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 “自由化”和社会发展理念
来庆立
摘 要: 伯恩施坦曾提出其修正主义公式，但事实上他的 “手段”没有太多新颖之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英国 “新自由主义”理念，这最终影响了他对社会发展的认知。伯恩施坦在 “进步”的目的上与 “新自由主义”者站在一起，结果成为自由主义的实践者。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 “自由化”有着潜在的社会历史和理论道路因素，并非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而是改变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目的。因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根本上具有虚假性。本文以概念史为分析工具，阐释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自由化”的渊源、建构、原因和实质，分析其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不同。
关键词: 修正主义；自由化；社会发展理念
一、溯源: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化
伯恩施坦曾多次提到社会主义继承了自由主义事业，将社会主义等同于 “有组织的自由主义”，同情甚至认同边际理论和曼彻斯特学派。美国学者斯蒂格认为英国 “新自由主义”① “新自由主义”首先出现在英国，又被称为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自由主义，在英国的口号是积极自由，在德国的口号是社会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口号是新民主，在法国的口号是团结。本文统一称其为 “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以区别于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前者更加注重从社会意义出发 “修正”自由主义，后者则强调恢复古典自由主义对待市场的本来面目。 对伯恩施坦有着重要启发，美国学者福赛特和一些德国学者也谈到了伯恩施坦与自由主义者和费边社的良好关系② Manfred B.Steger，The Quest for Evolutionary Socialism—Eduard Bernstein and Social Democ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31－138.福赛特认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 “争夺进步桂冠的竞争中”是同盟者，这方面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就是伯恩施坦，参见 [美]福赛特:《自由主义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1页。一些德国研究者认为，伯恩施坦与费边社的良好关系，使之同情甚至吸收了一些英国自由主义理念，参见Bernstein und der demokratische Sozialismus，Berlin Dietz，1.Aufl edition，pp.47-58；Klaus Leesch，Eduard Bernstein und die Fabian Society，Gummersbach 2012，pp.10-17. 。在很大程度上，伯恩施坦转向修正主义借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自由主义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最大特征是 “社会主义化”，在自由主义概念的主要构成方面都吸纳了社会主义因素。需要注意的是，自由主义理解的社会主义并非科学社会主义，而是英国式的社会主义，后者认为密尔等人比马克思更符合社会主义定义。
19世纪末的英国，许多 “自由主义者都关注社会问题”① [英]拉斯基:《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至少在物质层面，这对英国工人阶级有利，“如果社会主义是指热切关心广大劳动者的疾苦……那么我们都是这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就是社会改革，“等同于处理社会问题的英国方式”② [英]弗里登:《英国进步主义思想》，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58－59、60页。 。关注社会问题使英国自由主义者热情 “拥抱”、利用和改造社会主义，渐进地进行社会改革、实现社会进步，成为其最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理念。密尔、霍布豪斯、霍布森等学者都是代表人物。
从概念内涵变迁出发，在诸多重要的规定性内涵上，自由主义都出现了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这尤其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从个人主义到 “社会化的个人主义”
“新自由主义”首先将社会主义理解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这就需要消解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个人主义的冲突。因此，探讨个人和社会的性质及其关系就成为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社会主义理论解决社会问题，需要 “从伦理的、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中的人……认识到人是一种社会存在。自社会形成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某种社会主义”③ [英]弗里登:《英国进步主义思想》，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61页。 。密尔提出，社会没有实现分配正义，需要通过公共媒介管理国家生产资源。社会主义是个人自由、共同所有权以及平等分享共同劳动收益的结合，霍布豪斯认为这是 “自由社会主义的最佳总结性说明”④ 参见 [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7页；[英]密尔:《密尔论民主与社会主义》，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345－349页。 。因此，“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是对个人的伦理化认知，其次是经济政策的调试。通过道德改革促进社会改革，这也是 “进步”概念的内涵之一。正如密尔所言，要通过社会主义道德和原则消解 “自私”。霍布豪斯认为，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够和谐相处，因为自由社会主义不同于机械和官僚社会主义⑤ 霍布豪斯列了9项自由表达个人主义的核心价值，但他同时又区分了机械社会主义、官僚社会主义和自由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包括民主与个人自由两个关键要素。参见 [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85－88页。 ，它将个体自由和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关键组成部分，最高目的是通过人性的伦理进步不断发展人的才能，最终实现 “共同的善”⑥ 霍布豪斯用 “有机”概念说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有机和谐的伦理基础是 “共同的善”——属于个人也属于所有人，这是个人自由与社会集体的善之间的有机互动关系。参见殷叙彝:《社会民主主义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352－353页。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2012年1月—2014年12月及2015年1月—2017年12月新入科培训的各25名护士为对象，分别采取传统培训法（25人）及SOP培训法（25人），培训时间为1年。两组护士均为女性，应届本科，SOP培训组与传统培训组在年龄[（22.4±2.1）岁vs.（22.8±1.7）岁]、成绩方面[（81.32±4.46）分vs.（80.69±5.67）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在世界历史意义上，伯恩施坦将私有财产视为 “进步”的标志，其历史观蕴含着资产阶级革命基础上的 “西方文明—现代”理路。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标志就是保护私有财产，这也是东西方革命的根本区别。东方国家不重视私有财产，但恰恰是保护私有财产的需要造就了革命，这不单纯是财产崇拜，更是一种承认人权的方式。在生产方式的现有阶段，这是社会进步的绝对条件，能够促进技术进步、知识增长和生产力发展。反对私有财产，就会使革命失败或历史倒退③ 参见Eduard Bernstein，Revolutionen und Russland，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Heft.4，1905，S.289-295. 。
(二) 从自由放任到伦理国家
在自由放任问题上，“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放任不是自由主义的绝对要素。例如，有学者指出，以科布登为代表的曼彻斯特学派的原则 “恰恰是很多所谓的 ‘社会主义’立法的倡导者一贯依赖的原则”① [英]弗里登:《英国进步主义思想》，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72页。 ，而国家调控则是自由放任的关键一环② 参见 [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3页。 。
上述变化使社会进步在形式上有了无限可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公平使自由主义者意识到社会改革的必要性，这一时期自由主义的两大议题是团结自身成为更有效的政治力量、与力量越来越大的工人阶级相妥协⑦ 两大提议参见:David Powell，The New Liberalism and the Rise of Labour，1886-1906，The Historical Journal，Issue 2，1986. 。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化使部分社会主义者意识到，通过渐进改良不断实现社会进步可能是人类发展的唯一道路。现实变化使伯恩施坦认为修正马克思主义、吸收自由主义的价值原则十分重要。
“新自由主义”反对这一主张:将自由主义等同于自由放任，因而无法推动社会改革。因此，讨论自由放任和国家的性质功能，论证自由主义与国家的互嵌，证明自身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就成为其重要议题之一。
为了培养高素质的档案管理专业人才，就需要加强政府档案管理信息化人员队伍建设。首先，我们应该引进一批复合型的档案管理人才，同时还需要加强对现有人员的培训，如档案管理人员的技能和专业基础理论的培训，信息技术的培训，现代化管理培训，技术培训，以及规范化的职业道德培训。使档案管理工作者的知识与技能能够得到不断更新，锻炼管理人员对信息技术运用的熟练程度，把他们所欠缺的信息化专业程度提升上去，从而使每个档案管理人员都能够适应不断发展的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
在国家问题上，多数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是保障个人主义原则 (自由)和社会福祉 (进步)的重要工具。霍布豪斯认为，国家能够实现 “共同善”和 “个体自我完善”，是社会理论的最高目的③ Hobhouse，Democracy and reaction，London:T.Fisher Unwin Paternoster Square，1904，p.131. 。国家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提升成员道德和精神利益的最佳表达，是社会伦理进步的表现④ Hobhouse，Social Evolution and Political The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11，p.188. 。因而，国家拥有实现伦理生活的手段和责任，这表现为保护私有财产和对公共财产的留置权。霍布森认为国家功能是保障最低生活标准，如吃住行、良好的环境、艺术、音乐、教育等等⑤ Hobson，The Social Problem:life and work，London:Nisbet&Co，Ltd，1901，pp.79－80. ，与个人的社会福祉密切相关，本质上这也是 “价值”在共同体层面的理论化:在坚守个人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推导、保护社会化原则。
认识了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以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之后，再来探讨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便可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三) 从有产精英到中间阶级为主体的市政社会主义
美国学者斯蒂格明确指出，伯恩施坦借鉴了 “新自由主义”，改变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伦理和社会意义上使个人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同用自由主义建构自身的道德社会主义者别无二致④ Manfred B.Steger，The Quest for Evolutionary Socialism—Eduard Bernstein and Social Democ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15－138. 。
在方法论层面，有研究者认为，市政社会主义是一种务实的社会主义，能够同时被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接受。这也与英国的渐进主义传统相关。“真正的进步都必须通过发展来实现；新事物必然从旧事物发展而来，而非从其他根基移接上去的分支；这就是主流的社会主义者现在倡导的一些变革。”⑥ 参见 [英]弗里登:《英国进步主义思想》，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75－76页。 因此，渐进改革与暴力革命的社会主义被区分开。在发展意义上，市政社会主义能够最大限度地实施自由主义计划。
在功能层面，约瑟夫·张伯伦等人提出了一些代表性观点。张伯伦提出:“减轻人的苦难，使所有市民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高贵和幸福……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社会主义未来将围绕这个平台来扮演它那最重要的角色”⑦ [英]弗里登:《英国进步主义思想》，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72－73、75页。 。这既减少了革命社会主义者对改良的不信任，也消解了自由主义者对 “干预”的恐惧。使公共资源在市政层面社会化，调和了个人主义和共同体、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成为社会改革的首要原则。
在持有群体层面，市政社会主义与中间阶级紧密相连，将工人阶级置于更广泛的 “人民”概念之中实现地位提升，“尽可能迅速地把处于中产阶级之下的那个饱受痛苦的阶层中的所有最优者吸收到中产阶级之中，从而使那个繁荣的、舒适的中产阶级群体尽可能地壮大。”⑧ [英]弗里登:《英国进步主义思想》，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31页。 中间阶级被视为 “新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保护者，将工人阶级吸纳其中更是成为普世性的体现，从而靠数量上的优势推动社会变革，实现进步。
(四) 从私有财产到 “社会化的私有财产”
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已经成为英国社会的主要共识。在19世纪的英国，财富生产和利益驱动是社会发展的主要信条。消除社会主义剥夺个人财产的恐惧，是 “新自由主义”需要解决的论题。霍布豪斯、霍布森等学者的思路是:在社会意义上承认“非劳动财产”，建构个人财产与社会财产的联系。
霍布森提出，可以通过立法和税收管控垄断，推动社会改革，其前提是承认个人财产和收入，而非侵犯个人财产和私有财产权① 参见殷叙彝:《社会民主主义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369页。 。在 “非劳动财产”层面，他更是直接强调个人财产的社会性质，即个人在生产价值的过程中多源于共同体的帮助，绝对的个人财产是不存在的。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在于承认私有财产这一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将自由主义伦理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私有财产相结合，使后者 (理念)成为前者 (价值)的投射，将社会化的个人主义与社会化的私有财产相结合。霍布豪斯和霍布森首先承认的都是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从而建构社会化的私有财产观念。例如霍布豪斯认为应区分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财产的基础是社会的，社会财富包括社会化的价值和生产，个人财富增长的基础是社会财富和社会生产，“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不是消灭财产，而是使社会的财产概念在适合现代需要的条件下恢复其正确地位”② 参见 [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5－96页。 。霍布森也提出，个人财产在性质上具有社会性 (共同体原则)，后者保障了个人财产所有权，这是 “进步”的最好表现③ Hobson，The Social Problem:life and work，London:Nisbet&Co.Ltd，1901，pp.110-111. 。
二、建构: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化
社会主义化的自由主义使伯恩施坦有了借鉴的可能，在概念基本要素层面，伯恩施坦完成了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化。在剔除了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后，伯恩施坦吸纳了 “新自由主义”，为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成为 “同盟军”奠定了基础。从概念内涵变迁出发，在相关规定性内涵上，修正主义的自由主义化同样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从强调阶级个体到认同 “社会化的个人主义”
“新自由主义”认为，在理论上使个人主义、国家与自由主义相联系，在实践中就应采用务实可行、符合传统的社会政策，证明自身具有可行的社会改革方案，完成这一 “任务”的是市政社会主义。
作为德国的代表性思潮，黑格尔哲学受到多数英国学者的敌视，后者崇尚实证和经验主义，不认同抽象的概念体系。例如，霍布森就指责科学社会主义玩弄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经济决定论，其社会发展理念存在漏洞。伯恩施坦与这一认识高度一致，不仅反对黑格尔辩证法，还默认唯物史观是经济决定论，强调道德、伦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证明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这突出表现在伯恩施坦强调自由和个体价值。
伯恩施坦将个体自由定义为 “个体能实现最大可能的自我决定”⑤ Manfred B.Steger，The Quest for Evolutionary Socialism—Eduard Bernstein and Social Democ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38. ，这种 “自由”认同“个体权利”，意味着 “阶级个体”转变为了 “权利个体”。伯恩施坦坚持认为社会关系不完全决定 “个体本质”，并且用传统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自然法概念，如洛克、康德和密尔等等，来表达权利的理性概念；用 “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所蕴含的集体、社会、团结等理念阐释社会主义。在这一基础上，伯恩施坦提出 “社会主义也是有组织的自由主义”①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页。 “由于模仿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或者把它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就形成了新的概念，现在或者称为共产主义，或者称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②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0页。 。
2.3 婴幼儿辅食及时添加及首次添加辅食种类情况 婴幼儿辅食及时(婴幼儿满6月时)添加率为55.9%，其次为7月添加辅食占21.8%，5月占11.8%，剩余为3、4及7月添加辅食。首次添加辅食最多的为谷类泥糊状食物占66.6%，其次时蛋黄占20.1.%，果泥蔬菜泥占8.5%，其余为动物肝脏和肉类最少。
(二) 从 “反对国家”到承认资产阶级国家
“新自由主义”国家观的逻辑在于:反对国家的阶级性质，使国家 “中立化”，发挥国家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既保护个人主义，又推动社会福祉。
与此逻辑一致，而非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国家观与 “打碎国家机器”的要求，并且通过反驳 “工人无祖国”，伯恩施坦阐释了国家的性质和功能:工人阶级逐渐上升为市民阶层，“在国家、地方自治机构等等中是有平等权利的选民，从而也是民族的公有财产的共同所有者，他的子女由社会教育，他的健康由社会保护，社会保障他不受欺侮，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将有祖国”③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0页。 。同时，他也将国家视为保障民族利益的工具，通过民主和普选权，国家、民族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本质上相统一。从中不难看出，伯恩施坦同样认为国家是保护个体和推动社会福祉的工具。
在自由放任问题上，与霍布豪斯对曼彻斯特学派的认识相似，伯恩施坦认为国家有 “集体责任”，需要进行宏观调控。“没有责任就没有自由”“承认经济上的个人责任，是个人为了社会给予他的或者向他提供的服务而对社会的报偿”④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页。 。一战后，伯恩施坦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国家观，提出 “人民共和国”概念，认为具有自由贸易精神的国家与帝国主义不同，这种国家具有世界主义理念，能够推动 “共同善”⑤ 参见Eduard Bernstein，Völkerrecht und Völkerpolitik:Wesen，Fragen，und Zukunft des Völkerrechts，Berlin:Paul-Cassirer-Verlag，1919. 。
(三) 从立足 “社会的两极化”到推动 “工人阶级的市民化”
伯恩施坦的国家观与阶级观紧密相连，反映在实践层面同样表现为认同以中间阶级为基础的英国市政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认为社会将朝向 “中间化”发展，中间阶级的数量会不断增长，贫穷的工人阶级群体将会缩小，因此应满足中间阶级的利益，使工人阶级上升为市民阶层，使市民生活普遍化。“如果现代社会的崩溃取决于社会角锥尖端和底座之间的中间部分的消失，如果它取决于这一中等部分的被上面和下面的极端所吸收”，是不可想象的⑥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 。在文化上，市民阶级 “就整个来说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道德上还是相当健全的”⑦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页。 。因此，社会主义政党应当把中间阶层的发展视为工人阶级发展的关键，使 “无产者的社会地位上升到一个市民的社会地位”⑧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页。 ，建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一逻辑认为，社会不断中间阶级化与市民化能够形成数量优势，推动民主化和议会立法，发挥国家功能，推动社会变革。
在这一基础上，与 “新自由主义”提出的市政社会主义一致，伯恩施坦认为地方自治机构连接了中间阶级和议会民主，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中介。首先，民主制度要避免官僚主义，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就必须使它建立在 “经济上个人责任的广泛分散的自治之上”①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8页。 ，这是工人阶级政治统治的基础。其次，市政机构任务的不断增加和市政自由的不断扩大，使 “公社成了愈来愈重要的社会解放的杠杆”②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页。 ，“公社”即是市政自由的形式和执行市政任务的机构。最后，地方自治机构能够锻炼工人阶级，后者与自治机构的发展成正比，这能使工人阶级在文化知识和物质福利层面不断成长为中间阶级。
英拉对访华期间参观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和水利部，了解中国防汛抗旱减灾管理工作感到非常高兴。她指出，去年泰国遭受重大水灾后，中国政府及时提供援助，帮助和支持泰国人民渡过难关。对此，泰方深表感谢。
(四) 从批判私有财产到强调私有财产的合法性
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私有财产相反，伯恩施坦与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高度一致，在承认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强调私有财产的社会性和社会意义。
因此，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契合点主要在于:将个人主义伦理化、“社会化”，使之与社会公正、平等等价值观相联系；将社会主义自由化、“个体化”，通过道德改革促进社会改革，对制度不公平、不正义进行社会改良。最终目的是使个体与社会相互关联，使伦理化的个体 “社会化”，体现社会本质的个体性。
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上，伯恩施坦谈到:“社会民主党人不要求消除私有财产，只是限制它的权利。在总体上废除财产权是完全不可能的”“关键不是是否承认财产权的问题，而是哪种财产权需要被承认，具有何种权利。保障财产权是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前提条件，其对立面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④ 转引自Manfred B.Steger，The Quest for Evolutionary Socialism—Eduard Bernstein and Social Democ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47. 。
在 “进步”的意义上，伯恩施坦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 “文化运动”，“在工人中间扩大社会启蒙工作”，启发工人阶级理解社会应当沿着社会进步的轨道前进，以及相关手段的性质和能为整体谋福利的目的⑤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3页。 。因此，使工人阶级在物质进步 (以掌握私有财产为前提)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进步，参与社会管理，推动社会进步，就成为伯恩施坦的目的之一。与 “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一致，这唯有通过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即私有财产 (强调个人差别而非阶级差别)与共同体 (团结、有计划地管理国家生活)的不断结合才能实现。
三、原因:概念内涵转变的时空、理论与道路因素
综上不难看出，修正主义的重要理论借鉴是社会主义化的自由主义，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后果在于使科学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化”。在厘清概念内涵变迁的基础上，还应厘清概念内涵转变的相关因素。从时空—优先性、理论—渗透性、道路—比例性三个维度出发，可以阐释概念内涵转化的主要原因① 弗里登认为，政治概念的结构存在相邻性、优先性、渗透性和比例性。参见 [英]弗里登:《英国进步主义思想》，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0－11页。 。
(一) 时空—优先性: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
优先性指的是概念结构中不同内涵的权重。在不同时空背景下，不同内涵的地位和重要性会发生变化，例如在 “新自由主义”中，私人财产权和社会福利的地位发生变化。在修正主义中，伯恩施坦消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自由”“人权”和 “个人自治”等内涵进入概念价值的核心区域，使社会主义的含义发生了彻底转变。
2.1 所有患者依从性行为得分和分级 脑卒中偏瘫患者的依从性行为总得分为(35.01±2.91)，除10例(11%)的依从性行为属于高等水平，其余患者都处于中等(75例，83%)及低等(5例，6%)水平。从药物治疗因子、吸烟因子、态度因子、意向因子、生活方式因子以及责任因子等6个方面评估患者的依从性行为，结果显示药物治疗因子的平均分最低(1.53±0.62)分，责任因子的平均分最高(2.26±0.79)分。见表2。
如图2所示，上部装置本体是一个月牙形部件，其内侧圆弧将与无磁悬挂紧密贴合，装置内侧分布有均匀的齿状增摩带以及钻井液通道；上部装置本体两侧各有一个固定圆环用于连接链条；在上部装置本体中部有一个圆孔，用来放置红外激光发射器。激光发射器由发射器本体和电池组成。上部固定装置由链条、锁紧板及锁紧螺栓组成，链条连接上部装置本体与固定装置，当逐渐旋紧锁紧螺栓时，将增大上部装置本体与无磁悬挂间的接触压力，从而增大两者间摩擦力。
在经济层面，19世纪80年代到一战可称为繁荣期，80年代属于 “十九世纪末的一个长期上升期”② 福赛特:《自由主义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2页。 ，90年代到1914年更是 “壮阔成长的生产时期”③ [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西欧各国和美国的人均收入都在增长，穷人生活水平也在提升，财富开始扩散，人们拥有更多财富购买多样化的消费品。与之相对的是商业、农业的相对萧条以及财富分配的不平衡④ [美]福赛特:《自由主义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2页。 ，工人阶级要求更公平的分配，社会要求更平衡的发展。
在政治层面，现代国家和民族主义观念逐渐占据主流，这导致两个重要后果:一是政府扩大开支提升了市民生活水平；二是国家能够维护民主的自由主义秩序，提升社会和民族凝聚力。但与前面现象同时存在的还有另外一种景象，统一国家仍旧存在分裂，如德国东部落后的乡村农业与西部先进的城市工业、美国南北之间的分裂等；在城市中，社会阶级的多样化并非使所有人都能享受物质福利等。因此，自由主义的理想目标开始与现实相妥协，不再是财产精英的垄断，而是扩大到每个人尤其是贫穷群体。
在社会层面，经济上的 “进步”，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结构，产生了新阶层，扩大了中间阶级⑤ 参见 [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56－59页。 。新的 “有产者”试图扩大政治权力，推动政治民主化，使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相妥协，“政治的民主化往往使得不情愿和备受困扰的政府走上采取社会改革和福利政策之路”⑥ [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60页。 。在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的努力下，他们与资产阶级达成了妥协:前者要获得平等的政治话语权和稳定的工作生活条件，就必须承认资产阶级的权力和资本主义存在的合法性；后者要继续发展自身和资本主义，就必须承认更富裕、更具话语权的工人阶级对其有利。
采取人工或各种除草机械等手段，在线辣椒播前、苗前或各生育期进行耕翻、耙土、中耕等措施进行除草。该措施能杀除已出土的杂草或将草籽深埋，也可将地下根茎翻出地面使之干死或冻死，这是我国北方旱区目前使用最为普遍的措施。
(二) 理论—渗透性: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理论 “困境”
渗透性指的是不同概念或概念内部不同内涵存在重叠。“新自由主义”使社会主义相关理念渗透到自由主义之中，这容易让人误以为具有社会主义理念的自由主义是现实化甚至是正统的社会主义。同时，一些社会主义者也意识到，应当吸纳属于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社会主义才能具有现实合法性。
在费边社的演说中，伯恩施坦提出，议会能够提升工人阶级的生活工作条件，有越来越多的中间阶级议员关注、解决社会问题。关注劳动者的疾苦使民主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现实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前，民主和议会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工具①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9－190、293、384、396页。 ，但在英国，这已经成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工具性质的转变带来了理论困境:民主一直是自由主义的 “专利”，依赖于资本主义而存在。这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对伯恩施坦来说，借鉴 “新自由主义”就尤为重要。
“新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诞生在19世纪末。对于这个年代，国内外史学家形成了诸多共识，这尤其反映在:经济、政治发展逐渐缓解了阶级冲突，中下层社会阶级的物质诉求能够通过民主化得到满足。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和民主仅仅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 “普遍规律形式”的历史特例，民主和议会制度从诞生伊始就是维护有产者的工具。当民主被自由主义放大到国家层面和中下阶层时，人们容易被短期利益 “俘获”，并将此简单等同于社会进步。因此，部分群体认为社会主义无法取代自由主义，除非吸纳民主思想，这样一来，修正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就成为重要前提。拉斯基对此批评道，密尔、霍布豪斯等人消除了自由主义财产私有范式和社会主义范式之间的对立，费边社等英国社会主义者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承认个人主义、私有财产和民主化，可以随时放弃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力，依赖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信条，“费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就如同自由主义本身一样”② [英]拉斯基:《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
伯恩施坦十分看重民主，在评价1848年革命时，他就提出民主权利的扩大 “已经在原则上宣告了无产阶级的解放”③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如果说社会主义要与民主相关联，那么就必须改变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因为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形式正是民主。在修正主义理论中，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不再可能，继承、完成自由主义事业也就成为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也是实现自身的根本途径。
(三) 道路—比例性:“进步”与社会主义的道路 “困境”
比例性指的是在概念结构中，不同内涵占据的比例不同。例如在修正主义中，讨论经验性和微观事物 “手段”的比例远远大于理念、抽象性的 “目的”。因此，与 “新自由主义”相似，修正主义理解的社会主义呈现为不断 “进步”、发展性的事物。伯恩施坦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在道路层面解决社会主义的现实合法性问题。
自由主义转型的目的是社会改革。密尔提出，社会罪恶在当前体系下是巨大的，社会主义的理智与道德理由 “可以提供使得当前社会的经济体系能够物尽其用所必需的改良指导原则”④ [英]密尔:《密尔论民主与社会主义》，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330页。 。例如，在承认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上，密尔认为需要使所有权适应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在根本目的层面，自由主义借用了社会主义概念中 “社会化”、国家管控、为多数贫困阶层服务、社会所有权等诸多内涵，试图推动社会改革，实现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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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岩浆岩发育，岩浆活动频繁，受区域构造运动及变质作用影响，岩石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质现象。区域出露的岩浆岩主要有：元古代周河二长花岗质片麻岩、大畈英云闪长质片麻岩；新元古代花岗闪长岩；早古生代片麻状钾长花岗岩；晚古生代片麻状辉长岩，四面山含榴混合花岗岩；早白垩世花岗斑岩、花岗岩，陈冲花岗斑岩、打帽岭细粒二长花岗岩，新县二长花岗岩；周湾石英闪长岩。其中新县二长花岗岩为本区主要赋矿岩体。
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无疑 “蚕食”了诸多社会主义的原有议题，使工人阶级在短暂的物质福利和长期的社会主义目标之间往往选择前者。不少工人阶级看到了上升为市民社会一员的可能和福利，民主化和物质进步使工人阶级对社会和国家的归属感不断上升。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改革的需要，使 “进步”的发展道路成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争夺 “民意”的重要资源。
伯恩施坦曾提出，英国工薪阶层的进步是通过民主制度而非暴力，中间阶级的改革者每天都在增加，他们从事社会改良的事业，各类中产阶级立法者在努力解决大量工人群体关注的问题。在议会辩论中，工人阶级的发展同工薪阶层一样，通过妥协的形式不断进步。因此，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主义要与现实妥协:“是摧毁步步发展的机会，因此拖累整个运动，还是支持那些不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民众，帮助其推行种种进步性措施。不论马克思有多同情感情用事之人，工人阶级在其社会地位的上升过程中，在最重要的关头，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如果不能施以援手，那么工人阶级就会毫不犹豫地远离马克思。”① 参见 H.Kendall Rogers， “Eudard Bernstein Speaks to the Fabians:a Turning-Point in Social Democratic Thought?”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No.3，1983.
四、本质:修正主义的社会发展 “目的”及其局限
修正主义与 “新自由主义”成为 “同盟军”，最重要的特征是:在根本目的上提倡 “进步”的社会发展理念。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念完全不同，而且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化，根本目的在于 “进步”，在形式上呈现为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密尔、霍布豪斯和费边社等人都不相信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计划和革命社会主义者 “一步跨入大同社会”的理想。他们认为，变革现存社会体系只有通过渐进改良才能实现② 参见 《费边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18页。 。在内涵层面，“进步”的社会理念包括社会进步 (社会改革)和人的进步 (人自身的改革)，主要体现为改善人性、提升个人知识水平 (消除 “未开化民众”)和社会物质、道德进步。例如霍布豪斯主张以社会的名义改造市场，推动进步，并用个人繁荣一词来概括 “进步”，体现为人民不受任意征税、机会平等、经济自由、保护家庭、国家独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等等。一些自由主义者还提出 “商业的道德化”，限制金钱政治，反对消费主义和富人阶层道德观，提升多数民众生活水平等理念③ 相关论述参见 [美]福赛特:《自由主义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6、197、226－240页。 。
与此 “目的”相同，伯恩施坦同样认为，期待或推动社会朝向 “大灾变”发展和迅速改变所有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是空想，因此需要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发展理念。伯恩施坦的选择是抛弃马克思主义，转向 “进步”的社会发展理念。
社会主义者也是 “进步主义者”，其与 “新自由主义”的区别主要是变革现存社会秩序的手段和目的。有论者提出，既然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认同变革社会秩序，那么这仅是手段而非目的的不同。但实际上，伯恩施坦将 “没有放弃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偷换成了提倡社会改革、实现社会进步的良愿。从本质上看，无论手段还是目的，伯恩施坦的社会发展理念实现的是 “进步”，与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完全不同。
第一，在方法论层面，伯恩施坦的渐进主义等同于英国的渐进主义。英国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长期以来反对暴力革命，反对一个阶级掌握政治权力，反对 “跨越式”地进行社会革命。“新自由主义”在核心价值层面坚持个人主义和 “自由”，在基本原则层面坚持私有财产原则，在现实载体层面坚持市场为主体，在功能和支持群体层面坚持以扩大市民权利为基础。因此，“新自由主义”坚持的仍旧是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念。在消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合法性后，伯恩施坦接续的正是这一社会发展理念，在概念基本构成上，社会主义接续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脉络，使原本具有本质不同的两个概念合二为一。
在这一方法论和历史观下，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革命集大成发展的事物。这毫无疑问背离了唯物史观社会发展的 “否定之否定”理念，更是将社会主义限定在自由主义框架与西方文明的线性发展之中，这种社会主义只可能是自由主义的翻版、再版和改版，是对马克思主义解放层次的矮化。
第二，在内容层面，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无疑等同于 “新自由主义”。在渐进、线性的历史观下，修正主义服务的阶层只能是 “中产阶级”:扩大工人阶级的物质条件，使之不断上升为中间阶级。与马克思主义相反，伯恩施坦反对无产阶级的自觉联合，以及通过党的领导夺取政治权力开展社会革命，而是强调通过政治民主化和议会立法进行经济领域的社会改良，在 “团结、组织”等伦理价值观引导下，建构有利于中间阶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市民社会。
伯恩施坦的 “进步”同样包括两个内涵:一是社会进步，即社会财富的增加，产品的增加和技术进步，使社会利益得到极大发展，民主 “是社会进步的强有力杠杆”①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9页。 ；二是人的进步，在工人阶级中间不断扩大社会启蒙工作，走上 “有组织的进步的道路”，工人阶级的 “幸福和痛苦是和社会进步息息相关的”②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473页。 。因此，与这种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概念合二为一的意识形态中立化相对应，社会发展也中立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仅是制度而非社会发展理念的不同。在结构层面，修正主义的社会发展理念仅仅是包裹着 “社会主义外衣”的诸多资本主义社会理念的现实投射。
第三，在目标层面，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本质上建构了西方社会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进步”需要扩大到每一个社会阶层，这样才能使西方文明的发展不被阶级分化和冲突所消灭，不被资产阶级和商业文明的贪婪与享受所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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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岳嵩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因禅宗祖庭、道教洞天、儒学圣地、天地之中、五世同堂齐聚，形成以儒、释、道为文化核心，以宗教、武术、历史遗迹、地质山水和文化创意项目为代表的文化旅游产业体系。有学者提出登封市典型的旅游文化产业群[5]。
在解释修正主义公式时，伯恩施坦认为他并非否定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而是认为目的在现阶段无法预测，可以通过渐进改良逐步实现。但从社会发展理念的目的层面出发，修正主义明显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意义上的 “不预测未来社会”。
做法：1.先将面粉过罗，加30～35℃的水、鸡蛋、盐和成面团，当面团揉均匀后，饧放 30～40 min。
基于历史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史观中提出了社会发展的原则，这构成了社会主义概念的科学本质。社会发展需要从物的依赖 “进步”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从人的依赖向物的依赖转变，依靠的是生产资料 (土地)和劳动者 (农民)的分离，土地商品化和农民工人化创造了大量财富和剩余劳动者大军，为技术进步和新的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对外掠夺和战争，19世纪所谓中间阶级的福利进步，其来源正是霸权国家垄断政治权力和全球经济规则获得的超额经济利润① 参见 [德]于尔根·科卡、[荷]马塞尔·范德林登:《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反思》，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51页。 。英国正是第一个典型国家，其社会发展 “结果”具有的进步性，不代表手段和 “目的”具有正当性。马克思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看待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因此，既需要找到正当性的发展道路实现进步，更要通过经济基础的结构性变革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简单地用发展的进步 “结果”偷换其剥削过程，用英国社会发展的进步 “结果”偷换世界先发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掠夺，这无疑是伯恩施坦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伯恩施坦认为，在尚未发展到 “物的依赖”的国家，在社会和人的 “进步”意义上，都不具备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中立化在伯恩施坦的 “目的”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承认 “物的依赖”历史发展阶段不可跨越的前提下，他没有讨论发展到这一阶段的手段，而是将其基本元素，如个人财产权原则和私有制、市民阶层的利益、先进国家的内外剥削等，作为 “目的”本身。同 “新自由主义”一致，伯恩施坦的手段不过是修补 “目的”的工具，使 “目的”体现出进步性。他既没有探索在不同国家实现进步性 “结果”的诸多可能，也没有在先进文明国家寻找真正进步所需的结构性改革道路，更是回避了 “进步”的历史发展过程，粉饰了 “进步”的真实面貌。
对于有利于中间阶级的 “进步”目标，德国学者弗兰茨·瓦尔特曾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 “对于其核心群体，即专业工人的精英，是非常成功的。这一群体实现了社会主义所最终关心的物质富裕、教育和文化参与、参与公民社会和被认可”“他们发迹了，是德国新的当然也是自由主义的，肯定是更加合群的、更少偏见的统治集团的一部分。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核心群体不再站在与资产阶级社会敌对的反对派立场上。在这个意义上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当然也不再是左翼的，甚至不再是社会主义的运动”“领导人的地位升迁了，现在说着另一套话语，衣着更好更贵，喝着葡萄酒，而不是啤酒了，住房更加精致而且位于市中心。因此，作为共同主体的其余无产阶级和次无产阶级崩溃了”② [德]弗兰茨·瓦尔特:《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重庆出版集团2008年版，译者序言第2－3、5页。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 “中产阶级空心化”现象，如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在土耳其、波兰等国家，更是出现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世界范围内也呈现出精英与大众的对立。从历史上看，这不过是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带来的福利衰退和 “进步”消解的又一次后果，是繁荣与危机的不断循环在社会阶级结构层面的表现，也无怪乎社会民主党再次拾起了 “进步”大旗。因此，从本质上看，“进步”的社会发展理念不仅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更无法实现其初衷: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实现人类的进步发展。
作者简介: 来庆立，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上海200020)。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 “社会主义道路之争的历史考辨”(2017EKS002)。
(责任编辑:聂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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