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论“晚书”的真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帛书论文,马王堆论文,真伪论文,郭店楚简论文,晚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1.04;K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01)01-0119-05
一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也是儒家最重要的一部经典。但今传《尚书》问题颇多，其问题又主要集中于25篇所谓“晚书”。这25篇“晚书”，用孔颖达的话话，是：
《大禹谟》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诰》四，《汤诰》五，《伊训》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说命》三篇十三，《太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陈》二十二，《毕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1][p118]。这25篇“晚书”为伏生所传授的今文《尚书》所无，出自梅赜所献孔安国《古文尚书传》。因此，从宋人吴棫、朱熹以来，怀疑者不绝。至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出，“晚书”25篇为后人伪作，基本上已为学界主流所接受。但为其辩护者也不乏其人。如清代就有著名学者毛奇龄、赵翼、林春溥、郝懿行、陈逢衡、万斯同等。现代学界，自张荫麟《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一文后（1929年），公开为“晚书”辩护者日稀，但也还有人从维护“道统”出发，对“晚书”心存幻想。因此，“晚书”的真伪问题还不能说已获彻底解决。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从该墓的随葬木牍可知，该墓葬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2](p40)。帛书的抄写，最晚不会迟于该年。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简。考古专家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因而断定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初，其竹简字体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3]。这些论定，都是可信的。
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有许多篇与《尚书》有关。据初步统计，至少有马王堆帛书的《二三子》、《要》、《缪和》篇，郭店楚简的《缁衣》、《成之闻之》、《唐虞之道》、《性自命出》、《六德》篇。他们既有征引《尚书》文句处，也有从微观或宏观论述《尚书》意义处。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的这些引《书》、论《书》，对于讨论“晚书”的真伪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
帛书《二三子》是帛书易传六篇中的首篇，它主要记载孔子与其弟子——“二三子”讨论《周易》经文大义。其中第8至10行有些内容与“晚书”《伊训》有关：
《易》曰：“鼎折足，复公莡（餗），亓（其）刑（形）屋（渥），凶。”孔子曰：“此言下不胜任也。非亓（其）任也而任之，能毋折虖（乎）？下不同则城不守，师不战，内乳（乱）[於]上，胃（谓）‘折足’；路亓（其）国，[芜其]地，五种不收，胃（谓）‘复公莡（餗）’；口养不至，饥饿不得食，谓‘刑（形）屋（渥）’。”二厽（三）子问曰：“人君至于饥乎？”孔子曰：“昔者晋厉公路亓（其）国，芜亓（其）地，出田七月不归，民反诸云梦，无车而独行，□□□□□□公[不胜]亓（其）饥也，□□□□饥不得食亓（其）月（肉），此亓（其）‘刑（形）屋（渥）’也。故曰‘德义无小，失宗无大’，此之胃（谓）也。”[4](p16)所谓“故曰”是称引它书之说，“德义无小，失宗无大”语又见于《墨子·明鬼》：
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玑无小，灭宗无大。’则此言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无大必罚之[5](p343)。
《吕氏春秋·报更》篇也有节引：
昔赵宣孟将上之绛，见骩桑之下有饿人卧不能起者，宣孟止车，为之下食，蠲而哺之，再咽而后能视。宣孟问之曰：“女何为而饿若是？”对曰：“臣宦于绛，归而粮绝，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于此。”宣孟与脯一朐，拜受而弗敢食也。问其故，对曰：“臣有老母，将以遗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与女。”乃复赐之脯二束与钱百，而遂去之。处二年，晋灵公欲杀宣孟，伏士于房中以待之。因发酒于宣孟。宣孟知之，中饮而出。灵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杀之。一人追疾，先及孟宣，之面曰：“嘻，君
！吾请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为谁？”反走对曰：“何以名为！臣骩桑下之饿人也。”还斗而死。宣孟遂活。此《书》之所谓“德几无小”者也[6](p893-894)。
《说苑·复恩》篇的记载同，但后一句作：
此《书》之所谓“德无小”者也[7](p128)。
《墨子·明鬼》所引之“得玑无小，灭宗无大”句，吴毓江校注说：“玑”，绵眇阁本作“矶”。毕沅云：此即魕祥字。苏时学云：《禽艾》盖《逸书》篇名。《吕氏春秋·报更》篇云“此《书》之所谓‘德几无小’者也”，得玑与德几古字通用。孙诒让云：苏说是也。《说苑，复恩》篇云“此《书》之所谓‘德无小’者也”，疑即本此。今《书》伪古文《伊训》亦云“惟德无小”[5](p377)。按，毕说近是，苏、孙说有误。如以“玑”为“几”，以“得玑”为“德几”，则与下句“灭宗”失对。所谓“玑”，当为“禨”字之借。《玉篇·示部》：“禨，祥也。”[8](p12)《广韵·去声·八未》：“禨，福祥。”[9](p256)“晚书”《伊训》篇孔传：“祥，善也。”[1](p163)所谓“得玑无小，灭宗无大”，“得玑”与“灭宗”相对，“无小”与“无大”相对，“得”应读为德，德为动词，指报德。“得”、“德”古同字。“得玑无小，灭宗无大”，是说获得善报和获得灭宗大祸是不论大小的，施恩于小人，小人也会报德；大人胡作非为，也会遭到灭宗的报应。《吕氏春秋·报更》篇之“几”也是“禨”字之借。所谓“德无几小”义与《墨子·明鬼》“得玑无小”同，“德”为动词，指报德。帛书《二三子》篇作“德义无小，失宗无大”，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德义”即“得（德）禨”，指报答恩义，报答德义，“禨”与“义”皆有善义，义同通用；“失宗”即“灭宗”，指坠失宗庙。“德义无小，失宗无大”，即报德不在小，失宗不在大。
上述几家之说谁更接近原文呢？笔者认为当属帛书《二三子》篇。帛书《二三子》篇的“失宗”与“灭宗”虽然义同，但比较而言，当以“失宗”为优。因为得、失相对，上句既言“德（得）”，下句自当言“失”。“德义”与“得玑”、“得几”虽然义近，但帛书《二三子》篇“义”为本字，从《吕氏春秋·报更》篇可知，赵孟子施恩于“骩桑下之饿人”，故称为“义”。“骩桑下之饿人”在赵孟子有难之时舍命相救，故称为“德义”。《墨子·明鬼》篇的“得”与“德”虽属同源，但从报德的意义上看，帛书《二三子》篇的“德”更为准确。所以帛书《二三子》篇的“德义无小，失宗无大”当更接近于故书。
《说苑·复恩》篇的“德无小”，陈梦家以为“德”后缺一字[10](p93)。这是正确的。问题是它为什么要缺一字？说它是无心之失，还不如说是误读所致。依《吕氏春秋·报更》篇，“德”后当有“几禨”字。去掉了“几禨”字，实际影响了文意。如依帛书《二三子》篇，“德”后则是“义”字。《说苑·复恩》篇的作者将动宾结构的“德义”理解成并列结构，以为去掉了“义”字，并没有影响文意。所以报德不在小的“德义无小”就误读成“德无小”。
“晚书”《伊训》篇有如下一段文字：
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阙宗。
孔传：“修德无小，则天下赍庆。……苟为不德无大，言恶有类，以类相致，必坠失宗庙。”[1](p163)孙诒让认为《伊训》篇的这一段文字与《墨子·明鬼》等有关[11](p224)。许维遹、陈奇猷向宗鲁更说《伊训》篇的此段文字系“摭拾”《墨子·明鬼》篇、《吕氏春秋·报更》篇、《说苑·复恩》篇的上述文字而“改之”[6](p900)[7](p128)。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所谓“德罔小”即“德无小”，“罔大，坠阙宗”即“灭宗无大”、“失宗无大”，“坠”就是“灭”、“失”，孔传已说得非常清楚了。
但是，“晚书”《伊训》篇的这些摭拾、改造是在误读的基础上作出的。它将动词“德”读为名词，又置“玑”或“几”于不顾，实质是受了《说苑·复恩》篇“德无小”说的影响，以致偷换了“逸书”《禽艾》篇这句话的主题。因为先秦《尚书》里，这句话的主旨是说报应不在官的大小，不在地位的高低。如在帛书《二三子》中，孔子就是以“晋厉公”为例说解“德义无小，失宗无大”的（注：“晋厉公”实当为“楚灵王”，说见于豪亮、帛书周易[J],文物，1984,(3)22。），其意为，就是官大如“晋厉公”，“路亓（其）国，芜亓（其）地，出田七月不归”，也会“无车而独行”，“[不胜]亓饑（饥）也”，导致“坠失宗庙”。而“晚书”《伊训》篇却说成了“修德无小”，“苟为不德无大”，“必坠失宗庙”，其旨可谓“谬以千里”。所以，“晚书”《伊训》篇的“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阙宗”说，肯定不是出于先秦，而是袭用了（说苑·复恩》篇的误读。
三
郭店楚简引《书》最多的是《缁衣》篇，共有9处。《缁衣》篇的引《书》有两条很值得注意。
第一是简9至简10：
《
》员：“日居雨，少民隹曰悁；隹冬旨沧，少民亦悁曰隹。”[12]（图版p17）
这一引文亦见于《礼记·缁衣》篇和“晚书”《君牙》篇。《礼记·缁衣》篇作：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13](p1650)
“晚书”《君牙》篇作：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1](p246)。
这里有许多异文，我们可以试作讨论。
楚简的“”，《礼记·缁衣》作“雅”，“晚书”《君牙》篇作“牙”。郑玄注：“雅，《书序》作牙，假借字也。”[13](p1650)《说文·牙部》：“牙，牡齿也。象上下相错之形。，古文牙。”[14](p84-85)《曾侯乙墓竹简》第165简“牙”字就写作“”[15](p498)。这是真正的战国古文的写法。由此可见，《君牙》篇的篇名当非杜撰，其真实性无可怀疑。
楚简“员”，《礼记·缁衣》作“曰”。《石鼓文·吾车》：“君子员邋，员邋员斿。”吴大澂云：“员，假借为云。”罗振玉云：“《诗·正月》《释文》：‘云本作员。’《诗》：‘出其东门，聊乐我员。’《正义》：“云，员古今字。’又《玄鸟》《笺》：‘员，古文作云。’《正义》：‘古文云、员字同。’”[16](p174-175)“员”、“云”音同，故“云”可借为“员”。“曰”、“云”义同，故可通用。
楚简“曰”，《礼记·缁衣》篇作“夏日”。“晚书”《君牙》篇有“夏”无“日”。从下文“冬”字看，楚简当脱“夏”字，疑“晚书”《君牙》篇为与下文“冬”字相对，故意删去“日”字。而楚简有“日”字，说明“晚书”《君牙》篇之删是错误的。除《礼记·缁衣》篇所引外，“晚书”《君牙》篇在编撰时恐怕没有看到更古的版本，否则，就不会出此下策，删去“日”字。
楚简“居”，《郭店楚墓竹简》隶定为“傛”，认为简文左旁与《汗简》“容”字形同，读作“溶”。《说文》：“溶，水盛貌。”溶雨，就是雨盛[12](p133)。李家浩认为其字当隶定为“凥”，其说可信（注：见李家浩1998年6月10日在炎黄艺术馆“郭店楚简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今从。《礼记·缁衣》篇和“晚书”《君牙》篇作“暑”。“凥”、“暑”古音皆属鱼部，故“暑”字可借为“凥”。
楚简两“少”字，《礼记·缁衣》篇和“晚书”《君牙》篇均作“小”。“少”、“小”古通，故书当作“小”。
楚简两“隹”字，《礼记·缁衣》篇和“晚书”《君牙》篇也均作“惟”。“隹”、“惟”古通，故书当作“惟”。
楚简两“悁”字，《郭店楚墓竹简》皆隶定为“
”。裘锡圭认为字应从今本释作“怨”，字形待考[12](p133)。李家浩认为“”为“悁”之讹体②。李说是。《说文·心部》：“悁，忿也。”“悁”、“怨”义近，古音又同属元部，故可通用。
楚简“旨”，《礼记·缁衣》篇、“晚书”《君牙》篇、陆德明《经典释文》皆作“祈”。明版本也有作“祁”的。严可均云：明英宗讳祁镇，景帝讳祁钰，故明人彫板因改祁也[17](p145)。裘锡圭曰：“简文‘旨’读为‘耆’，‘耆’、‘祁’音同可通。‘祁寒’犹言极寒、严寒。”[12](p133)案裘说“旨”读为“耆”是。“耆”当为本字，“祁”当为借字。《广雅·释诂一》：“耆，强也，[18](p28)是“耆”作程度副词之证。《庄子·齐物论》：“鸱鸦耆鼠。”[19](p44)《荀子·非十二子》：“无廉耻而耆饮食。”[20](p66)这种做动词的用法当从其做程度副词的用法引申而来。所以，“耆”在先秦有极、特别之义。郑玄“‘祁’之言‘是’也，齐西偏之语也”说误[13](p1650)，孔传、正义以“大”释“祁”[1](p246)，虽未破除假借，但显然较郑注为优。“晚书”《君牙》篇与《礼记·缁衣》篇同作“祁”而不作“旨”或“耆”，说明其在编撰时没有看到更古的版本，其文很可能就出自《礼记·缁衣》篇的引文。
楚简“沧”，《礼记·缁衣》篇、“晚书”《君牙》篇皆作“寒”。《说文·水部》：“沧，寒也。”段玉裁注：“《仌部》滄字音义同。”[14](p596)《逸周书·周祝》：“天地之间有沧热。”孔晁注：“沧，寒。”[21](p1138)《列子·汤问》“日初出沧沧凉凉。”[22](p168)“沧”、“寒”两字义近，故可通用。“晚书”《君牙》篇与《礼记·缁衣》篇同作“寒”而不作“沧”，其出自《礼记·缁衣》篇引文的可能性也很大。
如果说以上的异文还可作两可之说，那么，以下的事实就决无可疑了。
楚简“
”，《郭店楚墓竹简》隶定为“晋”，注云“从‘臸”，[12](p129、133)《礼记·缁衣》作“资”。“晋”、“资”音同，故可通用。《周易·旅》九四：“得其资斧，我心不快。”马王堆帛书《易经》“资”作“溍”[4](p12)，帛书易传《昭力》第13条云“旅之溍斧”，“溍斧”即“资斧”[23](p291)。郑玄注：“资当为至，齐、鲁之语，声之误也。”[13](p1650)其说是。《说文·日部》：“，进也，日出而万物进。从日，从臸。”段玉裁注：“臸者，到也。以日出而作会意，隶作晋。”[14](p321)“”有“到”义，足证郑玄“资当为至”说之确。“晚书《君牙》篇其字作“咨”，乃由“资”字而来；其归上读，“怨咨”连言，更是望文生义。依“晚书”《君牙》篇，“夏日暑雨”句去掉一“日”字，以与“冬祁寒”相对；“咨”归上读，故下句“怨”后也得增一“咨”字，方能与上句相称。这一调整，实际是没有认清“资”字的本义是至、到。楚简作“”，说明“晚书”《君牙》篇以“咨”归上读，下句“怨”后增一“咨”字是完全错误的。由此可见，“晚书”《君牙》篇此句并非出于先秦古文，而用袭用《礼记·缁衣》引文并加以变通而成。
四
郭店楚简《缁衣》篇的第19简对于探讨“晚书”也很有价值。其简文曰：
《君迧》员：“未见圣，如亓弗克见；我既见，我弗迪圣。”[12]（图版18）
这一引文《礼记·缁衣》作：
《君陈》曰：“未见圣，若已弗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13](p1649)
“晚书”《君陈》篇作：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尔其戒哉[1](p237)！
它们之间的异文，很值得探讨。
“君迧”，《礼记·缁衣》篇、“晚书”《君陈》篇皆作“君陈”。《说文·
部》：“陈，宛丘。舜后妫满之所封。从，从木，申声。
，故文陈。”[14](p779)“迧”乃古文“”之借。“申”与“东”音近，故“陈”可写作“迧”或“”。由此可见，《君陈》篇的篇名当非杜撰，其真实性无可怀疑。
“未见”句前，“晚书”《君陈》篇有“凡人”二字，而楚简《缁衣》篇和《礼记·缁衣》篇皆无。由此知“晚书”《君陈》篇此处语气是第三人称，而楚简缁衣》篇和《礼记·缁衣》篇则不同。
楚简“如”字，《礼记·缁衣》篇和“晚书”《君陈》篇皆作“若”。“若”、“如”义同，故可通用。
楚简“亓”，《礼记·缁衣》篇作“己”（注：“己”字别本作“已”（见《十三经注疏》第1652页《校勘记》），当系形近而讹。因为“己”与楚简“亓”韵母虽同，但声母相距太远。），“晚书”《君陈》篇无。“亓”、“己”古音声近韵同，故可通用。从楚简下文言“我”看，“亓”当为“己”之借字。“晚书”《君陈》篇无，是因为它的人称有了变化，上句既称“凡人”，这里就不得不删去“己”字。
楚简“弗”，《礼记·缁衣》篇同，“晚书”《君陈》篇作“不”。“弗”、“不”义同，故可通用。
楚简“我既见”句之“我”字，《礼记·缁衣》篇和“晚书”《君陈》篇皆无，但它们“既见”后皆多一“圣”字。“我”字《礼记·缁衣》篇是承前“己”省略，而“晚书”《君陈》篇因前称“凡人”，此则不能有“我”字。“圣”字楚简是承后省，“我既见”即“我既见圣”。
楚简“我弗迪圣”句之“我”字，《礼记·缁衣》篇和“晚书”《君陈》篇也皆无，但多一“亦”字。《礼记·缁衣》篇是承前“己”省略“我”，因前文已说“未见圣，若己弗克见”，故此用“亦”。楚简无连词“亦”，其意亦同。“晚书”《君陈》篇因是第三人称，故不能有“我”。
楚简“弗”字，《礼记·缁衣》篇和“晚书”《君陈》篇皆作“不”。“弗”、“不”可通。
楚简“迪”，《礼记·缁衣》篇和“晚书”《君陈》篇皆作“由”。“迪”、“由”可通。
从以上异文看，“晚书”《君陈》篇基本同于《礼记·缁衣》篇而异于楚简，其袭用《礼记·缁衣》篇之文是很清楚的。但“晚书”《君陈》篇对《礼记·缁衣》篇之文也稍有改造，以致语气截然有别。
楚简此句两称“我”，显然是第一人称。《礼记·缁衣》篇虽不称“我”，但称“己”，其人称与楚简实际是一致的。
而在“晚书”《君陈》篇中，此为成王批评常人、训诫君陈之语，已是第三人称。既是常人之为，而非己之行，故称“人”而不称“我”，也不称“己”。如称“我”或“己”，不但与称“人”矛盾，而且下文“尔其戒哉”，也难以解释。楚简所引，不称“人”而称“我”，置于“晚书”《君陈》篇中，上下文意就会扦格不通。楚简所引，反映的当是战国中期以前人所见到的《尚书·君陈》篇的原貌，它与“晚书”《君陈》篇的上下文不合，说明“晚书”《君陈》篇并非战国中期以前人所见之《尚书·君陈》篇之旧。说它是后人摘录《礼记·缁衣》篇等所引加以编造而成，是有道理的。
五
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第33简所引之文对认识“晚书”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其文曰：
大
曰“余才矺天心”害？此言也，言余之此而厇於天心也[12]（图版51）。
“”为“禹”之繁文。“才”与“在”通，简文解为“之此”，从上文看，当指“治人伦”，即在人伦上下功夫。“厇”，《郭店楚墓竹简》一书认为“宅”，其说是[12](p168)。“宅”可训顺应、归顺。“天心”，即楚简上文所谓“天德”。“宅天心”与《书·康诰》“亦惟助王宅天命”之“宅天命”义同。
古文《尚书》有《大禹谟》篇，“大禹谟”可称大禹曰。因此，简文的“大曰”当属先秦《尚书·大禹谟》篇，是简文引《尚书·大禹谟》篇之文。今传《古文尚书》记载大禹言行事迹的有《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5篇，皆无简文所引“余才厇天心”句。这5篇除《大禹谟》外的4篇都见于今文，其属先秦《尚书》无疑。有争议的只有属于所谓“晚书”的《大禹谟》，而且也只有《大禹谟》称“大禹曰”。简文所引出于《大禹谟》而不见于“晚书”《大禹谟》篇。这一事实，对于讨论“晚书”的真伪很有启发。
除此篇外，郭店楚简引“晚书”较多的还有《缁衣》篇。其引“晓书”有《尹诰》、《君牙》、《君陈》。其中《君陈》还两见。《缁衣》篇所引都见于“晚书”，而此处所引则不见于“晚书”。这说明“晚书”确实出于后人之手，它将传世文献中的佚《书》都尽可能地搜集起来，利用原有的篇名，而加工编成。楚简《缁衣》篇所引都见于《礼记·缁衣》，所以也都见于“晚书”。因为《礼书·缁衣》是常见的经书，所以被“晚书”的编造者列为主要对象。但编造者没有见到此篇楚简，所以此篇楚简的佚文在“晚书”《大禹谟》篇里则找不到。因此，楚简所引的这一佚《书》，当是“晚书”《大禹谟》，也是整个“晚书”晚出的又一证明。
以上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的四条材料，前三条是积极的证据，证明“晚书”《伊训》篇、《君陈》篇的文句，不可能是先秦《尚书》的旧文；后一条是消极的证据，楚简所引先秦《尚书·大禹谟》的文句不见于“晚书”《大禹谟》。这两方面的证据告诉我们，从宋人吴棫、朱熹以来，考定今传《古文尚书》25篇“晚书”非先秦《尚书》之旧，为后人所编造是正确的，出土材料与传统文献材料所得出的结论完全是一致的。
[收稿日期]200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