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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G250
CLASS NUMBER G250
20世纪以来，图书馆学在理论与方法的建设、专业制度化以及学科资料的形成方面，已经获得了显著的发展。进入21世纪，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图书馆学在社会发展与自身逻辑理性的推动与作用下，仍将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1 影响图书馆学的社会发展因素
21世纪，社会发展表现出全球化、网络化、知识化等重要特征，这些特征会对社会科学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成为推动或制约这些科学，当然也包括图书馆学发展的重要社会因素。
1.1 社会发展的全球化
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相互之间的活动、影响、合作日益加强，使得具有某种共性的经济、文化模式逐渐普及，并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历史状态或过程。
社会发展的全球化最初兴起于经济领域。二战以后，国际贸易的繁荣促进了国际物流（如集装箱远距离运输）、国际金融（资金、证券等不分昼夜在全球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国际市场、国际投资、世界经济组织纷纷涌现，各种经济因素，如能源、资本、技术、劳务、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配置，致使当今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上无不对外部世界形成了某种依赖。尤其是科技进步带来的交通、通讯手段的革命性飞跃（高速、高效、大容量），为不同国家地区人们的交往打破时空障碍提供了积极的支持条件。全球化发展趋势也开始从经济领域逐步向科技、文化、政治、思想等各领域渗透、扩张。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相互的沟通、影响加剧，共同决策、共同行动的现象增多，社会呈现出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对社会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从研究对象上看，世界性问题的出现，如环境保护、世界金融一体化、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人类共同遗产的确定、国际流行病、恐怖主义、国际贩毒等等，拓宽、加深了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社会科学有可能在这些全球性“问题域”建立起新的学科生长点。对于图书馆学来说，未来全球图书馆的形成，也将为图书馆学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目前，这一趋势已初露端倪，如国际间的图书馆合作项目“追赶太阳”（Follow the Sun）、“联合数字参考服务”（CDRS），已经形成了国际性的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平台[1]。其次，从研究方法上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导致了整体化思维、复杂性理论的出现。随着人类相互依赖感的加强、盘根错节的整体化结构（经合组织、军事集团等）的不断出现，全球意识、世界历史也正在形成。因此，社会科学必须从全球广度去思考各种问题，强调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承认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差异性、互补性，为探索世界各国可通融的方法与理论做出努力。以全球图书馆为例，网络技术与虚拟空间可以消除地理界限，但各国人文界限（制度上的差异与不同观念的敏感性）却始终存在，这是各国图书馆学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
1.2 社会发展的网络化
网络化是指由于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现代通讯技术为支撑的信息网络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生活正在发生数字化、网络化变化的状态或过程。
社会发展的网络化是20世纪末由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虽然技术本身不能决定社会进程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但信息知识的交流传播是重要的人类活动，因而网络化这种信息处理与传播新方式的广泛普及应用，必将对社会状态、社会运行带来全方位、综合性的改变。一个以数字化网络为基础，以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为工具的新型社会正在出现并将呈现出以下特点：其一，互联网带来了极为浩繁的信息资源，人们能更加全面、及时地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知识；其二，互联网使人的交流与交往呈现出“对话性”的特点，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也由主客对立式变成了主体际式[2]；其三，网络空间（cyberspace）创造出来的虚拟实在，扩大了人类实践活动的范畴；其四，网络技术使社会生活呈现出数字化、虚拟化趋势，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改变，如工作环境变小、电子商务普及、产品与服务更倾向于个性化、家庭生活智能化等。当然，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如社会结构越来越脆弱，信息知识越来越无序和难以控制，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正逐渐加大等。
社会发展的网络化趋势对社会科学研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从研究条件上看，互联网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知识，如国内外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数据库提供了更多更完整的研究资料，而为了有效利用这些大量涌现出来的资料，研究人员必须学会新技巧，建立使用信息的新策略，他们对数字图书馆乃至图书馆员的依赖也会越来越强。其次，从研究手段上看；网络不仅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写作方式（电脑写作）、协作方式（网上讨论），使得“无形学院”内部的新观点、新发现、新材料能即时获取，而且也为学术批评提供了新的途径。再次，从价值认同上看，技术力量在短期内的聚合与裂变，在强化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的同时，也强化了人们对技术的崇拜，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价值被某些人忽略。如图书馆学的“学术共同体”近年对技术表现出的巨大热情，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然而他们却很少顾及和讨论技术的后果。
1.3 社会发展的知识化
“知识社会”这一术语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人提出过，但对其作出系统阐述的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他认为工业社会之后的一个新型社会形态就是知识社会。知识社会是一个变化过程，是渐进的、非革命性的。这就好像科学在18世纪以前是用于启蒙的，是对世界观的评判；到了19世纪，科学除了“纯”科学以外，一部分被凝固成了机器而形成了生产力；而在20世纪，科学日益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或直接“述行的”（performative）力量[3]。知识社会是一个全面运用知识和全民拥有知识的社会。体力劳动减少，脑力劳动增加；知识经济取代物质经济、货币经济，资本形态知识化；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束，知识产业迅速崛起，商品知识化，知识商品化；社会运行智能化、网络化，知识管理的应用将大大提高社会组织的效率[4]。在知识社会中，人类会面临许多新变化与问题，如因知识可以不分贫富地被人们共享，它必将导致政治权力的弱化；产业时代是以机械为变化动因的官僚体制，社会变化速度慢，而知识社会是以知识信息为变化动因，社会变化速度加快；知识信息的发展本身是有不确定性的，因此以知识信息为基础的社会发展也会具有不确定性。
社会发展的知识化趋势对社会科学包括图书馆学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在研究重点上有关“知识”的命题凸现出来，即随着知识价值得到充分认识与利用，学习知识、传递知识、利用知识、创造知识、共享知识的社会取向和运行机制将逐步建立。终身学习、按需学习会在社会个体之间广泛普及。社会科学包括图书馆学将对知识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知识化投入大量的研究资源。其次，由于知识生产不是线性的，而是跳跃性的或是无序的，因此多学科合作解决问题的研究方式、方法会得到进一步加强。这将有利于知识创新及各学科研究潜能的开发，有利于知识生产方式的革新，最终有利于社会综合问题的解决[5]。以图书馆学来说，因其宗旨是为人们获取知识提供最佳工具和方法，因此，面临着未来因“知识获取机会非均等性”造成的“非知识群体”的出现，图书馆学将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共同携手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并寻找解决方案。
2 图书馆学的未来发展趋向
2.1 研究重心向知识领域转移
图书馆学研究重心向知识领域转移，这是由其自身学科“知识基因”的遗传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推动的。
古代图书馆知识体系是产生于文献整理、文献积累活动中的，而文献的本质就是知识。因此，可以说图书馆学最初是以人类知识活动为基础而逐步形成的，其原始基因来源于“知识域”（对知识进行存贮、排序、加工、整理、提炼、传递等活动范畴）。只不过早期社会的知识生产、知识使用的范围太小，仅局限于社会上层，因而，由皇室建立起来的藏书楼也仅仅为一小部分人使用，在图书整理基础上形成的图书馆知识体系也不可能扩大并渗入民间。但是，近代以来，随着知识积累与传承的效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物化，知识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推进器，并且开始向日常生活、向社会大众靠近。到了后现代社会，知识将全面、直接地干预人类生活，与社会个体的生存相关联。而且受知识规划的作用，人必须与知识权力交往，并被知识本身所统治，不能生产知识就意味着权力与价值的丢失。所以，随着知识价值、知识作用的不断扩大、提高，图书馆学的原有“知识域”也在不断地变化。图书馆学的研究主题虽然一度从图书整理时代的“图书”转向了图书馆经营管理时代的“图书馆”，又从经营管理时代的“图书馆”转向了信息技术时代的“信息”，但在未来知识社会中，它必将会向“知识”进行转移，而且这种转移本身正是因其固有“基因”所决定的，是对其自身学科出发点的更高层次的回归。
我国自1993年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来，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知识资源的开发利用仍是目前我国信息化的薄弱环节。未来图书馆学的“知识域”将包含哪些研究范畴呢？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知识形式研究。如知识的载体，知识的类型，知识的组分，知识的表达手段和方式等。②知识集合研究。如知识的组织，知识资源的配置，知识的检索，知识的优控，知识集合的管理，知识集合的社会作用等。③知识受众研究。如知识受众需求与服务，知识交流与学习机制，知识建构，知识测度等。
2.2 学科发展从细化走向整合
图书馆学在形成之初有两个显著的特点：①内部知识体系的细划不明显。如中国古代的校雠学融校勘、版本、目录为一体。西方图书馆学则是以书志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如德国齐亚茨科在格丁根大学开设的图书馆学课程就是以书志学为中心展开的。②早期图书馆教育倾向于培养学识渊博者。由于古代图书馆知识中夹杂大量的“意会知识”（即隐知识），因此“师徒相授”的知识传授方式和“学富五车”的人才养成目标成为当时的主流。如中国古代图书馆中的校雠家因“终身守官，父子传业，故能讨论精详，有功坟典”[6]。而在近代，一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公共图书馆员在1899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第21次大会上发言说：一个伟大的图书馆管理员，他必须要有行政的、博学的天赋。他可能既是图书馆员又是学者、批评家（如莱辛），或是历史学家、哲学家（如戴维·休姆），只有这样才不会降低图书馆职业的尊严[7]。
上述两个特点，使图书馆学在发展之初就与其他学科表现出某些不同。但这些特点在日后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消蚀。因为社会科学发展的表现之一就是其自身不断分化成一门门独立的学科体系，每个学科又包含若干分支领域。后来经过大学教育分科建系的制度化支持，社会科学包括图书馆学，变成了拥有众多系列分支的大学专业学科。据1972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发表的资料显示，当时美国图书馆学校所开设的必修课程（即分支领域）已多达11门，选修课程更多达64门[8]。学科内部的细化增强了图书馆学的精确性、操作性和体系的完整性，图书馆学研究也获得了较快的纵深发展。早期图书馆百科全书式的博学者渐渐被一些在分支领域内学有所长的专家所取代。
然而，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的整体性。不仅客观世界是一个整体，图书馆学所面对的人类知识也是一个整体。学科内部的细化在提高分支领域的研究效率的同时，也弱化了学科整体研究的效率。图书馆学内部结构的协调与平衡、分支之间的联系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甚至图书馆学中的那些讲授不同课程的教师，其知识素养也出现了偏颇，就好像长年工作在流水线上的熟练工人，一组肌肉变得异常发达（手指灵活了），而另一组肌肉却萎缩了（腿脚麻木了）。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的全球化、网络化、知识化的进程加快，人文社会科学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整体化研究的重要性。众多研究专题也越来越由影响社会的问题所决定，而不是由某一具体学科来决定。学者们的共同合作也逐渐普及增多。跨学科研究、多学科解决问题的情况增多，混沌科学、复杂性科学兴起，成为当今社会科学的潮流。
可以预测，图书馆学经过一定阶段的细化发展之后，也会逐渐向整体化、综合化方向转变并呈现以下特点：①一些重大前沿课题将吸引众多学科交叉汇聚一点，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这些课题主要有数字图书馆、网络资源导航、数字化参考咨询、知识的人工智能服务、知识学习与知识建构等等。②图书馆学与其同族学科（如文献学、情报学、档案学）的融合进一步加强。因为文献、情报、档案都是知识或能提炼为知识的重要资源，这些同族学科会在知识资源配置、管理、组织、加工、传播等领域形成整合，促使知识资源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③图书馆学内部的分支学科将在新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出现整合趋势。如“知识组织”将把传统的文献分类学、目录学、主题法、索引学、检索语言、工具书研究等众多分支整合在一起（同时也保持它们的相对独立性），而“知识发现”将会把情报分析与预测、文献计量学、知识测度与评价等联系在一起。
2.3 学术理性由技术倾向人文
从工业革命时代开始，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就已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技术力量正日益快速地改变着图书馆组织与工作的方式，智能搜索引擎、数字图书馆、网络咨询、电子文献等一系列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现让人应接不暇。与此相关，讨论技术的论著大量出现。图书馆学界对技术的青睐与热情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20世纪80年代初，曾有图书馆学家预言：随着信息技术的飞快发展，无纸时代即将来临，在21世纪传统图书馆会完全消失[9]。当然，也有人冷静地指出这种看法有些过分。
应该承认，技术进步的确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是生产关系改善和社会变革的先导动力，但它并非唯一的动力。而且技术本身确实有双刃剑效应。核能可以提供无限的商业能源，但核废料处理和老化反应炉的退役却构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基因工程能造出抗病毒且富含蛋白的植物以及改良动物，但它也可以制造出生物武器和病原体微生物，打乱大自然生物多样性的平衡；信息技术可以使地球变小，使人们的交流更快捷，但网络也可能成为信息战、强势文化、色情与犯罪的新媒介[10]。人类发明了技术，技术又使社会变得越来越脆弱，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威胁与危险。而解决威胁、危险的方案只能在技术以外的因素中去寻找。恰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言：技术就像一张地图，它可以告诉你到某一个地方怎么走，但是它并不能告诉你应去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是价值观的任务。只有价值观给出这个目标和方向之后，技术才能指出如何或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地[11]。因而，社会的进化既要靠硬的动力（技术），也要靠软的动力（价值观），人类的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最终要协调发展。
图书馆从其产生之初就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事业，因为它的工作对象是人类知识及获取知识的社会个体，终极目标是使知识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使人与社会的发展更合乎理性。所以，以图书馆活动为基础成长起来的图书馆学，无疑也具有人文主义的性质。对此，美国图书馆学家杰西·谢拉早在1976年就指出：“说它是人文主义的，是因为从根本上讲，它研究的是人类思想和伟大探索的文字记录之间的那种微妙的、难以捉摸的关系。把图书馆学划分到社会科学，是因为图书馆作为一个部门是社会的产物，它的目的是通过帮助个人了解他自己和他所处的环境来改良社会。……图书馆学在其技术和服务方面日益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靠得更近了。但是我们最好还是提醒自己记住，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否则，过分热心于科学技术和行为学派的社会活动，我们就会看不到个人及其需要和包含在这些需要中的人文主义价值。”[12]
由于我国图书馆实践与图书馆学研究在以往主要以“书”或“馆”为中心，因此社会个体常处于被忽略、受限制的地位。技术进步虽然提高了图书馆的工作水平，但这一局面至今仍未得到明显改观。近些年图书馆学界有识之士不断呼吁重建“图书馆精神”和“人文图书馆学”，表明图书馆学的学术理性正从“技术”转向“人文”。那么，未来这种转向将会出现哪些特点呢？①从研究范畴上看，图书馆学不仅研究知识，也会加强研究知识受众。学科价值将构建于知识世界与知识受众之间的关联之上。②从研究方法上看，图书馆学在努力从经验化向科学化提升的过程中，更会注意从科学化向人文化提升，如不仅强调本学科要有“刚性”特性（实证、量化），也要有“柔性”特征（解读、感悟）。③在学术检验标准上看，社会人群的知识和信念是否能得到协调发展、公平发展，将会成为未来学术研究成果的基本衡量尺度。
2.4 研究特点呈现理论与应用并重
传统图书馆学将自身的学科内容分为理论与应用两个部分是有其深刻社会历史原因的。从古希腊开始，学术研究就是纯哲学探索与实用技术相分离的，并且前者地位至高无上。19世纪初，德国新建了一批现代化的大学，在这些大学的支持下，德国一跃而成世界科学研究的重镇。大学虽然强调通过科研来生产新知识，教学与科研也建立起紧密的关系，但德国学术界仍弥漫着一种观念：纯科学与应用技术是相分离的。近代图书馆学产生于德国，在图书馆学建立之初，施雷廷格、艾伯特等早期图书馆学家一般将有关图书的知识和技术的总和视为图书馆学。其中“知识”和“技术”在他们眼里显然是可分离的两部分。19世纪后期，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赴德留学，德国的图书馆学思想与教学模式也以这场留学热为媒介传播到了美国。从此，图书馆学理论与应用的两分模式，二者之间后来产生的冲突，以及平衡二者关系的努力，一直贯穿于美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始终。中国现代图书馆学主要舶自于美国，如早期接受过美式图书馆学教育的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在宣传图书馆学时就力倡图书馆学应包含原理与应用两个部分。他在1925年说过：“凡是成为专门科学的学问，有两个最主要的条件，第一是原理，第二是应用。而应用是根据原理而来的。”[13]此后，中国图书馆学内容就有了理论与应用两分架构形式。
从理论上讲，自然科学可以划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甚至还有“开发研究”），但是在社会科学中，这种划分颇有难度。因为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除了具有“科学性”之外，还具有“实用性”特征，许多社会科学把重点放在了解决超越社会科学学科范畴的具体问题上，试图应付那些复杂的社会问题[14]。不过，在一门具体的社会科学中，却存在着基础知识与实用目的之间的差异，换言之，就是存在着理论与应用的差异。并且，许多研究者认为，理论是应用的基础，它对应用有着指导作用。20世纪末，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基础研究的发展促进了应用研究的繁荣；应用研究的拓深，又推进了基础研究的创新。甚至某种科学研究既是基础的也是应用的。如凯恩斯的经济学，一方面“想在基本理论层次上认识经济动力学，但同时也想消除经济萧条所造成的伤痛”[14]。这种现象在图书馆学研究中也不乏其例，如近年对元数据的研究，对网络知识导航的研究，以及对人工智能数据库的研究，它们既是人类获取知识的新工具的一种新创造，也是图书馆学原理与方法在更高层面的一种提升。未来图书馆学的理论与实用之间的关系，就像两条朝前涌流的河水，它们之间有交叉、纵横的水道，有时看似是分离的，有时又会因汇流一处而彼此不分。
在今后的图书馆学研究中，理论研究的价值还是应该肯定的。理论主要促使认识及观念上的变革，应用则面向实践，解决现实问题。未来图书馆学将呈现理论、应用并重的发展趋势。①图书馆学不仅是促进图书馆发展的“馆内”科学，它也会从“馆内”走向“馆外”，变成社会人群主动获取知识的方法论。为此，理论研究将承担起观念转移、原理阐释的指导任务，而应用研究则将通过实证的探索提供具体的工具与方法。②理论研究将通过对真实问题的切入，逐步纠正自身长期以来形成的浮浅化倾向，实用研究也将注重为理论创新提供原料和动力。③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将通过国家重大创新工程或前沿课题（如数字图书馆工程、网络资源共建共享、知识要素向不发达地区的流入等）进行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5 学科建设更加注重本土化
所谓本土化，是指学科发展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当然，本土化问题现已不仅仅存在于科学研究中。在经济领域里，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地区投资建厂，其产品在最初几年的研制中，要在该国该地区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以便被当地消费者所接受、欢迎。如中国海尔企业在美国投资生产冰箱的过程就是如此。在社会制度领域中，每个国家的体制改革也因各自国情不同采取的方式也不同。如中国的改革走的是一条累积性的边际演进之路，即用增量改革促存量改革，以体制外改革促体制内改革，改革理论随改革实践的丰富而完善，执政党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变而在改革中寻求创新等，这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迥然不同。在科学研究中以科学形式最为精密的数学来说，中国数学与西方数学在“1+1=2”上别无二致，但在价值功能、研究方法上，各自却有不同的特点。古代中国的数学是一种筹算、技艺，而古希腊的数学则是解释世界的形而上学；中国数学讲究解决具体问题，强调快速运算，走的是机械化的道路（发明了算盘等），而希腊数学则强调演绎，走的是公理化的路子[6]。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它本身具有“此时此地”性，即严格说来，任何一种理论与学说都是“地方产品”，无社会差异、时空差异的普遍性的理论与学说是不存在的。
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也存在着如何本土化的问题。由于社会土壤不同、学术传统不同，各国的图书馆学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如德国图书馆学学术色彩浓厚，英国图书馆学具有管理特点，美国图书馆学侧重实用与技术，俄罗斯图书馆学有着悠久的读者、阅读研究传统，印度图书馆学更注重人文关怀等。中国图书馆学在发展之初，就有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要走本土化的道路，如1925年梁启超呼吁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1926年刘国钧先生则称应“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17]然而数十年来，中国图书馆学由于长期受西方话语权的支配（先是美国图书馆学，后是苏联图书馆学），不仅割断了古代图书馆重视文献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也使自身长期处于国外图书馆“注脚”的地位。时至今日，仍未养成一种鲜明的特色而在国际图书馆学界独树一帜。进入21世纪，中国图书馆学面临着既要本土化又要国际化的双重发展趋势。只有一方面积极借鉴、吸收外国图书馆学的新思想、新方法，一方面又重拾传统，加强本土化建设，中国图书馆学才能走出一条“和而不同”的发展道路。
本土化是未来图书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在本土化的建设中，图书馆学研究将在以下几方面寻找突破。①加强与本国国情的联系。如中国地广人多，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知识获取机会非均等性也会逐步突显。近知识群体和远知识群体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加大，造成新的“知识盲”（识字但无知识专长的社会群体）的出现。图书馆学将从法律、技术等方面寻找可操作的解决办法并为克服这一问题作努力。②加强传统学术资源的挖掘继承。中国社会有着悠久的知识传统，如古代多次编纂大型类书，用目录学引导读书治学等，如何在当代社会条件下重新发扬这些优良传统，以求为公民提供学习知识的工具与方法，这将是十分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③学习、吸收国外图书馆学的优良传统。如学习美国图书馆学的先进技术与管理，以提高我国图书馆的技术、管理水平；学习俄罗斯图书馆学对读者、阅读的重视，以提升我国公民的知识素养；学习印度图书馆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传播知识过程中引导和鼓励群众对生命持有心身融合的观念。总之，中国的图书馆学应与社会人群发生紧密的关联，并为他们提供有效的知识援助，同时也应为世界图书馆学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