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知识地图视角的中国旅游人类学现状的可视化分析_人类学论文

知识图谱视野下的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现状的可视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图谱论文,中国旅游论文,视野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人类学者关注旅游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黄惠焜(1995)提出应将文化人类学应用到云南的旅游资源开发中[1]，李世众(1997)分析了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现象[2]，而1999年在昆明举办的“人类学旅游与中国社会”，点燃了更多中国人类学者探讨旅游的激情。徐新建(2000)认为，人类学与旅游的联合会是未来的一个重要趋势[3]。

      第一次在国内正式提出旅游人类学，且以此命名加以探讨的是张晓萍、黄继元(2000)，二位学者通过对美国学者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Graburn)的旅游人类学思想的评述引入了旅游人类学[4]；随后是宗晓莲(2001)对西方人类学的理论、观点、流派进行了详细的评述[5-6]；彭兆荣(2002)对旅游人类学的经典命题“东道主”与“游客”的结构性关系做出了深入分析[7]。通过中国知网CNKI的数据分析显示，旅游人类学的学术发文在2002年后开始了稳步增长，从此旅游人类学在中国开始了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

      

      图1 旅游人类学学术关注度图①

      在学术繁荣的背后，学者们也开始了对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现状的反思和述评。但目前反思的研究方法多局限在以学者个体经验为主的定性研究上，易形成由于自身学术偏好带来的视野遮蔽，而导致对旅游人类学整体研究样貌的客观把握的缺失。中国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机构有哪些？有无研究派系？学者之间互动如何？研究领域的热点知识和重点知识有哪些？它们是否相互重叠？在西学东渐以后，有无以中国独特国情为基础的针对性研究？而上述种种在文献计量学的知识图谱中已经一一可视化呈现，帮助我们能够较为直观地识别研究概况。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Mag)是研究科学知识计量化分析的一种范式，以应用数学技术、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为基础，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处理、图形绘制的多样态知识计量，来探求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隐藏规律，它的出现“揭示科学知识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计量学从数学表达转向图形表达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显示科学知识地理分布的知识地图转向以图像展现知识结构关系与演进规律的结果[8]。”如此，知识图谱“将更好地关注科学知识的结构及其动态特征，以及信息方法和计算方法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复杂的演化系统[9]。”知识图谱已经在多个传统学科和交叉学科中广泛应用，现今在此领域的代表人物国际上有发明CiteSpace软件的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的陈超美教授，国内是大连理工大学刘则渊教授率领的WISELab团队。

      本文采用的Citespace Ⅱ可视化工具能够对中国知网CNKI中的文献数据进行作者合作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机构合作分析，可以用于探测和分析领域的研究热点变化趋势以及研究前沿与其知识基础之间、不同研究前沿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在“关键词”中输入“旅游人类学”，得到340条文献记录②，并对其进行国家(地区)分析、机构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将数据导入Citespace，并进行相关参数设置，由于在CNKI数据库中最早正式使用的旅游人类学的文献为1995年，但在1998年以后，旅游人类学才开始呈稳定的增长趋势，所以Citespace界面中时区设为1998-2015年，年时间跨度设为一年；数据抽取对象为50；主题词来源选择“Title”“Abstract”“Author Keywords”和“Keywords Plus”。

      

      图2 旅游人类学领域研究机构图

      二、研究机构分析

      在Citespace Ⅱ中，将网络节点选择为“institution”，阈值设定为(1，2，15)(2，3，15)(2，2，15)，得到图2，共有64个节点。通过整理与合并，共有48所研究机构。从图3显示可见，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机构多集中在西南和东南地区高校，其院所类型中人类学称谓居多，本领域以人类学者为研究主力军。在此领域中，有代表性的是云南大学和厦门大学，并且这两所大学也是最早进入研究旅游人类学的国内机构。

      

      图3 旅游人类学各机构发文数量图③

      

      仔细梳理旅游人类学发文数量前三所机构的研究文献详情，得到表1。云南大学的研究特点有三：第一，研究主题多样化，有学术理论、学术资料、学科教材、学者访谈的探讨；第二，将人类学的文化关注延伸到旅游实际生产的多个流程中，贯穿旅游场域的整体客观样态；第三，研究对象的地域比较局限于云南本土。厦门大学研究特点有二：第一，研究主题较传统，集中在人类学的经典命题；第二，对旅游场域乡土文化传承与变迁较为关注。中山大学的研究特点有二：第一，研究主题集中在通过社区参与的方式来提升东道主权益；第二，研究对象地域较为广阔。三所机构中，云南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热点区域，这由云南本身具备的多民族格局和开放的旅游产业带来学术研究中丰富且典型的案例。

      三、发文作者分析

      在CitespaceⅡ中，将网络节点选择为“author”，阈值设定为(4，3，20)(2，3，15)(3，3，20)，选择发文3篇以上的作者，得到图4。可以看出节点越大，作者名字的字体越大，该作者在本领域的贡献越大。国内旅游人类学的领军人物是云南大学的张晓萍教授和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他们同时也是本领域的发起人物，并一直持续着旅游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其次则是中山大学的保继刚教授和孙九霞教授。张晓萍关注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理论与发展，以及旅游人类学在国内的民族工艺品、文化商品化和旅游规划中的文化、经济、政治综合效应和客观功效。彭兆荣关注旅游人类学视野下的乡土文化变迁，东道主与游客在文化遗产开发中由“真实性”问题带来的冲突。孙九霞与保继刚关注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的社区参与问题，希望借此提升东道主的文化增权。此外，从图谱中节点之间的连线较少，显示着本领域作者之间的合作不紧密，现有学者合作的主要类型以人脉中的“学缘”关系为主，具体呈现是师生联合与同事联合；鲜有以研究项目为驱动的跨区域、跨学校的“地缘”联合。

      

      图4 旅游人类学发文作者图

      四、研究热点分析

      (一)时间进程中的关键词词频

      关键词是一篇文献的核心与精髓，是对主题的高度概括与凝练，也是文献计量研究的重要指标。通过关键词词频的变化，可以分析出各时期的研究热点。

      

      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末是旅游人类学的启蒙时期；2000-2007年是快速发展时期，几乎每年都能形成一定数量的热点关键词；2008年至今为波动期，部分年份没有出现当年的热点关键词，参照图1。2008年以后，旅游人类学的发文数量是稳步增长的，但是没有形成总频次大于4的热点关键词。旅游人类学在快速发展期中探讨的主题比较集中和聚焦，在波动期中较为分散，也意味着近几年此领域的探讨主题有了更为广阔范围的延伸和话题选择。

      再仔细考察时间进程中的关键词内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脉络也逐渐清晰，先是进入文化，紧接着是进入民俗，再是进入民族，在后续的探讨中就一直确立着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紧紧围绕民族旅游的研究范式，并衍生出来民族文化、真实性、社区参与、民族志等一系列关键词表述话语。绝大部分关键词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与民族文化关联，几乎没有看见“人”的直接出现与在场，现今的旅游人类学几乎成了民族旅游学。如果透过关键词的文化层面，辨析其所呈现的“人”，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旅游者，包括旅游体验、移动性、现代性、大众旅游、民俗旅游等；第二类，东道主，包括民族志、文化变迁、民族文化、舞台真实、文化商品化、社区参与、旅游影响等，第三类，旅游中介，包括旅游规划、旅游开发等。不难看出，作为旅游中的“人”，东道主是研究重点，旅游者其次，旅游中介研究最少。而在中国，旅游者的体验质量与东道主的权益获取都与旅游中介密不可分，甚至后者是前两者的“操盘手”，但却研究甚少。

      旅游人类学缘起于西方，“他者”一词的出现是在西方殖民史中的学术遗存，“the other”包含着“非此”“不同”“另外”的含义，更包含着西方借助时间的进化论来划分的“原始”“野蛮”“落后”价值投射的隐喻，以此确立了西方“我者”的“文明”、“高贵”与“先进”。当将“异文化”作为“他者”与“我者”的表述区分依据时，其影响有二：第一，以文化作为划分逻辑起点，在谈论“他者”时多数指向的是与自己不同的文化，也即关注的不是作为人群的他者，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他者性”；第二，此文化多为划分“他者”和“我者”的族际识别的民族/族群文化。如果在旅游场域中，作为独立类型的“人”其所构建的互动关系超越或不属于民族/族群文化的探讨范畴，该如何囊括？学术探讨中容易出现由旅游人类学浓缩为民族旅游学而带来的视野遮蔽和研究盲区。

      (二)关键词共现

      两个或更多的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时被称为关键词共现，在CitespaceⅡ中，将网络节点选择为“key words”，阈值设定为(3，3，20)(2，3，15)(3，3，18)，对340篇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绘制出关键词共现分析可视化结果图(见图5)。按年份对高频关键词进行统计，得到旅游人类学领域关键词高频热点词列表(见表3，频次为10次以上)。通常频次高的关键词被用来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热点，而陈超美认为中心性超过0.1则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说明该词所起的承上启下作用越大，也即研究热点之间的转化关系越强，从而可探悉出现有研究的知识逻辑演进脉络。根据陈超美的定义，共现网络图谱中的关键节点是图谱中连接两个以上不同聚类，且相对中心度和被引频次较高的节点，这些节点是发现不同学科和主题的连接点或是进化网络的支点[10]，通过该点展开的研究较多。图5中带有紫色圆圈的关键词具有高中心性，是研究热点之间转化的重要转折点。

      从图5可见，旅游人类学位于图谱的最中心，并演化出了一整套本学科的话语体系。其中出现了几个较为明显的关键词共现聚类：第一类是人类学研究、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第二类是民族旅游、旅游开发、文化商品化。第三类是旅游文化、旅游工艺品、舞台真实、可持续发展、民族志、文化人类学。第一类是旅游人类学的目标，借助西方人类学的引入，中国人类学的目标是希望实现其本土化。第二类是实现目标的途径，以文化商品化的形式进行旅游开发，探寻民族旅游中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第三类是完成途径的策略，实施舞台真实，将东道主的旅游空间和生活空间分离，维持文化认同和文化展演的双规并行，推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学科名称表述的“旅游人类学”的中心性和频次均为最高，因其集研究知识谱系与方法于一体，既是研究热点重点也是可以引发和辐射其他关键词，进行转化的研究重点。旅游文化的中心性紧随其后，反映出现有旅游人类学的知识谱系逻辑是以文化分析为核心，民族旅游的频次位列第二，中国旅游人类学的研究热点集中在民族旅游，具体体现在“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交织的“保护与开发”“传承与变迁”的“悖论式”二元关系，而目前要想提高作为弱势“他者”的东道主权益，以“社区参与”的形式。可以看出目前中国旅游人类学明显的单一化为民族旅游学。值得注意的是，表3中大部分关键词中心性与频次成同向变化，但是部分关键词的两个指标却反向变化。如大众旅游、旅游体验的中心性高，频次低，表明该词转化范围广，因旅游已进入大众消费时代，旅游体验质量也成为衡量旅游发展的重要标尺，这两个词都涉及研究的时代背景；但学者对其关注还不够，故频次低，应多强化此关键词研究。真实性的频次较高，但中心性未及0.1，表明学者对其很关注，但是目前转化的范围较为单一，探讨内容较为“内卷化”，还应拓宽研究辐射内容。

      

      图5 旅游人类学关键词共现图

      

      五、研究前沿

      研究前沿代表了一个学科研究领域中最先进且最有发展潜力的研究主题。通过Citespace在关键词知识图谱的基础上，以谱聚类的方法对共被引网络进行聚类，选取TF-IDF法则④从施引文献⑤keyword中抽词的结果对每个聚类进行自动标识，获取时间线程图，如图6所示。

      “纳西族档案”关注民族志的旅游价值和文化传承的新模式[11]，“阈限”是将旅游作为仪式来看待的结构划分边界[12-13]，“真实性”是探讨文化展演中的原生态文化的组成、改写和评价[14-15]，“社区参与”是东道主积极在旅游开发中的文化自觉和增权的实践模式[16-17]，民族文化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进入视角和核心内容[18-20]。

      

      图6 旅游人类学研究前沿时间线程图

      研究前沿仍然是聚焦在文化上，研究特点有三点：第一，初期从文化的整体视角进入，后期就进入到文化的细节探讨，专注于某一族群文化、某一类型文化。第二，文化的静态与动态并重，静态的民族志等文本档案，动态的文化展演中的真实性。第三，尝试从文化转换阈限的角度探讨旅游仪式论的本质：何为，何在，何如。

      旅游人类学发轫于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到现在“也产生了一种至关重要的弊病——将‘文化’等同于‘人本身’，认为研究了‘文化’就等于研究了‘人本身’，以至于发展到用‘文化’遮蔽‘人’、代替‘人’，使人类学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发生‘偏移’，使‘人类学’变成另一种版本的‘文化学’或‘社会学’”[21]。目前，国内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也陷入了此等困境。

      文化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表达，而这种创造归根结底在“人”，因此要想揭示文化演变的深层规律，还应关注创造文化的“人”——文化持有者(东道主)、文化体验者(游客)。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类型的“人”，他在中国旅游业里扮演着影响上述两类人的关键——文化中介者。他操控着文化持有者的传承和变更方向，也决定着文化体验者的体验方式和深度。政府相关部门、旅游规划公司、旅行社等都属于文化中介者的范围，他们与作为文化体验者的游客、文化持有者的东道主共同构成了旅游中的利益相关者，也即旅游场域中的“人”，并彼此互动。只有如此，才能破除现今旅游人类学的“浓缩”——民族旅游学，旅游场域的“人”不能完全归属在民族、族群此类的识别文化划分标准。

      因此中国旅游人类学应成为研究旅游场域中的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学科，其本土化意义也在于此。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学者们在西学东渐之后，观察实践的旅游场域来发现有现实意义的新问题，与不同的学科合作来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深入考量互动关系提炼出新理论。在进入大发展阶段的中国旅游人类学，才能实现在量的增长与质的增长同步，表2中2002年出现了“中国人类学”的热点关键词，2010年出现了“本土化”，中国人类学越来越清楚自己的发展不仅仅是“旅游人类学在中国从空间地理的意义，上升到学科本质及方法论的意义，即为形成拥有独立话语体系及思考范式的中国模式，从而可以丰富世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多样性与全面性”[22]，中国的旅游人类学才能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①http://epub.cnki.net/kns/brief/default_result.aspx.

      ②本文检索时间截止为2015年2月。

      ③本文检索时间截止为2015年2月，http://epub.cnki.net/kns/brief/default_result.aspx。

      ④TF-IDF(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是一种统计方法中的加权技术，用以评估一字词对于一个文件集或一个语料库中的其中一份文件的重要程度。字词的重要性随着它在文件中出现的次数成正比增加，但同时会随着它在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成反比下降。

      ④被引文献是研究的知识基础，施引文献是被引文献的发展，也即被引文献的后续文献，可以大致观测出研究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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