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卿[1]2003年在《C4d在移植肾急性排异中的检测和临床意义》文中研究说明引言 自从50年代在美国同卵双胞胎之间的肾移植获得成功以后，肾移植技术日渐成熟，现已经成为治疗尿毒症的首选方案。但移植物的丢失一直是困扰移植界的最大问题，而排异导致的移植物丢失现已成为移植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急性排异在临床上的症状主要表现为血肌酐的升高、发热、移植肾区胀痛、尿量减少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血肌酐的升高。但排异的确定还是需要病理来明确。而临床上对于排异的治疗主要参考病理类型，对不同的病理类型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而Banff97对急性/活动性排异的分型明确了定义：Ⅰ型指肾小管间质排异，不伴有动脉炎症；Ⅱ型为血管排异伴有动脉内膜炎症；Ⅲ型指严重排异，动脉全层改变。一般来说，抗体介导的排异反应(体液性排异)常附加有细胞介导的血管改变，所以在临床上常把血管性排异作为体液性排异来治疗，但血管性排异既有体液又有细胞介导的因素，单纯依靠病理切片根本无法鉴别，谁也不敢把急性血管性排异等同于急性体液性排异。同时在临床上我们也发现，一些病理上诊断是急性细胞性排异的患者，当我们用了抗细胞性排异的药物如OKT3、ATG等冲击治疗，其效果却不明显，有些甚至无效导致移植肾失功，即使怀疑急性排异反应(临界改变)浙江大学硕土论文C4d在移植肾急性排异中的检测和临床意义的患者在使用甲强龙冲击治疗后其结果完全无效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让我们考虑到这其中是否可能存在着体液性成分。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难题，到底怎样确定体液性排异，怎样才能判定排异中含有体液性成分。于是众多学者开始寻找能够反应体液性成分的标记物。开始人们把目标盯在一些免疫蛋白如 IgG、C3、C4、CIq等指标上，同时发现这些指标在确定体液性排异方面役有任何价值存在，因为即使在自然肾中也检测到有这些免疫蛋白的沉积。到90年代初，当Feucht等发现补体经典途径中C4的降解产物C4d在诊断体液性排异中的价值，一个新的前景产生了。随后Coffins 等验证了C4d 是一个特殊而且可靠的反应体液性免疫的指标。接着对C4d的研究在国际上逐渐形起一股热潮。现在大多数文献把移植肾管周毛细血管C4d 的沉积作为确定排异中存在着体液性成分的一个重要诊断指标。而本文就在C4d在体液性排异的诊断中是否具有价值及其对移植肾排异预后的预测和指导治疗等方面展开一些探讨和研究。 实验目的 建立移植肾组织中C4d的检测方法，了解C4d在急性排异的诊 断及具体类型的判断中是否有意义，以及了解C4d能否成为预测移植肾排异预后的一个有效因素，同时对排异的治疗方面是否具有指 导价值。 实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1997．卫二一2002．12在本中心进行肾移植的856例患 者，收集了118例肾移植患者的136例移植肾肾穿标本（其中97 例排异标本选自所有病理诊断明确且有完整资料的病例，而39 例 2浙江大学硕士论文C4d在移植肾急性排异中的检测和临床意义对照组包括肾功能稳定组和供肾组织组是随机选取的）。全部受者都是首次肾移植的患者（尸肾肾移植116例，活体肾移植二例），其中男性70例，女性48例。136例肾穿标本的组织学诊断为：超急性排异组织3例，急性排异患者组织标本89例（急性血管性排异组织标本27例，急性细胞性排异组织标本24例，怀疑急性排异反应标本组织38例）、肾功能稳定患者组织标本19例，急性肾小管坏死患者组织标本5例，供肾组织20例。使用多克隆抗体用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C4d在移植肾管周毛细血管的沉积，并观察组织切片上的变化。 实验结果 （l）分析C4d沉积跟病理诊断之间的关系发现：3例超急性排异组织标本C4d全为阳性，77．7％的急性血管性排异组织标本有C4d沉积，而在急性细胞性排异、怀疑急性排异反应组织标本其阳性率分别为37．5％、23．7％，而在肾功能稳定组、急性肾小管坏死、供肾组织中几乎全为阴性，差异具有显着性（p＜0刀1X 而在肾功能稳定组的标本中有一个C4d是阳性，而这个患者一个月前曾有临床考虑的排异病史。 （2）在平时我们所诊断的细胞性排异和怀疑急性排异反应中 也有一部分排异中存在着体液性成分。 （3）在所有急性排异患者中，管周毛细血管C4d阳性组与管 周毛细血管 C4d阴性组相比：失功率为 29．3（12／41）比 6．4％（3／47）， 差异具有显着性（p＜0刀1）；排异时肌研升高程度为 334．82＋－238．37umolll比20．2＋－176．94umolll（p＜0．05）；经过有效治 疗，肌研下降程度为 176．87＋－ill．80limol／l比121．75＋－34．59umol／l， 差异具有显着性（p＜0．of）；排异后叁个月、六个月及最近一次的肾 功能，其分别为 129．74f42．43umol／l、138．58土43．50umol／l、149．41 士55．73umolll和 ＊．88土32．36umolll、126工7?
柳金顺[2]2005年在《补体片断C4d在移植肾急性排异中的临床意义》文中提出目的:探讨管周毛细血管C4d 沉积与移植肾急性排异的诊断、治疗、预后的关系。方法:选择86 份诊断为急性排异的肾穿标本,应用免疫组化技术检测C4d 在移植肾管周毛细血管中的沉积。并分析与肾功能、病理形态结构、治疗及移植肾预后的关系。结果:来自78 位受者的86 份移植肾穿标本中,有30 份出现管周毛细血管C4d沉积,阳性率为34.9%(30/86),28例受者至少有1次活检标本C4d阳性。在BanffⅠ、Ⅱ型两组中,C4d 的阳性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21.9% vs 39.2%,p=0.101)。在C4d 阳性组中,肾小球炎、管周毛细血管内粒细胞聚集、间质出血常见,小管炎、间质炎、动脉内膜炎、在两组中的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C4d 阳性的受者中以妊娠史、术前PRA>30%、再次移植者多见。发生C4d 阳性排异时,血肌酐较高(312.56±196.26μmol/L vs 210.97±136.59μmol/L P=0.0115)。C4d+组对激素不敏感(75.0% VS 28.0% P=0.000),对ATG 治疗不敏感(66.7% VS 12.5%P=0.027)。C4d~+组的移植肾1 年生存率较阴性组差(64.3% vs 90.0% P=0.006)。应用Kaplan-Meier 法估计移植肾的生存率,log-rank 比较两组的移植肾生存率,P=0.0269,两组的生存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1、急性排异组C4d 总阳性率为34.9%,而对照组为0%,具有统计学意义;2、发生排异同时合并有管周毛细血管C4d 阳性,移植肾的预后较差,1 年移植肾存活率较阴性组低;3、C4d 阳性排异的常见形态学结构是肾小球炎、PTC 粒细胞集聚、间质出血,但均不是特异性的病变;在BaffⅠ型、Ⅱ型的排异中,
谢文卿[3]2003年在《C4d在移植肾排异中的应用》文中研究表明C4d是补体经典途径激活以后补体C4的降解产物 ,能与内皮细胞共价结合。当肾移植患者发生含有体液性成分的排异时 ,由于免疫因素的参与 ,常伴有补体经典途径激活 ,管周毛细血管C4d的沉积。从而C4d可作为在移植肾排异时存在体液性成分的重要诊断标准。本文综述了C4d的检测方法 ,及在预测其排异预后和指导治疗方面的应用价值。
胡建敏[4]2010年在《CD20阳性淋巴细胞在慢性移植物肾病组织浸润的意义》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慢性移植物肾病(CAN)是移植物丢失的主要原因,有研究报道显示肾移植术后1年常规活检60-70%的移植物有CAN征象,随着肾移植受者数量的日益增加和供体的短缺,器官移植研究的重心已经从针对CAN治疗而阐述其发生发展机制的临床和基础方面转移到如何改善移植物的长期存活。CAN在临床上表现为肾移植术后3月后,移植肾功能进行性减退,最终肾功能衰竭,病理上以肾小管萎缩、间质纤维化和肾小球硬化等为特点的非特异性改变。而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进行性蛋白尿、高血压和血肌酐持续缓慢升高。CAN的病因学包括免疫因素和非免疫因素,而且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使得诊断和治疗非常困难。由同种异体抗原导致的持续活动但缓慢进展的移植物损伤合并非特异非免疫因素使移植物损伤进一步恶化,也就是说免疫损伤也即是慢性排斥反应是发生CAN的基础,基于这种共识,在本文中我们更注重CAN发生的免疫因素,但这并不是将导致CAN的各个因素分离,我们试在免疫因素的基础上阐述CAN发生的可能机制。近几年来,移植肾抗体介导的体液排斥反应的重要性得到越来越多的认识,原因有四：首先,有关抗体检测的技术得到很大的进步,应用以供者细胞为基础的纯化HLA抗体的有关技术使以前不能检测到的低水平供者特异性抗体(DSA)得以检测；其次,抗体介导的体液排斥反应在组织学的表现得到更多认识,管周毛细血管C4d沉积是移植肾所特有的,是体液免疫的第一个免疫组化标志,是一个有临床应用价值的免疫标志物,Banff2005已经把C4d在PTC沉积与肾小球基底膜增生分层和动脉内膜纤维性增厚一起作为慢性活动性抗体介导的排斥的病理诊断标准；第叁,在移植前后应用血浆抗体清除技术使ABO血型不相容的肾移植取得了满意的成果；最后,在传统移植理论中,抗HLA抗体严重限制了受者的可移植性,新的移植免疫技术如避开致敏位点等使抗HLA抗体阳性受者的肾移植得以顺利实施。这些移植虽然经常成功,但增加了移植肾排斥反应的风险。目前有关体液免疫对移植物的影响的研究集中在急性排斥反应,但在长期存活和CAN方面的影响研究较少。CAN的临床决策首先建立在移植物活检Banff分级上,然而,微小的或非特异性的细胞浸润在Banff分级及其解释中未阐明,其中B淋巴细胞浸润就比较常见。CD20是B淋巴细胞的一个表面标志,在原B淋巴细胞开始表达,直至成熟的B淋巴细胞,分化到浆细胞后表达消失。B细胞在免疫应答过程中发挥多重作用,既可接受抗原刺激,活化、增殖为成熟浆细胞,分泌抗体介导体液性排斥反应；又可作为抗原提呈细胞,摄取、加工并提呈抗原刺激T淋巴细胞活化参与细胞性排斥反应,如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关节腔内T细胞的活化是通过滑液周围淋巴滤泡CD20阳性淋巴细胞来实现的。但CD20阳性B淋巴细胞在移植免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较少。目前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CD20阳性淋巴细胞在急性细胞性排斥中的作用,发现CD20阳性阳性淋巴细胞浸润与耐激素型急性排斥反应和移植物的预后相关,抗CD20单克隆抗体在肾移植临床也有应用,主要用于治疗耐激素型急性排斥反应。但在影响绝大多数移植物预后的CAN中CD20阳性淋巴细胞可能充当的角色研究较少。研究目的：本研究结合C4d、循环抗体PRA等体液免疫指标,旨在探讨CD20阳性淋巴细胞浸润在移植物CAN中的可能作用及其对移植物预后的影响,这项研究将为临床工作中针对加强B细胞的免疫抑制提供重要的依据和检测指标。研究对象和方法：一.收集了本院44例肾移植术后2年内有指征行移植肾穿刺活检并已证实CAN的标本,同时记录入选病例一般资料如性别、年龄、体重、供肾类型、配型、DGF、抗体诱导治疗、基础免疫抑制方案和穿刺前活检时间、PRA、血清肌酐值。二.常规病理检测,行CAN标本病理分级,同时采用免疫组化技术检测CD20的表达和C4d的沉积,肾皮质和髓质非纤维化或非坏死的区域局灶或弥漫的、沿肾小管周围毛细血管的、强的深褐色物质为C4d沉积；围绕在邻近肾小管25%以上毛细血管有C4d沉积判定为阳性；移植肾间质弥漫的、强的、聚集性的染色判定为CD20的表达,每高倍视野大于或等于300个CD20阳性细胞为阳性(≥300 cells/hpf)。叁.PRA的检测：取患者全血5ml,应用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法(ELISA)测定群体反应性抗体(panel reaction antibody, PRA),用电脑软件分析打印结果。四.根据病例随访,记录入选病例血清肌酐值、移植物存活情况。五.统计学方法：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士标准差表示,率间比较采用X2检验,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统计学的显着性水准定为0.05。结果：所有病例随访至少1年,随访终点为移植物失功行肾脏替代治疗或病例死亡,无病例死亡,所有病例未出现失随访,随访期间未出现移植物失功受者。一、移植物CAN分级44例CAN病例中男性24例,女性20例,年龄范围21～69岁,平均年龄38.5±7.6岁,体重范围42～68kg,平均体重52.5±6.6kg,活检时间距肾移植术后时间为5-24月,平均为15.3±4.9月,供肾类型尸肾35例,亲属活体供肾9例,HLA配型中,0错配5例,1错配8例,2错配13例,3错配13例,4错配6例,基础免疫抑制方案中,以环孢素为基础的为14例,以普乐可复为基础的为30例,其中普乐可复合用五酯胶囊的为16例,未合用的为14例,抗体诱导治疗的为14例,发生DGF的为7例。所有病例经病理检查,按照Banff05分级,Ⅰ级为19例(43.2%),Ⅱ级16例(36.4%),Ⅲ级9例(20.4%),在CAN的不同分级中,基础免疫抑制方案环孢素组和普乐可复组所占比例无统计学差异,其中普乐可复组分为合用五酯胶囊组和未合用组,两组占CAN不同分级中比例也没有统计学差异。二、移植肾组织CD20的表达所有入选CAN标本中,检测到CD20阳性淋巴细胞浸润13例(29.5%),CD20阴性为31例(70.5%),CD20阳性淋巴细胞在组织中表现为聚集性和分散性浸润,CD20阳性组和阴性组在性别、年龄、体重、HLA配型、供体类型、基础免疫抑制方案、抗体诱导治疗和DGF发生率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所有CD20阳性组中其中CANⅠ级5例(26.3%)Ⅱ级4例(25.0%),Ⅲ级4例(44.4%),CD20阳性表达与CAN分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D20阳性组病理表现CAN伴有AR者10例,仅有CAN病例3例,伴有AR组与不伴有AR组两组之间CD20阳性率有统计学差异。叁、移植肾组织C4d的表达免疫组化染色示CAN病例中12例(27.3%)出现管周毛细血管内皮细胞(PTC)C4d的线性沉积。其中Ⅰ级为6例(31.6%),Ⅱ级4例(25.0%),Ⅲ级2例(22.2%),CAN不同分级中C4d的阳性率无统计学差异,PTC的C4d沉积与CD20阳性淋巴细胞浸润的相关性分析显示两者关联性小,无统计学意义。四、移植肾组织CD20、C4d的表达与PRA和移植物功能的关系PRA阴性组和阳性组的CD20阳性率分别为21.6%和71.4%,两者阳性率有统计学差异。移植肾穿刺前CD20阳性和阴性组平均肌酐水平分别为140.8±22.0μmol/L和183.5.4±25.5μmol/L,穿刺后1年肌酐水平分别为165.6±37.6μmol/L和242.2±59.1μmol/L,穿刺前和穿刺后1年CD20阳性组和阴性组的肌酐水平均有统计学差异,移植肾穿刺前C4d阳性和阴性组平均肌酐水平分别为186.1±55.1μmol/L和193.9±62.7μmol/L,穿刺后1年肌酐水平分别为154.7±29.3μmol/L和149.9±33.6μmol/L,穿刺前和穿刺后1年CD20阳性组和阴性组的肌酐水平均无统计学差异。结论一.以普乐可复为基础的免疫抑制方案和以环孢素为基础免疫抑制方案的CAN分级无统计学差异,普乐可复组中CAN分级与是否合用五酯胶囊无相关,五酯胶囊提高的浓度具有有效性。二.CAN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可能是不断进展的慢性体液免疫反应(CHR)。叁.正常的肾组织中CD20阳性淋巴细胞是不表达的,在排斥反应和CAN病例标本中是高表达的,尤其是在伴有急性排斥反应,出现聚集性浸润,移植物CD20阳性淋巴细胞浸润与CAN分级不存在相关性,与C4d在PTC的沉积也没有相关性,但与受者循环抗体PRA存在相关性,CD20阳性淋巴细胞的浸润与移植物的预后和长期存活相关,其机制可能不是通过慢性体液免疫机制,而是B细胞作为抗原递呈细胞递呈供者抗原后被T细胞识别并引起T细胞的激活所致。四.移植物中CD20阳性淋巴细胞浸润与移植物预后相关,可能具有诊断意义,为B细胞清除药物治疗在治疗排斥反应的进一步临床试验提供了基础。
张明[5]2009年在《肾移植术后抗体检测的意义及临床价值》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免疫治疗药物的发展，移植肾的短期存活率有了极大的提高，目前移植学界的重点已放在如何提高移植肾的长期存活率方面。在移植领域，基础免疫学的发展已突破了移植后排异主要是由于细胞免疫介导的理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肾移植后抗体的产生对移植肾的排异及长期预后有影响，本课题拟探讨肾移植后HLA抗体及MICA抗体产生的有关临床影响因素，以及这些抗体对移植肾功能的影响，并和移植肾病理相结合，探讨抗体和移植肾病理的关系。课题的第一部分为前瞻性研究，共纳入92名肾移植后患者，移植后平均时间为36．5月，重点研究移植后抗体产生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抗体对移植肾功能的影响。采用Luminex技术检测这些患者外周血HLA抗体及MICA抗体，并随访1年时间。发现HLA抗体的阳性率为58．7％，MICA抗体阳性率为25％，两种抗体的产生互相之间没有相关性；HLA—Ⅰ类抗体在女性更易产生，而HLA—Ⅱ类抗体的产生和性别无关，但和移植后时间有关，移植后时间越长，HLA抗体阳性率越高；并且发现，移植前诱导治疗采用多克隆抗体者今后HLA抗体的产生的机会较小；MICA抗体的产生和患者性别、移植后时间、术前诱导治疗、术后基础免疫剂用药方面等方面无关。在移植肾预后方面，研究发现HLA-Ⅱ类抗体和移植肾晚期失功相关，而单独HLA-Ⅰ类抗体的出现和移植肾晚期失功关系不大，HLA-Ⅰ类和HLA-Ⅱ类抗体同时存在对移植肾具有协同破坏作用，移植肾生存率最低；MICA抗体虽然对移植肾1年生存率无影响，但MICA抗体阳性者移植肾GFR下降较阴性者显着增快(P=0．016)。多因素分析表明，HLA—Ⅰ类和Ⅱ类抗体同时出现移植肾失功的风险最高，OR值为7．9，其次是HLA—Ⅱ类抗体的出现，OR值为5．7，而MICA抗体的出现虽然移植肾短期失功的风险加大，但没有统计学差异。课题的第二部分为回顾性调查，共纳入移植后肾功能持续正常者32名，CAN患者23名，急排患者35名，同样采用Luminex技术检测这些患者外周血HLA抗体及MICA抗体，重点分析这些抗体在不同患者中的分布情况以及对不同患者移植肾肾功能的影响。研究发现，CAN组及急排组患者HLA抗体阳性率高于正常组，而MICA抗体在叁组间分布没有差异；对于急排的患者，HLA抗体的出现对移植肾的影响要较MICA抗体大，短期内即会对移植肾的功能产生影响；对于CAN的患者，MICA抗体对移植肾的影响要较HLA抗体大，短期内即会引起肾功能的下降；而对于肾功能持续正常的患者，HLA抗体和MICA抗体的出现至少在短期内对移植肾功能不会有很大的影响。课题的第叁部分结合移植肾病理资料，重点分析移植肾病理形态及C4d染色和外周血抗体的关系，共纳入52名有完整病理资料的移植患者，其中C4d染色采用冰冻切片，间接免疫荧光法。研究发现C4d和外周血HLA抗体的存在相关，C4d阳性者HLA抗体阳性率89％，阴性者HLA抗体阳性率40％(P=0．003)；而C4d的出现和MICA抗体的存在无关；在具体的病理类型上，C4d，HLA抗体的出现均和体液性排异密切相关，而MICA抗体和排异类型关系不密切；在移植肾病理形态上，C4d主要和肾小球炎相关，HLA抗体主要和血管炎及动脉内膜增厚相关，MICA抗体和具体的病理形态关系不明显；在对移植肾功能的影响方面，单独C4d阳性对移植肾功能影响不大，而伴随抗体的存在较单独C4d对移植肾的预后更具有预测价值。
何富强[6]2009年在《C4d在慢性移植物肾病中的临床意义及受者中医证型特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1、探讨管周毛细血管C4d沉积与慢性移植物肾病的病理形态、移植肾功能及预后的关系:2、初步研究慢性移植物肾病患者的中医证型分布规律。[方法]1、选择77份诊断为慢性移植物肾病患者的肾穿标本,应用免疫组化技术检测C4d在移植肾管周毛细血管中的沉积,并分析与病理形态结构、移植肾功能、预后的关系。2、对77例慢性移植物肾病患者进行中医辨证,研究中医证型分布规律。[结果]1、收集来自77位受者的77份移植肾穿标本中,有35份出现管周毛细血管C4d沉积,阳性率45.5%(35/77);在BanffⅠ、Ⅱ、Ⅲ型叁组中,C4d的阳性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71.4%vs41.7%vs 44.1%,p=0.342);2、移植肾病理中,肾小管萎缩和肾小球基底膜增生分层在两组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肾小球硬化、动脉纤维化、间质浸润细胞和间质纤维化没有统计学意义;3、C4d阳性在穿刺前PRA>10%、再次移植的受者中多见,两组在性别、年龄、热缺血时间、冷缺血时间、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免疫抑制方案、急性排斥事件比较均无明显差异;在C4d阳性组中,受者接受活检时间平均为术后(30.6±28.8)月,阴性组中平均为(58.9±48.3)月,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03;4、两组的肌酐水平在穿刺时及穿刺后1、3、6、12月没有统计学意义。1年内阳性组有13(37.1%)例移植肾失功而需要血液透析治疗或二次移植,而阴性组只有7(16.7%)例受者,两组比较有差异,P=0.038:5、C4d阳性组的移植肾穿刺后1年生存率较阴性组差(62.9%vs 83.3%P=0.038)。应用Kaplan-Meier法观察移植肾穿刺后的生存曲线,log-rank比较两组的移植肾生存率,P=0.040,两组穿刺后生存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6、观察77例慢性移植物肾病中虚证分布情况:脾肾气虚占53.2%,其次是肝肾阴虚占28.6%,脾肾阳虚占18.2%,而没有观察到阴阳两虚患者;实证分布情况:血瘀证占58.4%,其次是湿热证占20.8%,湿浊证占11.7%和水气证占7.8%,没有观察到风动证。[结论]1、C4d检测是一种能可靠区别体液免疫因素与其它原因引起的慢性移植物肾病的方法;2、C4d阳性的慢性移植物肾病中常见形态学结构是肾小管萎缩、肾小球基底膜增生分层,但均不是特异性的病变;3、C4d阳性的慢性移植物肾病患者以穿刺前PRA>10%、再次移植的多见。并且发生CAN时间早于阴性组;体液免疫因素在慢性移植物肾病早期可能是一个重要危险因素;4、两组的肌酐水平在穿刺时及穿刺后1、3、6、12月没有统计学意义,但C4d阳性组穿刺后1年内失功率高且预后差;5、慢性移植物肾病患者的中医证型特点是本虚标实:本虚主要是脾肾气虚、肝肾阴虚,标实主要是血瘀、湿热。
参考文献：
[1]. C4d在移植肾急性排异中的检测和临床意义[D]. 谢文卿. 浙江大学. 2003
[2]. 补体片断C4d在移植肾急性排异中的临床意义[D]. 柳金顺. 福建医科大学. 2005
[3]. C4d在移植肾排异中的应用[J]. 谢文卿. 国外医学.泌尿系统分册. 2003
[4]. CD20阳性淋巴细胞在慢性移植物肾病组织浸润的意义[D]. 胡建敏. 南方医科大学. 2010
[5]. 肾移植术后抗体检测的意义及临床价值[D]. 张明. 复旦大学. 2009
[6]. C4d在慢性移植物肾病中的临床意义及受者中医证型特点[D]. 何富强. 福建中医学院.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