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回归传统的平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庸论文,传统论文,白鹿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4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01)01-0091-06
作家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最佳职业性选择便是构筑属于自己心灵体验的作品，而其对话前提便是它们各自以自己的话语方式表达某种神秘的境界。换言之，艺术家以艺术符号的组合参与对这个默默丰盈着的宇宙人生的意义解读。那些自称拒绝意义的作家其实是参透了造化的把戏的，他们作品表达着的一切智性因素往往有着更为丰富的暗示性，无意义或许就是一种无法用现存语码解读的一种意义。千万别轻信那些只信仰叙述圈套的作家与批评家，因为正如卡西尔所指出，人是符号化的动物，无论人们以怎样的眼光去打量这个世界于文学中，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符号化这一关键之点是永远不能打破的。形式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文学性”本身或许正表征着人的符号化这一基本的书写信念。关键不是逃离文化的人文意义，而是关注人是如何被编码以及后来又怎样去企图解码的。正是如此，所以当我面对陈忠实这部被人誉为史诗般的作品《白鹿原》的时候，我的一个最初也是最顽强的意念便是想追索这部貌似厚实的文本所要表达出来的人文意义，或者说，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究竟表达了一些什么，从文本叙述结构网络中浮现出来的人文意义到底指向何方？
《白鹿原》讲述的故事以及基本的情节框架其实非常简单：作品讲了白、鹿两个家族及其儿女们在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的乖舛命运，其基本情节始终以异常鲜明的对比性结构了各种人物的崇高与卑鄙，幸运与不幸，进而表达了一个基本信念或主题：在世事变易中的白嘉轩式的人格的恒定，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传统儒家文化的恒定。
《白鹿原》塑造了较多的人物形象，有些形象确乎略有闪光之处，叙述者通过对于这些芸芸众生中的几个还不算平凡的人物的性格勾勒，意欲把握人物性格心理结构中文化积淀以及难以言说的扑朔迷离的命运。而无疑地，白嘉轩这一人格形象在其文化本性上与朱先生一起构成叙述者笔下的理想文化人格。如果说朱先生表达了叙事人极力凸现的“白鹿精魂”的理念层面，那么白嘉轩便是朱先生“仁义”观念的实践者，亦即叙事人着力理想化的“白鹿精魂”的实践意志层面的执行者。白嘉轩家的门楼上，镶嵌有朱先生亲手题写的“耕读传家”墨宝，这显然表示了朱先生对于白氏家族寄予厚望的文化命脉所在，因而它体现了朱先生对于人格理想的殷切期待。“耕”者，意指守住黄土地集结而成的坡塬，自食其力；“读”者，意指默诵圣经贤传，明事理，辨是非，修心养性。而只有两者结合才能使家世生生不息，获得乡人的赞誉。这就是“耕读传家”的基本喻义。因此，严格地说，《白鹿原》只是塑造了一种文化人格理想，白嘉轩与朱先生各自都不是叙事人意欲建构的完整理想人格，而是理想人格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叙述者在他俩身上投注了最大的激情，也给予了最大的重振民族的希望。
如上所言，白嘉轩是叙述者笔下理想文化意念的忠诚执行者。作为“仁义白鹿村”的族长，他的一生完成了叙述者赋予他的意志使命：在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成立的近半个世纪里，他是仁义白鹿村的实际统治者。小说为了表达他的不同寻常，开篇第一句即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是一种典型的马尔克斯式的开篇写法，《百年孤独》肯定给陈忠实留下了深刻印像。但是，令他“豪壮”的事情在整部文本后面似乎并没有太多照应，不像马尔克斯那样使用得玄秘而繁复。但无论如何，这个开头仍然是成功的，它在文本中至少起到了如下两重作用：一方面，它为文本较为宏大的历史跨度渲染了一种大气磅礴的氛围，另一方面它为白嘉轩从一开始就找到了一种雄性能量释放的途径。就在这途中，白嘉轩成了传统文化思想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真实履行者，女人以及婚姻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在男权文化的统摄下没有任何个体以及人性的意义。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说，“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第一章）对此白嘉轩没有表示什么抗议，一切都依长辈的意志行事。白嘉轩在跟几位女人短促生活及交媾之后，女人都相继离他而去，而且都带着对他颇富传奇性的阳具的恐惧。待到第六位女人胡氏死后，“嘉轩完全绝望了。冷先生开导他说：‘兄弟，请个阴阳先生来看看宅基和祖坟，看看哪儿出了毛病，请阴阳先生给禳治禳治……’”（第一章）就这样，在那些阴阳术数的暗示下，一股神秘的力量突然进入他的视野，使他在大雪冰封的原野上灵性地发现了那片白鹿显灵的慢坡地——他的一切发家的机遇随即都接踵而至了。叙述者在白嘉轩这尊朴实的人格神身上投入了太多的偶然性因素，而这种偶然又如此必然地促使他成了白鹿村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
白嘉轩一生力行着两个内涵相通的信念：“耕读传家”与“学为好人”。何谓“好人”？这在白嘉轩眼里就是看他是否遵循祖传的“耕读传家”的家训，是否遵守朱先生给白鹿村拟定的《乡约》。所以白灵尽管是嘉轩的掌上明珠，但因她参加学生运动，不好好念书，故仍不属“好人”；黑娃作为激进的农协会员，为贫苦人出了一口恶气，但依然不是“好人”，只有当他后来幡然醒悟，以修身养性为第一要事，才能算是“学为好人”，并获得朱先生与白嘉轩的极力称赞。朱先生拟就的《乡约》原是针对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而发的。“没有了皇帝的日子怎么过？”是当时下层人民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随着皇权的崩溃，原有的价值体系必然遭到这样那样的冲击，为了即时防止可能出现的价值悬空，朱先生遂拟写了《乡约》。它的内容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德业相劝，二、过失相规，三、礼俗相交。在村中塾师徐先生看来，这是“治本之道”。白嘉轩得到这份《乡约》如获至宝，便迫不及待地组织村民念读，并且镌刻于祠堂门口，与祠堂内“仁义白鹿村”那方石碑交相辉映。徐先生曾经宣誓他到白鹿村任塾师的唯一目的便是要村中顽童个个明了“仁义”之意，长大成为“仁义”之人。而这，其实也是白嘉轩矢志不渝的人生价值目标。他之所以在后来的岁月中严守乡规民约，其目的便是让人成为“仁义”的“好人”。而“仁义”，在《乡约》与小说中都具有明晰的所指，这就是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程朱理学的价值核心所在。正是由于白嘉轩等人对于这种价值观念的绝对维护，因而在文本的总体风貌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幅动静分明的浮雕式剪影：变幻莫测的是人间世事，静默凝固与威严耸立的是白嘉轩式的人格。换言之，小说中所有人物大都沉浮不定，首尾不一，只有白嘉轩的人格不变，信念不变，他的似乎与生俱来的权威性地位不变。一定的人格心理结构对应着一定的文化构成。白嘉轩以他恒定的人格魅力颇富声色地阐释着朱先生信守不渝的儒家文化要义，展示着传统文化历史性生成的可能语境及其全部现实价值。他与朱先生一道成为“黄土地”精神哲学的典范——具象化为“白鹿精魂”的那个东西。叙事人对于这种“白鹿精魂”肯定性的透彻表现，表明他意欲认同一种与此相应的文化实体。
白嘉轩与朱先生在一个远为封闭的视域中实践着与繁衍着这一个文化实体。小说在第二章介绍朱先生的文化秉赋及其乖僻个性时，提到他曾经赴南方讲学但扫兴而归的事件。这一事件或许具有某种民族文化寓言的成分。朱先生身为关中大儒，实为饱学之士。但在讲学中令人焦虑的首先是语言隔阂，语言成了一道天然屏障，“秦地浑重的口语与南方轻俏的声调无异于异族语言”；语言“成为大的障碍，一些轻浮子弟窃窃讥笑他的发音而无心听讲”。语言不可理解性隐喻着这种文化在城市化的南国的不可通约性。这种不可通约的文化本性当与关中大地的地理风貌互为表里。此外，朱先生有着较为庄重的道德追求，因而对于南方同仁们一意诱使他沉溺于山水吃喝之中甚为不满。他本来是呕心沥血凿研程朱理学的儒家学士，但是同仁们却偏要让他一睹烟花楼的浪荡景观。所有这些，使得朱先生不由懊悔地慨然叹息道：“南国多才子，南国没学问。”本来，朱先生在南方讲学的挫折感可以用来隐喻传统儒家文化在以现代性为价值旨归的都市文明中所面临的强劲挑战，以及传统文明可能性的破裂，但是，叙事者对于较为开放的南国意象显然别有用心地予以了极端庸俗化的处理，既让朱先生大失所望，又衬托了他那文化信仰的珍贵。因此，当他重返关中，小说才会如此动情地写道：“他憋着一肚子败兴气儿回到关中，一气登上华山顶峰，那一口气才吁将出来，这才叫山哪！随即吟出一首《七绝》来：踏破白云万千重／仰天池上水溶溶／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显然，叙事人在此并没有如某些富有文化批判精神的作家那样对于儒家文化特别是程朱理学表现出某种反讽式的嘲弄，或者说，对于程朱理学的传承者没有表示出半点疏离的意向。通过朱先生的南国之行倒反嘲弄了富有现代意味的南方都市。沉沦的不是朱先生，而是他的同仁们；没有文化之根的是南方的城市，而不是朱先生生长于斯的关中大地。豪无疑问，叙述者于此表达了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并且乐于把传统文化置于一个神话式的中心地位上。
为了宣告这一顽强的信念，叙述者对于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往往不惜缺乏更为深刻与符合性格逻辑的把握。黑娃是小说中屈指可数的很有可能对白嘉轩与朱先生的文化观念进行直接挑战的人物。他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子弟，从小宁可去山上割草也不愿上学堂念书，从小就表示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倔脾气。在他的人生历程中，既当过“农协”的小头目，也做过土匪的二拇指，并在当上土匪的头目后，曾经吩咐他的土匪哥儿们打断了白嘉轩挺得太直太硬的腰，而这，正是他早年就积畜于心的宿怨。但是，当他投诚县保安团并被委以营长重任后，叙述者把他安排为一个忽然良心发现突发奇想想念书的年轻长官。他郑重其事地拜朱先生为师，愿意在朱先生的教诲下诵读《论语》，“学为好人”。就是这样一个粗头大脑的土匪胚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打磨，不觉言谈中渐次出现雅致，举手投足开始显现出一种儒雅风度。土匪顿时成了儒将。不是说土匪就没有“学为好人”的可能，而是把这样一条亮丽的尾巴安插在具有叛逆意味从小就不喜念书的黑娃身上，显然有点不伦不类，颇不符合他的性格发展逻辑。黑娃随后回原上祭祖，至祠堂门口便顿时跪在族长白嘉轩膝下，满含热泪地说：“黑娃知罪了！”（第三十章）而白嘉轩也以他的豁朗慈祥的长者胸怀宽厚地接纳了他的回归。这一事件在我看来并不止是一种浪子回头金不换的世俗描写，而是有着一种深刻的文化寓意。黑娃的回归也不单是祭祖，更是一种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回归，传统文化的魅力在黑娃身上显现出别一种异样的灵光。显然，叙述人之所以不惜牺牲黑娃的性格发展逻辑，只是为了表达他的拯救民族命运的抱负：回归传统儒家文化似乎是一条必不可少的途径。
黑娃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的皈依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对于儒学话语体系的依归，他虽然参加过的农协，也做过土匪，但是他始终没有掌握一套与儒学话语相对抗的话语。叙述者意欲写出历史的真实图景，因而，在小说中，既有儒学的话语，也有共产主义式的话语，还有三民主义式的话语。在我看来，作者虽然本不想把这些话语的合法性进行孰优孰劣的简单定位，而是想力求把这种选择权礼让给历史，最终让历史本身决定其存在态势。但是，小说文本整个语义结构的设置却让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儒学话语有着一种天然的存在优势，它比共产党的话语多了一层诚实（譬如，解放后白孝文当上县长而黑娃被他借机处死的不同结局明显体现了这一点），较国民党的话语多了一层道义上的温馨（譬如，白嘉轩替村中农协会员的求饶显然表现了这一点）。正是在对于儒学话语体系的维护与礼赞上，陈忠实没有把选择权交给历史，而是仍然把握在自己手中。换言之，他并非没有给出价值判断，而是作出了异常明晰的价值判断。
由此观之，陈忠实通过《白鹿原》表达了他强烈回归传统的意愿，质言之，回归传统即是这部小说的文化本性。在一个文化民族主义炽盛的时代，他的对于传统儒家文化及其理想人格的肯定性表达显然不是他的一时心血来潮，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有着深远的思想文化背景。
“五四”新文化承续晚清以来致力于话语模式转变的态势坚毅地引进了现代性的话语母题，理性的分析与火热的激情一并成为其批判武器，先驱者们都力图谋取个体权利的最大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五四”精神最为基本的一条便是富有怀疑与批判意味的现代理性精神，它意欲释放与张扬完全的个体人格，建立起一种多元而自由的迥异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空间。其实，一个作家写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怎么写，写得怎么样。当他对于历史以及承载的人格主体进行关注，他就必须在进行美的遐想时给予批评性的历史性沉思。他越是想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对于“史”的把握去回应他的对于当下人生的观照，他越是想借以表达他的对于人类苦难与无奈命运的体悟，他就愈要刻意地保持一份清醒而冷峻的理性批评精神。只有如此，他所构筑的文本在时间的打磨中才会愈益显示出最为基本的珍珠般的光亮，人类的创造意味才会熠熠生辉。在一个日益显示了技术工具理性发达的时代，人们在执着于给世界作出种种技术化命名的同时为何总是透露出那样一份难以言说的人生忧思，其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自觉地秉承了知识分子批评精神的那份基因。但是，令人痛惜的是，由于中国文人传统的强烈蛊惑，也因为二十世纪中国生存境况的悲壮历程，更由于民粹主义在中国的一再变态般地兴盛，“五四”新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富有批判性的现代理性精神——往往被人人为地遗弃了。现代新儒家固守较为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开始了对于“五四”文化精神的顽固疏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们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事件的直接刺激下，开始了对于八十年代学风的反省，认为八十年代空疏而偏激的激进主义思潮是酿成历史恶果的文化根源。“国学热”悄然兴起，相当一部分的知识者在世界范围内文化守成主义盛行的语境下贡献了背离八十年代及其渊源——“五四”新文化批评传统——的全部才华与激情。他们津津乐道的已经不是康德、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弗洛伊德……，而是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格、梁漱溟、杜亚泉……。显然，反激进主义一度成为九十年代文化思潮的历史起点，而回归传统民族文化，高扬文化民族主义，也就成为这股潮流中的应有之义。
在我看来，陈忠实对于传统儒家文化及其理想人格的塑造异常明确地回应了这一思想主题，但是，他的小说由于指向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简单认同，因而并没有提供任何创造性或者说具有原创性的观念。这种以小说形态直接展示时代思想主题的写法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并不鲜见，譬如愈益为年轻学人所鄙薄的《子夜》便是一部以小说参与社会问题论争的观念图解式作品。《白鹿原》承继了《子夜》式的表达方式，但是异常缺乏茅盾建构社会分析小说的开拓性气派。因此，从它对于传统儒家理想人格的历史性挖掘与固守上，我仍然坚定地认为：《白鹿原》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年代为人们重构了一个陈旧不堪的没有半点思想深度的文化神话。众所周知，儒家的礼教规范对于自然人性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禁锢，但固守这一礼教规范正是陈忠实加以极力建构的文化神话的核心部分之一。这真是让人不可思议。我认为，能够对这一文化神话构成威胁的是具有撒旦意味的黑娃与田小娥的结合。
田小娥与黑娃的结合是贫瘠土壤上开出的一朵绚烂的人性之花。他俩的结合首先并不是起始于情爱，而是性的饥渴，在性的交媾与满足中才最终产生了两厢情愿的感情。田小娥对于黑娃的诱惑虽说是一种肉欲的放纵，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她并不是纯粹为性欲而性欲，而是为了有一个真实男人，有一个地道的家。所以，当她被前夫休掉，又被她父亲所不耻时，她就义无返顾地跟随黑娃来到了白鹿原。黑娃一意要与田小娥结合的举动震撼了白鹿原。初始是得不到父亲鹿三的体谅，被迫放逐到村外田野上的一孔破窑里栖身；继而又被白嘉轩拒之于宗族祠堂门外，亦即拒之于白鹿原正统的礼义符号秩序之外，成了较为典型的游民。坦率地说，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女性主义文学日益如火如荼这一背景下，作者本可以此为契机对于传统儒家文化规范提出强烈的挑战性质疑，本可在性欲的放纵中揭示一些更为深层的文化意蕴，并且以此显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意识在乡村朦胧觉醒的艰难与沉重；但是，作者却从另一个方向把这一事件引入了死亡的深渊，而且使田小娥成了罪恶的渊薮——是她容忍了鹿子霖的纵欲，是她引诱了白孝文的堕落——“女人是祸水”这一传统男性文化观念仍然那样有力地攫住了叙事者的叙述。因此，当小说文本反复渲染白鹿原那种令人惧悸的瘟疫，并且把瘟疫的根源归结于被公公杀死的田小娥时，我在阅读之初就感到了一种彻骨的冰凉，而当原上百姓在白嘉轩、朱先生等人的策划与指导下修建了镇妖塔，并且把田小娥的骨殖烧成灰烬被压在塔下时，我更感到了一种浸入脊髓的悲哀。作者于此本可借助纯粹的事实雄辩地戳破一些把瘟疫的起因归结为田小娥鬼魂复仇的荒谬意图，并且把这荒谬无情地撕破，让事件参与者与目睹者有所心灵的颤栗与醒觉，但是，作者却不是这样，而是叙述镇妖塔建成之后，白鹿原的瘟疫果真消失了。小说在第二十六章开头写道：“及至冬至交九以后，白鹿村恐怖的瘟疫才彻底断绝，那时候，白嘉轩坐镇指挥的六棱镇妖塔刚告竣工。”这样，小说文本不仅没有对白嘉轩们修塔的企图有所批评，反而在语义结构上加深了这一意图，让人产生一种田小娥的尸骨及其阴魂确实与给人带来灭顶之灾的瘟疫有着必然联系的牢固印像。这样，田小娥这一形象在文本语义结构上已经成为负面的东西，被人否定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田小娥与黑娃一样，本可成为传统礼义符号秩序的坚定叛逆者，作者本可凭藉她的不幸遭遇向人们暗示某种令人寒冽的忧思。但是，作者却让这种富有强烈人文批判精神的文本结构失之交臂，田小娥的遭际不仅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反而在文本中成了非正义与非道德的象征，白鹿原指斥她与黑娃的结合也就成了一种符合礼义规范的合理性必然。这种貌似合理性的指斥一直流贯在文本中。譬如，黑娃第二次婚娶后，面对眼前知书达理柔弱温驯的新婚妻子高玉凤，他不仅没有回想起与小娥交媾时的那种酣畅淋漓的生命激情，反而懊悔与小娥见不得人的偷情，并使他陷入自责之地。这一细节具有多重意味，但最基本的一层在于表达叙述者对于田小娥的厌倦与否定。
小说创作似乎从来都是在传统与现代两重语境下展开的，从中国文学的历史及其现状来看，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伦理意识在小说创作中打下了或深或浅的烙印。在一定意义上，传统已经成了当下生存世界中的一个不可离弃的存在，因而，作为文化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丰厚人性的历史底蕴之一。毋庸讳言，儒家文化在其建构之初有其合理性，并且也确实起到了别的文化谱系所难具有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譬如它所具有的经世精神与忧患意识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村民野老与饱学之士，但是一当它被制度化并且变为“君权至上”观念的恰当阐释者的时刻，当它成为宗法社会政治组织模式的基础之后，作为一种文化它也就渐次丧失了固有的能动性价值，而日益显示出与现代社会形态相左的消极意义。正因如此，鲁迅才极力坚守文化批判立场，以《狂人日记》这种具有现代意味的文本形态喊出了仁义道德“吃人”的呐喊，令人触目惊心地展示了鲜血淋漓的东方的沉沦。并且在杂文中，每每为雷峰塔的倒掉而欢欣，为玉皇大帝捉拿到一意造塔的法海和尚而额手称快。这种精神与气魄在陈忠实那里可以说已经荡然无存，他不仅让他笔下的人物修建了镇妖塔，而且给予这一举动以肯定性的评价。人不能没有道德，但是这道德也须首先是人的道德。传统文化会给予人以这样那样的影响，但是人是文化的主人，不是文化的奴仆。因此，我认为，当文学开始探究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及其文化的魅力时，它就应该正视人的创造性，抒写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个体人格是如何以旧的拖住新的，新的又是怎样化解并超越旧的。或许正是在这不动声色的演变中，人的灵魂才既经受了种种冲击，撕裂，也才炼制出了人类那颗高傲的头颅。
从这个角度来看，《白鹿原》本应对于白嘉轩更为深入地展现他那灵魂深处的矛盾与冲突，让它深刻地烙上挽歌般的悲剧印迹。因为，在一个政治风云突变、多灾多难的时代里，在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历程已经开始启动的背景下，白鹿原尽管再偏辟，它也应该有着多方面的震动，正如鲁迅小说《风波》所表现的那样。而对于一个有一定教养的族长来说，白嘉轩的思想风貌也应在现代性话语的冲击下愈益显现出难以言说的斑驳色彩，他的灵魂的震撼强度应该与他原有知识谱系的破裂程度成正比。小说中，白孝文的堕落给予他非常强烈的心灵打击，当他亲眼目睹儿子孝文投向田小娥柔软的怀抱，听见窑洞里边他们两个亲昵的低语声时，他仿佛“在那一瞬间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了终点，猛然狗似的朝前一纵，一脚踏到窑洞的门板上，咣当一声，自己同时也栽倒了。”（第十七章）这是全书中最为精彩的一个细节，可惜只闪电般地一闪即过：这种让白嘉轩惊心动魄地体验精神死亡和绝望的构思并没有弥漫于文本之间。相反，白嘉轩以他坚毅忍让的行为宣告了他的人格的恒定与高傲，正是作者对于这种恒定性单纯心理结构的书写，我总是认为小说对于白嘉轩的描绘远不如关于鹿子霖的来得实在与地道。白嘉轩的恒定心理结构有悖于二十世纪中国上半叶的思想风貌。说白点，作者通过文本设计而投射在白鹿原上的文化精神太游离于时代之外了。文本体现出来的文化观念没有与整个时代精神信念的嬗变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而是“隔”了一下。我不知道陈忠实这位没有思想深度的作家是怎样理解中国近现代的心灵历程的。此外，白嘉轩与朱先生对于传统道义的坚守，固然表现了运用儒学伦理对抗所谓历史进步必然性的努力，但是，对抗本身所依凭的传统文化价值的腐朽性以及文本内部结构对于这种腐朽性的并不明智的肯定性倾向，并没有提供具有现代人文意义的评语指向。陈忠实在小说扉页题写了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者本意可能是在对于民族秘史的揭示中展现民族苦难命运的文化根源，并为未来民族的发展提供某种预言性努力，但是，小说文本结构与语义设置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少富有创见性的洞察，反而把意味着前现代的陈腐知识谱系作了一次现代性的图腾与演义。显然，这是陈忠实对于历史认识的错位与幻觉，或者说，他本来就没有能力凸现他的探索民族苦难命运的创作动机。因此，我认为，《白鹿原》在深刻的意义上背离了作者可能性的创作初衷。
综上所述，《白鹿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后一个十年最为具有民族本位色彩的小说文本，它的成功并不在于它具有多大的现代人文价值，也不在于它塑造了什么真正成功的艺术形象，而在于它以貌似丰厚沉静的鲁钝品性最大限度地回应了“文化民族主义”的主潮。回归传统是它的文化本性，既成就了它，也埋葬了它。
[收稿日期]2000-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