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罗伯特#183;白英的中国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伯特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学者论文,白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4)02-103-05 美国作家、汉学家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1911-1983)出生在英国一个造船师家庭，早年跟随父亲学习造船。1937年，因一次偶然的机会，白英在慕尼黑见到希特勒，从此开始了传记写作的生涯。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他被派往英国的新加坡海军基地服役。不久来到重庆，在战时的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任教。[1](PP173-175)1943年，白英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大文学院和工程院讲授英美文学和造船技术。 白英对中国文化十分痴迷，由于抗战时期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中国知识界和政界名流集聚南方，白英在此结识了不少朋友。据西南联大学生回忆，他虽然讲授英美文学，但很仰慕唐宋诗词。[2](P196)他与同事卞之琳、闻一多、冯至私交甚笃，组织人翻译过他们的诗歌，抗战胜利前夕，他又向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推荐卞之琳等人赴牛津访学。也正是在联大期间，白英进入事业的顶峰。他不仅创作了大量以中国为题材的传记、游记、小说、诗歌，同时对中国的历史、古典和现代文学均颇有研究，并且将中国的经典作品编译出来在海外出版。这些努力在上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曾引起轰动，而他创作的反映在中国经历的作品多次登上《时代周刊》等大众媒质的畅销榜。可以说，白英在当时西方世界的影响丝毫不亚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伊萨克斯(Harold Isaacs)、斯诺(Edgar Snow)、赛珍珠(Pearl S.Buck)等人。 然而，与同时代的这些汉学家和作家相比，白英后来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不仅国外对他的研究一直未成体系，国内也是近两年才有几篇文章来讨论他，主要集中在翻译方面。究其缘由，大概因为白英的写作偏于历史记述，文学性不强；而他的翻译和研究又比较主观，学术性不足。不过此种尴尬不应成为我们忽略他的理由。白英与中国知识界和政界的交往不仅是个极好的跨文化交流案例，而且透过他的作品，我们可加深理解上世纪上半叶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一 “永恒的中国”：战时纪闻 《重庆日记》(Chungking Diary)是白英1941-1943年的见闻录。这本书在1945年出版前又加入了1943年白英到云南后的见闻，题为《永恒的中国》(Forever China)。1941年12月，就在“飞虎队”登陆中国后的几天，白英跟随飞行员白吉瑞(Johann Sebastian Karl Bergery)到达昆明。白吉瑞深爱中国，于1943年牺牲于中国战场，他对白英的影响很大。 在昆明停留不久，白英前往重庆，从重庆又乘飞机去桂林，从桂林坐火车到湘潭，而后经长沙返回重庆。《重庆日记》记录的就是沿途多地的情况。比如他笔下的衡阳和长沙保卫战，十分惨烈，中国人在抗战中的顽强精神令他印象深刻。其中重点描述他在重庆的生活。“人们在茶馆里边喝茶边抽着烟袋。一个小伙子将茶壶顶在头上，从两米高处向茶杯里加水。如果没有战争，这里的人将生活得无比悠闲。”[3](P102)战时重庆条件很艰苦，旅馆里电灯只供应到晚上十点，他们会提供一些镜子，用来聚焦月光以照明。尽管生活物资有限，但整个四川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3](P161)白英在《重庆日记》的开篇断言：“中国，最早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也很有可能是最早获得和平的国家。……中国的心灵依然年轻，一旦觉醒，将成为世界的雄狮。”[3](V-VI) 具有记者身份的白英采访过各界名流。比如他拜会过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和工业部部长王文浩。[3](PP140-141)他甚至参加过立法院会议，“目前立法院里大约有两百多名议员，他们来自各个行业，有农民、学者、商人、记者、作家。他们并非全民选举的，而由政府或者部分由孙科挑选出来。尽管这种挑选并不民主，但对于当时的中国，它是一个相对有代表性的机构。”[4](PP318-319)在白英眼中，当时的中国政府虽不尽如人意，但它较为符合中国国情。他的看法直接影响了西方世界尤其美国对战时国民政府的印象。 令白英感触最深的是中国的教育状况。他用低沉的笔调记述：“国立中央大学的校舍被炮火严重损坏，一些师生被炸死。年轻学子们住在塑料搭建起来的露天临时屋里，这些孩子们看起来都营养不良。教室也是塑料棚子，除了黑板和几排椅子，几乎什么也没有。……这里的学者特别清贫，身上的褂子打满各色补丁。教授宿舍昏暗潮湿，通常是一大家子人挤在一间小屋中，风雨时常光顾。图书馆的情况更不妙，一排拥挤矮旧的房子，里面杂乱地堆满了书，有中文的、德语的、法语的、英文的。”[3](PP81-85)尽管生活和教学条件如此艰苦，但中国教育一直没有中断它的发展。白英赞叹：“中国教授们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学者都令人钦佩。在艰难岁月里，他们坚守着传统文化，保持自己的操守和信仰。他们处于饥饿的边缘，为了理想和培养人才，在这样荒漠般的境况中，支撑着中国思想和学术的发展。”[4](P530)白英的好友，曾一同在西南联大任教的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对中国知识界也有同样的钦佩与同情。他们都曾将在中国的纪闻写成随笔在美国畅销媒体发表，对战时西方人中国观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比如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魏斐德(Frederic Jr.Wakeman)就曾坦言他对中国的关注和热爱始于小时候从《生活》、《时代》等刊读到白英、费正清等人关于中国的连载文章。白英去世后，他将在中国的日记和报告留给了费正清。这是一批关于战时中国的珍贵文献资料，但由于费正清本人的治学领域是清代的税制和外交，因此一直没有系统整理白英的著述。直到费正清的学生易社强(John Israel)做有关西南联大的专门研究时，费正清才将白英的档案和报告给他作参考。易社强出版的《西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成为中外学界公认的研究西南联大的最佳成果。[5](P9) 综观白英在中国的纪闻，尽管战时形势恶劣，但他对中国的总体判断却十分正面并充满信心。与我们自身对那个纷乱年代的印象不同，白英笔下那段岁月里的中国社会民风质朴、秩序井然，条件艰苦却尚能自给自足；政府虽有腐败，但官员们大多还算头脑清醒，对内政外交颇有见地；人们不论身在哪个行业都有很强的爱国心和忧患意识。与内藤湖南等汉学家对甲午战争前后晚清社会的失望和贬抑不同，白英对二战前后中国的处境充满同情和褒扬。究其原因，英美等国亦陆续卷入战争，中美关系进入短暂的“蜜月期”。同时，随着诸多港埠开放、日益西化，中国实际上成为一些欧美大国的“新大陆”，于是舆论有意塑造一个内蕴深厚且前途光明的中国形象。由于白英介于记者和汉学家之间，在那个东西方之间认知与交流极其有限的战时封闭期，他的亲历性描述无论对海外的精英阶层还是平民大众均显得格外具有说服力。他笔下的中国形象既颠覆了十九世纪西方对中国的集体负面想象，由“憎恶型”变为“亲善型”；又不同于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相对盲目的“中国热”，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战时西方的中国观。[6](PP135-143) 二 中国诗的海外译介 白英在重庆期间就已开始翻译中国诗，《重庆日记》里共收录了中国古今诗歌三十余首，但基本只是他个人的零散译作。到西南联大之后，白英经常参加冯至家中的教授沙龙。冯至家当时在东城的怡园巷，对面住着闻一多。这个沙龙的常客有杨振声、朱自清、罗常培、李广田、卞之琳、梁宗岱等。这些人不仅自己写诗，而且对中国诗歌很有研究，亦通西学，于是建议白英不妨多向国外介绍些中国文学名篇。1946至1947年间，白英主编的三本翻译文集在海外出版：《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1946)、《白马集》(The White Pony：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from Earliest to the Present Day，1947)、《当代中国诗歌选》(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1947)。 在这些译作中，曾在海外广为流传的是《白马集》，一方面因为这个集子选译的诗歌跨度很大，从《诗经》一直到现代；另一方面，参与翻译的都是西南联大对诗歌颇有研究的学者。比如浦江清翻译了杜甫的诗，沈有鼎翻译了屈原的《九歌》，杨业治翻译的陶渊明的诗，金堤译的白居易的诗等，参与者还有袁家骅、俞铭传、汪曾祺、李赋宁、袁可嘉等年轻教师。[7](P52)白英对译文逐一挑选、校订，反映了他对中国诗歌发展史的总体评判。比如白英偏爱唐诗，集中收录了近三十位唐代诗人的作品，而明代诗歌则一首未选。白英在译笔的选择和编辑上也尽量突出诗歌的中国元素，比如强调典型的中国式意象，保留中国诗的韵律感等。这部诗歌集在海外一度非常流行，甚至庞德、高本汉等人的翻译都受到此集影响。 近年来，随着海外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关注越来越多，《当代中国诗歌选》也成为中国诗外译的经典。所谓“当代中国诗歌选”实际上主要收录了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诗歌，包括闻一多、冯至、卞之琳、艾青、田间、臧克家等人作品。白英的初衷是要编选一部“中国抗战八年诗选”，但后来，他将时间往前推到了五四时期。[8](P72)在众多当代诗人中，白英最欣赏闻一多、艾青和田间。 闻一多是白英在中国接触最多的艺术家，白英认为他的诗歌完美地融合了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在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中最具典型性。白英称：“他(闻一多)怀着对中国古典文化无法平息的热情从美国归来，已无心作画，转而大量研读中国古典著作。尽管他有段时期完全着迷于儒家的道德精神，但之后由于他开始思忖国民战争，便逐渐成了一名革命者。……在东北沦陷绝望的年月里，他的诗中有种诡异的野性，这暗示着闻一多已接近疯狂的边缘。”[9](II) 他对艾青的评价尤高，虽然《当代中国诗歌选》中所选诗歌数量排在前三位的是卞之琳、冯至和闻一多，但艾青被选的8首诗篇幅都比较长，所占分量是最多的。《白马集》的现代诗歌部分，艾青诗也入选了4首。白英在逝世前的1982年于纽约又出了一本翻译集，这部集子选录了世界各地的经典诗歌，译者也都是名家。其中唯一入选的中国当代诗人就是艾青，他的作品由欧阳桢译，[10](P170-172)足见其推崇之意。白英看重艾青很可能与后者的诗风及题材特别切合战时中国的生活和心态有关。作为一名有着记者和传记作家身份的汉学家，白英对中国艺术的评价标准与他对当时中国整个时局的关切相联。因此，尽管白英对中国新诗的介绍从新月派开始，但他对徐志摩的评价并不高，认为他虽有才华但太过伤感。[7](P54)他强调艾青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总能从别人不经意的事物上发现诗意，并且深深同情人民和北方的沙漠，用自己的梦想垦殖荒芜。[8]“艾青是第一个开始进行根本性诗歌革新的人，这种革新把中国诗从其传统中连根拔起，移植到新的土壤里。”[9](P20)不过白英也能跳脱于时局之外，对艾青做纯粹的审美批评。比如“他(艾青)诗歌的最大不足在于内容的重复，他总在诗歌中做宣传，即便赞美太阳时也是如此”。[9](P21) 有学者认为，白英之所以十分推崇艾青和田间，实际上也受到闻一多影响。闻一多虽为“新月”派领袖之一，但从根本上是反对规矩和束缚的，尤其40年代，闻一多大量吸收了左翼文学的思想，提倡“让文艺回到群众那里”。他对身边的精英知识分子圈中清谈、虚浮之风强烈不满。[7](P57)因此他很欣赏艾青和田间的“没有(新月派)那套泪与死”，前者属于当下，后者代表未来。[11](P100) 除大量向海外译介中国诗歌之外，白英亦从事过一些散文与小说的翻译。比如上文提过的《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他还与吴宓的学生、《尤利西斯》的中文首译者金堤合作翻译了《中国土地：沈从文小说选》(The Chinese Earth：Stories by Shen Congwen)，1947年在伦敦出版，书中收录了《边城》等14篇小说。虽然早在30年代，邵洵美的女友项美丽(Emily Hahn)就与人合译过沈从文，斯诺也选译过沈从文的小说《柏子》，然而直至白英和金堤的译本出版，沈从文才真正走向世界。现代西方对中国的浪漫想象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沈从文。现在翻译界对白英的译笔有不少微词，称其译作中存在很多漏译、误译的现象，[12](P90)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海外正亟须了解中国的历史与当下，白英可算是最早沟通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桥梁之一。他并不拘泥于译文的绝对忠实，而将最大目标放在如何展现出一个生动的中国文化图景之上。在《当代中国诗选》的序言里，白英称：严复对《原富》和《法意》的翻译有许多脱离原文之处，但他却使近代中国民众对西方的精神第一次有了深入了解，这才是跨文化交流的真正价值所在。[9](IV) 三 文学与历史研究 与传记写作和翻译相比，白英对中国文学与历史的研究显得不那么成体系。不过，作为一位汉学家，他对中国问题有独特的感受，而且会不自觉地运用比较的视角。比如他曾在日记中说：“英国抒情诗与中国抒情诗有很多相似之处。……李白、杜甫、屈原等人作品中的意象和主题像极了艾略特《荒原》中的意境，还颇有些席勒式的激情，甚至与马雅可夫斯基十分现代派的语言有几分形似。”[4](P191-192) 尽管白英更偏爱中国古典文学，但他当时认识的中国诗人与朋友为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源。比如，在谈到自己最看重的诗人闻一多和艾青时，白英试图将他们放置到更广阔的背景中去考察。白英认为，他们走向诗歌创作都和学习美术的经历有关系，受到了西方印象主义画风的影响，而印象主义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表达方式有共通之处。凡·高、马雅可夫斯基、莎士比亚是他们共同的美感来源。[8]白英强调，中国现代提倡诗歌形式美的诗人多数留学于西方，而那些在诗歌中试图摆脱形式束缚的人多是留学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9](PI)在谈到田间的诗歌时，白英将其与奥尼尔的《琼斯皇》比较，认为田间诗中的原始鼓点、野蛮、生命的热与力比曹禺的作品更具奥尼尔的风格。他认为田间的诗质朴而纯粹。“艾青现象要统统归因于战争，田间则似乎不属于任何时空，他的诗节具有直截的音韵效果……他的措辞犹如孩童般直白、自然。田间对象声词情有独钟，并在这一点上延用古汉语的措辞法，《诗经》中尽是模仿鸟叫或玉鸣的象声词，但是他的使用力度更惊人。”[9](V-VI) 白英对中国文学的判断在今天看来也许有许多不妥之处，比如他强调印象主义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唯一出路；他对鲁迅的审美趣味和译笔颇为不屑；他所呈现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局限于唐诗。可以说，白英的中国文学研究本身也是主观和印象式的，但他的偏颇很典型地反映出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基本判断，而且经由他的努力，中国现代一批曾不为外界重视的作家作品传播到海外。 白英对中国历史和时政也有不少独特见解，本文以他的毛泽东研究为例。 1946年，在二战结束后，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同年夏季，挚友闻一多被国民党暗杀，给白英极大的震动。在《当代中国诗选》题词中，白英写下“纪念闻一多”，明显针对闻一多遇害之事。在传记《觉醒的中国》里，白英再次愤愤不平地描述了那段往事，可见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也促使他的政治立场开始左倾。1946年，白英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延安的生活和毛泽东的睿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将这段经历记述下来，撰成传记发表，初版于1950年，名为《毛泽东：红色中国的领袖》(Mao Tse-tung：Ruler of Red China)，于1961年和1969年二度经过补充修订再版，分别题为《革命者的肖像：毛泽东》(Portrait of A Revolutionary：Mao Tse-tung)和《毛泽东》(Mao Tse-tung)。 “毛泽东研究”在海外中国学界一直是门显学，仅美国就有近四千名学者涉及该领域。白英的毛泽东研究与后来者相比可能不算深入，但他的优势是较早掌握了毛泽东本人以及当时中国国情的第一手材料，因此观察更为现实、直观。他认为四个因素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最大：白莲教、太平天国运动、严复和康有为的近代改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13](PP5-27)白英称，白莲教被镇压后转入地下，成为上世纪初“义和拳”或“拳乱”的前身，孙中山曾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们相信从蓝色的水中会升起白莲，后来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的灵感就源于此。[13](P8)白英还强调，尽管毛泽东曾批评白莲教的封建性质，但他们反抗暴政以及对世代的划分(初际：代表过去，黑暗统治；中际：现阶段，明暗斗争；后际：代表未来，安居乐业)等思想启发了毛泽东。同样，毛泽东总结过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比如斗争手段错误，企图用外来的天主教反对孔教，结果被曾国藩利用这一弱点扑灭；骄傲轻敌且内部不够团结。但总的来说，他对太平天国要求“均产”、消除私有制、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国家的初衷十分推崇，毛泽东后来在农村实践消灭私有，推广人民公社制度不能不说参照了这一模式。[13](PP19-20)在另一本以记述中国革命为核心的书里，白英同样谈到了康有为等人来源于《春秋·公羊传》的维新思想以及严复所引进的英法等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理论对毛泽东的影响。[14](PP231-267)尽管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发动农民运动，也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但孙中山领导人们彻底推翻帝制，提出三民主义以及他的个人魅力都深深打动过毛泽东。[15](PP126-138)白英总结说，毛泽东思想对现代中国最大的贡献凝聚在他的五本代表作里：《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它们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灵魂。 1983年，白英在逝世前不久，为将赴美讲学的冯亦代和卞之琳介绍给美国同行，特意在家中开了一次酒会，并遇到老友董鼎山。他请求后者将其骨灰撒入长江，自称中国是他的“第二祖国”。作为传记作家、记者和学者，白英一生辗转在欧美和亚洲的许多地方，但从其最后的心愿可以看出，只有中国最深沉地吸引了他。对于这样一个西方人而言，中国长久的魅力并不来自它的神秘、富强，而恰恰源于它的苦难、它的文化传统与西方古典精神的相通之处。 白英对中国的记述和思考，反映了战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在那个特定时代，中西方面临着共同的人类灾难和现代性危机，民族的界限便不再鲜明，跨文化的沟通反而异常活跃，对他者的集体想象实际上变为对自我的认同。中国在民族战争和民主争斗中表现出的坚忍和智慧，甚至成为许多西方国家的“乌托邦”；而当这段特殊的“蜜月期”过去之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差异重新凸现，因而白英对中国的阐释和译介虽曾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反响，却逐渐被所谓更为学术化、客观化，实际上也更为功利和意识形态化的彼此“观看”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英的“中国缘”倒是真正走向了文明间理解的深处。标签：闻一多论文; 艾青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毛泽东论文; 费正清论文; 诗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