成长与完善的关键。
从这一根本的价值立场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政治的国家机构这一最根本的政治 组织进行了系统分析，强调它完成历史使命后消亡的必要性，突出了未来政治伦理之基 础与本质。恩格斯说：“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 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 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 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那 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9页；第617～618页； 第618页；第611页；第607页；第629页；第630～631页；第631页；第630页。)由此政 治也就不再是作为体现阶级意志与阶级利益的政治，而是“作为非政治的政治”而发挥 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因为“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 领导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9页；第617 ～618页；第618页；第611页；第607页；第629页；第630～631页；第631页；第630页 。)。
以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政治、政治制度进行的彻底批判与清理，其价值旨向在 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最终必将排挤资本家；本质上异化的社会最后 必将被替代、被超越，而“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 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 ，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 第609页；第617～618页；第618页；第611页；第607页；第629页；第630～631页；第6 31页；第630页。)，最终建立自由个体的联合体，使人获得彻底解放、自主生存与全面 的发展。
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衡量，在“人对人的依赖性社会”中只能是个体伦理 政治，这就是所谓的“人治”社会；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中只 能是制度伦理政治，这就是现代所谓的“法治”社会。现代社会的“法”强调“私有财 产神圣不可侵犯”，并把私法作为其核心和基础，因此现代“法治”虽然摆脱了“人治 ”，却又陷入了“物治”。“物治”只有依靠作为各种各样的契约制度——从经济契约 到社会契约、政治契约——才能维持，因此只能是制度伦理政治。到了每个人既摆脱了 人的依赖性，又摆脱了物的依赖性，能够求得“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不 仅不需要人治，因而不再需要统治者成为“圣人”；而且不再需要“物治”，因而不再 需要维护私有财产的货币政治。只有到那时，超越了阶级性，仅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 法治”，即“作为非政治”的政治才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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