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与忧患意识的理性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忧患意识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03)05-0041-05
任何民族文明的发展都包含着祝福意识与忧患意识两种思维模式。历史上每次新文明( 包括社会体制、制度和文化等)的兴起，都是与民族主体意识中的自我忧患相关；而文 明的停滞状态则与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有着不容置疑的联系。问题在于，中国现代化社 会转型的两种思维模式的冲突，在哲学思维上似乎还未能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 式的转型导引入一条康庄大道。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还不时地成为深化改革的精神障碍 ，阻碍着现代化历史的车轮，而能够唤醒人们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忧患意识仍在徘徊 不前。怎样正确地做出两种思维模式的价值判断?怎样合理地引导和发展健康的忧患意 识这一思维模式?这正是我们今天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思维障碍：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构成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变革标志，从思维模式上讲，它 结束了一个民族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的历史。10年“文革”的结束，在国民意识中最强 烈的愿望是：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发展科学。可是，人们深深地感到，“四人帮”的 垮台并不意味着受到10年长期精神禁锢的国民意识得到彻底解放，要打破“四人帮”设 定的僵化的理论教条，首先必须破除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 核心内容就是：对无产阶级领袖的极度崇拜，达到了个人迷信的地步；以教条态度对待 无产阶级先驱文化理论，不思创新发展；把社会主义必然在一切方面比资本主义优越， 作为理解与认识社会主义的准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实质是 对这种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的理论宣战。这篇文章告诉人们：一切都必须以实践来界定 ，实践的过程性决定了任何真理都必须经历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真理的发展 必然包含着真理的忧患，那种绝对的肯定和永恒的祝福只能是对真理的扼杀。“实践派 ”和“凡是派”汇成两股思潮进行激烈碰撞，反映了忧患意识和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两 种思维模式的冲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充分肯定了真理 标准讨论的意义，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进行了全面否定。
忧患意识实质上是一种自我诊断意识，它通过对现实存在持有的一种辩证的怀疑、批 判、否定、建构精神来推动新文明体制的创构。理性的忧患意识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其 积极意义是可预见的。为什么说极端膨胀的祝福意识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思维障碍?为什 么一些人总是固守这种思维模式?思考这个问题，首先要区分祝福意识与极度膨胀的祝 福意识这两个概念。祝福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从哲学认识论上说，是知性思维 方式中某种固守思维的确定性和肯定性判断的一种外部情感表现。黑格尔说：“那只能 产生有限规定，并且只能在有限规定中活动的思维，便叫做知性。”[1](P93)祝福意识 表现为对知性的有限规定给予情感的关怀和推崇，并上升到一种善的信念。不可忽视的 是，知性思维所把握的认识的确定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固定的和相对静止的思维也 是一种辩证分析的态度，恩格斯曾把它称为辩证哲学的“保守性”，它有助于人们对事 物的质向分析，有助于在各种明确规定的对象综合中找出客体存在的矛盾本质。
祝福意识这种思维方式客观上对文明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在原始文化中， 图腾之所以对原始人具有神力魔法的意义和魅力，正是因为图腾符号中积淀了原始人炽 热的信仰和期望，浓缩着原始人强烈的祝福意识。在新旧文明交替的历史非常时期，合 理的祝福意识有助于树立积极引导改革的新的克里斯玛(charisma)精神，有助于民族改 革精神的凝聚，有助于建立一种相对稳定的转型环境。
可是，不少人由于缺少对新文明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了解，或从个人狭隘的功利主义 、私有偏见出发，往往把祝福意识极度膨胀为一种反抗新文明发展的思维模式，从而使 得祝福意识的社会功能走向了反面。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的思维特征，用黑格尔的话说 ，是把认识“停留在有限的规定里，并且认这些有限规定为究竟至极的东西”。“因为 它老是活动于有限思维规定的某种界限之内，并把这种界限看成固定的东西，而不对它 再加以否定。……认这里的存在为一纯粹肯定的、究竟至极的、无上优美的东西”。[1 ](P97)显然，它已把作为认识过程不可缺少的知性认识变成为认识的终极境界的真理认 识。对有限的规定进行“究竟至极、无上优美”的祝福，乃是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的本 质特征之一。
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往往产生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它是主体对历史客观变动趋势 判断上的失误所引起的结果。主要表现为：(1)在确认历史是否要转型的问题上，对旧 体制的固守；对传统不加分析的推崇；对先驱文化和领袖人物盲目崇拜；狭隘的民族主 义“自恋狂”以及自我中心态度模式。(2)在实践中，表现为缺乏自我诊断意识；盲目 地乐观、自信；不善于暴露问题；喜欢祝福现实，缺乏批判现实的眼光；只看到成绩， 无视缺点，等等。其认识的方法论特征在于：驻足于原有认识的肯定性判断，缺乏辩证 理性的思考，不理解任何真理的判断总是存在于肯定、否定两个辩证环节的联系中；用 情感或利益关系来代替事实，按照个人有限的认识空间和感情好恶来评判现实。这种思 维方式所导致的恶果是极为有害的，它客观上构成了历史主体自觉架构社会转型的重大 障碍。用情感代替信念，用意志代替法制，用经验代替理性，用祝福代替忧患，必然使 社会发展失去理性化、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功能，延缓历史的进步，为新文明体 制的创造者和建构者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和代价。
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忧患意识往往难以得到扶持，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却很有市场 ，这与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关系的特征相关。一般说来，这种思维方式极易产生于 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落后保守的自然经济的地方。在生产工具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人 们只能依赖自然的天赐和贤明君王的恩惠。这样的生产力状况和文化心态，决定了人们 只能奉守“推崇历史”、“推崇皇帝”、“推崇上帝”的向后看的原则，而这种原则又 必然抑制人的开拓精神，扼杀创新，提倡重复的历史惰性，也必然会产生知足常乐、无 忧无虑的祝福心态。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果在领导制度的某些环节上没有体现党与政府之间、共 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应当保持的既联系又区别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而是在某些范围内存 在着以党代政、以权代法、官僚主义的现象，祝福现象也就难以避免。另外，社会主义 实践过程受无产阶级先驱文化的理论模式的指导，这一原则不可放弃。但是，如果在实 践中教条地理解先驱文化的理论模式，在客观上就容易产生对这一理论采取不切实际的 盲目祝福心态。在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人们往往存在 着一个很大的误解：马克思使得观念的社会主义走向科学，后来人的任务只是怎样依照 这个理论去建造和规划实体的社会主义。殊不知，科学本质的内在精神在于其自身发展 的过程性。理论的某些观点不断证伪过程恰恰是理论内含着科学自我批判精神的体现。 恩格斯早就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 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 ，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 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2](P212)社会主义实践既然是一个过程，理论 的发展也应当是一个过程。所以，社会主义理论从几个世纪前的乌托邦文化开始到马克 思、恩格斯时代，它经历了第一次变革：使观念上的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社会主义。 但是，这种理论威力与其说集中地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如说体现在无产阶 级为建立自己政权的奋斗中。当代社会主义实践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实质就 是马克思的理论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 结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经验，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型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及时概 括新的时代精神，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内在生命力。
二、我国现代化社会发展中“忧患意识”的宏观透视
理解现阶段中国的忧患意识，必须先从中西比较中来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忧患 意识的宏观特征。上个世纪初，斯宾格勒在其巨著《西方的没落》中向世人宣布：西方 文明已处于无历史、无生气的僵死状态，并且将在公元2200年趋向瓦解。许多思想家认 为，这部著作连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所阐发的思想，标志着西方世界那种充满着繁 荣与和平、乐观与自信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至此进入了一个自我分裂、自我挫败、 自我否定的忧患时代。正是这种忧患带来了西方意识形态的革命。哲学由追求理性走向 了非理性主义的道路；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代替了传统经济学；复兴的历史哲学代替了 实证主义历史学；艺术上的荒诞、幽默与变异代替了传统文学的现实主义。在意大利罗 马，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向世界揭示了人类面临的困境：人口爆炸、生态失衡 、能源危机、核战阴影、社会邪恶和道德沦丧。这种忧患的潮流直到今天仍然有增无减 。
中国的社会主义忧患意识自上世纪50年代“三大改造”后走了一段极为曲折的历程， 直到十年动乱结束，才在民族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条件下开始走向忧患意识的比较自觉 状态。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五大召开，忧患意识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现，但至今尚未得 到人们统一的客观价值判断。中西两种忧患意识存在着哪些不同呢?
首先，从忧患的内容看，西方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由科技发展而带来的社会评估方面 。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忧患主要是反映了由于科技成果军事化导致两次世界 大战爆发，惨绝人寰的相互残杀使人丧失了自己的尊严，从而使本来对天国丧失了信心 的西方人开始对地球也丧失了信心。如果说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表现了由科技发展导致的 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忧患，那么当代西方未来主义则表现了由科技发展导致的人与 自然关系的忧患。他们认为，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一 方面使自然人类化，另一方面贪婪的索取又使自然丧失了自身，反过来构成了对人类生 存的威胁。而当今中国的忧患主要表现为“四化”建设中体制改革方面的忧患。具体地 说，有对民主意识的要求和反官僚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政治忧患；有对富国强民的经济 要求与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一致的经济忧患；有对当代西方文化冲击下导致的中 国文化发展的忧患；有对如何摆脱社会主义空想性质的思想理论忧患；有对适应新的市 场经济要求的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价值观冲突的伦理道德的忧患。
其次，从忧患的形式来看，西方的忧患意识更强调在对现实的反思中导向对未来的忧 患。斯宾格勒通过对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全面考察，揭示出西方文明走向 没落的趋势。马尔库塞针对西方工业化文明对人性的压抑，从超前角度展示出人类未来 的遭遇和前景。还有西方未来主义等流派，都鲜明地体现了当代西方忧患意识指向未来 的特点。西方忧患意识表现形式的另一特点是，在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中，忧患意识呈 现出公开的发散的开放状态。任何对现实社会和文化发展所抱有的忧患意识，都会受到 公民的关注和国家的重视。如《丑陋的美国人》、《大国的兴衰》等书的出版，不仅成 为美国国内的畅销书，还受到官方的重视和好评。西方文化之所以发展较快，层次较高 ，与它们重视忧患意识的氛围不无关系。与西方不同，当代中国的忧患意识鲜明地表现 为从对历史的反思中导向对现实的忧患。如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其焦点在于中 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即由现实的弊端寻求历史的根源，和由对现实文化的建构 谋求历史的根据。与西方忧患意识的发散性、开放性形式不同，当代中国的忧患意识在 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中尚未能达到全面开放的状态。显然，这有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和发展。
最后，从忧患意识的性质看，当代西方忧患意识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基本矛盾 ；反映了西方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对社会政治、军事的广泛渗透而导致的与文明相对立 的某些社会后果；反映了西方高度的物质文明下人对精神生活的更高渴望；反映了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走向高层次发展阶段所导致的竞争的风险性；反映了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给 知识分子带来的批判性和建构性的思维构架。但也应当看到，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表 现的忧患意识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控制和调节作用。相比之下，当今中国 的忧患意识，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低、生产关系不完善和上层建筑不 成熟与急于富国强民的心理的矛盾；反映了新旧体制交替中愚昧与文明、传统与现代化 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与改革开放中实践的社会主义理论的 冲突：反映了僵化的理论模式与生动的改革实践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在低水平的商品经 济发展的基础上，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导致的人们的价值困惑；反映了我们民族自我 意识的觉醒和强化以及中国人立志振兴中华民族的雄心和能力；反映了中国一代知识分 子的崛起以及他们试图在当代世界文明的水准线上重新测定华夏传统文化的价值以建构 现实文化模式的意愿。
三、我国现代化社会发展中“忧患意识”的微观透视
理解现阶段中国的忧患意识，仅仅从中西时代比较的宏观层面来把握是不够的，更重 要的应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来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忧患意识的微观特征。
第一，同历史相比，当今中国的忧患意识呈现出走向开放的趋势。两千多年封建社会 的统治，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长期得不到社会的确认。近代中国民族意识中的最初 忧患随着封建政体及其意识形态的复辟与抗击，变成了忧患者难以逾越的精神负担。随 着共产主义“幽灵”在中国的徘徊，忧患意识终于找到了附丽于民族精神的理性与实践 的归宿。它催唤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鲁迅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站在更高的水准 上去思考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如果说，这种民族精神所充溢的忧患意识在鲁 迅身上体现为对阿Q式的国民性的辛辣讽刺和无情批判，那么，在毛泽东身上则表现为 武装革命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模式及其实践。青年毛泽东独立长沙橘子洲头的忧 患感叹，促使他两上北平寻求救国真理；延安窑洞的忧患灯火，成熟了他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理论和《矛盾论》、《实践论》的哲学思想。只是他并未完全意识到长期积淀在党 内封建残余意识的影响对党和整个民族精神的侵害，结果导致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出现 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悲剧，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走了一段十分坎坷而又曲折的历程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中国文明发展带来了生机。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 发展，国家与民族的民主意识有了明显增强，这使得知识分子能够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中 生成和发展着忧患意识。可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还有待于向 高度民主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阴影至今还在纠缠着我们这个民族 和国家，这就在客观上使忧患意识尚未走向完全开放的状态。
第二，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忧患意识的焦点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社 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体制，长期以来所运行的是以计划经 济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实践证明，这种体制虽然有着一段时期的历史价值， 但对于今天世界文明发展的新形势来说，已不再符合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实际。 一批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民族感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实践中通过批判旧体制而生成的忧 患意识，力求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模式，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 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力量。
第三，由体制改革焦点的忧患必然导向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的忧患。对旧体制的 革命必然要从社会体制上追踪到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而新体制的建立也必然存在着现代 化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邓小平同志早在1990年谈及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时就一针 见血地指出了旧的体制与封建传统文化的关系。他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 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 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 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 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 受损失。”[3](P335)邓小平同志的忧患告示人们，对体制改革忧患的更深层次的忧患 是对传统文化的忧患。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文化的直接建构者，在文化的发展和衍生 方面起着重要的主体作用。虽然两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古老的华夏文化得以传 播和发展，更新和升华，用多种忧患的形式奉献了自己的心血和生命，但是，由于封建 政体的干预使得这种文化染上了浓重的保守与妄自菲薄的色彩。安贫知命、淡欲寡欲、 贵义贱利、重农抑商等封建文化的教条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马克斯·韦伯曾 把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思变革的惰性理解为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不能兴盛的根本原因，而 把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和文化的长足发展归因西方文化中内含着那种不断自我分裂、自 我否定、自我超越的精神力量。这一观点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以惰 性的态势积淀在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中，使知识分子的单向忧患中程度不同地包容着传 统文化的因素；另一方面，又以专制和宗法的“基因”生成在现阶段的旧体制中，构成 了这种体制的种种弊端。因而，对改革的忧患必然表现为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层反 思。
第四，对传统文化的整体忧患自然引伸到对新旧伦理道德观念的忧患。两千年传统文 化的价值核心乃是对儒家思想中伦理道德规范的延续和继承。这种伦理道德规范一直束 缚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与行为，使得他们的忧患意识出现了二重化现象，即表现为对 历史发展和道德完善的双重追求，构成了知识分子心智的内在矛盾，也引导了知识分子 忧患意识的两种归宿。服从历史发展的原则往往被视为毁坏社会伦理道德的罪人而遭到 迫害；服从道德完善的原则则导致忧患意识走向自身的消解和泯灭。应当说，新时期知 识分子对伦理道德的忧患仍然存在着二重化特征，只不过与私有制下的性质有着不同。 新伦理道德的发展不可能是平静的、直线的，必然是在新与旧的矛盾冲突中，沿着曲折 的道路向前发展。所以，在当前新旧体制的交替中，忧患意识所表现出的新的伦理道德 观念产生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是符合伦理道德发展的内在规律性的。
如果说，上述四个方面从静态的角度展示了现阶段中国忧患意识的微观特征，那么从 动态的角度来考察，可以说现阶段忧患意识体现出一种“艰难行进”的发展过程。
从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的角度看，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尚未得到统一的价值评判，有 时甚至还会受到错误的对待。在一些人看来，忧患意识与现实既定事物格格不入，它意 味着对现实事物的彻底怀疑和否定，因而，它只能把人们导向消极、厌世。这样，忧患 意识就难以起到大胆地干预现实的能动作用。
从传统文化影响的角度看，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未肃清 ，“大一统”、“金字塔”、“官本位”式的旧体制客观上难以容纳“异己”的忧患意 识存在。封建家长制作风，一人说了算，必然导致无视群体智慧和个体忧患意识的作用 。另外，就忧患意识的主体而言，由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使他们很难较快地摆脱与肃 清积淀在自身心理上的封建文化污垢。这无疑也给忧患意识的发展带来了艰难性。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性质的角度看，生产力水平低，生产关系不完善，决定了整个民 族缺乏较高层次的文化素质和科技水平，从而客观上带来了难以排除有碍于忧患意识发 展的各种障碍。忧患意识的自我发展和实现总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落后的 生产力决定了较低层次的社会主义民主水平，而较低层次的民主又使得忧患意识难以得 到社会的确认和向实践的转化。
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呼唤着改革的实践，也 呼唤着改革的理论。尽管在今后发展的道路上，还会有十分坎坷和曲折的艰难历程，但 中国人立志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信念是决不会动摇的。
收稿日期：200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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