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组织主流模式的福特主义陷入危机，逐渐为新福特主义或后福特主义所取代。企业组织模式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微观基础，其变化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结构性变迁的一个缩影。1980年代初，戈登等学者敏锐地透过这一现象提出了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①(后文中将把“积累的社会结构”简称为SSA，把该理论简称为SSA理论)。在资本主义每一个发展阶段，资本积累都会依赖于特定的经济制度，即一套系统的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安排和国际经济秩序。所谓SSA就是指能够长期而连贯地满足资本积累条件、缓和剩余价值生产及实现之间矛盾、稳定长期利润率预期、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制度系统。②SSA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是由各种矛盾构成的制度系统，随着内在矛盾和外部环境的历时变化，一种积累体系会经历一个经济增长、繁荣、停滞、危机和动荡的发展过程并最终瓦解，直到一个新的SSA建立为止。这种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变迁成为经济长波扩张与萧条交替的根源。 SSA理论的后续发展集中反映在科茨等、麦克唐纳等编著的两本论文集中。③综合主要文献，笔者认为以下四个方面对理解它的基本思想和新发展尤其重要：第一，根据资本主义劳动控制系统的变迁阐述SSA的主要类型，并以此解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第二，强调劳资矛盾和阶级斗争在SSA形成、巩固和崩溃中的核心作用，因为有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SSA一定要有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一种成功的SSA意味着社会各阶级之间获得暂时性妥协或结盟④，为资本积累提供适宜的制度结构支撑。⑤第三，SSA由五个子系统构成，即劳资关系、资本之间竞争关系、资本与社会关系(即国家或政府对私人经济的调节作用)、工人之间竞争关系和意识形态斗争。第四，SSA是由各种矛盾构成的系统，上述每一个子系统都是一种矛盾关系，为解释各种矛盾、力量和机制的内在关系及SSA的整体性，它在方法论上借鉴阿尔都塞的“超越决定”论(如图1所示)。
图1 构成SSA的矛盾系统 该理论的研究视角值得肯定，提出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因此逐渐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十多年前，张宇等学者已经把它列为当代西方一个新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加以介绍。⑥近几年，一些学者以综述形式介绍了其理论框架。⑦也有一些专题研究涉及该理论，譬如孟捷、程恩富和马艳评价了它的长波理论，丁晓钦研究了它的微观基础。⑧利皮特的《资本主义》和麦克唐纳等编著的《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危机》先后被翻译成汉语，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帮助。⑨笔者认为，国内学者虽然肯定了它的理论贡献，但如何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评价这些贡献，即它究竟在什么层次上或在哪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该问题仍需做进一步阐释。 为此，本文分五部分，首先探讨它在方法论方面对研究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启示；然后从劳动控制系统、经济长波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多样性三个方面论述它如何在中介范畴和中间层次理论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后在结论部分集中分析了其理论缺陷或错误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间层次理论和历史辩证法 它的方法论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上：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发展了中介范畴和中间层次理论；二是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 (一)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介范畴和中间层次理论 马克思认为，以前经济学家们只是探索了从具体到抽象的第一条道路，必须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第二条道路，即在思维的行程中让抽象的规定导致具体的再现。⑩“再现”强调了从抽象到具体、从分析到综合、从一般到特殊、从逻辑到历史、从形式到内容的理论研究过程。这需要许多中介(中间)范畴和中间层次的理论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使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真正成为“自己运动”，而不是外加的运动。马克思在评价李嘉图的抽象演绎方法时曾精辟地指出：“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11)，因此陷入了自相矛盾。《资本论》尤其第一卷是在资本一般层次上抽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按照六册结构计划，将有一个从理论向现实的“再现”过程。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价值规律、货币流通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等)、发展规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规律、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向规律等)和资本积累历史趋势(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等)的揭示是在最抽象层次上进行的。但在资本一般层次上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各种次生或衍生矛盾需要经历很多中间环节的展开，才能在“再现”中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空间就是，在继承马克思奠定的理论逻辑基础上，科学地构建一系列中间范畴和中间层次理论。 我们对资本积累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长期历史趋势和若干重要变量之间关系上。就马克思的文本而言，资本积累贯穿于《资本论》全书，一切涉及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分析都属于资本积累理论的范围。(12)资本积累既是抽象的范畴，也是具体的、历史的过程。譬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中，虽然马克思的初衷是以英格兰和爱尔兰的经济史例证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但从中能够看到这两个国家的资本积累在人口、农业、工业利润等方面有差异。再如，与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相比，当代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导致资本积累的方式、类型和特征发生了重要变化。显然，资本积累在空间维度上具有制度结构的形式多样性，在历史维度上具有制度结构内涵的演进性，对资本积累一般运行机制的研究离不开对特定时空背景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具体考察。 SSA理论不仅直接继承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而且通过SSA这个中间范畴进行中间层次的理论分析，阐述了促进或制约资本积累的主要制度条件和因素。从方法论上看，本文第三至第五部分所涉及的内容就是它在SSA这个中介范畴和中间层次理论上发展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因此，该理论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具有重要启示。 (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 SSA理论借鉴阿尔都塞的“超越决定”理论(13)，用它阐述SSA的矛盾复杂性、结构整体性、相对历史持久性和时空多样性。相关研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 首先，用超越决定论解释SSA的矛盾复杂性和结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警惕和批判经济研究中的机械论和经济决定论。譬如，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从规律本身、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和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三个方面论述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充分体现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14)的思想；再如，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及其历史趋势中揭示经济危机趋势，经济危机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矛盾最浅显的表现而已，尽管比例失调、消费不足和一般利润率下降等方面都可能发挥作用。因此，恩格斯在给约·布洛赫的一封信中曾反思道：“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他甚至以“历史合力论”的隐喻批判经济决定论。(15)上述思想为阿尔都塞所强调，他甚至认为，虽然恩格斯反对经济决定论，但仍认为在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站在彻底的反决定论立场上，阿尔都塞不同意这种“归根到底”的说法。他认为各种矛盾是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的，单独地把任何一个因素提取出来并赋予其决定性作用，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方法，即使归根到底，经济因素也从来都不可能单独地发挥决定性作用。受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当代系统论科学哲学启发，阿尔都塞提出超越决定论，即把现实视为一个矛盾系统，不把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单独地视为决定性因素，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还原出现实生活中矛盾的复杂性及其瞬间性。(16)阿尔都塞的本意是把矛盾视为具体的、内在的和有结构的复杂整体。矛盾本身就是结构，各种因素只有在结构的时空中才表现为矛盾，产生矛盾的作用；矛盾的运动或结合构成了具有结构整体性的、复杂的运动系统，社会经济是一系列具有不同层次的结构、力量和机制构成的复杂的运行系统，各个子系统或因素都拥有相对独立自主的发展特征。(17)受阿尔都塞思想影响，利皮特等学者把超越决定论作为SSA理论的方法论基础(18)，认为每一个时期的SSA都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制度共同构成的，在解释上既不能赋予某个制度“优先权”，也不能排除一些外生力量的特定作用。作为一种制度系统，SSA的形成和变化是以下四个方面相互作用的演化过程：关键制度及其内在矛盾、并存的其他制度、外在事件和所有的社会过程(如图1所示)。某种SSA是由众多因素塑造的，其中一些因素的变化会破坏SSA中的某些制度并最终危及整个制度系统。对SSA的形成、巩固和崩溃的解释不能孤立地依据某个制度变化或历史事件。有学者担心，借鉴超越决定论有可能让SSA理论混淆基本矛盾和衍生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间辩证关系，使SSA成为一种多因素的大杂烩，这种担忧是对超越决定论和SSA的误解。超越决定论有助于强调每一个历史时期的SSA所具有的矛盾复杂性和结构整体性，同时它也注重厘清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论述的，SSA理论把资本对劳动的控制系统、劳资关系和阶级斗争作为支撑资本积累的制度结构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围绕这些矛盾的展开阐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另外，在本文第四部分中笔者认为超越决定论让SSA理论克服了曼德尔长波理论的方法论困境，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制度经济学研究。 其次，用超越决定论解释SSA的相对历史持久性。第一，它是由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法律体系、阶级关系、政党组织、文化传统、生活和消费习惯等构成的。这些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相互作用，因此局部的变化很难在短期里改变一种SSA。第二，某些制度会产生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它们会维护既有的SSA。因此，SSA既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支撑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也能够使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种方法论具体反映在它用SSA揭示资本主义经济长波和经济危机的形成机制中。 再次，用超越决定论解释SSA的多样性。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理论，SSA理论在一个较小历史和空间尺度中较为具体地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结构的演化过程，重视对SSA多样性成因的解释。超越决定论有助于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发展规律和资本积累历史趋势这些普遍矛盾“还原”到历史的、具体的发展路径中，揭示矛盾的特殊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弹性(本文第五部分涉及相关研究)。(19) 三、对劳动控制系统的演进和当代劳资关系特征的新阐释 该理论把资本对劳动控制系统的演进以及相应的劳资关系和阶级斗争作为构成SSA系统的关键因素，并在这个基础上阐释资本主义积累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变迁过程和当代劳资关系特征。戈登等认为，每一种SSA都会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上通过特定的劳动控制系统去规范劳资关系、缓和劳资矛盾，并依据劳动控制系统类型把自工业革命以来SSA的演进依次划分为三个阶段：初始的无产阶级化、同质化、分割化。(20)华莱士和布雷迪进一步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割化的SSA进入了衰退期，劳动控制系统呈现全球空间分工和空间部署新特征，因此提出了第四个阶段，即空间化(21)。这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分别对应着四类劳动控制系统：资本家直接监督(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技术控制(19世纪7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官僚机构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70年代)和技术专家控制(20世纪70年代至今)。每一种SSA及其劳动控制系统都经历一个从探索、巩固到衰退、瓦解的历史过程。需要强调的是，该学派文献没有忽视科技创新因素的生产力决定作用，它一直把科技创新视为劳动控制系统演进的根本动力，只是把理论研究的对象或焦点放在制度系统上。下面主要介绍同质化、分割化和空间化三个阶段： 同质化是一种技术控制系统，通过机械化的分工和流水线将大企业工人规范在共同的工作节奏中，一度发挥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缓和在无产阶级化中日益紧张的阶级对立关系等作用。(22)首先，它减少了工头的监督作用，使劳动过程更加“客观化”和“合理化”；其次，它把工人变成工艺流水线上随时能够被更换的零部件而不再依赖工人特定的工艺知识，加之在劳动力市场中始终存在一个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蓄水池，所以它能够更加有效地控制工人。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同质化趋于衰落。一方面，随着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控制不断强化，劳资关系逐渐恶化，实际工资率低于劳动生产率，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最终加剧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同质化也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促进工会组织的发展，增强了工人阶级对资本家阶级的集体对抗能力。同质化的瓦解是上个世纪“大萧条”的根源。(2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逐渐被分割化取代。 分割化大体上对应着福特主义企业管理模式和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体制。企业组织结构表现为一套官僚机构控制系统，在职业等级评价、工资晋升、奖惩和劳资争议等方面，企业按照一系列书面规则和组织程序运行。为了识别工人的忠诚程度，资本家按照职业、行业、种族和性别等对劳动大军进行“分割和征服”，将劳动力市场分为主要部门和次要部门。主要部门为垄断资本控制，工人从事相对稳定的、高薪的工作并拥有晋升机会，劳资争议能够得到较为公平合理地解决。而在次要部门，企业规模小、企业间竞争程度高，工人工资低、无晋升机会并遭受专制式管理。不同部门和职业类别把工人归属于不同的组织之中，工人面对不同的劳资关系，所获得的工资福利水平、自治权和发展机遇有很大差异。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制度既加强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劳资矛盾，这种缓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主要部门中通过工会与垄断资本之间的劳资谈判方式缓和劳资矛盾；二是在国家层面上建立一些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一些保护弱势群体的福利政策以缓和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20世纪50～60年代，这种劳动控制系统在标准化产品市场和大规模消费市场中获得成功，有力地促进资本主义积累进入“黄金时代”，但也赋予劳动者一方较大的权力，破坏了已有的劳资平衡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职业保障、长期劳动合同和生活费协议等制度安排加快了把劳动力成本从可变成本转变为固定成本的过程，导致利润份额下降。第二，在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下，获得基于职业安全保障的忠诚的工人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这二者之间是矛盾的，无法协调。最终，分割化导致经济陷入“利润挤压型”危机，即7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滞胀。(24)(25)此后，它逐渐被空间化取代。 空间化的本质是资本积累全球化，是一种借助计算机与信息技术构建起来的全球劳动控制系统。跨国资本把工作任务模块化，利用物流运输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等，实现全球化生产布局。这个过程由技术专家控制和完成，他们控制着全球生产和销售网络，倡导由技术进步决定企业组织模式和管理决策的“新泰勒主义”。空间化对工人、劳动力市场及劳动过程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工人呈现专业技术知识的两极分化。一部分工人主要从事分析、操控和处理由计算机完成的各类信息，或维护计算机信息系统，工作内容具有创新性，因此能够成为较有保障的长期雇员；另一部分工人负责监控系统运行和产品质量，因为任务执行主要是按照电脑程序进行的，这些工人只是收集、存储和执行计算机信息，成为常规化操作的数据登录人员和机器看管者，因此他们往往成为随时被裁减的临时工。这种分化起着瓦解工人阶级组织并分而治之的作用。 第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采取“去工业化”政策，跨国公司采取“外包”策略、“至精至简”的企业组织模式和“及时生产”系统等。这些措施不仅极大地规避了本国保护劳工的相关法律，而且在发达国家劳动力蓄水池中保持一定量的后备军。全球化的生产布局和劳动控制系统有效地打击了本国工会组织，削弱了工人集体抵抗能力，改变了劳资谈判的博弈规则，增强了资本积累体制的“灵活性”。 第三，因为能够从全球便捷地获得顺从的、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尚不考虑移民因素)，因此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具有三个方面的灵活性：工资的灵活性(能够按照劳动力市场状况灵活地调整工资水平)，就业的灵活性(根据需求灵活地改变工人数量或工作时长)，岗位的灵活性(根据生产需要灵活地改变工人的工作任务)。精简规模、雇佣临时工和缺乏工作保障成为公司管理中所谓“灵活性”的发展取向。(26)劳动力市场的高度灵活性增强了工人之间的就业竞争，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力度，从而以资本高压的方式维持劳资之间暂时的“调和”关系。(27) 第四，电子邮件、互联网和其他计算机通信系统促成管理组织的“去分层”化，改变了过去僵化的、等级界限明确的官僚机构控制系统。在水平化管理网络中，允许工人共享信息，参与管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管理的民主化程度。空间化的技术“外衣”掩盖了资本对劳动的雇佣和剥削关系，一定程度上起着缓和劳资矛盾的作用。 第五，空间化还使各国劳工之间的利益处于对立状态，这有助于跨国资本对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控制。相关问题在第五部分中有进一步论述。 四、对马克思主义经济长波和经济危机理论的创新发展 (一)开创了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制度经济学研究 这方面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克服了曼德尔长波理论的方法论困境；二是从制度结构变迁角度区分再生产周期和非再生产周期，前者是正常的经济周期，后者属于长波下降的经济危机阶段；三是把新自由主义SSA界定为长波停滞阶段。 曼德尔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长波理论的重要复兴者，他从资本积累的速度和利润率的变化分析经济长波的成因，但也因“非对称”解释一直受到批评。所谓非对称解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这里主要指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能够解释从扩张长波到停滞长波的变化，但不能解释相反的变化。长波上升阶段是由诸多超经济的外在因素决定的，譬如，战争、阶级斗争和技术创新等因素。“正是这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生存的社会与地理环境的激烈变动，激发了资本主义增长基本变量的激变。”“每一次新的扩张长波的出现，都不能被认为是前一萧条长波的内生(即或多或少自发的、机械的、自主的)结果。不是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而是整个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结果决定了这个转折点。”(28)由于强调了技术创新因素的作用，曼德尔理论甚至被打上长波技术论的标签。 借鉴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对经济变量做出“内生”或“外生”二分法区分，这是出于理论模型或经济学认识论需要。内生变量和机制是相对于由理论假设构造出的封闭系统而言的，在现实的开放系统中，它们不会完全独立地发挥作用和自发运行。基于封闭系统观的“二分法”方法论有碍于理解曼德尔的理论初衷，无助于深化长波理论研究。正如曼德尔认为的，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几个重要变量不仅都是“部分自主的”，而且处于不同的抽象水平。因此在长波理论研究中应当把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与实际历史条件结合起来，并且考虑到历史偶然性的关键作用。就此而言，SSA理论试图把曼德尔的方法论向前推进一步，这集中体现在上文论述的“超越决定”理论中。戈登等学者把资本积累过程中各个变量的关系嵌入特定的SSA中，把SSA作为连接一般规律和具体历史条件的中介范畴，从而在长波理论中引入政治、技术、文化等其他社会子系统。曼德尔试图把内在经济规律和外部环境变化(国家间的竞争、阶级斗争、革命、反革命等)结合起来，赋予长波运动以综合的、历史的“总体”特征，但囿于方法论不足而未能如愿。这种理论诉求在SSA理论中得到较好的实现。 在SSA理论中，下面六个方面对理解长波的运行机制至关重要：(29) 第一，在一个SSA从形成到崩溃过程中，先后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周期：再生产周期和非再生产周期。前者是一种“正常的”商业周期，此时SSA是支持资本积累的，当经济活动趋于下降时，在不要求SSA作根本改变的前提下，经济能够通过自身内部的调整机制恢复预期利润率和投资活动。这种周期对应着SSA的形成和巩固阶段。相反，后者指经济不能通过自身内部的纠正机制恢复到正常状态，因为SSA不能为资本积累创造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进行制度变革才能扭转经济停滞趋势。这种周期对应着SSA的衰退和崩溃阶段。 第二，长波扩张阶段以再生产周期为特征，而长波停滞或危机阶段则以非再生产周期为特征。在扩张阶段，虽然发生短期波动，但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制度效力一直在发挥作用，经济活动因此拥有自我调节能力，所以一种SSA能够支撑几个正常的商业周期的调整过程。当这种制度效力遭到破坏、SSA趋于衰退和崩溃时，周期下降失去了对利润额、产出—资本利用率的自行恢复作用，此时经济陷入非再生产周期和长波危机阶段。 第三，经济长波中的上升和下降阶段根源于SSA的结构变迁。在SSA的探索期和巩固期，出现一系列制度创新，新制度调节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缓和资本之间的市场竞争、创造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稳定长期利润率预期和投资信心。此时，有利于资本加速积累的条件得以具备，经济进入了扩张和繁荣阶段。但随着时间推移，SSA发生结构性变迁。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产能过剩及其他外生事件等因素会逐渐破坏SSA的制度效力，导致“悲观”的利润率预期和投资率下降。当资本积累的条件遭受系统性破坏后SSA走向瓦解，此时经济步入了相对停滞状态并发生长波危机。 第四，SSA的变迁决定了长波扩张和停滞的持续性。上文指出，构成SSA子系统的是各种矛盾关系。每一种制度安排都是相关矛盾力量对抗和博弈的结果，尤其是劳资之间阶级斗争的妥协结果。如果在特定历史关头形成的一系列制度能够促进资本积累、缓和劳资之间的矛盾、调和利益既得阶层和受损阶层的关系，这一系列制度将会持续很久，扩张和繁荣也因此持续很久。在经济停滞阶段，缓和各种矛盾的措施尤其调整利益关系的制度改革往往受到利益既得集团的阻碍，这将导致经济停滞同样持续一个较长时期。 第五，长波危机既是包括劳资矛盾在内的各主要阶级和利益集团对抗的产物，它反过来也会促使各主要阶级和利益集团围绕主要经济政策平衡利益关系，进行创新性制度调整，推动新的SSA的形成，重新恢复资本积累的条件，进而迈向新的长波扩张阶段。在美国历史中，所谓“关键”时期的总统选举都处于长波危机阶段并带来制度创新。譬如，面对“大萧条”，罗斯福新政以国家干预方式建立了劳资“和谐”关系、政府与私人经济和谐关系、资本之间有序而和缓的竞争关系和有效监管的金融体系，并在战后建立了以美国全球霸权为宗旨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五个方面构成了战后美国“黄金时代”的SSA的核心。再如，里根当选总统时正值美国陷入经济滞胀时期，里根政府推行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改革对象正是国家干预的SSA。 第六，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新的SSA，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将始终处于长波下降阶段。如何在长波理论框架中评价新自由主义SSA的性质，该问题曾在SSA理论内部存在争议。虽然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新的SSA(30)，但它一直没有创造显著的经济增长绩效，没有继凯恩斯主义SSA瓦解之后将经济引向长波扩张阶段。(31)也就是说，自兴起伊始它就处于长波下降阶段，这种现象显然不符合戈登等学者早期对SSA的基本界定。为了把新自由主义纳入SSA理论框架中，沃尔夫森和科茨在重新界定SSA内涵时淡化了其促进资本快速积累的功能。他们把SSA与经济增长分离开来，认为SSA的主要功能是为资本积累提供稳定的制度条件，确保资本攫取利润，而不是带来资本积累率的快速增长，因为提高积累率和促进经济增长并非资本家的核心利益。事实上，虽然新自由主义没有促进经济增长，但它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提高了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攫取了丰厚的利润尤其金融利润。(32)这样就可以把新自由主义SSA纳入长波下降阶段。 一些学者认为，与法国调节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相比，SSA理论的后期发展过分地强调制度因素的重要性，而忽视或回避了科技创的作用。(33)笔者基本上赞成这种批评，但也认为前文提到的劳动控制系统的演进是围绕科技创新和劳资关系(阶级斗争)，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条主线进行的，在经济长波中科技创新是通过对SSA的关键制度及其内在矛盾的影响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这种技术创新内生化的逻辑恰恰是对曼德尔的“非对称解释”和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改进，因为技术变革是部分自主的，甚至是内生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在大工业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机器体系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占有活劳动的手段时，“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要素。”(34)“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35)虽然SSA理论提供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相互促进的理论框架，但仍需进一步具体化。 (二)关于本轮经济危机根源的探析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各种矛盾充分展开后的结果，是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因此每次危机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在危机的直接原因、爆发领域、传导机制、破坏程度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通过剖析新自由主义特征，SSA理论揭示本轮经济危机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具体条件，相关研究是值得借鉴的。 借鉴戈登区分再生产周期和非再生产周期，科茨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一种是短期周期性经济衰退(Business Cycle Recessions)，属于戈登所说的正常的商业周期；另一种是严重的长期持续的结构性危机(Structural Crisis)，当资本积累无法得到制度系统的有效支撑而陷入非再生产周期时，这类危机将会发生，譬如上世纪的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英等国先后经历了管制的SSA和新自由主义SSA两个阶段，经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结构型危机。(36) SSA理论强调把劳资之间的阶级对抗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情况作为研究经济危机的出发点。(37)在管制的SSA中，工人阶级力量得到增强，工会组织在劳资谈判和维护工人合法权利方面能够与资本力量相抗衡，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占据优势地位。这导致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工资份额上升，利润份额下降，发生工资挤压利润的现象。因此，它把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滞胀”称为利润挤压型危机(Profit Squeeze Crisis)。(38) 而本轮结构型危机根源于新自由主义SSA的固有特性。(39)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倡导极端的“自由市场”原则，取消对商业和金融业的管制，减少政府宏观干预，加强竞争，加速资本金融化、金融自由化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大幅度削减政府支出和社会福利项目，减少企业和富人的税负，在大公司内部引入市场规则，压制工会活动，抑制工资增长，使劳动雇佣方式转向更加灵活的短期临时工制等。这些制度安排相辅相成，共同促成美国经济运行具有以下三个基本事实：一是真实工资增长停滞、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以至于经济扩张过分依赖家庭债务的增长；二是金融投机活动盛行、资产泡沫膨胀和金融脆弱性不断加大；三是国际经济失衡日益加剧。它们分别构成本轮危机的根源、直接原因和国际经济条件。 SSA理论更注重对第一个事实的研究，认为这是导致本轮经济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40)。具体说来，在劳资关系上，基于“去工业化”、公司业务“外包”和更加灵活的雇佣合同等策略，资本取得了支配劳动力的绝对优势。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利润份额增加较快，而工资增长则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另外，新自由主义也导致资本之间竞争加剧(41)和劳动者之间就业竞争加剧。前者让企业千方百计地节约劳动力成本，在全球寻找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后者有瓦解工会的作用，极大地削弱它在劳资谈判中的地位。这两个方面都会导致工资增长停滞。工资增长停滞、财富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以及社会福利项目的大幅度消减，这些因素必然导致满足经济扩张的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加剧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向包括低收入者在内的广大居民提供各种类型的抵押贷款，以满足大量居民进行超出其偿还能力的借贷和消费，把工资收入纳入资本金融化轨道。在短期，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不仅有助于刺激总需求，而且一再推高房价，让金融机构在房屋资产泡沫膨胀中直接攫取金融利润。解除对金融业管制，进而借助各种金融创新制造资产泡沫，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途径，但家庭债务压力和与日俱增的金融脆弱性使这种模式难以持久。(42)(43)(44)科茨也把这个过程解释为由资产泡沫膨胀导致的“过度投资性危机”。巨大的资产泡沫通过两种途径导致过度投资：一是建立在家庭债务不断积累基础上的消费支出刺激了企业投资需求和增加生产能力的愿望，以满足消费需求的增加；二是资产泡沫增强了对投资利润率的预期。当资产泡沫破灭、需求回归正常水平后，这种危机便出现了。(45) 美国资本金融化和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投机活动盛行、资产泡沫膨胀和金融脆弱性不断加大，这是本轮危机的直接原因，而国际经济失衡创造了本轮危机的国际经济条件。(46)对此，SSA理论和其他学者没有分歧，这里无须赘述。要强调的是，它认为这些因素只是直接原因，危机根源在于劳资关系恶化及由此决定的国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社会两极分化加剧。(47)在学术界，本轮危机究竟是起因于消费不足还是消费过度，一些学者曾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按照SSA理论，在本轮危机爆发之前看似存在过度消费现象，实则是消费不足。与以往不同，新自由主义SSA试图通过提高家庭负债率、推高资产泡沫、制造财富效应等“金融修复”途径(48)(49)化解相对生产过剩，实现经济扩张。这种金融修复不仅不能带来真正的繁荣，而且不断增加金融系统的脆弱性，最终酿成金融危机。早在本轮危机爆发之前，奥哈拉等就曾依据SSA理论给予准确的预测。(50) 总之，SSA理论以劳资阶级对抗关系及其阶级力量对比情况为核心，探讨了经济危机的制度条件，经济危机不过是资本积累无法得到制度系统的有效支撑而陷入非再生产周期。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一般层次上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各种次生矛盾只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各种可能性。在逻辑上，从可能性到现实性要经历很多复杂的中间环节；在历史中，每一次经济危机都能够从其特定的经济制度中找到直接原因。就此而言，SSA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一个中间层次范畴。 五、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特征的理解 该理论认为各国SSA的多样性赋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某种制度弹性。新自由主义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模式，它不仅影响各国SSA的发展，而且孕育一种新的SSA，即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相关研究深化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特征的理解。 (一)关于当代SSA的多样性研究 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资本一般和抽象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层次上。在资本主义所经历的几百年间，它以不同的具体制度形式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空间地域中，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和发展阶段的研究不能采取同质化假设。因此，SSA理论关注国家之间在社会经济制度、历史路径和发展模式上的多样性，(51)并对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SSA进行分类比较。相关研究有助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制度弹性及其历史命运。 今天，无论是资本主义核心国家还是边缘国家，其SSA都受自身历史、国情和发展道路的影响，呈现空间上的多样性。即使同为资本主义核心国家，SSA也存在两种模式：以美、英、加等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或盎格鲁—美国模式；以德、日、北欧诸国为代表的协调的市场经济模式。 以20世纪70年代为分水岭，美、英等国经历了从国家干预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型，其本质是资本积累方式进行一系列自我调整和修复。美国新自由主义尤为典型，利皮特甚至称之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再造。(52)但同期新自由主义对德、日等国的影响则不尽然。(53)德、日两国的SSA有两点最值得关注。一是它们建立了以主办银行制度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德国建立了全能银行制度，私有银行始终面对公共银行(国有银行和市政所属银行)的竞争压力，后者以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追逐金融利润为目的，因此能够得到政府的低息信贷支持，拥有绝对的市场占有率。日本主银行制度与之相似，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政商联系的公司模式和经联会系统，凸显国家主导和企业联盟特征。一些学者站在美、英模式上认为这是金融落后的产物，因为资本市场不发达、产权制约较弱，这才导致了银行在金融体制和企业治理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看法忽视了SSA的多样性。二是它们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建立了有别于美、英的劳资关系。譬如，德国工会始终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就业保护法》让雇主为随意解雇工人付出高昂的成本；而日本的终生工作制和年功序列制、家庭系统、教育系统和职业生涯模式等对劳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54)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既没有趋同于某一种模式，也没有历史证据表明哪一种更有效率。对一个国家而言，构成SSA的各个制度之间能否实现相辅相成是获得成功的关键，而这种相辅相成是一个国家在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并由此塑造了SSA的多样性。 近似于上述两种市场经济模式，科茨把当代SSA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管制的”SSA和“自由的”SSA。二者区别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55)一是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不同。国家管理经济的范围及强弱程度直接影响到劳资关系、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工人阶级内部关系等。在管制的SSA中，国家通过一系列法律和政策去限制和规范资本活动的范围和方式，其中就有保护劳工基本权利的一些法律、制度，工会的力量得到加强并通过集体协议及其他方式去影响资本行为。自由的SSA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对资本的限制，采取放任自由的市场政策。二是缓和劳资矛盾的方式不同。在管制的SSA中，工会力量得到加强，迫使资方在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等方面进行让步。在自由的SSA中，工会受到打压，在劳资谈判中资本家拒绝向工会让步，并以资方对劳方的绝对主导优势获得劳资关系的暂时稳定。三是资本之间的矛盾关系不尽相同。在竞争方面，管制的SSA通过一系列法律和政策调节资本的竞争行为，避免资本之间的恶性竞争；而自由的SSA明显导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关系方面，管制的SSA有一系列金融管制政策，而自由的SSA极力让金融机构摆脱国家管制，使其脱离实体经济，直接追逐金融投机利润而不是满足工业资本积累的需求。四是工人阶级内部竞争程度不同。管制的SSA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劳工基本权利，借助工会组织缓和劳资矛盾，这也有助于降低工人之间的竞争程度；在自由的SSA中，通过生产的海外转移、外包等手段，资方增加了劳方的失业压力，从而加剧了工人之间的就业竞争。五是意识形态或经济思想不同。管制的SSA发轫于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对经济社会稳定和福利增长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则假定市场机制具有完美的自我调节能力，崇尚个人主义、私有制和放任自由，认为国家干预只会妨碍市场机制的自我调整功能，损害经济发展和个人自由。 上述两种SSA赋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定程度上的制度弹性：或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解决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混乱，或通过市场竞争的活力解决国家干预体制下的僵化问题，通过这两种SSA的交替、轮回一定程度上缓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当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这种制度弹性及其调整和修复能力是极为有限的。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并没有让美国经济走向长波扩张。SSA理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虽然它不主张“崩溃论”，但认为本轮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将经历一个长期的停滞阶段。 (二)关于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研究 伴随新自由主义有力地促进商品、货币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的扩张和深化，一种新的SSA—全球新自由主义SSA—正在形成。它与现存的基于民族国家的SSA叠加在一起并极力改变后者。下面从五个方面阐述它的存在基础：(56) 第一，资本竞争日益突破民族国家界限，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已经构成资本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新自由主义正在极力清除各民族国家妨碍资本、商品和货币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现代运输和物流业、信息和通讯技术的不断创新奠定了跨国竞争的物质基础；国际金融体系以大规模集约化方式实现资本的跨国流动，极大地促进了国外直接投资和国际市场竞争。 第二，在劳资关系方面，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构建劳动过程、劳动控制系统和劳资关系。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分解其生产过程，控制全球资源和全球价值链，把每个生产流程都放在最能产生利润的地方完成。通过这种“空间化”，跨国资本不仅能够在全球攫取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而且把各国劳工的利益“碎片化”并使其处于对立状态，从而有效地打击了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的工会组织，极大地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抵抗能力。 第三，在国家与私人资本关系方面，跨国公司经营活动导致民族国家内部资本家阶级的分化和利益重组。国家权力逐渐转移到跨国资本家阶级的代言人手中，他们控制了中央银行、财政部和外交部等国家决策权力的“制高点”。跨国集团一方面运用民族国家机器促进全球化，另一方面按照自身的利益诉求重构本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实现跨国集团的权力和利益的内部化，通过多头政治缓和跨国资本家阶级与民族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矛盾。 第四，一系列国际机构和组织，譬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跨国金融机构、各种区域经济共同体、非政府组织和政策论坛等，奠定了跨国集团全球资本积累体系的组织基础。 第五，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等政策共识成为跨国公司建立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的意识形态。 全球新自由主义SSA将拥有更加复杂的结构性矛盾，譬如全球性过度竞争、国际经济失衡、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民族国家与跨国公司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跨国资本家阶级与各国劳工的对立、全球性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等。这些矛盾也让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的发展前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六、结论及研究展望 SSA理论在方法论、劳动控制系统、经济长波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多样性和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等多个方面提出独到的理论见解，这些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然，它的某些观点或结论仍需进一步推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它的方法论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虽然“超越决定”理论有助于解释SSA的矛盾复杂性和结构整体性，但SSA内部各个子系统是按照什么原则组织起来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具有何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阐释。(57)另外，当我们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中间层次理论看待时，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体的、历史的考察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和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仍需要进一步阐释，需要按照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标准把它的概念、范畴有机而系统地融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这项工作是我们研究和借鉴该学派的基本任务。 第二，它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循环理论和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丰富思想简化为劳资关系和阶级斗争因素，这导致其经济长波和经济危机理论最终走向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用劳资之间阶级斗争及其决定的国民收入分配情况解释经济长波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原因，譬如把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归结为“利润挤压型危机”，把本轮经济危机归结为财富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导致的消费不足，最终陷入早已为马克思所批判的消费不足危机论。这种理论取向深受米哈尔·卡莱茨基和保罗·斯威齐理论的影响，说明它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是片面的。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需求只与必要劳动相一致，其消费从来就不足以实现剩余产品的一个原子。剩余产品的实现不能被限制在工人阶级的有限消费上面，而是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消费与投资需求，即只有通过卖给其他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面发展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利润，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有限消费。马克思认为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真正秘密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办法会产生两种相反趋势：“使人们可以提高劳动剥削程度的同一些原因，都使人们不能用同一总资本去剥削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这是两个相反的趋势，它们使剩余价值率提高，同时又使一定量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减少，从而使利润率下降。”“因此，最荒谬的莫过于用工资率的提高来说明利润率的降低了，虽然这种情况在例外的场合也是存在的。……剩余价值率提高和利润率降低，这二者只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资本主义下借以表现的特殊形式。”(58)因此，SSA所谓利润挤压型危机是不符合马克思经济学原理的。 它对本轮经济危机的解释涉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争论已久的消费不足危机论。关于这个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存在前后矛盾地方，既有明确的批判，也有赞同性表述。(59)笔者认为，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的消费不足危机论有其特定的经济思想史内涵，马克思是从不同角度加以评价的，这些评价之间并无矛盾之处，不能简单地得出马克思赞同或否定这一命题。该命题在马克思看来既有科学成分，也是一个概念不清的粗糙的理论观念。其合理性在于发现了资本主义具有生产过剩这个固有趋势；其概念错误和理论粗糙在于“认为危机是由于缺乏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乏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60)马克思这句话的含义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批判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没有找到生产相对过剩原因，而是停留在概念上的同义反复。二是批判一般供求关系分析，它对相对过剩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事物现象或假象之上，混淆了工人阶级消费和资本家消费(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事实上二者受不同的因素决定，前者取决于必要劳动，后者受制于利润率和追求积累的欲望。简单的抽象的“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是没有理论意义的，“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其次，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61)三是仅仅停留在生产和消费关系上研究经济危机是不够的，还应当从消费层次深入到决定消费的生产层次揭示经济危机根源。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马克思否定从消费层面揭示经济危机成因的必要性，更不能认为马克思在消费—危机关系上陷入理论上的前后矛盾。 马克思没有简单地照搬“消费不足危机论”。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一个特定形式。从唯物史观看，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离不开物质生产劳动，从这个经济哲学层面看，生产劳动的唯一和最终目的是人类获得使用价值和满足消费需求，然而以追求剩余价值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背离了这一宗旨，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导致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导致了生产和消费的严重分离和对立，并最终以破坏性的经济危机方式进行强制性平衡。所以马克思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62)这里，马克思特别指出“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是一种假象，这句话也印证了他为何批判消费不足危机论。可见，马克思本意不是无视消费对生产的终极意义，而是批判对生产相对过剩的研究停留在表面现象上或用抽象的绝对的社会消费力来解释。我们不能像保罗·斯威齐那样把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视为“一物的两面”。(63)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克莱曼(64)、波茨(65)等学者也在经验实证上对SSA理论提出两点质疑。首先，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依然是本轮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美国公司利润率水平就已经开始逐渐下降并一直持续至今，不存在SSA理论所说的在80年代利润率得到恢复的现象。(66)从经济增长率、公司盈利能力、金融不稳定性、收入分配、公共基础设施等指标看，到70年代初，美、英等发达国家就陷入了经济停滞，战后世界经济繁荣时代已经结束了。其次，从国民收入分配和消费不足中寻找本轮危机的根源是错误的，工资、薪酬下降源于经济停滞、公司盈利能力下降、公司收入净增长缓慢，而非SSA理论所说的工资、薪酬在国民收入中份额下降。 第三，它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是有理论局限性的，因此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灵活性和自我修复能力持某种乐观态度，淡化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总之，SSA理论从中介范畴和中间层次理论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取向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对它的借鉴除了克服上述提到的理论缺陷或错误外，还应该把SSA的形成机制和调节功能深入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比例失调、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长期趋于下降、资本积累历史趋势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使SSA理论真正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中介范畴和中间层次理论。 ①Gordon,David M.,Edwards,Richard and Reich,Michael R.,Segmented Work,Divided Workers: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②在理论发展早期，戈登强调SSA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今天，为了把新自由主义纳入这一理论框架，科茨等学者重新界定SSA内涵，淡化了其促进资本快速积累的功能。在下文关于长波问题讨论中有详细说明。 ③Kotz,David M.,McDonough,Terrence and Reich,Michael R.,ed.,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i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McDonough,Terrence,Reich,Michael and Kotz,David M.,ed,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④在劳资谈判中，缓和劳资矛盾的途径有两种可能：一是双方“较为公平的”分享权力；二是某一方力量强大，足以完全压倒和支配对方。 ⑤Lippit,Victor D.,"Class Struggles and the Reinventi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36,no.3,2004,pp.336-343. ⑥张宇、孟捷、卢荻：《高级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⑦丁晓钦、尹兴：《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1期；范春燕：《21世纪“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评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5期。 ⑧孟捷：《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一个批判性评述》，《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程恩富、马艳：《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马艳：《三大经济长波理论的比较研究》，《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3期；丁晓钦：《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微观阐释：一个演化博弈视角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0期。 ⑨维克托·D.利皮特：《资本主义》，刘小雪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特伦斯·麦克唐纳、迈克尔·里奇、大卫·科茨：《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危机：21世纪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童珊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81页。 (12)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和实证的分析》(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13)Overdetermination是由阿尔都塞最早提出的一个哲学术语，国内很多学者把它翻译为“多元决定”，本文翻译参照俞金吾的观点。俞金吾：《究竟如何理解并翻译阿尔都塞的重要术语overdetermination》，《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1年，第97-10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5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6页、第697-698页。 (16)由英国当代科学哲学家巴斯卡开创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认为“超越决定论”是符合马克思经济哲学基本原理的。笔者赞同这个观点，相关研究参见拙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与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比较研究》(2013年)。 (17)马国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与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比较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2页。 (18)维克托·D.利皮特：《资本主义》，刘小雪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19)在方法论上，超越决定论与霍奇逊所说的“必要的不纯粹性原理”具有某种一致性。霍奇逊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的摧毁力量使马克思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纯粹性，他把那些非资本主义因素看作是将要毁灭的和不重要的封建残余，因而抽象掉许多重要的传统和制度。“新古典经济学企求普遍性，但终结于特定性；马克思追求特定性，但最终却逃脱不了普遍性的桎梏。”(杰弗里·M·霍奇逊：《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贾根良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因此，演化经济学强调多样性或异质性假设(贾根良：《演化经济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20)Gordon,David M.,Edwards,Richard and Reich,Michael R.,Segmented Work,Divided Workers: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12. (21)Wallace,Michael and Brady,David,"Globalization of Spatialization? The World Wide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the Labor Process",in McDonough,Terrence,Reich,Michael and Kotz,David M.,ed.,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32-138. (22)Kotz,David M.,McDonough,Terrence and Reich,Michael R.,ed.,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i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10. (23)Gordon,David M.,Edwards,Richard and Reich,Michael R.,Segmented Work,Divided Workers:The Historical Trans 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 229-235. (24)Kotz,David M.,McDonough,Terrence and Reich,Michael R.,ed.,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i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8. (25)Gordon,David M.,Edwards,Richard and Reich,Michael R.,Segmented Work,Divided Workers:The Historical Trans 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215-227,pp.336-339. (26)Gordon,David M.,Fat and Mean:The Corporate Squeeze of Working Americans and the Myth of Managerial "Downsizing",New York:Free Press,1996. (27)Rosenberg,Samuel,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45:Growth,Decline and Rejuvenation,Basingstoke:Macmillan Press,2003. (28)欧内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页、第48页。 (29)Gordon,David M.,Weisskopf,Thomas E.and Bowles,Samuel,"Long Swings and the Nonreproductive Cycl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3,vol.73,no.2,pp.152-157；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理：《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5页。David M.Gordon,etc.,"Long Swings and Stages of Capitalism",in Kotz,David M.,McDonough,Terrence and Reich,Michael R.,ed.,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i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1-26.Kotz,David M.,McDonough,Terrence and Reich,Michael R.,ed.,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i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57-60. (30)新自由主义兴起标志着凯恩斯主义SSA的瓦解，在下文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中对这两种SSA有详细比较。 (31)O'Hara,Phillip Anthony,"A New Transnational Corporat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for Long-Wave Upswing in the World Econom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36,no.3(2004),pp.328-335. (32)Wolfson,Martin H.,"Neoliberalism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35,no.3,2003,pp.255-262. (33)程恩富、马艳：《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3-284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6-21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70页。 (36)Kotz,David M.,"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A Crisis of Over-investment",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5,no.3,2013,pp.284-294. (37)Bakir,Erdogan,"Capital Accumulation,Profitability,and Crisis:Neoliber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7,no.3(2015),pp.389-411. (38)Goldstein,Jonathan P.and Hillard,Michael G.,Heterodox Macroeconomics:Keynes,Marx and Globalization,New York:Routledge,2009. (39)Lippit,Victor D.,"The Neoliberal Era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Light of SSA Theor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6,no.2(2014),pp.141-161.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48页。 (41)罗伯特·布伦纳不属于SSA学派，他认为市场过度竞争导致“过度投资”，进而导致本轮经济危机，该观点和SSA理论一致。罗伯特·布伦纳：《全球动荡的经济学》，郑吉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42)O'Hara,Philip Anthony,Marx,Veblen and Contemporary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rinciples and Unstable Dynamics of Capitalism,Cheltenham:Elgar,2000. (43)Wisman,Jon D.,"Wage Stagnation,Rising Inequality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7,no.4(2013),pp.921-945. (44)Kotz,David M.,"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of 2008:A Systemic Crisis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1,no.3(2009),pp.305-317. (45)Kotz,David M.,"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A Crisis of Over-investment",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5,no.3(2013),pp.284-294.这与罗伯特·布伦纳所说的过度投资危机的起因不同。布伦纳认为危机起源于市场的过度竞争。 (46)Lucarelli,D.B.,"Financialization and Global Imbalances:Prelude to Crisis",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4,no.4,2012,pp.429-447; Liang,Y.,"Global Imbalances and Financial Crisis:Financial Globalization as a Common Cause",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46,no.2(2012),pp.353-362. (47)Skott,Peter,"Increasing Inequality and Financial Instabilit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5,no.4(2013),pp.478-488. (48)Kotz,David M.,"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oliberal Era:Accumulation and Crisis in the Contemporary U.S.Econom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0,no.2(2008),pp.174-188. (49)Moseley,Fred,"The U.S.Economic Crisis:From a Profitability Crisis to an Overindebtedness Crisis",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5,no.4(2013),pp.472-477. (50)O'Hara,Phillip Anthony,"A New Financial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Long Wave Upswing?"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34(2002),pp.295-301. (51)由Peter Hall和David Soskice创立的资本主义多样性学说是SSA理论的一个分支。Hall,Peter and Soskice,David,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52)维克托·D·利皮特：《资本主义》，刘小雪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8-92页。 (53)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表明，在构建现代国家和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日本以德国为师，德国国家主义和历史学派思想一度成为日本官方和学界的主流经济思想。 (54)Kotz,David M.,McDonough,Terrence and Reich,Michael R.,ed.,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i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274-288. (55)Wolfson,Martin H.and Kotz,David M.,"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in McDonough,Terrence,Reich,Michael and Kotz,David M.,ed.,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81-84. (56)Nardone,Emlyn and McDonough,Terrence,"Global Neoliberalism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national State Structures",in McDonough,Terrence,Reich,Michael and Kotz,David M.,ed.,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68-191.Robinson,William I.,A Theory of Global Capitalism:Production,Class,and State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Marylan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4.Kotz,David M.,"Globalization and Neoliberalism",Rethinking Marxism,vol.14,no.2(2002),pp.64-79. (57)笔者认为，与其求助于超越决定理论，不如借鉴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批判实在论关于结构和机制的分层思想。后者以马克思为思想先驱，不仅从更基础层次上阐释马克思经济哲学，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判和借鉴当代其他经济思想提供方法论视域(参见拙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与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比较研究》，2013年)。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2003年，第259页、第267页。 (59)对此，学界有“更正说”和“误解说”两种较为流行的说法。刘明远：《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与当代现实》，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55-157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2003年，第456-457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2003年，第273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2003年，第548页。 (63)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秦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4页。 (64)安德鲁·克莱曼：《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周延云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65)Potts,Nick,"Marx and the Crisis",Capital & Class,vol.35,no.3(2011),pp.455-473. (66)SSA学派中的迪梅尼和莱维、莫里斯、哈森等认为，在新自由主义SSA刚刚形成不久，确切地说，在1982年后美国利润率就已经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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